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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徐老新年前夕谈幸福*

徐特立

新年前夕，我们拜访了革命老前辈徐特立同志。徐老虽已年逾八十，还是那么健壮，那么热情洋溢。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老人家便搬把硬背靠椅坐下来，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谈起来了。 　　徐老从事教育工作六十多年了。他教育过几代青年。他最熟悉青年，也最关怀青年。我们问他老人家：“您对青年今天最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徐老干脆地回答说：“我对青年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彻底克服个人主义，多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着想，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个人主义不仅对社会不利，同时也妨碍了个人的进步。不是有许多人都由于个人主义倒下来了吗?”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有出息的青年人都要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打先锋，到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去锻炼自己，要能做到不求个人名利，不问个人得失。古人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就是说：凡是人家不愿干的工作我就争取去干；人家争着要干的工作我可以准备放弃。一个青年人有了这种精神，就更可以在事业上做出成绩来。因为艰苦的地方往往是最需要人的，你肯去，你为群众付出的劳动多，而从群众那里拿到的报酬很少，人家就会把你当作自家人看待。这样你就可以一心一意办事业。我在旧社会里能够搞几十年教育事业，也是受这种思想支配的。我希望青年人不仅要继承前人的事业，还要做前人所没有做到的事业。一代要比一代更进步，一代要比一代给社会留下的遗产更多一些。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发展。今天我们是搞社会主义，更需要大公无私的精神。有的青年认为自己到艰苦的地方去太吃亏。其实在最艰苦的地方同样有革命先辈和一般劳动者在那里披荆斩棘，你去，怎么只有你感到吃亏而大多数人没有感到吃亏呢?人人都希望过幸福的生活，战胜困难也应当人人尽力。数十年来为革命而牺牲的干部和群众多得无法计算，光死在敌人牢狱里的革命志士就不知有多少万。他们流血牺牲为我们创造了幸福，我们青年为社会主义多出些力，经历些艰苦，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一个人如果只图享受，不愿吃苦，不肯贡献，是永远不会有幸福、有愉快的。总之，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得到幸福，那是神话。当然，依靠剥削也可以得到‘幸福’，可是，这种剥削者的‘幸福’是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我们应当鄙视这种剥削阶级的幸福。” 　　我们听了徐老的谈话，不能不想起关于徐老的许多英雄事迹。1927年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最困难的关头，许多人离开了革命，有的甚至投靠到敌人那里去了，徐老却帮助党做了许多事情，并且就在这个时候参加了党。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徐老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但是他有马自己不骑，让给身体较弱的同志们骑，而自己却扶着手杖行军……我们想请他谈谈这些令人振奋的故事，可是他在谈话中很少谈到自己这方面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再继续听他老人家谈对青年们的希望吧! 　　“现在青年人即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找最困难的事情做，比起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来，真不知好上多少倍。我们过雪山草地时，能够吃的草也极有限。就是那样，我们也总是高高兴兴的。因为我们吃了苦，后来的人才能享福。一个人有了远大的理想，就是在最艰苦困难的时候，也会感到幸福。我们几十年的流血牺牲非常值得，六亿人民翻身了，世界也变了样。我能亲眼看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现在青年人比我更幸福，从年纪轻轻的时候起，就能为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才能。” 　　说到这里，徐老追述了他怎样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说：“象我和谢老这样的人，早年都是爱国主义者，到后来才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年轻时遇到的是国家存亡问题。我参加过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从1911年起又立志教育救国。我十八岁就教蒙馆，只有四个学生。以后教中学，还办过几所小学和师范学校。那时我想赶走敌人是后一辈人的事情了，我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国富民强了，我只有尽心教育青年一代，将来依靠他们救中国，为穷人做好事。我为这种理想奋斗了好几十年。1924年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后，还是继续办教育。不过这时我思想上很苦闷，感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因为我教育出来的学生中，有些后来竟成了压迫人的人。1927年，我回家乡一趟，看到那里世事大变，成了农民协会的时代。我看到农民协会比我办学校解决问题，我就离开了学校去搞农民协会。从办学校到搞农民协会，使我的思想起了突变。大革命失败后，我参加了共产党，这时候我已经五十一岁。从此我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道路。这就可以看出，我们老一辈人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现在的青年人不同了，用不着摸索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即令你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也不行，人民群众通不过，他们会批评你，逼着你走正路。一个人刚刚踏上人生的道路，就有个高尚的奋斗目标，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吗? 　　“象我这样的老年人，在旧社会里生活了几十年，到处奔波，经历了不少事情，所以遇事总好和过去比一比。只要稍稍一比，就会感到我们今天的社会真是个美好的社会。我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回家了。去年我去湖南视察工作，到处走走，就感到现在不知比过去好过多少倍。中学设备简直太好了，和我过去在破房子里办学校相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别。当我回到农村家乡，更不同于我记忆中的家乡了。就拿布店来说吧，过去一个布店只有几匹布，现在一个布店有几百匹布。自然面貌也改变很大，小型水库到处都有。这正是社会主义把每个人的智慧变为集体智慧的结果。没有这个转变什么事也办不成。青年人经历浅，见闻少，这些地方是体会不深的。生长在这样一个好的社会里，有人还不满意，还说什么没有出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些人应该努力克服个人主义。 　　“要实行社会主义，就得打倒个人主义和家族主义(即家庭观念)。在旧社会里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那时，许多人只能为自己和自己的家而活着。现在不同了，新社会要照顾每个人的生活，你到别处工作，公家会帮你把家安排得好好的，可能的话，还让你把家眷带上。新社会这样照顾个人，那么个人照道理也应该多为社会打算。可是有的人要他暂时离开家都不肯，这难道是对的吗?当年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家里不仅没人照顾，还有给反动派杀害的危险。毛主席家祖坟被敌人挖了好几尺深；后来他的两个弟弟又被敌人杀害了；长征时又丢了一个孩子，至今下落不明。还有彭德怀同志的家过去也被敌人杀掉不少人。这种例子太多了，老一辈的革命者就是这样舍己为公，舍家为国的。青年人如果能好好地想想老一辈为革命事业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就一定会少犯点个人主义。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说要青年也象老一辈人一样，也不是说人不应该要家。有了家当然应该爱家，这是人之常情。我也很爱我的家。1927年我去南昌参加起义，我的家留在长沙农村里，家里有两个小孩子，我怕以后再也看不到，临走时一再回头看了看他们。可见，家庭观念人总是有的，爱家也应该。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有能力有志向的青年人不要做家庭的奴隶。光看到家，看不到社会是不对的。虽然我也爱我的家，但是我不愿做家庭的奴隶。我过去无论在那里工作，总是把家留在农村，一来可以使子女养成勤俭朴素的习惯，二来可以省下钱来办学校。这样对社会，对家庭都有好处。我们现在是搞社会主义，更需要把眼光放远一些。 　　“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搞好了社会，搞好了国家，看到了长远利益，个人的局部利益也就算不了什么，想通了这一点，一个人就可以为群众利益付出任何代价。就是当他受了委屈，也不会垂头丧气。同时，也应看到一个人为社会、为别人总是不会落空的。世界上有天良的人总是占多数，你为社会多劳少得，大家怎能忘掉你?拿我来说，我为人民做了一点事情，人民却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和信任，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更重要的还是社会搞好了，子孙万代幸福，这种报酬是无法估量的。” 　　徐老好象有无穷无尽的话要告诉青年人，我们怕他太疲劳了，就向他告别。他老人家在我们临走时，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长征途中有一次我问董老，为什么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还那样快乐?董老回答得很好：因为我们有远大的前途。” 　　让我们记着徐老的教导，学习这位老共产主义者的榜样，每个人从为社会主义勤恳的劳动中去求得幸福和愉快吧! 　　(范泛红 石良耘) 　　* 这是1957年12月31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访问记。编入本书时，文字作了删节。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