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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与边区“三三制”政权

郭 林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建立的，联合各抗日党派、阶级、阶层，各族各界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加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且不反共的人们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共政权建设的一次创新。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作为德高望重的开明士绅，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被民主选举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参加了“三三制”政权工作。在“三三制”政权中，李鼎铭先生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实现了热爱祖国、报效国家、为人民做事、改造社会的崇高志向。他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行政能力和世界观，也在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精诚合作中，在为巩固、发展“三三制”政权作出宝贵贡献的革命实践中得到升华，从而成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典范、民主楷模、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卓越领导人。 　　一、爱国为民是李鼎铭参加“三三制”政权的思想基础 　　李鼎铭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追求科学、民主，为人民做事的要求。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衰弱，他认为“国家不改革，鞑虏不驱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教育不发展，科学不倡明，人民没有文化知识，中国就会挨打落后。在忧国忧民、探寻救国之道中，他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主革命思想，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虽然他不是革命党人，但不论在家乡兴义学、教私塾还是执教于绥德中学堂，李鼎铭都积极宣传三民主义，进行培养人才、唤起民众的工作。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民主共和的道路，李鼎铭这时更充满了救国的信心。他常说：“我们必须团结国人建设这个百废待兴的中国。”①为此，他积极提倡破除迷信、禁止赌博、剪发放足，主张建立村规民约，想用新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民主自治方式来推动、改造当时陕北这样偏僻落后的社会和旧风习。 　　为实现救国理想，不愿做官的李鼎铭从1913年至1925年，先后担任过米脂县米东区区长、榆林道尹公署民政科长、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等行政公职。在这些职位上，充满救国理想和热情，又有文化有能力的李鼎铭利用职务积极兴办教育事业，努力发展生产，创办集市贸易，修路架桥，做了许多造福一方、有利于人民的好事、实事。他公正清廉，正直、爱民，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米东区人民于1926年给他送上“造福桑梓”的牌匾，称赞他为“识时务之豪杰，造时势之英雄，设使得志，岂仅造福桑梓而已哉!” 　　李鼎铭为官确实是想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也恪尽职守作出许多实绩。然而他并不能“得志”，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是因为，虽然民国成立了，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依然压在人民头上，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正如李鼎铭1944年在纪念双十节大会上所说：“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只是有了个中华民国的称号，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质，相反的是以新的专制主义代替了旧的专制主义。”②在国民党官场中，他真切地看到了许多官员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仗势欺人的丑行。他创办的小学被封建恶势力摧残，他的建议被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搁置不理。他耿直的性格、清廉的作风与封建官场的尔虞我诈、官官相护、溜须拍马格格不入。他愤感：“当官不能为民作主，还要溜官，我从不溜官。现在做好官又做不成，做坏官百姓骂，这个官不能当。我只会做事，不会做官。做官，官官相护，必定要坑害民众，我不愿意。”③因此，当榆林道尹公署委任他为神木县县长时，他毅然弃官返里，甘愿当个“平顶子百姓”，以自己的医术为乡民造福。他对打着民国、民主旗号，但混战不休、争夺地盘、镇压人民的国民党军阀政府失望了，对政治、政党也没有信心了。同时，这个时期，他对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运动也缺乏认识，“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和他们以前的若干做法”④，对共产党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中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不理解，政治态度处于中间状态。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使李鼎铭对共产党的看法开始有了转变，及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英勇抗日和陕甘宁边区实行新民主主义取得显著成就，这一切使李鼎铭对共产党高瞻远瞩、不计党派恩怨，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伟大胸怀和改造旧中国、实行真民主的决心十分敬佩，他感到新民主主义与他的思想相符合，因此不仅靠近，而且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这一思想转变，为他以后参加“三三制”政权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三三制”政权为李鼎铭实现救国愿望和民主主张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 　　1940年初，在打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陕甘宁边区结束了双重政权存在的局面，绥德警备区开始边区化。这时，为克服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反对顽固派妄图取消共产党、八路军，取消陕甘宁边区，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进一步团结国内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坚持抗战，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路线。在此策略方针之下，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专门就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发出党内指示。党中央强调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它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相区别。为从组织上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变政权组织中清一色是共产党员的现象，党中央特别规定，在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 　　“三三制”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建政原则，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式。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与非党联盟，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包括中间派在内的抗日联盟，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主张各党派、各民族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专政，使各界人士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民主态度。 　　“三三制”政策，使李鼎铭进一步看到中国共产党为国为民的胸怀和实行民主政治的真诚。同时，他也看到国民党在警备区密布特务分子，进行挑拨离间，制造摩擦，扰乱地方安宁，“地方人士百般呼吁要求和平而不可得，反遭国民党疑忌”。⑤为了地方人民利益，为了全边区人民利益，更为了全中国抗战利益，李鼎铭开始走上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道路。1940年7月在贯彻“三三制”原则的绥德警备区临时参议会上他被选为参议员。在1941年5月至10月开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三级民主选举中，李鼎铭又以他的公正、无私、爱护人民，被选为米脂县选举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参议会议长和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同年11月7日，他被边区人民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同月15日，又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带着边区人民的重托走上了“三三制”政权的领导岗位。 　　“三三制”的实行，使十数年不出家门但很关心国家大事，又有思想见解的李鼎铭有了出门合辙、施展才能和抱负的机会与舞台。这首先是因为，“三三制”政权是建立在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选举基础之上的，它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李鼎铭把边区选举与国民党统治下的选举及英美等国的选举比较后认为：边区的选举绝对真实、自由、平等，绝对没有旧日的贿赂、强迫、暴行等现象，没有偏三向四、营私舞弊、存心报复，也超过了英美老牌民主制国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共产党对于民权主义，则是彻底实行民主选举，实行‘三三制’，真正做到保障各阶层的人权财权”⑥。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出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深感“我们的政府和过去的和外面的都不同，它是老百姓自己的政府。我就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不是我运动来的，也不是谁强迫来的”。⑦他非常愿意在这样的政权中做事。同时，他也深感责任重大而光荣。他常说：“既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我受人民委托，我当然替人民讲话。”面对国民党反共派窃取边区人民名义对共产党和他本人的造谣，他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二百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的继续工作着，只有全边区二百万人民对我的任免，才会发生真正效力。”⑧可见，人民的信任、委托是李鼎铭力量的源泉，因此他能把人民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在“三三制”政权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边区人民工作。 　　第二，“三三制”的实行，为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发挥作用，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起的抗日民主政权，普遍存在着不论在政府机关，还是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所占比例过大的现象。这就容易造成共产党“包办代替”政权工作，不利于发挥各抗日阶级、阶层和抗日党派、团体的积极性。尤其是对于中间势力，他们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也不满意共产党的“包办代替”，他们希望有说话的机会。而当政的党也会因无监督无刺激而放松进步。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员一道，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但因为人民群众信任共产党，各级选举中，往往是共产党员当选的多。为改变这种状况，保证抗日民主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党中央对政权结构中的人员配置特别作了“三三制”的规定，并强调上述人员分配不能敷衍塞责。在第二次民主选举中，边区政府采取多种办法保证“三三制”的落实。一是聘请落选的非党候选人为县及边区参议会正式议员，使参议会的成分有所改善。二是共产党员主动退让。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选举边区政府委员时，共产党员超过了“三三制”要求，徐特立当即声明请求“退出”，依次由非党人士白文焕替补。1942年3月，边区政府又令各县采取由“共产党员自动退出辞职”和由非党候补参议员补任或聘请的办法加以充实。同时，按“三三制”要求，提早改选了一些县市的参议会和政府，选举时要求做到把群众中有威望的群众领袖、积极分子，有才能有品德的知识分子，热心抗战民主事业的公正人士选进“三三制”政权。经过这些努力，从总体上看，“三三制”得到了落实。1945年进行的第三次民主选举结果是，共产党员在绝对多数的乡代表里不够三分之一，在县和边区议会里占三分之一，在县常驻会与县政府委员会里一律占三分之一。18位边区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12位，保证了边区政府的联合政权性质。这就使许多有抗日要求又赞成民主的地主、士绅看到，自己也有管理政权的权利了，积极性很高。李鼎铭对此深有体会地说：“共产党方面限制自己的候选人，并且反转来替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提出候选人，为他们竞选，外头哪会有这种情形，人家是自己竞选还来不及呢。我想要找把持包办，只能到国内外独裁主义者那里去找。我们这个地方，却是建立了大家有职有权的民主政府。”⑨在这样的民主政权里，数量上占三分之二的非党人士有了充分行使自己权利，为抗日救国出力的组织保证。 　　第三，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的民主作风为党外人士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实行“三三制”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抗日。为此，中共中央一直强调共产党员要尊重党外人士，要与党外人士很好地实行民主合作。要求党内必须克服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做团结的模范。在工作中，要“尽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为非党人士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式上对全体参议员表示：“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⑩在此精神之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非常注意倾听李鼎铭等非党人士的意见，采取多种办法和措施改进关系。 　　为保证李鼎铭等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有权，边区政府党组特别规定：各厅、处、院轮流向政府正、副主席汇报工作，会前有关单位党员领导人必须向李鼎铭汇报，并取得同意才开会；需要由李鼎铭副主席签发下达的文件，必须先向他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划行手续。平时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同时采取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方式集中征求意见。对李鼎铭等人的非原则性不同意见，适当让步，而对原则性分歧，在坚持原则下灵活处理。这些团结工作，使李鼎铭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对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11)尤其是李鼎铭等人提出的精兵简政提案被边区参议会和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采纳，把它作为抗日根据地渡过难关的重要政策之一，这就更加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和与共产党团结共事的决心、信心。 　　正是由于“三三制”政权从选举制度和组织措施上充分保证了非党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权利、地位，从工作作风上为非党民主士参政议政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加强了思想保证，对李鼎铭等人的正确意见和建议，采取了“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的诚信态度，所以李鼎铭能心情舒畅地以主人翁的态度工作，在陕甘宁边区这个民主、团结、抗日救国大舞台上“得志”，为抗战救国和建设边区发挥积极作用，作出卓越贡献，实现了自己的崇高理想。 　　三、李鼎铭为巩固“三三制”政权做出了特殊贡献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使李鼎铭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抗日救国，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深感责任重大的李鼎铭先生，在边区政府副主席任上也为维护、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作出了多方面贡献。 　　首先，他真诚拥护、积极宣传“三三制”政策，为巩固“三三制”发挥了特殊作用。 　　李鼎铭认为，“三三制”和边区施政纲领是共产党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的象征，是实现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同力合作，干抗战建国”大事的好政策，因此，无论属于何党何派均有巩固之责。他不仅号召大家化除成见，互相信任，而且强调无党无派人士也不应该采取旁观态度，不要责备别人，应先从自己做起，来维护“三三制”政权。在绥米考察两月中，他热情赞扬边区“五一”施政纲领和“三三制”的好处。看到绥德、清涧、吴堡三县政权工作有新气象，“三三制”在开始实行他很高兴。他不仅听取党政军干部汇报，还专程到地主集中的米脂杨家沟同当地士绅座谈，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真谛和决心，以及他对延安各方面的印象，纵论国事，为他们解释疑惑。他告诉党外人士，就“三三制”说，“边府是已经实行了，像我一个非党员，但在政府里却从未感到政府对我不信任或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无论党员与非党员，有什么地位就有什么实权”。(12)1942年5月，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中有不少人对共产党心存疑虑，李鼎铭就告诉他们，他在工作中毫无任何困难感觉，共产党是诚心实意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当国民党反动派诬蔑边区“三三制”时，他痛斥敌人恶意歪曲事实，因为他看到“共产党对于民权主义，是彻底实行民主选举，实行‘三三制’，真正做到了保障各阶层的人权与财权”。“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13) 　　在李鼎铭的带动和影响下，边区非党人士与共产党的民主合作日益融洽，许多非党人士高兴地说：“共产党倡导的‘三三制’，实在是各阶层合作的典范。”(14) 　　第二，以敏锐的观察力和主人翁态度，大胆指出落实“三三制”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推进“三三制”建设。 　　李鼎铭是一位公正的绅士，执著、认真是他性格的特点和优点。他热爱共产党，拥护“三三制”，不仅体现在积极宣传、处处赞扬“三三制”方面，更重要的体现在直言敢谏，为推进“三三制”献策。他就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不久，赴绥米新区考察工作时发现，虽然“三三制”在开始实行，但上下有些隔膜。有些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还是老一套，关门、包办作风浓厚，不时有随便捕人、禁闭人的事，对保障人权财权还做得不够好。因此党外人士不愿多说话，认为讲了也未必被采纳。回到延安后，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就直接指出了这些问题，同时提出建立工作秩序、消除紊乱现象的办法，得到与会人士的赞扬。1942年底，在第三次政府委员会上，李鼎铭作八个月政府工作与简政方案报告时，又一次指出，“三三制”推行上虽有成绩，但对于经验的检查总结还差。1943年，在西北局召开的党外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开诚布公地谈到，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胜利的障碍，必须打破。他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对症下药，使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更加亲密。对于不尊重党外人士职权的问题，他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了意见。如，在政务会议上他很少发言，总说没意见，有时政府发文他不划行。当李维汉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真诚地袒露思想说：“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这就促使边区党组和政府主席改进工作，认真研究并制定出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具体措施，形成制度延续下去，从而推进了“三三制”建设。正像毛泽东所说，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会清除我们的缺点。 　　李鼎铭所以直言敢谏，正表示他在“三三制”政权中没有把自己当客人、外人，而是以主人的责任心爱护、关心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充满了对共产党的信任。 　　第三，在不断认识“三三制”重要作用的实践中，李鼎铭提出了“三三制”精神这一概念，不仅对“三三制”的理解增加了丰富的内涵而且使之有了延伸意义。 　　李鼎铭参加边区“三三制”政权领导工作之后，处处维护“三三制”，为巩固“三三制”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当他看到实行“三三制”初期，因干部作风问题，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之境”的时候，他认为，所以如此，是因为基层干部没有了解“三三制”的真义，没有体会到“三三制”的精神。在1942年4月召开的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说：“实行‘三三制’，把数字提出来是容易的，但主要的却在贯彻‘三三制’的精神。”(15)这就是说，在“三三制”中，数字、比例是容易办到的，是形式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比例体现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才是“三三制”的真谛。 　　那么李鼎铭理解的“三三制”精神包括什么内容呢?从李鼎铭的讲话、文章、报告中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一是顾全大局的精神。李鼎铭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开明绅士，面对祖国的危亡，他疾呼“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事”。他认为在“三三制”政权中，各方人士都必须打消不顾大局的主观主义、本位主义，要站在客观的地位考虑问题，各党各派都要向着一条大路前进，服从抗日救国这一全局利益。 　　二是自我批评的精神。李鼎铭曾说，他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动才出来工作的。“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叫我五体投地”。(16)让李鼎铭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话，正是毛泽东对党内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及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批评。之后，体现中国共产党自我批评精神的整风运动，更使他看到共产党在切切实实地与党外人士合作。由此李鼎铭感到共产党自我批评精神的伟大。他说，共产党严格批评自己的缺点，就是要和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人士互相团结。因此，他认为在“三三制”政权工作中，“有些不对处，只责备自己，不要责备别人”，“多批评自己，少责备旁人，大家互相谅解”，(17)“最好不要责备别人，先从自己做起”，才是合作共事的真义。 　　三是照顾各方、善于协商的精神。李鼎铭对共产党在“三三制”选举中限制自己候选人，反替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提出候选人的行动十分佩服。他认识到，“三三制”选举，减租减息等政策都是“为了照顾各阶层利益”，(18)增进各阶层团结。他认为在“三三制”政权中，大家都应本着“人之为善，谁不如我”，“善与人同，其善自彰”的精神，开诚布公，平心静气地商讨问题，处理政事，“三三制”政策就能落实，民主合作就能长久。 　　以上三个方面归结起来就是“精诚团结，民主合作”的精神。李鼎铭常说，团结二字最重要，加强抗战力量，首要的是精诚团结。“我们坚持的实行团结与民主，又坚持的要求团结与民主”，(19)只要大家同仇敌忾，万矢一的，就能达到抗日救国、创建新中国的目的。李鼎铭对“三三制”精神的理解，与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三制”政策的宗旨与意义是相符合的。他使用“三三制”精神一词，概括“三三制”的深刻含义，是非常精当、准确的。其延伸意义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20)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已成为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的纽带，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它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通过参加“三三制”政权工作，李鼎铭的政治思想、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李鼎铭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亲自参加了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接触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参加讨论并制定了边区政府的许多方针政策，处理了许多重大公务。通过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实践和这些实实在在的抗日建国工作，在党的关怀帮助和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和反对独裁内战斗争的巨大影响下，李鼎铭的政治立场、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在，他从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转变为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是可以在中国实行的，并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同情、拥护共产党，发展到热爱共产党，坚信共产党为人民做事必然胜利；从最初的“做客”思想，转变为“我也不敢以外人自居，而要站在主人的地位了”。（21）处理问题时，不仅为人民着想，为政府着想，也为共产党着想，并以六旬之年，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地走下去。为抗日救国，他表示：赶走日寇的惟一办法就是把共产党的政策贯彻到底。他说：“我一天不死，一天就要打到底。”(22)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解放战争的艰苦日子里，他抱定牺牲决心，以视死如归的精神与党中央和边区人民转战陕北，参加战时工作，最后终因年迈力衰，去世在边区政府副主席任上，实现了为和平、民主、新中国奋斗到底的誓言。 　　李鼎铭思想觉悟发生质变的标志性行动是他主动把自己的家财毫无保留地全部交给了当地政府，彻底成了“公家人”。这一举动，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这不仅表明了他的开明态度，而且说明李鼎铭决心参加革命队伍，从一个有家产、有地位的开明绅士转变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干部。临终前他参加的最后一个会议是义合会议，他积极拥护土地改革。他与林伯渠共同署名发出的最后一个文件是1947年11月14日，为迎接解放战争胜利改组各县领导机构以适应战时需要的命令。这是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留下的最后一笔。李鼎铭曾对英国记者斯坦因说过，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他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休戚相关，并且以边区为骄傲。这段谈话，是李鼎铭思想感情、精神境界升华的最好说明。 　　综上所述，从分析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相互关系中，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到李鼎铭对“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历史贡献，而且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政策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和“三三制”的丰富内涵。历史告诉我们，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及无党无派人士民主协商合作共事的政治制度与民主体制，是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必须永远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和创新，以此凝聚各种社会力量，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团结奋斗。 　　注释 　　①③(22)常银山、常龙：《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4、33、153页。 　　②《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1日。 　　④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北京版，第52页。 　　⑤⑥⑧(11)(13)《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 　　⑦《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9日。 　　⑨《李鼎铭研究资料选》，第10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10页。 　　(12)《李鼎铭研究资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14)《解放日报》1946年4月26日。 　　(15)《解放日报》1942年4月7日。 　　(16)《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1日。 　　(17)《解放日报》1943年7月7日。 　　(18)《解放日报》1943年1月7日。 　　(19)《解放日报》1944年7月12日。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 　　(21)《解放日报》1942年1月20日。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