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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论国民公德*

徐特立

前言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以上五项国民公德，是由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四十二条规定的。 　　首先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出讨论的，就是政协纲领只决定全体国民的公德，而没有决定个人的私德，有什么历史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回答如下： 　　在理论方面，就要认识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与动物不同的，虽然人也和动物一样需要饮食维持自己的生存，还要配偶维持种族的继续生存，这是一个生理上的问题。但是要满足生理的要求，在人类是要从生产的社会分工来解决，一人之身百工为备，无论任何社会，每一个人都不能孤立生活，所以人的本质好坏不是生理上自然的性质，而是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分为有产者无产者及其过渡的小有产者的地位之不同，分成对立的阶级和中间的阶级。在对立的阶级中就产生奴隶的和奴隶主的两种相反的道德。试以家庭关系为例：家庭本是血缘的，照遗传性来说，道德应该是一致的，为什么女子不独在丈夫和父亲之前是奴隶，而且在儿子之前也是奴隶，她除从父从夫之外还要从子。男刚女柔的性质之差别不是天性决定的，而是阶级社会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学说认为人性是天生的不变的，所谓天命之谓性(见《中庸》)，人的性质是与社会变化无关的。又孟子认为人性生来是善的，荀子说人性生来是恶的，他们都认为离开整个社会关系和离开整个阶级关系还有孤立的个人的人性存在，个人的好坏，社会是不负责的，革命是不需要的，不独封建社会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也如此。十八世纪世界的资产阶级亦只是把人看作是理性动物，把人权看作是天赋的，而没有认识人是社会动物，人权是统治阶级的特权，例如母权、父权制是前后两个不同的社会倒置过来的。人的本质到底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据我们的革命经验和马克思的学说看来，人的本质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下面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学说和我们革命经验的历史过程来证明。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内在于各个个人中的抽象物(内在的东西是指天性)，而是社会诸关系之总和。”(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恩格斯说：“道德及法律，确切地表现他所处的社会的及政治的条件；……作者(指杜林——引用者注)幻想他自己作出适用于一切世界及一切时代的道德学说……但实际上，他只是给出了当时保守趋向或革命趋向的反映。”(见《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节道德及法。平等)这里指出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竟有保守的和革命的两种相反的道德同时存在，可见人们对于道德的认识，在阶级社会中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就各有各的阶级立场和思想。人类的道德不是天性决定而是社会决定，恩格斯与马克思有同一的说明。 　　毛泽东的思想一直认为不应该把个人的私德位置在公德之上，例如他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说，批评首先是政治的，个人的生活如果与政治无关，不必多所追究，以致造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忽视大的政治问题。这里又证明毛泽东对于道德的认识不侧重个人的私德，而重视政治关系，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致的(懒惰、不学习、腐化等等影响政治的私德当提到政治意义的高度。凡是影响政治或影响公德的一些私德，我们应当重视)。政协纲领只提出公德问题是适合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社会要求。下面还要说明道德问题是社会发展在思想方面之表现。 　　中国在戊戌维新以前，还是由唐虞商周遗传下来的奴隶的和封建的制度，因此道德也就是奴隶的封建的道德。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受到外来的资本主义的严重打击，封建社会开始起了变化，而封建的道德也就开始动摇。曾经出使过帝俄的曾纪泽受了若干资本主义的欧化，于是他对封建起了怀疑，开始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思想是“唐虞商周糟粕之遗”。到了甲午以后，提出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道德标准，这得到社会的公认，因为这时正是要求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是半封建的，所以这个道德也是半封建的(前二德目是封建的，后三德目是资本主义的)，一直到五四运动人民起来，预闻国家大事，争取人民的权利，于是反对封建的思想束缚而提出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第一次欧战期间，中国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劳动阶级也就有新的发展，加上十月革命的影响，劳动者觉悟提高，形成工会及党的组织成为革命运动的主力。它的历史任务已经开始被广大人民认识，于是提出“劳工神圣”。把劳工提到神圣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个道德标准，因为有空前的新的社会运动。这又一次在历史上证明道德是社会决定的，而不是天性决定的。这一运动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运动开端的时代，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道德萌芽的时代。 　　五四运动以后到新政权成立之时，一个很长时期由地域性扩大到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运动(如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更带全国性，由海南岛起至黑龙江止)，在这一个运动过程中，建立了新的政权，产生了新的道德标准，把整个旧的风俗习惯基本上改变过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下的社会状况，总是土豪劣绅，土匪盗贼，流氓地痞等横行乡里，民生不安，国家衰败。 　　从大革命、土地革命到抗日的民族革命，凡是改变了社会关系的地区，即实行了减租减息、平分土地以及发扬起广大人民民主的地区，于是社会习惯和个人道德也就来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转变；犯法作乱的人，很少看见；烟赌盗贼，不禁自绝；以至夜不闭户，一切坏分子都变为劳动者。这些事实说明个人的好坏是由社会决定的。这些事实完全把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道德思想，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实现了，而且还继续发展到新解放区去。同时，还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及待解放的殖民地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公认。这也就证明是普遍真理，也就证明政协所决定的公德完全正确。根据这些原则来看，对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及封建社会的天理良心论，离开社会关系而说个人天性，这完全是反动的。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决定人的本质，不是自然决定人的本质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我们并不是抹煞个性，集体帮助中，个人也要负责，其直接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来一个内外夹攻；间接的是文化经济建设，社会制度建设，最后才能消灭阶级社会的残余思想。但这种要求今天还不是现实的，那是我们最高纲领时代的任务，今天不要有这个超阶段的幻想，不要用超阶段的急躁方法去改造社会思想。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写这一篇关于公德的文章，就特别注意到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价段，把道德加以历史的说明。但我们并不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不争取思想上迅速的改造，争取条件也是必要的，我们不是客观主义者，所以我们要反对急躁的左倾和反对坐待的右倾。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同样是错误的。 　　一、爱祖国 　　我们的祖国，是最古以来我们的祖宗及其子子孙孙生于斯死于斯的一块领土。自帝国主义侵入，百年以来，我们就在这里当了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封建买办)的奴隶。今天得了解放，不准再过过去那样的奴隶生活。我们这块领土丢不得，丢掉了，我们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领土和各个民族的人民分离不得，分离了就得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的主权就会失掉，我们主人翁的资格就会失掉。我们反对人家侵略我们，也反对向外侵略人家。我们很同情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的解放事业，因为我们懂得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但是我们的革命是不输出的。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那是他们自己的革命事业，但我们寄以革命的同情。 　　我们的海外两千多万华侨，一百余年来，或者远在唐宋以来侨居海外，天天希望被帝国主义压迫的祖国复兴。他们的爱祖国，比我们国内的同胞更加热烈，他们曾以人和金钱帮助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又回国参战，由于他们不忘祖国，一百年来或几百年来，没有入他国的国籍，也没有侵犯他国的主权。这些华侨，我们在外交上要加以照顾，加以保护，同时希望他们有可能的话，回国帮助祖国的建设事业，使我们的祖国迅速的建成一个工业国家。 　　我们边疆的少数民族，他们所处的地区是待开发的。他们的生活是更穷苦的。这些地区自有历史以来就没有进行建设的机会。今天在我们的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比较有力量的地区，根据他们的民族特点和他们的要求，对于他们都要予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照顾和帮助。任何地区，任何少数民族，都要在他们的地区进行经济的文化的各种建设，同时要联合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 　　我们各个地区，各个省区，各个县区，乃至每一个乡村，都要注意自己的地方建设，因为地方的建设，就是全国建设的一部分。每一个小部分，都成为整个国家建设中的一个力量。因之，每一家庭，每一工作部门都有它爱祖国的直接表现。一切在公共机关工作的人，守纪律，尽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又没有狭隘的本位主义，这也就是爱祖国的直接表现。在不妨碍总的计划下，尽可用私人的财力物力，进行经济的文化的建设，这也就是完成爱祖国的一个任务。总而言之，爱国不要成为完全是思想上的，要用爱国的思想推动行动，并且不要忘记百年来为祖国流血的先烈。 　　以上都是爱祖国的基本任务，下面就要说明关于爱祖国的若干历史问题。 　　国家是阶级社会作政治斗争的权力集中的组织。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压迫存在。如果是一个殖民地国家，还有外来的民族压迫存在。因之，就有爱国主义存在，就有爱祖国的特殊的任务存在。爱祖国是由阶级地位决定的。如果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爱祖国的权利是要受到当时统治阶级限制的。如平英团的反英运动，最初虽得到统治阶级的同意，但接着就被镇压下去。义和团的爱国运动，在山东及长江流域督军统治下的区域是不能存在的。但在一个短时期内，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许可，结果还是不独遭受肉体的牺牲，而且除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赔偿之外，还有地方的赔偿。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改变的政治纲领中，对于民族解放问题，提出国际平等。这虽不及大革命时代所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但比之以前提出的抽象的民族主义已经具体化，并已含有不承认帝国主义为宗主国而自处于殖民地的内容；但到改组为国民党时期，这个政纲通不过，当时就把国际平等改为国际和平，已含有不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在不平等条约脚下，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居，承认帝国主义照旧做我们的宗主国，而我们照旧做殖民地。从此反帝的爱国运动在纲领上宣告终止(由于过去同盟会成份虽不纯洁，是带各阶级联盟性质，但革命派还占优势，所以还能提出国际平等的纲领。在辛亥革命时起义流血的人被屠杀，而革命的果实落到妥协动摇分子及清朝政府下汉族官僚手中，那时就只能提出要求国际和平之投降的政纲)。一直到五四运动人民起来，爱国运动才重新开始，人民起来反对亡国的二十一条及卖国政府，人民要求参加政权。人民为要求参加政权和起来夺取政权，是流过无数血汗，才有了今天的人民祖国和爱国自由。我们在蒋介石统治下，爱国运动是罪不容诛。爱国的被杀头，下狱，以至于被活埋。人民无权爱国，而蒋政府却有权卖国。现在一切殖民地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不爱祖国的，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国家的人民，遭受着本国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过着牢狱和流血的生活，爱国人民遭受屠杀和下狱。我们今天有权爱我们的祖国，是我们从鸦片战争以来，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流血斗争的结果。一直到今天，我们台湾和西藏的同胞，还每日每时过着恐怖的生活。当我们正在唱着爱祖国的凯歌时，还应不忘无权爱祖国的同胞，及对于待解放的友邦的人民，寄予深厚的热烈的同情，并应追念我们一百一十年来为民族民主革命流血的先烈。这一百一十年来，广大劳动人民为祖国牺牲，无虑数百万人，他们是有史可证，但无名可记的。我们今天能把国家搞好，是这些劳动人民及其领导人物奋斗牺牲的结果。 　　以上所讲，都是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爱国主义，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改变。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压迫，我们已经由奴隶的地位变成了主人，我们新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并有了新的人民的《共同纲领》。我们新政权的纲领，规定爱祖国为人民最高的公德，且把爱祖国列为公共道德的第一位。人民已经充分获得了爱祖国的权利和自由。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爱祖国的义务，除个人外，包括有组织的群众团体和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及各民族。不爱国甚至卖国是犯法的，是要受到人民监督和政府惩罚的。凡是爱国分子或团体，是国家欢迎，人民欢迎的，并受到国家和人民的保护。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复辟的企图还严重的存在着。我们摧毁封建堡垒的土地改革，在半数以上的地区还没有开始，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重大任务，还严重地摆在我国人民的面前。这样重大任务的完成，必须依靠我们每个人每一个民族有高度的爱祖国的热情，在思想上有高度的政治嗅觉，时刻留意国际国内的政治事变，无条件地执行《共同纲领》和一切法令，加强国内各革命阶级的团结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采用协商的办法，正确地合理地解决国内各革命阶级的互相关系，和民族相互关系。加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消灭过去的落后(因为落后，据斯大林说是要挨打的，见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及加强国防建设，以防止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之企图卷土重来，并保证世界和平。同时还要和暗藏的内部的暗杀破坏分子及我们政权及经济部门中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以及广大农民的支援前线和参加解放军，我们的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革命的科学家，他们就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工作就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他们为革命流血，他们努力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他们英勇奋斗，我们一切爱国的人民都应向他们看齐。我们在一切方面即物质上精神上及刊物上等等，加以鼓励和表扬。而共产党员更应当站在这种斗争的最前线。 　　二、爱人民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德目是新中国的新的道德标准，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适用的；除中国之外，若干正在进行解放运动的东方的殖民地国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着基本的共同点，因为东方殖民地的革命，虽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有社会主义国家帮助的，但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几个阶级联盟的人民民主革命，亦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由于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有些省份曾经一度沦为殖民地，所以我们政协《共同纲领》的德目中，就把爱祖国提到第一位；由于这个国家，是由人民大众出钱出力流血牺牲所创造出来的国家，所以德目中在爱祖国之后，接着就提到爱人民。因为我们的祖国被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变为半殖民地，今天我们的祖国，不独是恢复了独立，而且创造成一个新的国家。如果没有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就没有这个新的国家，故爱祖国与爱人民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人民，就没有这个祖国。 　　根据这个原则，来规定我们人民的范围，凡是参加我们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而且拥护这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共同纲领》的，不问其任何阶级，就都包括在人民的范围之内。但是一切反革命者，不包括在人民之内。我们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他们是反人民的，所以他们不包括在人民的范围之内。至于土改分给地主一部分土地，乃是为了改造他，使他成为劳动者，成为新人后，才包括在人民的范围之内。 　　我们对于凡是人民，都是一视同仁，利害与共，这是无分别的，无等差的。但无产阶级是没有私有财产的，是与大生产相联系的，他们没有私利，他们的方向今天是新民主主义，一直到将来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对的。没有无产阶级，不能有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也就没有各革命阶级的合作，所以他们是领导成份。对于农民，因为他们人数最多，出力最大，因之应该更被看重。但农民是小生产、小私有者。民族资产阶级人数少，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到垂死的阶段，所以革命的方向，必然是无产阶级的方向，大生产的方向，而不是农民的方向，不是资产阶级的方向。 　　爱人民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即凡是人民，都要给以政权、财权、人权之保证(但封建的买办的财产不在内)，以上所讲是一般的，至于具体的带特殊性的，就是使农民获得土地，工人有工做，公教人员有事做，私人企业有利可图。因之，我们《共同纲领》中规定：要有步骤的实现土地改革，达到耕者有其田，使农民从经济上政治上获得解放；保证富农自己经营所得到的财产不受侵犯，以有利生产的发展。至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也是包括在人民范围之内的。因为殖民地的国家，工业落后，在资产阶级之中，还要把买办阶级除外，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占少数。因之，我们《共同纲领》规定：私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是公私兼顾，私人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是劳资两利，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之发展，而不是消灭它。我们对于智力劳动者的公教人员，劳动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群众，亦保证其工作，解决其失业问题。对待旧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对于他们，不要过分要求他们的政治水平，不要过低估计他们，改造他们的思想，不能用粗鲁的手段。毛主席说，对他们的改造，不要性躁，而要耐烦。因为这是一个几千年来的封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传统，只要他们自己愿意改造，就是很可贵的。人民革命大学有七十多岁的教授参加学习，这样的老人，其自愿改造的精神是向前进的，是值得敬佩的，因为他们的改造，直接对人民有利益，对国家有利益，我们对他们只能够爱护帮助，而不能够加以排斥。根据毛主席于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再参照今天的情况，对于爱人民，我们可以具体说明如下：要为全国一切人民谋利益，全国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有事做，有书读，有饭吃，都要各得其所。在土地关系上实行减租和土改，在劳资关系上使工人有工做，使资本家有利可图，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建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我们把它提高到意识形态上面去，那就成为道德，实行这一政策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德。 　　道德本身虽不等于政治，但它和政治是有着密切联系，道德是意识形态之一，它不能离开一定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资产阶级把道德和政治经济相对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倡的博爱。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有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与压迫存在，离开政治经济来谈平等博爱之道德，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和欺骗。墨子的爱无差等，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那是有偏向的，无立场的，是抽象的。这种爱无差等，是把敌人也包括在内。我们的爱是有立场的，有原则的，有条件的，是与政治上经济上相一致的，是有政治上经济上的保障的。我们真正道德的担保，就是政权、财权，道德有了政权、财权的保障，就不是虚伪的东西。 　　我们上面所说的爱人民，都是谈的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但我们这个道德，和一般的政治还是有差别存在的，因为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要有一种高度的热情，这就是跟政治不同的地方。这种意识形态，还不等于政治法律，但政治结合上情感，结合以道德，就使政治更有生命。道德主要是从思想感情上表现。主要的解决这个问题，是要先教育和自教，即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的纪律及各方面的互助(经济的劳动上的等等)，以批评自我批评及自觉的纪律来代替法律，这种教育和自教的工作，是在政权、财权的保证之下，在教育方面必要的活动。 　　我们在进行教育中，教师总是要多多发扬积极性，把革命阶级的互相关系问题选做材料(教员教爱人民，要时时刻刻注意找报纸上的具体的典型的材料，不能完全依靠法定的课本)，在思想上提高成为一种自觉自动的人民的公共道德，这就是对于我们的政治活动和经济建设的一个根本的保证。 　　三、爱劳动 　　劳动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类是普遍真理。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真理，但不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就不能成为现实，由于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下，就有不同的劳动方式和不同的劳动态度。如奴隶劳动、农奴劳动、雇佣劳动等，这是剥削社会的劳动方式；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方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是共产主义的劳动方式。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劳动，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方式。我们新民主主义有公营、私营和合作三种主要的经济形式，其中的私营经济还有剥削存在。由于生产方式有公、私、合作的不同，致使劳动者可能发生不同的劳动态度。我们正处在从剥削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劳动态度已经是从新转变的过程。当开始转变时，劳资双方均存在有过去社会的残余，在劳动者方面，也不免保留些他们在旧社会的劳动态度，尤其对私人的资本，容易采取对过去资本家那种态度。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而劳资的关系是协商的态度，不是仇视的态度，因为工人阶级是占领导地位的阶级，应该使生产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劳资双方。所以政协规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以工人的劳动态度的改变，去推动资本家剥削态度的改变，这只是从工人方面说的。至于农民方面，存在有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如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这种思想既不能进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又阻止了直接为自己生产，间接为社会增加财富的兴趣。这种思想在任何社会都是有害的(原始社会除外)，私有财产没有消灭之前，尤其是不能消灭之时，这种小农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反动的，因为它妨碍生产积极的劳动，而对劳动怠工。这种小农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就没有存在过，它在今天社会，更成为反动思想，爱劳动是全面性的，所以这些错误思想，不应允其继续存在。凡是人民政府承认的私有财产，要加以保护和扶助，不独要反对对公营企业怠工，也要反对农民对自己的私有生产怠工。 　　今天的劳动者，无论是劳心或劳力，无论是有产者或无产者，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劳动是为自己的劳动，因此，我们就要肃清以往旧社会的那种鄙弃劳动的错误思想，建立新的劳动观点，把劳动看为高尚的、光荣的，不是勉强被迫的劳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劳动态度，已经是比任何时代空前的，只是还没有赶上苏联。我们每个人的劳动都是社会劳动，不是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劳动，它的劳动只是雇佣性、商品性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是在个人岗位上劳动，但是综合起来，总是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奠定了将来进到社会主义的基础。所以必须遵守劳动纪律，这是爱劳动的根本问题。我们要自动的遵守劳动纪律，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观点。所谓“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口号，因为刚从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产生的一个社会，它必然会带着资本主义社会母胎的斑痕。而在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应该以劳动作为一种道德或一种权利，把劳动看成为无上的光荣。你既已得到工资的报酬，那么劳动也就是一种应尽的义务。把劳动的道德、权利、义务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巩固劳动纪律。所以劳动就成为每一个人重要的道德标志。在社会主义社会除“不劳动者不得食”口号外，还有“给劳动者以劳动权”，那就是要保证不失业。我们新民主主义正是这种过渡的阶段，即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要力争社会主义的前途。劳动态度的改变及劳动权的保证，也还是必须努力争取的。 　　四、爱科学 　　科学是指导行动的原理原则，所谓原理，就是理论科学；所谓原则，就是应用科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最高的原理的科学，我们在革命行动中，根据这个最高的原理的科学，所决定的政策及战略策略，这些就是行动的原则，可以名之为应用科学。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革命的斗争中，就必须把最高的原理具体化，把理论和行动结合起来，成为战略策略。理论不与实际结合，就成为一种空洞的理论；实际没有理论的指导，就会变成一种狭隘的经验综合，常常成为一种近视的不能照顾将来，不能照顾全面的东西，虽然解决了一个时期、一个地域的问题，但对于整个的计划，对于发展的前途，却常常受着若干的阻碍。因此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同时又必须与具体的事实相结合，我们就要求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成为不可分离的一致性。我们对于科学提出马克思的普遍真理，还要提出民族化，大众化，也就是要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密切的结合起来。 　　近代的科学，都是资产阶级的。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有许多经验综合，我们曾取得了许多历史经验，如希腊的哲学，阿拉伯的科学，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是曾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以高度的估价。但那还不是系统的科学，那是科学与非科学错杂的东西，是片断的东西，真正比较成科学系统的东西，还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但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科学，还是直接吸收文艺复兴的遗产，间接吸收希腊、阿拉伯哲学科学的遗产。假如没有这个遗产，就不能有近代资本主义的科学，假如只有遗产，没有资产阶级产业的发展，也就不会有近代的科学，这也就是近代的工业实际和过去希腊、阿拉伯的理论结合起来的产物。 　　近代资产阶级的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到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发展到它的最高点(例如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说)。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经济恐慌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资产阶级古典派的经济学，就变成了辩护论(见《资本论》)，已经成为拥护资产阶级剥削的理论。从此以后，理论的经济学的继续向前发展，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了。这是讲的经济学方面。 　　至于在政治学方面也是一样，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它把国家曲解为阶级调和的工具，不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则与之相反，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是无祖国的，因为国家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两种国家学说，其中之一是科学的，另一种是非科学的辩护论。我们对于政治学的看法，首先就要问：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还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还是所谓一般的政治学?所谓一般的政治学，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大学教授模糊阶级的一种学说，因为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政治只有在阶级社会才存在，凡是隐瞒阶级斗争的，否认政治的本质的，就不能成为科学。所以政治的学说是否是科学的，就要看它是资产阶级的学说，还是无产阶级的学说，因为政治学说中，有一种是理论科学，另一种是非科学的辩护论。 　　再谈自然科学方面，自然科学是否有阶级性?例如辩证法之产生于希腊，因为希腊是个城市的国家，是带商业性的，它要注意市场之变动，行情之起落，变化很大，所以希腊能产生辩证法，只有变化激烈的环境，才能产生辩证法。又如康德的地球学说，是在德国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要求国内统一，民族独立这样一个环境产生的。又如现代的原子能是自然科学，但对于原子科学的看法、要求，对它的价值的估计是各不相同的。…… 　　我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及其要求，要有严格的阶级立场，有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立场。我们在革命中由于不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犯了许多错误，受了许多血的教训，知道不知科学之危害，从错误中知道科学之可爱，认识到毛主席古今中外法，列宁的批判的吸收人类一切遗产之重要。不受错误的打击，就不能对科学有高度的热爱。爱是情感的，愿意改正错误的人，就要求理论，要求科学，真正的爱科学，要对于自己的思想做不断的检查，要科学与实际结合，要解决的问题是无限的，所以爱科学是没有终止的。因为每天有新的问题产生，每天有新的需要，要时时发现自己的错误，痛改自己的错误，如果不肯发现自己的错误，就不能对科学有无限的爱。如果离开了革命的实际，离开政治经济建设的要求，那是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革命家。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坚持真理，改正错误，错误的要向真理投降。而检验真理的标准，则是历史的考验，群众的考验和自己的考验，这就是科学的态度。 　　爱科学的文章就写到这里为止，将来还要分科来写科学的方法。 　　五、爱护公共财物 　　爱护公共财物，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一个基本条件。 　　我们没有原始积累，我们是帝国主义积累的对象。所以我们的产业中，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距工业化还很远，我们的工业化光依赖剩余价值的积累是不够的，因此就要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反对一切浪费，来进行我们的积累。 　　我们不独在不生产中节约，而且在生产中节约，还要有合理的劳动组织，要确定专责制度，以紧缩行政人员，节省不生产的开支，把不生产的人员节省下来用到生产方面去。我们哈尔滨之公营企业之欣生面粉厂，曾查出劳动组织之不合理，经确定专责制后，由三十一个职员，减到十五个职员，可见人员之节省，甚至可以节省到一半。这种节省，我们可能生产的积累，可以增到百分之百，至少增加百分之五十，我们有充分的天然富源，有庞大的劳动力，世界没有象我国这样多的人口，我们所缺少的是原始积累。 　　我们的人民政权，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制度，不会象资本主义制度有危机失业等浪费。我们节省来积累是有前途的，但这种工作，要靠广大的人民帮助政权机关进行检查，订立制度，以保证我们公共财物在各方面都成为合理的使用。资本主义的积累，在原始时期，是靠掠夺，在正常的发展中，是减低工人的工资，和加重劳动强度。我们的爱护公共财物，是积累财富的重要环节，而且积累之所得，为的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不仅不是为的减少人民的福利，而是更加扩大人民的福利。我们有大规模的企业，还有大规模的学校，这些已经近代化了的机器工业的地方，我们常常容易发生浪费，例如自来水不随时关闭，电灯不随时关闭，浪费水力电力。这些地方的浪费，是和每一个机关学校，每一个城市居民，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在苏联，甚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很注意节约。例如北京医院(原为德国人的)，其病房中，有两种电灯，小电灯有五烛光的。巴黎大学欧战后有五万学生，其布告处没有经常的电灯，其电灯是看时自开，看完自闭；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七层楼，没有经常的过路灯，其电灯是上下楼时自开，不用时自闭。巴黎大学的布告处和这些七层楼的过路灯，都是自动开关的电灯，厕所亦是自扳电灯。对废物利用，如破布废纸，有陈设箱，经贫民选择，由国家收买。 　　爱护公共财物，是不要有条件的，是不要分轻重的。节省一分一厘，四万万九千二百万人口，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米，每天就可节省出一万五千吨粮食，成为很大的一批救济物资。这种节约，是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原则。经济二字原来的意义就包含着节约。我们共产党三十年来，经常被敌人经济封锁，在几省边区经济落后地区建立政权，我们就是从生产节约来解决党政军文化教育经费。在抗战时期，我们只有陕甘宁边区一个小后方，那时国家政权在蒋介石手里，我们的经费，无论在国际方面或国内都没有来源。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四十万人口，而有几万军队，还有几万公教人员要吃穿，我们就是靠努力生产精兵简政来解决问题。精兵简政是个最大的节约，这是我们在边区参议会中讨论通过的。我们现在争取财经根本好转的三个基本条件：完成土改；合理调整工商业；国家经费的大量节减。节约问题，是三个基本问题中的一个。 　　今天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领导者，站在最前线。这一问题，是测量我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一个公共道德的标准之一，尤其是我们站在领导地位，工人阶级，要做很好的榜样，公共财物多保存一分，就可以向老百姓少要一分，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增加了一分生产资金。爱护公共财物和爱国家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爱国家、爱人民的实际行动之一。 　　“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近河不肯枉使水”(虽然住在河边，但水还是要人去取，化费劳力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关于节约，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成语，值得我们留意的。现在摘要节录如上，希望读者置诸座右，以志对节约问题之不忘。 　　* 原载1950年7月1日—9月1日《人民教育》第1卷第3期—第5期。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