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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原则永不过时

高长天

1941年11月，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实质的问题即政权问题上得以贯彻，“三三制”原则因此而名实相符，彪炳史册。这60年里，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延安时代“局部执政”期间所创立的“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原则精神，在推进政治改革、经济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巩固和发展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抚今忆昔，以史为鉴，我们重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三三制”原则的理论与实践，仍可获取不少教益和启迪。 　　一 　　“三三制”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既坚持执政领导地位，又巩固政权的最好体现。 　　世界各国的政党政治虽各具特点，但追求席位的最大多数是共同的活动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敢于开放政权，敢于将权力机构“压倒多数”(三分之二)的席位拱手让出，这是世界政党史上、国际共运史上绝无仅有的。不少同志总认为，中共那时实行“三三制”是时势所迫而采取的一时权宜之计，而夺取全国胜利之后，“三三制”原则就过时了。这种认识是十分狭隘而有害的。应该说，“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和执行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具体内容、措施和方法等也有特定的历史含义。比如“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等范畴显然不能无时空限制地推广沿用。但就其原则的精神实质而言，“三三制”并非一时权宜之计，更不能理解为共产党的一个临时性策略和手段。毛泽东同志曾对此有一系列充分而精辟的论述，其基本观点是：第一，共产党既然反对国民党在政权问题上的“一党专政”，当然也不主张共产党自己的“一党专政”；第二，任何个人和任何党派“只要不投降不反共的”，就允许其存在和活动，就拥有参政的权利和资格；第三，“三三制”原则，不仅在民意立法机关中要贯彻，在政府部门也要实行；第四，这一政策原则“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①这样的思想原则，三代党的领导人均有充分论述。江泽民同志在去年12月份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明确地阐明了这一思想。他针对“近年来，党内有些同志没有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对新形势下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认为我们党在力量弱小时需要统一战线，现在已经是6300多万党员的大党了，似乎就不那么需要了；我们党在没有夺取全国政权时需要统一战线，现在已经有了50多年执政经验了，似乎就不那么需要了；我们党在搞革命时需要统一战线，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的思想认识问题，指出“这种错误认识对党的事业是非常有害的，必须加以克服”。他把统一战线与实现党和国家的三大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指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离不开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统一战线，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统一战线，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离不开统一战线。”他提醒全党：“在新世纪，统一战线作为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②那么，新时期统一战线既如此重要，在政权建设上，党外人士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政权部门及政协等方面的人事安排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我们当然不必机械地拘泥于历史上“三三制”的有关具体规定，但就“不搞共产党一党专政”而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原则精神，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值得继承、发扬和光大。不靠简单多数优势而靠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及虽处少数但足以起先进模范作用的党员干部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既有效地实现对国家政权的绝对领导，又成功地将政权开放，真正“立党为公”，不搞政权垄断，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二 　　“三三制”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在政权建设上的完美体现。 　　政党和政权的兴亡盛衰，最终还是取决于人心的向背。中国共产党既不凭借政权中简单多数实现领导权，那就只能靠自身的先进性和代表性了。这方面的道理，马列经典作家有大量的论述可供征引，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论述更集中、更直接、更充分地阐明了这一真理。 　　先进性与代表性实际上互为表里，互相依存。失去先进性的代表性，只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去代表落后与反动；失去代表性的先进性，只能脱离历史主体，失去物质载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实际意义。先进对称后退，先进性，就是意识上前瞻，行动上带头。代表性，可分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代表先进，代表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向；再就是代表人民，代表人民的最大多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个要求就是通过革命或改革手段，努力使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同时也与最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成就相联系，并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努力促进人类文化的传播、交流和繁荣；当然也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谋取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一代表性的经典诠释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三个代表”贵在“始终”，前苏联、东欧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本，还是“三个代表”有始无终，特别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先进性与代表性逐渐丧失的必然结果。这些国家的前共产党领导人下台后，有的痛苦反思，虽还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现在这样的认知和表述，但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一旦失去先进性和代表性，人心就会背离，“人亡政息”的悲剧就不可避免。 　　延安时代的“三三制”创意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充满自信的产物，也是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通过开放性的政权建设打破“清一色”局面以永葆自身的先进性与代表性的成功尝试。除了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三三制”的原则精神，有始有终、坚定不移地将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贯彻在政权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中，保证了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与代表性永不丧失，从而惟一有幸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所遭遇的历史命运。 　　三 　　“三三制”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决心打破“历史周期率(律)”，厉行民主政治，建立健全政权组织结构上的监督机制的成功尝试。 　　一位对延安时代研究有素的学者曾撰文指出：“从‘局部执政’的视野看，延安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典范，‘作为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构建更具广泛代表性而又加强党在根据地执政地位的政治体制，强化廉政建设，积累了治国安民的重要经验。”③抗战爆发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特区”，正式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政府。毛泽东认为“厉行民主政治，选举是基础，实行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制度是根本”。“特区政府在中央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行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④从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到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边区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特别是1941年5月1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之前，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颁布。在这一纲领的鼓舞下，边区人民包括70多岁的老太太、远离尘世的修女，都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了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那些尚不会读书写字的贫苦劳动者以撂豆豆、画点点等简易办法来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选民们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的事”的权利意识，让那些不称职、不胜任的干部们纷纷落选，广大人民群众深切体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当家”的真谛，大大提高了他们“对管理政权的认识与兴味”。这样，也从权力的来源处体现了人民的监督力量。历史证明，如此放手让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权，不仅没有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相反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实行“三三制”，改变“清一色”，也明显有着对权利的监督、制衡意义。谢觉哉指出：“没有各阶层人物当选，没有各阶层的意见反映，不仅非党的、工农阶级以外的，感觉到他们仍是被统治者，而且党会因无监督无刺激而不紧张起来，妨碍工作进步。”⑤毛泽东也认为：“真正实行‘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包办，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⑥李鼎铭先生当选就任，曾真实地给边区政权和党组织带来了生气和活力，也带来了“监督”和“刺激”。正如马文瑞所讲：“李鼎铭先生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以后，并不因为自己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而抱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而是敢于负责，勇于负责。”⑦他始以著名于史的“精兵简政”提案伴着自己步入政坛，继以亲自过问、督办、检查、总结该案的执行落实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岗位上。他对当时政权中“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的状况十分恼火，并力所能及地予以抵制。比如，政府下达命令、指示，有的内容事先一点不知道，他就坚决不划行。甚至以“不想干了”的充满刺激的方式对官僚主义、包办作风进行斗争。后来边区政府纠正了错误做法，让他有职有权，舒心地献身革命工作。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也因监督制约而更加活跃、进步和健康起来。他虽晋身显要，但从不明哲保身、尸位素餐，而是既能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又敢于犯颜诤谏，履行职能。这样的挚友、诤友形象，不愧为“爱国典范”，更堪称“民主楷模”，是民主人士参政议政、不辱使命的一面明镜。 　　四 　　“三三制”原则的贯彻，由一系列规范化、制度化的措施予以保证，这体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着的法治追求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三三制”原则的制定和贯彻，并非一蹴而就，一帆风顺，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言必信、行必果，通过一系列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使之贯彻落实。 　　纲领、条例，约法三章。首先郑重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此纲领的制定，手笔非同寻常。边区中央局先行起草，中央政治局讨论原则通过，毛泽东“最后修正”，十分严肃认真。纲领以“实施抗日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明确规定：“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举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⑧区边中央局还先行发出《决定》：“无论在选举前或选举后，一切为本党同志所领导的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按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党员有违反此纲领之任何条文者，予以纪律之制裁。”⑨可谓约法三章! 　　精心运作，竭力保障。边区中央局及时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就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边区政府重新颁布并依《纲领》精神重新解释了《选举条例》，同时举办培训班，试点总结经验，首先确保基层选举成功。 　　纠偏补差，不断完善。在正式选举县和边区参议员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着重用心确定候选人名单，并专门发出书面通知，强调务必完全贯彻“三三制”原则精神。但是选举中还是出现了非党候选人特别是开明士绅难以当选，而共产党人仍占了绝大部分的结果。为了取信于民，于是又有聘请落选的非党候选人为参议会正式参议员的补救措施，以示共产党“实行‘三三制’原则的决心和诚意”。事实上，即使是李老先生当选的那次参议会，也只能说是大体上贯彻了“三三制”原则精神，尽管三令五申，但“三三制”并未如期完满实现，共产党员当选比例普遍超标。为了进一步将“三三制”原则硬化、细化、规范化、制度化，1942年，边区政府又进行了调整、补充及依法改选的一系列工作，“三三制”的贯彻更进了一步。1943年5月8日，边区政府还颁布了《政务员公约》十条，第六条为“互规互助，正人正己，贯彻‘三三制’精神”。为政府人员上至主席下及公务人员确立了行为规范。值得注意的是，“七大”会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规划未来“联合政府”的结构时，在草稿中仍明确写道：要推广解放区经验，“任何党派不得在各级政府机构的人员中占三分之一以上”。⑩恪守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党专政，坚持“三三制”原则的坚定立场。1945年至1946年间进行的边区第三次民主选举，总结了前两次选举的经验，措施更得力，结果更符合“三三制”原则。特别是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参议会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会委员的选举结果，完全符合了“三三制”原则。1948年春，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下，边区政府在绥德召开参议会常驻参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会议，鉴于李鼎铭先生逝世，政府副主席出现空缺，会议及时推选民盟西北总支负责人杨明轩为边区政府委员、副主席，以保证“三三制”原则的一以贯之。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到“要建立健全配套措施，使多党合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延安时期贯彻“三三制”原则所采取过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方法无不体现着那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艺术，值得借鉴。 　　注释 　　①《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484页。 　　②引自《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回答》，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9—10页。 　　③高尚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中国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3期。 　　④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20页。 　　⑤⑥转引自《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⑦《李鼎铭研究资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23页。 　　⑧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第2页。 　　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189页。 　　⑩参见《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页。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