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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

马永顺

习仲勋始终坚持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对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达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在我的日记里，曾记载着他这方面的不少指示、谈话和关怀。循其线索，追想往事，记忆犹新，感触颇深。 　　1959年初，我从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调到信访室，负责处理人民群众写给周总理和国务院的来信和来访，与习仲勋接触更多了，得到他的教诲也多了。他于同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主管机关工作，非常重视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信访反映的问题。我们送给他的重要来信《摘报》、来访《接见报告》和综合报告等，他都批给有关部门或有关省市处理，或者指示我们具体处理。他从不把群众的问题当“小事”，或者置之不理。 　　1959年春季，甘肃、河北、山东、安徽等省群众反映春荒严重的来信、来访增加，信访室派人作了必要的调查和了解，于4月中旬给习仲勋并周总理写了综合报告，提出建议召集有关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总理除将报告等材料用飞机速送有关省处理外，同时责成习仲勋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习仲勋对这个关系多数群众生活的问题抓得很紧，经过对报告重新修改，他决定通知与缺粮有关的11个省的负责同志于4月18日开会；同时请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农林办公室、粮食部、内务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 　　第一天，习仲勋主持会议听取各省汇报缺粮情况，分析缺粮原因。大家都认为由于浮夸而交了过头粮等原因，造成群众缺粮吃不饱饭，得了浮肿病。唯独安徽省的负责同志说他们省群众得浮肿病不是缺粮吃不饱所致，而是偏食(吃粮多)造成的。仲勋同志指示我们，当晚写出会议简报急速报送周总理。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与参加会议的同志共同研究解决办法。总理还将安徽省所说他们那里群众得浮肿病不是吃不饱饭而是偏食的简报，批给该省第一书记审阅，请予注意检查并酌情解决。 　　这一年6月，甘肃省的群众仍然不断来信反映他们那里缺粮严重，有的已经断炊。6月26日我把一封反映问题很严重的来信和随信寄来的一包他们充饥的食物经副秘书长杨放之看后送给习仲勋。他看了来信，又左看右看寄来的那包东西，手拿了一点，毫无顾忌地放到嘴里尝了一下说：“这哪里是人吃的?!”他的这一举动，说明他的心跟群众的心是真正相通的，令人十分钦佩。他说要向总理报告一声，马上派人去调查处理。第二天一上班，他把杨放之和我叫去，指派我带两名干部于晚上出发去甘肃省，会同省委、人委进行实地调查处理。他谈了下去需要注意的问题，并指示下去后要随时和国务院机关保持联系。经过近一个月的实地调查，并随时向省委反映情况，引起省上领导的重视。省委积极采取措施，从邻省调运粮食，使群众严重缺粮的状况得到缓解。 　　“大跃进”年代，有些单位有人不经劳动部门批准，在社会上招收工人，引起一些农村劳动力外流，影响了农业生产。中共中央和劳动部、内务部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停止招工。1959年春天，农垦部所属密山等农场(生产兵团)来京在社会上招收工人，引起四川、山东、江苏等省一些农村劳动力外流。信访室就此问题向国务院写了报告，习仲勋将信访室的报告报送周总理。总理批示农垦部处理。农垦部根据总理批示，急电所属农场，要求他们必须按照中央已发的停止招工指示立即进行检查，停止用任何形式收留农村劳力。接着，习仲勋指示秘书厅主管信访工作的副主任和信访室，专门请农垦部汇报了他们制止农场招收工人的情况，使这个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习仲勋为了发挥信访的作用，常以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办法，把刚刚出现的“萌芽”问题，及时提醒各地各部门注意。 　　1961年春天，群众来信、来访反映1958年“大跃进”时，有的地方对浙江新安江、河南三门峡、河北阜平等地水库区移民安置不够落实，有的地方没收了群众开垦的小片荒地，有的地方的公社和生产队占用、拆毁群众房屋退赔作价过低等问题。习仲勋把信访室写的综合简报作了修改后，以国务院名义转发到各省省委请他们参考，注意解决这类问题。这年7月，河北省有一个县由于合并县调整区划，引起群众纠纷。我们向习仲勋反映后，他指示我们以国务院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发至各省，请他们在划县时一定要注意走群众路线。 　　习仲勋重视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自然也就很重视保护来信、来访人的民主权利。1961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位领导同志给习仲勋来信说，国务院接待室不重视信访工作，接待人员指责新疆两个上访人反映问题不实，由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等。习仲勋把秘书厅主管信访工作的副主任和我找到他的办公室查问情况。我当时感到很奇怪，认为这两个来访人被拘留一定另有原因。经过了解，他们被拘留与接待室毫无关系。我向习仲勋报告后，他从来访人到京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出发，指示：“这件事与你们没有关系，但是也应从中引为教训。如果我们对来访人负责，就会注意到他们的食宿困难问题，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习仲勋的一席话，对我们是一次深刻教育，我们又同北京市民政局进一步研究了如何接济有困难的来访人在京食宿和返程路费问题。这个时期，有的地方扣留群众来信，追查、打击、迫害来信和来访人的现象比较严重。刘少奇主席作了详细指示，必须加强信访工作，严禁对来信、来访人追查、打击报复。习仲勋于2月8日在国务院召开了中央有关部门副部长及有关人员参加的信访会议。第三天的会上，除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龚子荣传达刘主席指示外，中监委、公安部等部门汇报了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习仲勋指出：“信访工作必须加强，要研究提出一些改进办法。”他指定党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同志，进行研究并向中央起草一个报告。 　　为了加强国务院机关本身的信访工作，习仲勋经常作具体指示，还和我们一起研究改进办法。他曾指出：“信访室要找一些例子，总结一下，加强信访工作。”“对反映情节重大的、普遍性的问题，还是尽可能查清楚，大部分问题靠下边处理。”秘书厅原来编印了一个不定期的《情况拾零》，既刊登各地方各部门公文电报中的问题，也刊登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的突出问题。习仲勋提出将《情况拾零》改名为《群众来信来访反映》，交由信访室主要刊登人民来信来访提出的突出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反映。他说：“信访室今后要对信访反映的问题经常进行排队，抓住重要问题给总理写一些简报。” 　　为了加强国务院机关信访工作，1961年6月，习仲勋得知信访室的干部由于工作量太大，经常夜里加班突击，有的人累病了，他极为关切。当时全机关正进行精简编制，他便决定把秘书厅其他单位减下来的人，增加到信访室，全厅编制可不增不减。这样，在当时便缓解了信访室干部的工作压力。在增加的人尚未来到之前，他还指示把来信分给秘书厅其他各单位帮助处理。 　　习仲勋不仅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关心他们的疾苦，而且对自己领导下的普通干部在政治上、生活上也是体贴入微。 　　1958年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国务院机关的干部踊跃报名。有一天，我见到习仲勋时，告诉他我已报名下去，他表示非常支持。他说：年轻人要到艰苦的地方锻炼，现在这个机会很好。下放干部的欢送大会、车站送行、下去看望、欢迎归来，他自始至终都亲自参加并讲话。 　　1月28日，国务院机关举行欢送下放干部大会，他讲话说：干部在办公室坐久了，容易患思想贫乏症，劳动锻炼是医治思想贫乏症的一种好办法。下去可以同农民交朋友，是增进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一个好途径。他希望大家下去要过好三关：劳动关、生活关、思想关。 　　1月30日上午，是我们离京的时候，习仲勋早早地来到北京火车站。当我们集体乘汽车到达火车站后，车站上出现了热烈激动的场面。送行的人群一下把我们团团围住，互相告别。习仲勋及副秘书长齐燕铭等握着我们的手一再叮嘱：要保重身体，同农民交朋友，好好锻炼。火车开动了，他们还向大家招手。这年9月，习仲勋又风尘仆仆，不顾长途劳累，专程来到陕西省蒲城县看望我们，见面后问长问短，详细询问我们在农村的情况，同我们一起照相。讲话中再次鼓励大家乘胜前进，坚持下去，取得劳动、身体、思想三丰收。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9月5日中午会餐时，他把我们叫去同他一桌吃饭，边吃边谈，他多次把好菜夹到我们的碗里，说：“多吃点，你们在社员家里吃不到。”足见习仲勋对干部的关怀。 　　12月，我们结束了劳动锻炼回到机关。12月30日，机关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习仲勋在讲话中说：你们满载而归，取得劳动锻炼的胜利，这是党的干部政策的胜利。你们要永远保持和发扬劳动锻炼中取得的成果。你们要保持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珍惜同农民建立起来的感情。 　　习仲勋对干部政治上的爱护和信任，更是使我终生难忘。1959年下半年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信访室的同志们响应号召，普遍进行了思想检查，还写了大字报。机关搞运动的有些同志认为信访室“右倾”表现严重，提出应列为斗争的重点。此事周总理、习仲勋知道后说：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要反映工作中的一个“指头”问题。因为总理和习仲勋的干预，才避免了把我们作为重点而受到严厉批判的情况出现。 　　也是在“反右倾”的时候，我们曾去调查过的甘肃省，有位领导同志向习仲勋反映，我们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要求把我们送去接受批判，消除影响。习仲勋对此未予理睬。这件事，他大概是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工作情绪，从未向我们提及过。后来该省有位同志告诉了我，我才知道。这再次证明，习仲勋一向是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具有政治上爱护干部，思想上信任干部的优良品质。 　　习仲勋同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在他们身上具体体现出来的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关心群众疾苦，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永远值得学习和珍视。 　　(作者系国务院原秘书厅信访室主任)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