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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我的生活*

徐特立

远在民国前三十五年，也就是光绪丙子年的冬天，我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农民家里。四岁的时候母亲死了，姐姐出嫁，哥哥十岁就随着父亲下田，只我和一个两岁的妹妹在家。我家遭祖父和母亲两次丧葬，将近破产，只剩下钱五十串，约合银洋五十二元，与外祖母各出五十串，买山地一块及茅房五间，两家同居，我与妹妹遂由外祖母抚育。不久，妹妹就给陈姓做童养媳，哥哥亦娶一童养媳，哥哥与父亲两人劳动，只供我和妹妹的衣食，因此给我读了三年蒙馆。十二岁出继与伯祖父为孙，适值伯祖父刚死，因丧负债，遗有三十石谷的水田。祖母年六十一岁，半瘫痪，也为我娶一童养媳，一家老小三口，无劳动力，靠收租子维持生活，比较节俭。我祖母是一个极善于治家的妇女，柴米油盐均为一年的准备，按日分摊。我们的布鞋常准备两双，以一双备不虞。装水的木盆和木桶，一直用了几十年还没坏。祖母穿的围裙，补绽又加补绽，连原来的底布都很难辨认。她经常以我高祖的贫穷，曾祖的起家，及祖父时代的没落，所以兴衰的原因，教育我们夫妇。我受祖母的治家教育最深刻，我一生刻苦和我妻能在二十岁以后脱离我独持家政五十年，都和祖母的教导有关。我离家时曾将一个高级小学的事务工作交给我妻，十三年来，她一直坚守岗位，不独教育了自己的儿女，且教育了地方子弟。我的收入除自己一家生活费用外，不事蓄积，均用在买书和办学校上。妻子不随我住长沙城，他们住乡间，这样可以节省好多费用。我谢绝了一切应酬，朋友们也很能谅解。抗日初期，我到长沙工作两年，只开支五元酒席费，为宴请法国记者。节俭是我自小养成的生活习惯。 　　九岁时入蒙馆读书，前半年的蒙师，只能教学生读书，不能解释意义。后半年换了个蒙师，他很注重教我做人的道理。首先让我读朱柏庐的治家格言。这些道理既易懂又有用，对我的启发很大。随后又教我读杨椒山的遗嘱，读后使我流泪。这是杨椒山绑赴杀场以前给儿子留的遗嘱，极有感情。这篇悲痛的文章至今我还未忘却，可见感人之深。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才教我读论语。然而使我对书籍发生兴趣的，却是这两篇文章而不是论语。 　　十五岁的时候，又换了个新老师，是个和尚。他除教我读八股文外，还教我读佛家的禅宗语录。禅宗不立语言文字，反对不知意义的念诵和钻字句，其中有一偈云：“十八木珠一串穿，终朝念佛涤心慊，可怜不识弥陀旨，数尽恒沙也罔然。”我读了这一偈后，就去了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恶习，而力求深入。禅宗破除一切执着。在御选语录中，曾有一王子问禅宗云：“食肉者是，不食肉者是?”答云：“食肉是王爷之禄，不食肉是王爷之福。”食肉与不食肉无严格的对立，这给了我启发，使我看问题时能掌握灵活性。同时，也懂得些唯心派的哲学。可惜受了八股形式拘束，不能写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 　　十六岁时，祖母已死，因丧负债，不能继续求学。因我祖父业中医，且知卜卦算命和堪舆，于是我尽读祖父遗书，拟以医为职业。这是我思想杂乱的时期。 　　中国的医学理论与卜卦算命堪舆，同是以金木水火土，加以抽象化的理论为基础。于是我就成了医生和阴阳家，同时又是佛家，头脑完全封建化了。我要靠职业谋生，医生必能治病，但当我读到医书中，二十八脉的细、微、弱三脉时，对细脉和弱脉的差别，虽十分用心，却总分不清。至于卜卦，我照卜辞判断，常不灵验，其他卜者常验，细究他们的判词，发现均是两可的骑墙语。由此我断定阴阳家都是走江湖的骗子。 　　二十岁时，我对于行医作了最后决定，自以为中医我不可能学好将来误人自误。此时曾替人写了两篇祭文，发觉自己能写文章，但八股从未写过整篇，只写过小讲。初次试写，竟在一日完成了一篇。自问学医必不可能，若习科举，或可取得翰林院，甚至考中状元。因为医生要行动，不只是理论，科举只要能写文章就够了，于是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但学八股的时间很短，半年后又反对八股。那时，我写八股文写到十一篇了，请一位举人看。他说我还有“一隙之明”。他又问我：“为什么不读书，好读八股?”当时，这位举人住在城里，我住在乡村教蒙馆，相隔八十里。半年之后，我又到城里去看他，他叫我看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还给我写了一把扇子是：“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也。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之门径，读此二书，终身受用不尽。”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我一生知道读书方法，就得益于这位先生。从十六岁到十九岁中，虽乱撞一顿，毫无成就，但养成了我过复杂生活的习惯，破坏了固定不变的思想，这是青年应有的过程。 　　我读《书经》，读到“期三百又六旬又六日成为一年”，注中又说是“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为一年”。四分之一是怎么回事?我解不下。找一些有名的先生去问，都回答说不知道。有的说：“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样一来，只好迫使我自己去找参考材料。又读《左传》，看了书上的地图，不识东西南北。后来读《禹贡》，叙述黄河流向，有：“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就认识经书上的地图方向了。因为读书经《尧典注》古数学中的算术等许多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我又从一位懂得古数学的先生学了一个多月的算术。至于代数、几何、解析几何等，我都是按他指定的书，和他指定的学习次序，自己去学。发生了疑难问题，很不易找到先生，但一年后，我也就找到了门径，因此，到了学校时，我就能任数学教员。 　　教书每年收入多则二十串，少则十余串，每串值银洋一元二角上下，买了一部《十三经注疏》，就花了十五元钱。教书的收入还不够买书之费。那时我家里一年可收二十石谷，我算了一下，准备读书，必须破产。大概十年可以读通，十年也必破产，我下了这一决心。刚到第八年，我已二十八岁了，家里一年只收入四石谷了，我的薪金也降到一十四串。但当时已是改考八股为经义，并加历史、地理。我考了地理，题目是：《汉之安息即今波斯，条支即今阿拉伯辨》。我只知道两个地方是在红海之东，葱岭之西，但不能确定究竟在何处。于是写文章时，想到汉唐的史书，写西域位置总以长安为中心点，只写距长安若干里。我以为汉唐并无确定地点，我也可用大概估计的话来写，就说安息和条支在葱岭之西，红海之东。又考了历史，题目是：《张居正毁天下书院论》。张居正是明朝的大宰相，我是知道的，但张居正毁天下书院的具体事实我不知道，那么文章怎么写呢?明末士大夫有党派之争，宦官专权，这些使明亡国的原因我是知道的。明之士大夫都是不满朝政的，毁书院并不能停止他们毁谤朝政，主要还是宦官等人的不好。这样写来，自以为文不对题。因我当时崇拜汉学，写文章注重考据家的态度。试题只知大概，录取当然就没信心了，自然榜上无名，由此也就不去看榜。 　　这时心中亦甚苦闷，因为计划十年读书，以十年必成，可是在八年之际，连试题都弄不清楚，自以为十年读书计划是失败了。发榜之日，半夜有友人敲门，叫我去报名复试，我还以为是写榜人把号子误写了；直到复试时，把原卷交给我看，上面有圈点、有批语，当时有三千多人考，我竟被取录在十九名。复试要交卷费一元，我没有钱。住在我对面的一位不相识的预考朋友，送了我一块钱，我才复试了。 　　当时由于知道科学的人甚少，这一来，我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年金由十四串升到六十串，一跃四倍。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胜利了。 　　总之，这一阶段是什么东西支配我呢?我是一个小有产者，虽然感觉念书很有兴趣，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谋求职业：是耕地呢?还是行医呢?我又想教书读书，可以有进步，又可谋生。教书一年，平均可以收入二十串钱，八百钱一石谷，二十串可买二十五石谷，余钱可以多买书了。我要读地理，因不读地理，书读不通；还要读数学，因为经书中有许多关于数学的问题。每读经书，遇到疑难，就要去追寻。因此，虽读古书，不自觉地就引入到近代科学了。在当时，做八股才有出身；不会八股，所读的书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便等于无用，想进学非读八股不可。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我准备十年读书，读到三十岁，书也能读通了，谋生问题也解决了。当十年计划未决定时，有人将《庄子》出售，价值三百文，我爱此书却为三百文支出而考虑，终未购买；但计划决定后，买阮刊《十三经注疏》费十五串，买《读史方舆纪要》费六串，毫不迟疑。 　　我的人生观是受了法家思想支配，管子所谓“不为不可成”一语，我用来决定自己的计划，凡不可靠的计划，自己能力达不到的计划，我都不干，十年以后的行动都是十年前考虑过的，下过决心的。管子又说：“不处不可久”，即不可以暂时的小利妨碍永久的前途，而目光要射远些。管子又说：“不行不可复”，即信用要紧，说话负责，我因此不轻易写文章，非迫不得已不写。我对于小事多迟疑，对大事有决断。我赞成张汤之立场坚定，他说：“既以身许国不避汤火”。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时，面前摆着习科举和求学问的歧途，又摆着或破产购书，或守财不学这两个歧途，要我抉择。我终抉择了其中之一，结果证明做对了。知识要圆，行动要方，前者我学佛家，后者我学法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废科举，我进了一个四个月的教员训练班。这时的教师从日本学了四个月即归国任教师，科学程度比我还低，但学校的办法是知道的。我在这里学了一些办学校的方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到了长沙，在中学教地理、历史、数学、国文。因为那时刚废八股，懂得史地的人极少，我竟一步登天了，收入可以养家而有余。这时，我就考虑将知识用到哪一方面，或者为家庭服务，或者为社会服务。我的同事何雨农先生说：“为人应该做一件半事，其中整个一件是为妻室儿女，另半件事，是为社会服务。自己得到社会公共利益，而不分一部分精力照顾，也是不对的。”我半生是以何先生这句话作为做人标准，当时我反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也反对公而忘私的空话欺骗。我认为能力只够养家者，养了自己的家，也是解决社会问题之一，除养家而外还有余力的人，其余力之来源，必然是得到社会的帮助，应该还之社会。我好读韩愈的《争臣论》。该论云：“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山。……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从此，我下决心，不带家眷随身，留其在乡下自己经营，儿女教养由我负责。我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到社会上，我的家也能独立经营没有腐化。 　　三十岁时，赚钱的能力虽有，由于感到国家的存亡问题有作启蒙运动的必要，于是就和何雨农、姜济寰等，在离长沙三十里的榔梨市办一高级小学，和熊瑾玎、唐怡臣等在五美乡办一初级小学。那时风气未开，无款可筹，我不出款只出力，年俸只得三十元，家中恒产每年收入只四百斤谷。当我大儿出生之日，我妻还是自己在山中拾柴，晚间生下，则自己烧水，自己洗胎儿。我教书的地方离家五十里，过中秋节回家时，才知道生了一男孩。学校不能缺课，家中又无人照顾，妻子刚刚生产，还有一个三岁小孩正在拉痢。不得己，只好上午上课，下午回家，准备药物，第二日清晨，走五十里左右，天才明，到校吃早餐，又上半日课，当时我已决定为社会服务，我希望一家之困难，随整个社会解决而解决之。当初实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今天却已成为现实。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所不至，清朝政府事事屈从洋人的要求。湖南辰州为了一件教案，竟停止科举五年，杀了十余个无辜的老百姓，一个游击也被押到长沙杀了。善化的苏知县来收尸，哭了一场，后来丢了官。他的女儿在周南女校读书。我正担任周南女师的校长兼善化小学堂堂长，故知道得很清楚。1906年在江西也发生了一件教案，革掉了一个知县，吃亏的还是中国人。我在修业学校给学生讲述这些惨痛历史，为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遂走进厨房拿出一把刀，断下自己左手的一个指头，顿时流了一盖碗的血。我写了血书后，因流血不止，晕倒了。校长彭国钧竟用我流的血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让湖南的粟戡时等人带到北京，以宣传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而我的断指血书实则是借以激励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1910年我已教中学五年了。我看到小学教育办不好，就去研究小学教育，在江苏教育会所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了四个月，研究小学教育。俞子夷和杨月如两位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们都比我年轻。学了半年，我的成绩不及格，因为我不大安分，不好看心理学和伦理学等类的书籍。我好参观在上海的各种教育活动。无论那里开运动会，开展览会等我必到，每天五六小时的课，我至多上四小时就跑了，去进行我的参观考察工作，所以考书本不及格。不久，我就从上海到了日本参观学校。由于读了一本《小学校事汇》，又买了一本《三千个优良小学校》，这些书是教育的实际报告和调查的刊物，所以参观时以这两本书为根据去看学校。调查了一个月，得到了许多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这两本书。回国后，我当教员兼任校长。这时，我已任过五年教职，又以在上海和日本的参观所得，加上自己经验，开始办了一个教育周刊。由于我一身任行政和教学两职，无时间办周刊，只好在上课时，由我口里讲，学生(师范生)写。这是湖南第一个教育周刊。 　　我把日本三十个典型报告拿来做唯一的教学资本，又与湖南全省的实施结合，同时又有五年的教学经验。过去我虽反对书本上的伦理学和心理学，这时却很喜欢它们了。因为它们可做实际工作的结论。我认为实践第一、书本第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可以不要，但能解决实际的书本越多越好。 　　戊戌维新时期，我是康、梁的信徒，到民报出版和浏醴事变后，我又成了中山的信徒。由立宪思想转到民主共和。我在十六岁时，即反对人事之麻烦，曾和本乡十余人，租一小船往衡山朝南岳，乘船不过四日，这十余人每日都斥责船户，当时我很愤慨，而心中默念：“我如果是一船户，我决不运人，只运猪；我读书如果取得科甲，就只做教官。”所以名特立，所以好自然科学。 　　辛亥革命时，我这个无名小卒竟成了现代的人物。从前有旧学问的历史学家，无法和他们见面，这时可以有机会请教了。我参加了这次革命活动(反对铁路国有，在湖南我是发起人之一)，成了政治活动分子，更丰富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长沙第一次见过了中国学者叶德辉，我向他请教“说文”的门径，他指出我以“说文义证”和“说文通训定声”作说文，是误以字学当说文。他说许氏的字学才称说文，读书不明家法不可。从此我知道读书的门径而反对杂家，以为杂家只是抄书或汇集，不成为家。 　　当时我做了一个月的临时省议会副议长，就辞职了，后来又当了一个月的教育司里的科长，也辞职了。因为我识破了这些不过是一个做官的捷径，就仍回教育界。 　　我教中学，每一小时俸金洋一元，在高等师范每一小时洋三元，有了钱可多买书，学问进步快了。我计划每天买一块钱的书，一年便可以买三百六十块钱的书。因此我有不少的藏书。 　　我到四十岁时，正是袁氏称帝，国家的前途黯淡，我也接近衰老，自问再过二十年，我也六十岁了。我不懂欧洲文字，不能研究新学问，于是我想学英文。一个朋友劝我不要学，他认为我年龄已过，人事又忙，英文无法学好。那时候，国家混乱，令人悲观失望，我的精神忽然死了。到“五四”时我才又复活过来。 　　这时湖南进行新文化运动，有英文班，一周七点钟课。我参加英文学习，教员要我买一本英文字典和英文的儿童读本。他说，有六个月就可读他所用的一本英文教育学了。当时北京有勤工俭学会，有友人从北京劝我去法国，勤工俭学只要船费一百元，可学英法等欧洲文字。我想去法国又不用花钱、可以半工半读，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把书籍卖去一部分做路费，到法国去了。 　　假如没有五四运动，国家的前途必然黯淡，我个人也就是一个早衰的可怜虫了! 　　到了法国，学法文进了插班。他们已经学文法读本了，我才开始学字母。教员念生字只一遍，我只好向同学去学。有一天我一面念一面写，一天念了六个字，当时都会了，可是第二天全忘了。后来下了决心，一天只要平均能学会一个生字，三年便可以学得一千多字，有一千多字的基础，前进就快了。 　　我在法国没有钱，坐不起马车，常坐地下电车，因地下电车便宜，一回只要二分钱。但地道中没有别的建筑物，可做地道分岔的标志，要靠路牌上的文字做指示，起初我拼得慢，牌子没看完，车早过去了。 　　学了七个月就毕业了，但我不能看书，也不能讲话，仅可以看数学。因为这是我知道的科学，又有“式”和“图”的帮助。四年中，除学法文、做工以外，有三年是读自然科学，又没有社交关系和外界接触，结果，我成了一个半聋半哑，只能看科学书的留学生。 　　我是一个不愿参加政治活动，好埋头念书的人。由于外力的压迫，政治黑暗，就不自觉地转入爱国运动，以为人民大众不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我的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校，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结果失败了。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大革命时农民运动起来，我才知道教育救国是我三十年来的一种幻想。 　　1927年上半年，湖南农民运动大发展起来，农会一组织起来，乡下的恶霸威风压下去了。盗贼、流氓、烟、赌都没有了。百年前的政府禁烟毫无办法，且闹出一个鸦片战争，使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但农会一成立，只要晚上开个会，男女大小一齐发动起来，马上就禁绝了。农会成立后，城里的法庭无案可审，农村大小诉讼，只要晚上农会来一个会议，就公平解决了。这时我觉得自己真正渺小，无知的农民一旦解放了，成了全知全能。于是我逢人便说“农协”之伟大，而积极地参加了省农协工作，同时我又参加了国民党左派。 　　辛亥革命后，我痛恨党派之间争权夺利，视一切党派都是狐群狗党，奇怪得很，大革命时，“农协”把我推动了。 　　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右派屠杀工农，屠杀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当时左派原无组织，事变一来，似鸟兽散。我在乡下东藏西躲，白天藏起，晚上才出来，但人家还是知道我，不断地有人请我到秘密会议上去讲话。后来唐生智由武汉回到长沙，党派人找我回去。我住长沙城韭菜园，后又移到离城二十多里路的黎托，在黎尚瑾同志的家里碰到了李维汉同志，谈到省委曾要薛世纶同志与我谈话、介绍我入党问题。这是出于我意料的，我是非常崇拜共产党的，但却一直以为年纪大了，共产党不会吸收我这样老的人入党，经维汉同志的介绍，中共湖南省委彭公达同志批准，我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这时我已五十一岁了。从此真正获得了新生。 　　不久，党介绍我去武汉，旋后，我又到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暴动失败了，广东暴动继起，又失败了。不久，我到苏联学习，读了马列主义及联共党史，读到民粹派这一章，发现了我没有共产主义的头脑，我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开始知道清算自己的历史，发现我名特立二字是表示自己清洁不入污泥。真正无产阶级者，为着改造污泥的社会，只有入污泥而不染，而不是不入污泥。 　　(1958年，徐乾 笔录) 　　* 这是谈话记录稿。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