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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1950年9月24日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的讲话

徐特立

史学工作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历史学是带全面性的东西，它不能和其他社会科学分离而孤立。譬如：我们编历史教科书的时候，就必须找精通世界史的朋友帮忙，同时也必须了解马列主义的历史观，才不至于在某些历史问题上发生观点的错误。由此可见，历史科学在社会科学中是不能孤立的。我们研究了唯物史观以后，知道了社会的下层基础是经济。经济基础不了解，历史便无法写。同时，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对于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等，也都要加以研究和了解。所以，真正要研究历史，是需要很多朋友的，没有从事其他社会科学工作的朋友的合作，历史的研究工作是不大容易成功的。 　　我们对旧的学者、旧的学术不一概抹煞，但要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先生就是资产阶级的学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尊重资产阶级的学者，如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他们深感自己的不足，在办《莱茵报》时，感到自己对于经济知识缺乏，到处寻求老师和朋友。虽然他们的先生不及他们进步，但唯其有落后的先生，才有前进的学生。列宁在青年团大会报告上说：马克思吸收了人类过去的一切知识遗产，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这话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他的朋友恩格斯替他完成的，没有恩格斯，《资本论》就只能出第一卷。第二卷及第三卷是经过恩格斯整理出版的。我们今天能够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最初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只有一个马克思，还有恩格斯的帮助与配合，才成功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就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来说，只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还不够，还要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斯大林来发展他的理论，尤其是革命的策略方面，是苏联革命的产物。同时，没有继续向东方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够，中国的毛泽东对于马、恩、列、斯主义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毛主席常说：我们要学习古今中外。就是说要了解今天的中国，也要接受古人的遗产和外国的遗产。所以找多方面的朋友是必要的。 　　在找朋友的时候，意见相同的固然可以做朋友，意见相反的也没有什么妨碍。而且从相反的方面看问题，更可避免片面性，所以古人有“相反相成”之说。一切事物都不能没有矛盾，研究学术也一定要有矛盾。有矛盾才有发展，否则就是老一套，没有进步，就不能成功。纵令有些成就，也不免片面性。凡对于一个问题希望有完善的解决，一定要有争辩，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越多，争辩越细密，就越能彻底地解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一个问题的意见就不见得完全一致，马克思曾看过一本地质学，马克思认为有相当的价值，恩格斯却认为错误太多。马、恩两人经常通信，就是靠了争辩讨论，求得一致，才解决问题。马、恩两人经常通信讨论问题，在一个时期中，几乎每天一封信。目前，我们同志间对于某些问题，常有不同的看法，而发生争论。譬如：王学文同志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说到生产的三要素是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但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说：“劳动对象在人类发生以前就存在的，不应该包括在生产要素之内，所以斯大林说过只有劳动力和劳动工具两要素。”由于马克思主义不独经济学要活用，唯物史观也是要活用的，是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来灵活运用的。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在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阶段。而这个阶段的划分，是可用许多不同的方面来看的。首先单独拿国家的性质来说，只要简单的用一句话就够了，即新民主主义国家就是“人民共和国”。中国过去以“士农工商”称为四民，而人民的国家就是四个阶级的国家，如果把士为四民之首，以士作领导改为工作四民之首，即以工人阶级做领导者，就完全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它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时，也不是奴隶制度的国家，因为奴隶制的共和国也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其次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上，也可以说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城乡互助”表示了农业和工业的合作，表示了农业的独立性，还不是工业支配农业。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支配着一切，农业就没有独立性。另外，“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在在都表现了我们现在社会的过渡性质。再说到阶级关系，“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更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质。可见我们的社会性质是可以用许多方式来表示的。 　　马克思主义应该辩证地运用。发展矛盾是一个进步，但必须共同讨论，解决矛盾，不然就成纠纷。我们编小学教科书碰到矛盾的问题的时候，要解决就是要找朋友共同解决，孤军作战是不成的。总之，我们不能孤立，只有“上帝”才是孤立的，因为只有一个“上帝”。我们必须要广交朋友，展开辩论，还必须吸收过去的文化遗产。不过，我们的吸收，不是妥协的，而是批判的。学生一定要超过先生，甚至要打倒先生；青出于蓝，也是先生的光荣。我们中华民族是有伟大的历史基础的，在一百年中，我们从封建社会一跃而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跑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因此，我们不要气馁，我们有遗产可以继承。搞历史的人，不和人合作是不成的。社会的上层建筑如宗教和哲学都是要研究的。恩格斯就注意宗教史的研究，没有因为宗教是迷信就把它一脚踢开，而把宗教看做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搞历史的人，也是需要找懂得宗教的人来谈的。凡是曾经在历史上起推动或阻碍作用的东西，都不可以自己的好恶而定去取。孤立的研究常不免有主观的偏向，而且个人及少数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李恕谷是清初的学者，他对于中国旧的六艺是全知全能的，他说：“学不如问”。因为“问”是非常讨巧的事，是求知识最捷的途径。他研究了十年的学问，我们和他谈一两天或一两句，就把人家的心得吸收过来了。看见有学问的人，除非他不和你合作，否则我们是不要错过这机会的。我今天的讲话是有企图的，因为我需要朋友帮助。我现在在搞世界史，因为要编中国史，不能不了解当时的世界情况，尤其是商品和文化的交流问题。最近我在辅仁大学得到了一册关于中西交通的史料，是为着要解决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来源问题。近二、三十年来，有些学者只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从西方来的。但是在这里我发现了东方文化也曾西去，我发现了文化是交流的，不是有来无往的。例如：做生意的人，只贩货来，不买货回去，是没有的事，这样的做生意是会赔本的。因此，只有西方文化的东来，没有东方文化的西去是不可想象的。研究社会科学，世界史是不可少的东西。不搞世界史，就不能知道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能用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曾经用来解决希腊、罗马史中不能了解的谜。中国关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传说，和恩格斯、摩尔根的学说不谋而合，虽然大多数考证伪书的学者都认为是伪造的。中国许许多多胡说八道的东西，其中有好些是这样的：拿来和地下发掘与摩尔根的调查一对照，恰恰相合。因此，我们就可以说，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是有其来源的。所以，编中国史、编小学历史教科书，是少不得世界史的。我们在编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曾经颂扬封建社会初期的土地私有制，因为它使生产力提高了。我们又曾颂扬过西周的井田制，又颂扬过春秋战国时代消灭封建的贵族制，又根据《史记·货殖传》称赞周代经济生活，统治者不加予夺，使“巧者有余，拙者不足”的事实，也就是优胜劣败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有人对这些颂扬提出反对，认为需要修改，因而这个稿子已经搁了一年多，没有找得集体讨论的机会。我晓得我们这里有这个新史学会，因此我想把这些问题拿到这里来解决。没有组织，工作是搞不好的。我们的偏向在于孤立，我们要解决问题，必须要有组织，有专人负责来共同研究。学者、专家常有见树不见林的偏向。这种见树不见林的专家，用来解决专题是需要的，我们必须尊敬他们。他们植树，我们培林。森林若离去树木，也就不成其为森林。见树又见林，就是一个合作问题。 　　研究历史要有一般的知识。马克思吸收了人类一切的知识遗产，毛主席学习古今中外。由此可知，交朋友是可以产生伟大的力量的。朋友之间是不可能没有矛盾的。矛盾是人类必然的现象，有矛盾就要斗争。但我们的一切斗争为的是团结，并且要“斗而不败”。没有批评是不对的，单只有批评，也是不对的，试拿军事来说，战与和是对立的，但和是战的一部分，战而能和，才能得到战争的果实。这就是矛盾的统一。讨论问题有小型座谈会和在报纸上发表的两种方式。我觉得报纸上的批评就没有小型座谈会好。因为有些问题在报纸上讨论，结果议论纷纷，得不到集体作结论，并没有得到解决。最后，双方罢战，思想上的矛盾，依然存在。这样，必发生不好的影响。同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顾虑多，于是就不能不有长篇阔论，作四面包围，费时间很多，在座谈会上，片面点滴的意见也可以谈，许多人彼此商讨，有了结论再发表，这样，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了。 　　* 原载1950年11月1日《新建设》第3卷第2期。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