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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陕西秦腔戏曲的振兴

李哲明

数十年来，习仲勋在中央和地方都十分关注秦腔戏曲的改革和发展。 　　“接办”易俗社 　　辛亥革命胜利后，有一批民主革命的学者创办了陕西易俗社，从1912年创始起到1949年解放，曾为秦腔艺术的改革作出可贵的贡献。解放后党和政府先后派田益荣、杨公愚到易俗社协助工作。1951年5月，易俗社向西安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接管的报告，获中共西安市委批准。7月13日，易俗社剧场举行“西安市人民政府接管易俗社庆祝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汪锋、西安市委书记兼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贾拓夫、副市长张锋伯等党政军领导及文艺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大会邀请习仲勋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的大会名称应更正一下。我看到会场横幅写的是‘西安市人民政府接管易俗社庆祝大会’，这个‘接管’不正确，应改为‘接办’，易俗社不属于反动团体，不能‘接管’，而应改为‘接办’。”当时台上台下热烈鼓掌，表示赞赏。“接管”、“接办”虽只一字之改，却肯定了易俗社在旧社会为秦腔的改良所做的努力，奠定了在新社会应有的地位，这表达了不同的政策界限。习仲勋接着指出：“易俗社在过去几十年，在秦腔的改进上做了许多工作，有过不少贡献，但这37年都是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要想改进秦腔为人民服务是做不到的，反动政府也不许这样做。解放以后两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才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易俗社在西北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是因为秦腔是西北人民，特别是陕西人民最喜欢的戏曲。因此，在西北秦腔应当受到特别重视。目前秦腔存在的基本问题是：过去演员生活没保障，四处流散，秦腔艺术无法提高，更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解放后，艺人政治觉悟提高了，但在艺术方面进步比较慢，对秦腔改革信心不足，希望秦腔界的老先生和全体同志，今后要克服困难，发动所有秦腔工作者，创作大量剧本，把新社会中的广大人民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以及各项生产建设中的丰富生活和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通过秦腔确切地反映出来，教育群众，推动他们更好地为新民主主义建设而努力。” 　　庆祝会后，习仲勋指示：易俗社由张锋伯领导，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并对张锋伯和杨公愚指出，易俗社应做好秦腔界的统战工作，把流落在社会上、生活非常困难的著名秦腔老艺人接到易俗社来，请他们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丧失生活能力的人接来养老，经费由政府拨给。后来，秦腔名须生王文鹏、名花旦安鸿印、名丑晋福长等人都被接到易俗社奉养。这些艺人来社后生活安定，精神饱满。他们满怀感激的心情说：“我们年老无依，在不能演戏的晚年，却得到政府这么好的照顾，共产党真好!”著名秦腔女演员孟遏云、肖若兰、宁秀云、赵桂兰等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也先后参加了易俗社工作，为秦腔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支持陕西戏曲演出团上京会演 　　1958年陕西省文化局决定成立“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并经省委批准。演出团由陕西省戏曲剧院的二团(秦腔团)及眉碗团和易俗社组成，原计划9月在京汇报演出。8月下旬，省文化局派演出团杨公愚、毕雨及秘书李哲明等六人先期赴京联系演出工作。行前副省长赵伯平对杨公愚指示，到京后先向习仲勋汇报演出团的演员阵容和剧目，争取领导的支持。 　　我们抵京后，当日黄昏即与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联系，请他向习仲勋汇报我们来京的任务，并请求抽空接见。当时，我们以为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日理万机，政务繁忙，什么时候接见还很难说。谁知当晚9时许，张志功来电话，要我们10点钟到习仲勋家，他要接见我们。杨公愚、毕雨和我三人旋即驱车前往。当时习仲勋正在国务院开会，让我们等他回来。深夜快1点了，习仲勋回来了。他走进院子第一句话便说：“你们这个时候来干什么?”当时我听了就发愣，心想，不是你让秘书通知我们来的吗?正当我在发愣时，又听到他说：“中央要在外地开会，领导都不在家，我也要去开会，没有人招呼你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习仲勋说的是剧团这个时候来北京，时间选得不合适。他向杨公愚、毕雨询问了演出团的组成情况，有哪些剧目，演员阵容怎么样。当他听到有新创作的剧目、有经过整理修改的传统剧目、有老演员和中青年演员，特别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能在各个剧目中担任主角，十分高兴。他说，一个剧团或一个剧种要争取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必须有两条，一是要有好的剧目，一是要有好的演员。他认为陕西的戏曲工作者已注意到这两点，这是很大的进步。他建议演出团推迟来京，要我们向省委汇报，然后由省委决定。 　　第二天，杨、毕打长途电话向副省长赵伯平作了汇报。我们又向北京市文化局作了解释，然后返回西安。 　　经陕西省委批准，文化局决定陕西省戏曲演出团于11月上旬赴京演出。毕雨和我于10月下旬先期赴京联系演出事宜。我们到京后即打电话给张志功，请他向习仲勋汇报。接着我们拜访了陕籍在京工作的领导同志，向他们介绍了演出团的组成、剧目和演员阵容，请求他们给予支持和帮助。紧接着杨公愚带着一批工作人员到京开展演出的前期工作。 　　11月9日(星期天)上午，习仲勋邀请杨明轩、汪锋、张奚若、张邦英、贺晋年、高登榜、荣高棠等老同志参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周举办的增产节约展览会，参观后即在展览馆(北皇城根)的餐厅便宴，杨公愚、毕雨和我也参加了。这时进京演出团总团团长罗明和副团长史雷及老艺人刘毓中乘火车到京，立即赶赴展览馆参加接见。宴前，习仲勋对大家说：“陕西剧团要来京演出，大家都很关心，但怎么演，怎么做工作，大家议议。”接着罗明简要地介绍了演出团的情况。随后老同志们纷纷发表意见。大家对剧团在京第一场演出，先演什么戏，给谁演，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先演秦腔，秦腔是大剧种；有的主张先演眉户、碗碗腔。习仲勋非常注意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他认为第一场应该先向中央文艺界领导作汇报演出，演出节目因秦腔有两个团，先演哪个团的戏，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还是先演碗碗腔的《金碗钗》。因为碗碗腔原是陕西皮影戏的唱腔，属于小剧种，现在由于陕西戏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为大戏，是一项大胆的革新，在音乐上也有很大创造和发展，是值得向文艺界领导汇报的节目。然后秦腔两个团分别向首都人民和中央党政军领导作汇报演出。他的意见经大家议论后，认为非常好，既在内部做到一碗水端平，对外又有一种新鲜感，表现了一种创新的精神。随后习仲勋和大家又对如何宣传，如何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看戏、写文章，如何向首都戏曲界观摩学习等，都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对演出团在京演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作用。一顿便宴，吃了两个多小时，大家在欢乐的气氛中告别。 　　次日，习仲勋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及国务院交际处处长张俊千来到文化部招待所剧团处看望总团同志。当他看到总团长等12人都住在二楼一间大房间内，办公、住宿、接待都在一室，吃饭还得上街买饭，认为这很不利于工作。他说，你们来这里，北京文艺界人士难免要来看望你们，你们怎么招待客人?刚才我上楼，楼梯摇摇晃晃，让人提心吊胆。我今天来前让秘书打电话给你们，就是打不进来，他们告诉我，这里只有一部电话，供招待所全体客人使用。要是各机关来和你们联系演出工作，没有电话怎么行?他当即问张俊千哪里有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可供总团使用。张说，前门宾馆房间、吃饭、电话都有，条件可以。习仲勋即让他领我前去前门宾馆联系。随后总团团部迁住前门宾馆，并在报纸上刊登了演出团的住址及两个专用电话号码，与各方联系极为方便，对以后在京演出获得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首场演出，是在中国文联的礼堂，剧目是碗碗腔《金碗钗》，为首都文艺界领导汇报演出。周扬、钱俊瑞、田汉、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到场看戏，演出得到一致称赞，认为能把皮影小戏搬上舞台，是一项大胆的创新，音乐优美动听，是一个成功的剧目。 　　12日晚，在国务院小礼堂演出秦腔《三滴血》，向中央领导汇报。朱德、周恩来、陈毅、贺龙、薄一波、罗瑞卿和习仲勋等亲临观剧。演出结束后，领导登台接见演员，祝贺演出成功，并合影留念。 　　15日起，演出团分别在各剧场向首都人民公演《游西湖》、《梁秋燕》、《赵氏孤儿》、《火焰驹》、《游龟山》等剧目。从此，演出频繁，每晚都有二至三场演出，成为首都人民文娱生活中的一件盛事。 　　24日，习仲勋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举行，由原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出面主持，邀请了数十位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艺术家与陕西剧团全体同志见面。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也应邀参加了盛会。会上，张治中首先致欢迎辞，对京、陕两地戏曲界同志在首都交流戏曲艺术，表示欢迎和支持。随后钱俊瑞、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均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习仲勋讲话，勉励演出团同志一定要好好地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向首都戏曲界虚心学习，并希望首都文艺界的前辈抽空看看演出团的戏，给予他们指导和帮助。对他们的不足之处，要批评，也可以写文章批评嘛!招待会上，大家热情畅谈，交流经验，气氛十分融洽。 　　嗣后，欧阳予倩、梅兰芳、田汉、曹禺、马少波等人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盛赞演出团的剧种、剧目和演员。这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央各部委纷纷邀请剧团前往演出。 　　这时，习仲勋即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民主德国访问。临行前，他在百忙中抽空给演出团全体同志作了一次报告。他着重讲了三点(大意)：一是演出团这次在京演出开了一个好头，中央领导多次看了演出，较满意，有好评；报纸上刊登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在首都人民中造成很大的影响。二是演出剧目有的是新创作的，有的是经过整理加工的，有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培养出一批有成就的青年演员，很有发展前途，同时又注意到发挥老演员和中年演员的才能，这体现了你们在贯彻中央戏改工作的政策中的成绩。三是特别强调在成就面前不能满足，不能骄傲，应看作这是鼓舞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习仲勋语重心长的讲话，给演出团的同志留下深刻印象。 　　习仲勋从民主德国访问回京后，接到马少波的电话。马说演出团在北京演出深受欢迎，剧团很快将结束在京演出，要前往太原，可是北京戏曲界很多同志还没有看到戏，他建议把演出团的二团、三团(均为陕西省戏曲剧院的团)留在北京一段时间，使彼此都有观摩学习的机会，太原演出任务由易俗社完成。习仲勋一听，感觉到演出团内部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当即回答马少波，他刚从民主德国回来，不了解情况，剧团的去留应由他们和陕西省文化局决定，他不便过问。随后，习仲勋打电话通知罗明到他家去。见面后，他详细询问了演出团在京的情况和内部的团结问题，并将马少波的电话内容告诉罗明。他说演出团来京是代表陕西的戏曲界，不是代表戏曲剧院，也不是代表易俗社，应该是为陕西争光，为秦腔争光。要把目光看远一点，不要光顾自己小团体的利益。在京获得好评，很不容易，既有一个好的开头，应有一个好的结尾，有始有终。他的意见是：一起来，一同走，谁家愿意来京观摩学习，是以后的事。让罗明把他的意见转告陕西省委。罗明回团后立即向副省长赵伯平汇报。赵指示：遵照习仲勋同志的指示，北京演出结束，不准留团，同赴太原演出，然后回陕。罗明在当日深夜12点紧急召集总团和三个分团的团长会议，传达了习仲勋谈话内容和陕西省委的指示，从而避免了演出团内部不团结现象的发生。 　　1958年演出团在京取得的成就，为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和三大秦班下江南巡回13省市演出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习仲勋不仅仅是个秦腔爱好者，更重要的是他把秦腔戏曲作为党的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处处贯彻党的戏曲工作政策，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维护团结，力求使戏曲工作创造好成绩。 　　(作者系陕西省西安易俗社原编剧)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