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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第三章 斯大林与立三路线

张国焘

斯大林的独裁权力日渐膨胀的结果，共产国际完全变成了他的御用机构；这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及其后尤为显明。共产国际初期的理想主义是褪色了，它为苏俄的需要所左右，它对中共的领导，更是随着莫斯科的政治气候而摇摆不定。我前面所说过的罗明那滋与鲁易门，在中国的蛮干行为，和米夫顽强的控制中大和中共的手段，都不是个别的偶然例子；而是斯大林主义的构成部分，甚至后来的立三路线虽为斯大林所反对，但事实上也是由斯大林的蛮干作风所诱发起来的。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揭幕；主要议程是：(一)世界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二)殖民地问题；(三)共产国际的党纲等。大会的公开主持人是被斥为右派的布哈林，他担任第一项议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共产国际的党纲草案，东方部长枯西宁则为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人。斯大林从未出席这大会，但却在幕后操纵一切。 　　我是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之一。在中共第六次大会闭幕后，我搬到莫斯科市内一个代表招待所居住。中大等校的中国学生川流不息的来访问我们这些代表，彼此异地相逢，特别亲切，其中有些还是我的患难之交。我的住房里挤住了八个人，谈话虽不方便，但他们仍设法告诉我一些莫斯科的真实情况。 　　曾有朋友说，现在的莫斯科已今非昔比了，斯大林支配一切，任何人发言如果与他的话稍有抵触就是异端。也有人说现在共产国际主要是反右倾，布哈林被视为右派，已经失势了。外间传说我是布哈林所支持过的，因而也是布哈林的右派。甚至有朋友要求我在这次大会中，不要表示任何意见，以免惹是生非。 　　这些留俄学生认为托洛斯基色彩万万不能沾染。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的十周年纪念日，托派曾在莫斯科散发反俄共中央领导的传单，曾被俄共中央判定为反革命的行为。从此，托派再也不是党内的一个派系，而是反革命的集团。托洛斯基本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因托派嫌疑被捕的人为数甚多。他们曾以中国问题来攻击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的错误，如果现在有人再认为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领导有关，那就难免有托派的嫌疑。 　　另一位熟悉德共情况的中国同志向我说到共产国际在欧洲的活动是失败了，德共所受共产国际之蹂躏情况，不下于中共所受到的。德共由李布克拉西组织起来的“斯巴达团”那些老党员，都受到排斥，现在德共书记泰尔曼，领导能力不足，惟斯大林之命是听；曾在中国主持广州暴动的鲁易门是他的惟一灵魂，也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的打手。鲁易门虽为德共老同志们所瞧不起，但在这次大会上，他要起重大作用。因此，我的这位朋友认为我是鲁易门的对头，要我小心防备他的袭击。 　　朋友们这些话，引起了我的诧异。我怀疑人们在表面上都拥护斯大林的领导，而暗中却有许多不满，难道共产国际真的变质了吗?这些窃窃私议之由来，是独裁制度的结果，还是私议者的偏见呢?当我在大会中体验了几天之后，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话，并非无的放矢，而是现实的写照。我的同志们向我忠告，出自于不计利害的友谊情感，在我个人来说弥足珍贵! 　　我经常出席大会，耐心听取经过翻译的冗长的报告和发言。如果遇着有重要人物发表演说，会场就挤得满满的，否则，出席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多数代表往往离开议席，在会场周围的宽大走廊或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踱来踱去，东一堆西一堆的，细语聊天，或者放言高论；有时，我也间或侧身其间。 　　大会情况的不健全，实是我所少见的，会场内外的气氛迥然不同，除大会在正式举行外，会场外尚有许多小会在进行。而那些小会，因为有斯大林的势力作怪；比正式大会还重要得多。大会内布哈林以俄共首席代表的身份发表动人的言论，受着会众的欢呼，但会场外则以罗明那滋和鲁易门两人为主角，他们一个是俄共代表，一个德共代表，顶着斯大林的招牌，作打击布哈林的活动。 　　布哈林代表俄共一致的意见，向大会宣称世界革命已进入了第三时期。所谓第三时期，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有一个革命高潮时期，被称为第一时期；由于西欧各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和西欧各国经济的复苏，又有第二时期的说法，这是以国际资本主义的统治获得暂时稳定为其特征的；现在这个稳定时期业经过去，开始了第三时期。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这种国际形势的估计，显然是共产国际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其实所谓资本主义发生总危机，资本主义各国矛盾加深，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和苏联在国际间的地位更形重要等说法，都不免言过其实。但这是斯大林脑海中的幻影，而且斯大林由这些想像出发，拖着共产国际和俄共急剧的向左转，这是以后几年共产国际和俄共许多史实可以证明的。当时布哈林似不完全同意这种夸张的说法，可是他为了尊重斯大林和俄共多数的意见，也就这样报告出来，平心而论，他不应该再受到挑剔，可是，他还是未能免于被清算的命运。 　　所谓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与战争时期，斯大林所担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也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布哈林除赞成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进攻，严加戒备外，也曾主张应当由苏联主动设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斯大林却不重视这种见解，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他除了在苏俄施展他的铁腕以外，并在国际上加紧反对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和“社会法西斯蒂”；在各国共产党内，更疯狂的反右倾。这就抹杀了各国的实际情况，似只有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个真实的共产主义者。 　　布哈林虽从未公开表示过他与斯大林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而且大体上还是迁就斯大林的。但罗明那滋与鲁易门对布哈林的攻击，却是有增无已，他们向代表们游说，指摘布哈林的某些话某些行动是右倾的，甚至赤裸裸的说，反右倾就要反布哈林。他们在代表中制造分裂，在那里甄别那一个是忠实的同志，那一个是布哈林派。他们强调斯大林的权力高于一切，任何不尊重斯大林的都是罪恶。他们这些活动简直是非法的和破坏性质的，也是远离共产主义的权力崇拜的表现。 　　我知道罗明那滋和鲁易门在中国一些胡作非为的事实，因而对斯大林也有不满之感。我觉得这两个宝贝居然是拥护斯大林的健将，足见斯大林手下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人物，我讨厌斯大林的玩弄权力，为所欲为。我惋惜权力主义将毁灭一切，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道德，以及党内民主的原则均遭受蹂躏。 　　然而，我明白我并无回天之力，而且我很易于受到攻击，我只有采取消极的防御态度。在大会举行的头几天，我曾用这种态度挡住了鲁易门对我的挑衅。鲁易门将我看作是中国的布哈林，曾找我作过一次试探性的谈话，他说了一些惋惜在中国没有机会和我见面的客气话之后，便问我是否愿意与瞿秋白合作，共同去反右倾，我回答他，我对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暂时不能表示什么意见，至于中共内部问题，已由中共六次大会解决，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我是拥护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的，如果有人反对这个决议，那我可能给他一个反击。不过我不挑战，只是应战，鲁易门明白了我的意思，也就没有在大会上发言攻击我。 　　罗明那滋和鲁易门的活动是令人侧目的，其他的代表们，包括其他的俄共代表在内，大都持稳重态度，所有发言，多系就事论事，不去播弄是非。曾有一位我不认识的某国代表笑着向我说：这两个宝贝，是斯大林的打手，专门制造纠纷。也许是由于这两个宝贝的活动太离谱了，后来他们先后都为斯大林所唾弃。 　　这次大会的决议是根据第三时期这个根本看法而制订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造成的灾害，不亚于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在中国，这在德国问题上，尤为显明。当时德共书记泰尔曼曾出席中共代表团的会议，发表一篇冗长的演说，企图说明共产国际和德共政治路线的正确，他曾指出德国是资本主义统治矛盾的焦点，德国内部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剧烈冲突，在国际关系上，又有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多种矛盾；因而认为德国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阻碍着革命的发展，如果德共起来积极反社会民主党和党内对社会民主党的妥协倾向，德国革命将很快的获得胜利。 　　我曾向泰尔曼提出质问，表示他并未明白指出德共的势力究竟已壮大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证明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权被推翻，就等于德共的胜利。泰尔曼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详细置答，却以惊奇的眼光盯着我，也许他觉得我与布哈林的见解如出一辙。     　　其实，事实我并没有与布哈林交换过有关德国问题的意见，我的这些疑问，只是根据我的直觉。可是后来事实证明，泰尔曼的看法是错了，德共反社会法西斯蒂的政策，无异替希特勒铺平了统治德国的道路。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反共反苏联的政策，这些显然是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政策失败的明证。后来，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不得不改采人民阵线反法西斯蒂的策略，也无异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的悼歌。 　　瞿秋白不满意布哈林对他的盲动主义的批评，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企图乘势翻案。中共问题原已在它的六次代表大会中获得解决，并经以正式文件报告共产国际，布哈林在共产国际这次大会的发言，曾说到各国共产党在第三时期的新形势，主要是反右倾，只有中共是个例外，它应继续克服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曾起而反驳，认为中共盲动主义并不严重，而且已经克服了，目前在中国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同志不敢坚决与蒋介石统治作斗争，是当前主要的右倾危险；因而在中国也同样要着重于反右倾。 　　不待说，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支持瞿秋白的见解，此外，不少斯大林的追随者似也觉得在反右倾的高潮中，居然有个例外，未免有些煞风景，甚至也有人觉得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布哈林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决议，可能有右倾的私货，因而共产国际虽批准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仍决定将中国问题交由东方部重新予以检讨。 　　大会闭幕以后，东方部经常举行会议，讨论中共问题，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个主要支部，自然受到重视，东方部和西欧局是共产国际两个重要的组织，它们分别主持所属各支部的政策拟订工作。然后再由共产国际主席团或秘书处核定。 　　当时的东方部自然也是在斯大林势力控制之下。支持布哈林主张的人已经没有了。任部长的芬兰人枯西宁是共产国际一位重要理论家，他曾拥护过布哈林的主张，当时正忙于洗刷他所沾染上的色彩，遇事不敢作主。任枯西宁主要顾问的沙华洛夫，原是季洛作夫的亲信，曾任东方部长，他之所以再度成为东方部的红人，似是斯大林认为在反布哈林的右倾中，这个被处罚过的左倾反对派，还有利用的价值。还有一位顾问是匈牙利籍的理论家马加尔，曾著过《中国农民问题》一书，强调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共产方式的说法。与官方在这方面的理论，颇有出入。他们多不愿卷入纷争里面去。至于任东方部之下的中国部部长的米夫，则谨守着斯大林的立场，不敢有所主张，我们曾目之为“官僚”。其实，在独裁制度之下，个人虽具天才，也是无由表现的。 　　瞿秋白和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瞿秋白获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兼秘书处的秘书，我则被选为候补委员及候补秘书。我们都可以经常参加东方部的会议。尤其是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更非我们到场不可。 　　最初是瞿秋白向东方部提出了有关中共问题的意见书，主要内容是说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因此，中共应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中共要和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着重于反右倾的主要危险。 　　我觉得我应该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要让盲动主义再抬头，因而也提出了与瞿秋白针锋相对的意见书，我说明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并无立即到来的迹象，更因中共所受到的惨重损失，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反被推迟了，应遵照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积极争取群众，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情绪，决不可让盲动主义复活。 　　此外，中共驻农民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也写了反对瞿秋白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书，他除表示中共应继续克服盲动主义的倾向外，进而指出那些盲动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不了解反对富农的重要，反而犯着主张联络富农的右倾错误。王若飞这种见解，显然比我更进一步，企图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一股脑儿集中在瞿秋自身上，曾使瞿秋白大伤脑筋。 　　我们为了这些不同的意见，反复辩难，相持不下。瞿秋白诬指我认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遥遥无时，正是右倾的思想。我则平心静气的答以我是维护六次大会的决议，不要毫无理由的任意更改；所谓中国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的主张，究竟有何根据，似应首先予以证明。 　　这个争论在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都曾不断的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还是不能作具体的解决。东方部的要人们都或多或少的表示并无充分理由来修改六次大会的决定，但又不愿直接否定瞿秋白的主张，当瞿秋白喋喋不休的发表反右倾的高论的时候，枯西宁曾讥讽的说：“我看中国同志似乎每人都同时有左右两个倾向。”我当时即觉得这句话也许适用于中国同志。一般说来，东方部的要人们不愿在左倾与右倾这个问题上纠缠，大多就南京政权占有北京后的前途①、亚洲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以及富农等问题，作理论的阐明与研究。 　　在东方部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枯西宁曾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的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将东方部讨论这个问题的全部记录，统交这个三人委员会处理。枯西宁这种作法显然是放弃了东方部的职责，推给斯大林去直接处理，也许是他另有苦衷。从此，东方部的会议，也不经常举行，对东方各支部的指导改采个别处理的方式，这似是对讨论中国问题引起了麻烦，而加以改变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约我和瞿秋白去会谈，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与斯大林直接商谈中国问题。那天晚上九时，在他那间陈设很简单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我们则与他隔着桌子对坐，他不断的抽烟斗。开始时他问了一些有关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形，对我们很亲切，表现了他那老于世故的态度。 　　接着斯大林问我们：像宋庆龄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城市的街上，遇见一个共产党员，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原来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后，来到莫斯科，正遇着中山大学在进行反国民党运动，她参加过几次这个学校的学生大会。有些大学生的发言曾批评过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作法，为她所不满，并曾公开表示抗议，因此，斯大林才提出这一问题。 　　我直率的回答：“我看不会的。”接着说明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而且确是热烈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人，她对过去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政策，曾表示过信守不渝；对南京那些军阀政客，公开背叛孙先生的理想和主张，更是厌恶②。虽然她在莫斯科曾有过不满我们的表示，但不会因此跑到反共的极端上去，退一步说，她也受着中国孔夫子道德观念的影响，不至于在街上捉拿共产党员的。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所担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我告诉他：“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我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告诉他陈独秀在中共六次大会以前，还希望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改善关系，他之没有来莫斯科出席大会，也并非是表示决绝。不过，最近他的反应如何，我则不得而知。他从前确有能力办一张像样的报，但他做了这么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的社会关系早已断绝了，现在似乎没有人敢于支持他办报。在我们看来，他也许不再追随共产国际。但一般人看来，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著名共产党员，因此，他之不能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很显然的。至于他是否真有另树一帜的打算，也还是一个疑问。我和斯大林的谈话，都由瞿秋白翻译，他一直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这时斯大林转问瞿秋白，对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反对或补充的话，瞿秋白大致表示赞成我的意见。斯大林的神情，似对我的意见颇为满意，也许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共今后的决策有重大的关系，因为前者的答案，表示中共还有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同盟者，后者的答案，表示陈独秀并不能在中国作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力活动。斯大林之没有否定布哈林所说的，中共将来仍须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说法，和没有指示中共加强反右倾，其原因或许即在于此。 　　瞿秋白把话题转移过来，径向斯大林报告了一些东方部最近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的大要，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予以指示。谁知斯大林却淡淡的回答说：我认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够了，现在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使瞿秋白反右倾的调子，不能不大打折扣。 　　于是，斯大林转而表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应首先学习马列主义，他眉飞色舞的叙述他少年时的故事，瞿秋白在那里听得出神，顾不得翻译给我听。斯大林大体说到他少年时，在穷乡僻壤中，过着极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二岁的那一年，才得到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册，他如何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偷读这本“圣经”。后来又如何千方百计找到《资本论》的第二三两册，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他花好几年的时间，熟读这些书籍，才真正的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们经过三小时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颇具风趣的现实主义者，并不如外间想像的那样狰狞可怕。可是，他的演绎逻辑是够冷酷的，任何人对共产党一有不满的表示，就会被目为反共，在街上见着就可能要抓人，即对多年共过患难的同志，也不例外，像陈独秀这样的老同志，如有不满，也被认为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心理变态，也许是过于自卑。 　　几天之后，斯大林的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其内容说明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不可过分估计新的高潮的迅速到来，因而要中共中央继续执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各点。东方部又依据这个指示信的要点，就中共苏维埃区的经济问题，对待俘虏问题等，分别作了单独的决议和指示。如经济问题，反对当时苏维埃区域强迫订定物价的办法，主张随市场价格的变动，予以适当的调节，对俘虏要采取优待办法，刘土匪要采取尽量争取的方针，这些，都是米夫和中共代表团的共同作品，对于后来中共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斯大林对中国问题虽仍能持较稳重的态度，但对俄国问题则一意孤行。他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之下，锐意发展重工业，不顾一切条件的限制，企图在短期内使苏俄由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家，变成强大的工业农业国，他那时正由反托洛斯基主义和反布哈林右派的运动中，形成个人独裁的无上权威，他的粗暴的蛮干作风，也风行于各国共产党。 　　就俄国问题上看来，斯大林较之托洛斯基，不仅他是俄共的正统，而且他的主张也是当时所需要的，并得着较广泛的支持。他的胜利是在反托派的斗争中奠定起来的，从此俄共中央权力大为加强，斯大林也可以为所欲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斯基、季洛维夫被开除党籍，托派秘密小组织被宣布为党外的反革命的组织，一九二八年九月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托洛斯基，又被驱逐出国，在反托派斗争的过程中，俄共内部就养成了压迫反对者的狂热，这在反布哈林右派的时候，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中，真理并不一定在斯大林方面，当时，布哈林等似从未获得机会公开表示他们的见解，即就俄共中央所发布的一鳞半爪的公告来看，也不能说明布哈林真正有甚么可指摘的错误。 　　据俄共中央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征购粮食问题，于一九二八年春向俄共中央提出要挟性的辞职，被视为罪无可逭的行为。一九二八年是苏俄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俄共中央因建设资金短绌，粮食不足等因素，实施紧急征购粮食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以低价强征一般农民的粮食，并在乡村中组织贫农委员会，实行没收富农粮食。这件事曾使农村骚动，一般人认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复活。而斯大林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不能不这样做的，布哈林等三人则认为这会妨碍建设的进行，因而提出辞职，作为抗议。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俄共内反布哈林右派的斗争日甚一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布哈林再没有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了。莫斯科遍传反布哈林的声浪，却听不见答辩的声音。俄共的传统，反对派原是可以公开辩护的，甚至反对派可以向共产国际控告俄共中央的多数派。可是到了此时，这种种权利完全被斯大林剥夺了。布哈林没有任何回答的机会。 　　一九二九年初我曾列席俄共中央扩大会议，充分领略了这种滋味。莫洛托夫代表俄共中央发言，他用坚决的语气，表示要毫不留情消灭右派。由反右派发展到消灭右派，自然是一件可怕的事。布哈林、托姆斯基不知为了甚么理由，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只有李可夫在大会中发言，表示尊重斯大林的领导，毫无违抗之意，他和其他的同调者不过是想修正一些实行中的偏差而已。虽然如此，布哈林等仍是受着严重的处罚，后来，竟因此丧失了生命。 　　俄共中央所宣布的布哈林的右倾主张，有下列各要点：一、减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增加轻工业发展的比重；二、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减轻战争的威胁；三、苏联境内的阶级斗争，不应该日益加剧，而应该逐渐降低。 　　斯大林恰恰相反，认为减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会使受着战争威胁的苏联，束手待毙，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他主张竭尽一切力量，加速重工业发展，要求全国人民扎紧裤带，不要幻想轻工业供应的提高。他不相信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可以改善，甚至不愿采取一些措施，增进与它们间的贸易。他认为苏境内的阶级斗争确是日渐加剧，因而主张雷厉风行的用政治手段来反富农，和在党内进行惨酷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斯大林这种政策几乎使苏联濒临灭亡的境地，他强迫实施农业集体化，由反富农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这个惨绝人寰的政策，使苏联的农业三十年来一蹶不振，他接二连三的实行大清党，不仅许多老党员被杀，而且使苏联的国力大受损伤。如果不是希特勒自掘坟墓，四面树敌，苏联在第二次大战的命运，可能是很悲惨的。 　　当时莫斯科的政治气氛确是使人窒息，斯大林强调反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惨酷而毫不留情的斗争，不仅要打击政敌，还要根本消灭反对者的生命，他又强调反对对左右倾的调和态度，任何人言行不慎，都可能被指为调和派，他更进而反对所谓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和口是心非的暗害者，任何忠诚的党员和奉公守法的人民，都可随时被指为两面派或暗害者，恐怖笼罩着整个苏俄，斯大林所直接指挥的特务机构具有无限制的权力，这样任何人讲话都得找着斯大林的言词作根据，否则就有莫大的危险，所谓“偶语弃市”的话，又出现在二十世纪的苏俄! 　　我在上面说过的中山大学的斗争和清党运动，就是在斯大林这种作风之下发生的。我曾参观过对工业党要犯的审判，我觉得至少有些工程师们，是因工作上的过失，而被判为暗害者。我也到过农村参观集体农场，考察过反富农的斗争，反宗教的斗争等等的实况。我想起我们在武汉时期有过的一些农运过火行动，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六次大会后的共产国际，反右倾成为最主要的节目。在反右倾运动中，反对德共右派和对右倾的调和派和美共中央多数派，算是较重要的事。此外，在一次共产国际的扩大会议中，枯西宁表示因为他对俄国情况了解得不够清楚，曾在一九二八年夏季，赞成过布哈林右派对俄国问题的主张，深感后悔，并声明此后无论对情况如何不了解，也绝对拥护俄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正确主张，不敢有所怀疑。枯西宁这些话，也许是出之于不得已，但我当时觉得他这样甘愿盲从，简直是荒谬的，我也想到枯西宁这几句话是意味着共产国际的独立性早已不存在了。 　　李立三得着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励，也在中共内依样画葫芦的干起来，他开除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以请共产国际纠正蔡的右倾错误为理由，将蔡送到莫斯科。李立三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指斥蔡和森老是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准备群众力量，他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了右倾的错误。 　　这件事确是反右倾的怪现象。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之不免啼笑皆非，他们觉得李立三的做法是过火，也许还觉得在中共中央应受处罚的，不该是蔡和森，而应该是李立三，但在反右倾压力之下，他们似又觉得不便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们无言的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这就助长了李立三的盲动气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来到莫斯科，他保持极度缄默，不愿表示任何意见，也没有向共产国际作任何的申诉，仅要求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他也绝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谈论中共内部的事，甚至不轻易与人来往，终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于字典，埋头读书。我觉得我责无旁贷应为蔡和森作不平之鸣，但他却反对我这样做，甚至声言如果我这样做，他将指斥我无事生非。 　　从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许他觉得在目前汹涌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为右倾，都会或多或少的倒霉，那里还有甚么道理可讲!任何申诉都于事无补。我明知这样消极，不合道理，但客观环境，确是如此，只得作罢。 　　共产国际主席团和秘书处每次开会都发给我一些文件，通知我按时出席，我常借故请假，就是前往出席，也从未发言，蔡和森事件发生之后，我更显得意态消沉。这样，我自然使人认为是反右倾不够积极，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尔格终于来质问我，为甚么不常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不发表一些反右倾的言论?我告诉他，蔡和森的事我是应当发言的，但我终于保持了缄默，避免在反右倾中来唱反调，其他的事有瞿秋白发言，也就够了。我猜想他一定将我的话转告他的上司；但此后也没有甚么下文。 　　当时，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对外国同志还算宽大一点。共产国际首脑中，也有些人不原任意给人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我的处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对共产国际有过不满，反右倾又不够积极，但也有人觉得中共将来还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过盲动主义的委屈，因而不愿对我多施压力，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中，我避免了许多麻烦。 　　瞿秋白当时的处境似乎比我还要苦恼，不仅米夫和他作对，而且反右倾的火也燃烧到他的身上，他一直自认为奉行共产国际的意旨，可是是非总是跟着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至当前的右倾等等祸害，他都沾染上；这使他不无危惧之感。他似觉得中共党内的纷争还不算严重，莫斯科的斗争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经过鲍罗庭的疏解，他和我意见上的距离，逐渐缩短了。 　　不用说，米夫的一举一动是以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颜色为转移的。他似乎觉得莫斯科正在反右倾，中共就不能专反盲动主义，莫斯科在反富农，中共也就不应例外。他不理会像蔡和森这类严重的事件，却锐意去找中共领袖们的右倾毛病，他根据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联络富农的话，同时瞿秋白也有联络富农的主张，认为这就是他做反右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鲍罗庭不满米夫所为，他们两人的出发点也许不一样，但一致主张在中国不但不能反对富农，甚至有时还要推行联络富农的政策，瞿秋白以为如果强调反富农，将使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基础缩小，可能招致失败的危机。 　　那时困居在莫斯科的鲍罗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愿谈现实政治，但为了中国的富农问题，却卷入了争论的漩涡中。我是鲍罗庭那间大客厅中经常的座上客，我们在中国所建立的友谊，使我们的谈话不拘形迹；他谈笑风生，娓娓叙述我国的民间故事，也常陪我下棋，虽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鲍罗庭熟悉国际政治情况，对中国问题，仍保有武汉时期的观点。他透露出他对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并无信心，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漫无止境，他设想斯大林终有一天会回头要中共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重新结合起来，反对外国的侵略。因此，他觉得此时要中共强调反富农是不了解中国问题的错误想法。 　　鲍罗庭表示了他反对米夫的见解之后，向我直率指出我和瞿秋白的合作极为重要。他不赞成瞿秋白的左倾作风，并曾劝告瞿秋白改正过来，他相信瞿秋白不会再反对我。后来事实证明瞿秋白确实改弦更张了。我和瞿秋白之间，虽没有完全恢复初期水乳交融的友谊，但他确不再向我进攻了。 　　米夫曾召集一次中国问题的会议，请鲍罗庭就中国富农问题发表演说，在我看来，鲍罗庭那次演说不算精彩。他站在扩大中国革命基础的立场上，主张联络富农。他的措词吞吞吐吐，似不便露骨表示不赞成中共现行的苏维埃政策，这样一来，就显得难于自圆其说了。 　　米夫就利用这个机会施展他的手腕，他一面批评鲍罗庭的主张，认为是矛盾多端的落伍论调；一面偷梁换栋的将中国富农解释为半封建性的阶层，把反富农的范围缩小，认为雇用一两个佃农的富裕农民，只能算作富裕的中农，不应予以反对。并认为富农多半是除了自己雇用劳力耕作外，还出租土地给人耕种，这样就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显然居于优势。苏联正在加紧对富农进攻，因而共产国际的人们，觉得中共也推行反富农政策，是天经地义的事。瞿秋白却与米夫对抗，认为富农主要是剥削劳动力，米夫的富农界说，不合原则；而且当时的中国，也不应强调反富农，他们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  　　我当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曾劝告瞿秋白不必坚持。我曾向他指出中共的现行政策，是平分土地，那就不得不反富农，否则，就要将全盘政策予以检讨，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关于富农的界说，是次要的问题，也许就由于我的劝告，瞿秋白才勉强同意了米夫提出的决议书。 　　富农问题的争端，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米夫一伙更多方攻击他，指他联络鲍罗庭和其他不满共产国际的分子，互为声援，不忠于共产国际。米夫对于我的不介入态度，也满怀愤恨，他攻击我以前曾不满共产国际，反右倾又不积极，如今在富农问题上，不仅态度嗳昧，而且与瞿秋白暗中妥协，显然也非共产国际所能信赖的分子。由于这个争论的发展，中大学生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夺取中共领导权的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们和米夫为了富农问题，已经有了争论，而中大学生斗争的问题更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恶化。我和瞿秋白等都愤恨米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是自私自利之徒，不为中共的前途着想，只知拿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排斥异己。我们也有点藐视米夫，认为他不过是十月革命后的新官僚，竟敢拿着鞭子，对我们这些筚路蓝缕缔造中共的人们，装腔作势，那是我们非反对不可的。 　　以上所述在莫斯科的一切，影响到中共内部，酿成不断的纠纷，最显著的是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发展。 　　凡不择手段打击他人的，往往就是搬石头打自己脚的人。这在李立三事件中也表现得很明显。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由于莫斯科默认了蔡和森事件，李立三因此更为得势，他觉得自己的见解已为莫斯科所正式承认，于是他将一九二八年底斯大林亲自草拟的那封指示信，视同废文，接着莫斯科还要他加紧反富农，似又进一步坚定了他左倾蛮干的信心。 　　李立三舞动着他那把斗争的剑，向四面攻击。继蔡和森之后遭殃的是陈独秀先生。李立三也许自负是无敌于中国了，他的剑锋又指向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起初是指德国籍的两个代表为右倾调和派，接着他的刀光剑影又落在米夫的头上，他对米夫在政见上虽无显著的冲突，但对米夫所卵翼的陈绍禹等人，则视为是右倾的敌人，不客气，给予打击。到了最后，图穷匕见，他竟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他所要反对的右倾对象。 　　一九二九年八月起，陈独秀先生连续向中共中央表示出他的托派态度，他反对中共中央在没有革命高潮的情况下，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行动口号，主张此时应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③。十一月中旬，李立三中央开除了陈独秀先生的党籍。十二月十日，陈先生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表示拥护托洛斯基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莫斯科立即批准了这个开除的决议，并嘉奖李立三这种维护共产国际的作法。 　　陈先生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形恶化；他之不满中共李立三的领导也日甚一日。托派重要分子刘仁静从莫斯科回国，虽与陈先生的政治见解接近，但又觉得他是著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应加入托派。据说当时流亡到了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曾批评刘仁静这种态度是幼稚的表现，曾致函陈独秀，对他加以推崇，欢迎他合作反斯大林主义。这样陈先生才正式加入了托派，陈先生当时虽有不少的追随者，但因托派那些左倾空谈家，并非实际行动的能手，他们之间还分成许多小的派系，即以陈先生的声望，也未能挽回托派的颓势，所以他们在中国终于没有甚么成就。 　　李立三顺利的解决了“陈独秀的反党事件”，似乎更为意气风发了。但他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的交恶，也随着展开。一九二九年夏季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是德籍两个著名的右倾调和派领袖爱维尔特和黑克尔特，他们因反对德共书记泰尔曼的领导，被共产国际判为右倾调和派，不准再预闻德共的事。 　　蔡和森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依然流露出盲动色彩，企图暗中予以纠正，便选派了两个右倾调和派做驻中国代表，以约束李立三的蛮干作风。此外共产国际这样做，也许有更多的苦衷，他们两人在德国和国际上都有相当声望，没有犯过甚么严重错误，却已遭受打击，似不能不予以抚慰。而且在任意斗争和任意惩罚的作风之下，有的已经倒下去了，共产国际不无才难之叹，于是戴罪立功的办法，乃成为必要了。 　　但这样做的结果，又种下了另一纠纷的祸根，共产国际派他们两人到中国去的时候，曾授予全权，设法纠正李立三的偏差，同时，共产国际又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说明这两人在德国问题上是右倾调和派，但希望中共中央能与他们两人和谐合作。这又给李立三一种暗示，即这俩人也不能完全代表共产国际。当这两位代表与李立三发生意见参差的时候，李立三就凭借共产国际这个通知，不重视他们俩人的意见，甚至斥他们为右倾，不能代表共产国际。 　　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显然危机四伏，除了李立三的态度以外，我和瞿秋白在中大清党中，又被视为制造分裂的人物。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认为李立三不过是放大炮的能手，周恩来却握有实权，能左右李立三的动向。因而邀请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机宜。 　　周恩来于一九三○年四月间来到莫斯科(正是中大清党事件结束以后)，共产国际对他优渥有加，斯大林更是赏识他，认为他一向主管军事和情报工作，成绩斐然，他的能干和政治手腕都难能可贵。六月下旬，俄共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周恩来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受到会众热烈的欢呼。这不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国共产党代表，也很少受到过这种荣誉。 　　周恩来的莫斯科之行，收获甚为可观。他一方面与米夫相处得很好，并表示欢迎他去中国指导中共工作，陈绍禹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经由周恩来接洽，派回中国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同情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所受到的委屈，帮助他们解决回国工作问题。我那时正忙于学习，表示仍愿留莫斯科，他对我也表示相当的好感。这些都表现周恩来的应付才干，而为共产国际首脑们所倾服。 　　共产国际所期望于他的，是他能纠正李立三的偏差，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他也从未表示半分踌躇的态度，使共产国际信任他确是游刃有余。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也许这就是他特别聪明的地方。他仍旧一贯的推重于李立三和瞿秋白，不仅不纠正他们的偏差，有时还附和他们，使共产国际的期望又落了空。 　　国民党政权的不安定，也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国民党党内军阀的战争连续不断。南京政权统一全国之后，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九月有张发奎反南京的战争；十月有蒋冯的战争；十二月又有石友三与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战争；一九三○年春，蒋冯之战又发展为蒋与冯阎之战；这一幕一幕的战争，相因的又产生了工商业的不振，人民负担的加重，工农的痛苦加深，饥民的大量增加等等，酿成整个社会的不安。 　　当时，苏维埃运动获得可观的发展。一九三○年初，大小苏维埃区增至十九个，一九三○年五月间，工农红军增至十三个军，实力约为六万二千人，枪枝约为人数的一半。一九三○年七月间，蒋与冯阎之战白热化的时候，彭德怀所率领的工农红军第三军于七月二十七日攻下长沙城，占领了五天。这些事使李立三更为乐观，认为革命成功，为期不远了。 　　八月间李立三制订了一个全盘革命计划，重点是由中共中央发号施令，集中各地红军，再度进攻长沙，并乘势夺取南昌等大城市。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在李立三看来，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苏俄红军为中东路事件与东三省中国军队开火，那时中共曾极力支持苏俄，现在该是苏俄以实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 　　李立三这个计划为共产国际的两个德籍代表所反对。李立三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应本国际主义的精神，配合中国革命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将坚决反对，他忠实于中国革命，就不能忠实于不遵守国际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至此,立三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他无异向斯大林说：如果你只知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忽视国际主义，不支持中国革命，那你就是犯了右倾的错误。 　　李立三从此被视为半托洛斯基主义者，当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寄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于李立三的这套议论，为之大惊失色；尤其是要苏俄卷入战祸一点，表示愤慨，有的说：李立三是不是发疯了?他是不是日本侦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苏俄出兵满洲，正是苏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张无异是予日本军阀以占领满蒙，进攻苏俄的最好借口。有的说：李立三的主张比托洛斯基的还要坏得多，不过他还没有采取行动反对共产国际，至少也算得是半个托洛斯基主义者。 　　这份记录也显示了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的态度，瞿秋白讨论到李立三这个主张时，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只说反共产国际是严重的事，如果真要这样做，先得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瞿秋白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以说是赞成，也可以说是劝阻。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不了解中国人措词的习惯，认为瞿秋白是在助纣为虐，尤为可恶。周恩来也没有反对李立三主张，因而被共产国际很诧异的视为调和派。甚至有人说，看来整个中国支部造反了。 　　其实，李立三的谬论，是不足为怪的。当时斯大林的蛮干歪风，就是促使李立三向左狂奔的主要原因。斯大林既然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要求一切共产国际的支部服从他，如今他的徒弟李立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合于逻辑的发展。但共产国际似乎没有从这个活生生的事件中，获得应有的教训，李立三虽因此倒下去了，盲动主义依旧是中共内部的主要祸害。 　　李立三的异动给予陈绍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内抬头的机会。恰于此时到达中国的米夫，和那时已经回国的陈绍禹，立即里应外合的行动起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之下，反对李立三。陈绍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压抑，早就满肚皮冤气，现在有此机会，自然要磨拳擦掌。同时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也太失人心了，国内一班老干部，早已怨声载道，这就形成了米夫等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等留俄学生和国内一些原是支持我的老干部，合作反李立三的局势。 　　李立三的胡闹所造成的微妙局势，又促成了我的回国。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他立即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蔡和森表示无力负担这个任务，不愿回国。柏金斯基用激将法的口吻向蔡和森说，他和他的同僚都认为蔡是可爱的同志，既能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又能置身于党内纠纷之外，但与张国焘同志相较，负责的勇气则还有逊色。 　　蔡和森并未因柏金斯基的力劝，而改变初衷，他进而向柏金斯基建议，最好派我回国去。柏金斯基曾问他：此时派张国焘同志回国，是否适宜?蔡和森坚决回答：我保证张国焘同志必能本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完成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任务。 　　很久未晤面的蔡和森，突然来看我，将他与柏金斯基谈话的经过告诉我，向我说及由于共产国际有意要他回去，他有机会看到了一些机密文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知道李立三即将来莫斯科，但立三路线错误的纠正，仍须花很大的气力。现在党内大致有三派，一是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等当权派，仍然或多或少的执行过去的错误政策；二是陈绍禹等米夫派，企图脱颖而出，但苦于资望不足；三是何孟雄等老干部派，人多势大，但被目为右派，这班人支持我，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去。 　　蔡和森的话，有些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引起我的感触。我反问蔡和森拒绝回国的理由，并说：共产国际首脑们既不让我知道要你回国的事，以及中央的一些内情，他们会相信你的建议，信任我吗?蔡和森却撇开这些问题，径行劝告我说：共产国际要你回国去，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感谢蔡和森的盛意，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我对于回国的可能性，不敢作过高的期望。代理中国部长的马加尔曾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国际有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并不需要求助于任何中国同志。他这种傲慢态度，也许是故意暗示我不要作回国的打算。我在瞿秋白走后，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惟一代表，但这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我仍致力于学习，不问外间事；我也从未为反立三的事表示过兴奋的态度，对于蔡和森所谈到的种种，也未作任何表示。 　　我决定不放弃回国的机会，至于共产国际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国能有什么作为等问题，我认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气氛使我痛苦，我要脱离这个樊笼，到浩瀚的祖国去有所施展，不管将会遇着什么困难，甚至丧失生命，我也是不顾虑的。如果必要的话，我愿为此付出代价。 　　回国的代价显然是放下反共产国际的武器。共产国际所一直希望于我的，是我公开宣告我过去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是我自己的错误，而现在是不折不扣的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读者从上文已经知道我一直避免满足这种希望，事到如今，低头认罪，究系心有未甘。无言的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大事件的谴责，还可说是被迫接受，现在似是自动承认那不肯应承的过失，更不是味儿，只有回想列宁在其所著“左派幼稚病”中所说“遇着强盗不得不低头”的话，来自我解嘲。我当时要弄清楚的是我公开认错之后，在政治上要承受一些什么样的约束，这是要从头到尾考虑一番的。 　　向共产国际表示忠诚然后回国工作，似是我必须做而又无从选择的。我如果表示要留在莫斯科完成我的学习计划，那将被视为是避免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的托辞，而且显得有点乐不思蜀，将被指为留恋莫斯科，失去斗志。蔡和森曾这样做，我如学样，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如果只愿回国反立三路线，而不愿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那将立即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脱离苦海再说便成为较合理的结论。 　　从莫斯科看中国的动态，有类瞎子摸象。中国出版的报纸，莫斯科不易见到，那时没有广播，又很少人来往。我当时能够设想的是苏维埃旗帜已在中国南方一些边远地区树立起来了，其真实状况有待回国作再深一层的研究。立三路线所酿成的党内危险急待克服，一般同志的苦难急待解救，这些对我都责无旁贷。我过去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过和共产国际间的争执，事过境迁失去现实的意义。我大体上必须在、而且能够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既定政策下努力工作。因此我认定为了回国救党，个人受些委屈也是应当的。 　　我追思三次访问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简略地说我前两次短期观光赤都(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类唐僧取经外，还将苏联当作无产阶级的祖国，似乎觉得自己身属其中。那时我虽然有过若干不满，但总以为过失和偏差不能避免，而且可望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时候，大概不满心情积累得太多，数量变质量，我的观感便因而改变了。我再也不将苏联当作我的祖国，日甚一日的觉得自己身处异邦。我心目中的共产国际，再也不是什么世界革命大本营，而是斯大林鞭策各国共产党人的指挥所。 　　我于一九二八年夏来到莫斯科，苦恼虽然老是纠缠着我，但我一直以革命志士自比，强自振奋。我要利用流亡在外的机会，锻炼我自己，以便我将来返国，重振旗鼓。我日以继夜的阅读，既要研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又要对国际动态、苏联真相以及中国近况等等多方探讨，老是觉得头绪纷繁。我的生活简单朴素，也持身严谨。我与人交往，相当谦虚有礼，那种奋发图强的劲儿，也是不少的人可以感觉到的。 　　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最易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镜，我自始即注意研究。我所搜集的苏联现状的资料，倒也别具一格。可惜事隔多年，脑海中的俄国地名、人名和确定时间都已模糊，无法公之于世，因此，在本书中也就省略了苏联游记的描画。我认为俄国所发生过的种种，都有俄国的历史根源，富于俄国色彩。列宁主义很像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斯大林虽强调列宁主义的世界意义，但他比诸列宁，俄国气味还要浓厚些。 　　我自信对斯大林并无偏见，我还很原谅他，对他的作为每以善意去解释，我不以为他是国际共产时我所佩服的能干的统治者，有时痛恨他是残忍的独裁暴君。在我看来，不能因为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制，便去宽恕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即使独裁专政，也应有开明的作法。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思想中，宣扬王道，贬抑霸道，很有道理。作为政治家，执掌国政，为国为民定下切实可行的大政方针，那是起码的义务。如果利用独裁政制，滥用权力，不择手段，甚至残民以逞，那就一无是处了。 　　斯大林坚持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反对托洛斯基世界革命的空谈，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是值得赞许的。俄国那时候较为落后，以往又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吃过苦头；十月革命后，又亟须从废墟中重建一切。不论单独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亦非从事国内建设不可。因此从世界革命退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避免对外战争，相信国力迅速强大乃是自卫和进取的当务之急，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所应当作得出来的结论。 　　但斯大林性情粗暴，急功近利，反对布哈林王道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他过分恐惧外力侵袭，国人反侧，抱定“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之旨，制敌机先，确保胜利。拿他自己的话说，即是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他在俄共党内消灭托派和右派，反对主义运动的领袖，包括调和派、两面派；进行大清党、大清算；他又在苏联国内，消灭富农，清算专家军人，整肃暗害者；一切的一切，闹得天昏地暗。苏联没有因此灭亡，真是万幸之极。 　　斯大林缺乏国际知识，似是定论。他的那些第三时期——战争与革命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社会法西斯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武断想法。在他的淫威之下，共产国际内那些老成持重的人物，如柏金斯基、枯西宁等人，大多噤若寒蝉，不能有所作为；得势的多是小人，像米夫之流。读者只要回味一下斯大林在中国搞苏维埃，和我说及的米夫一些低级表演，就知道斯大林的胡作非为到了什么程度。 　　我的思想已由不满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某些作为，发展到厌恶斯大林的整个领导。我沉默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一切都要我回国去碰运气。我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后，可以完全遵守我的诺言，不再在过去的问题上批评共产国际；为了顾全大局，反对斯大林的思想也可暂不公开。但根据中国实况，来决定我的作为，那是无论如何不受约束的。 　　一九三○年十月中旬，柏金斯基约我见面，郑重的问我：如果共产国际决定派我回国去，我的反应如何?我回答：回中国战场上去与我的伙伴们一同奋斗，实属义不容辞。他欣然的说：那很好；我们相信你是一位好战士，但有一点我必须向你说：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不是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是会在紧急关头，像李立三一样，也反共产国际?因此，我们希望你有明确的表示。 　　柏金斯基这番话，自然是代表共产国际首脑们的意旨，并经过克里姆林宫大老板的认可的。他们鉴于九月廿八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三中全会，仍没有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中共党内纷争，依然汹涌，所以才要派我回国去。我本着愿付代价的心情回答他：我决在适当的场合，表示我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柏金斯基听了我这句话，紧握着我的手，表示满意。 　　十月下旬，李立三来到了莫斯科。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他来往，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短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他在国内采取过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只鼓励他安心的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又风流倜傥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苦无其事的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十一月中旬(约在李立三来后的三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立三路线，被指为半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高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的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没有实际作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使人叹服。 　　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的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诚的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我继伯拉昆之后发言，赞成伯拉昆的说法，认为要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绝不是容易的事。我指出我自己在国共合作时期及以后，对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曾有若干不满，这些不满多半是出于我自己的错误，最近一年在莫斯科学习的结果，我才认识了这一点。我愿与李立三同志互相鼓励，互相督促，更深一层去了解自己的错误，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尽自己所应尽的职责。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的检讨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我在会议上，算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接着，我就将发言的记录加以修正并署名，当作我承认错误，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声明书。共产国际对于我那次发言，表示满意，我回国的问题因而也获得决定。 　　在独裁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理多少有些变态。像我这样权宜之计，简直不算一回事。我曾遇见一些人，公开热烈拥护斯大林，但暗中又有很多怨言，这也许是独裁政治必然滋生出来的毛病。我的太太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工厂做工的时候，厂内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人们，时常公开高叫“斯大林万岁!”但私下里却向我太太说：我们的老板不好!这种情况，至今在共产国家中，似仍存在着。 　　我开始办理回国的手续，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我太太的假护照都办好了。在这段时间内，似乎我已恢复了我原有的地位，人们对我的态度显然有所改善。共产国际交通处长为我办理回国手续甚为周到；早与我有交谊的沙发诺夫这时不再避嫌，常与我滔滔不绝的谈论中国问题；主管中国事务的马加尔对我更是亲善。 　　在我动身的前几天，马加尔邀我在他家中共进晚餐。他的住房，小巧精致，颇有点西欧绅士家庭的派头。他向我多方解说：共产国际的任何人，对我不仅没有误会，而且很是器重；希望我回国去放手工作，挽救中共的危机，共产国际将充分支持。这样，我过去被人目为布哈林派，右倾调和派和中大分裂派等等的嫌疑，似是一扫无遗了。 　　临别马加尔还问我：你回国工作，还有什么困难和疑虑的地方?我想了一想，向他说：关于拥护苏联一点，究应如何进行?他回答说：我想，各兄弟党努力发展他们本国的革命，就是拥护苏俄的最好办法；如果将拥护苏俄当作一项单独工作来进行，将使资本主义者诬蔑我们是苏俄的第五纵队。我答复他：如果都照你这样解释，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马加尔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理论家，放言高论，有时如脱缰之马，任意奔放。也许就因为多言惹祸，据说他后来终于被斯大林清算掉了。他被清算的消息，曾引起我许多的回忆，也曾因此想起当时共产国际那些风云人物，如柏金斯基等,多数都不知下落了。这些人曾为世界革命，捧过斯大林的场，但终于又被视为乱叫的讨厌的乌鸦。 　　我行前的态度相当谨慎，从不流露出将有什么雄图，我以一个士兵自居，表示一切决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奋斗。也许就因为我这种态度，使我能顺利结束了我在莫斯科两年半的生活，重归我的祖国。 　　① 南京政权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进占北京。 　　② 宋庆龄那年赴莫斯科前曾在上海发表声明书(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同年九月六日在莫斯科又一次发表声明(两声明见宋庆龄著：《 为新中国奋斗)第八页至第十一页及第十四页至第十六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均曾说明这两点。 　　③ 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我的回忆（下）/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