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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简政”提案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成 梅

李鼎铭先生虽然是一位党外人士，然而他的名字却载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运动史册，我党和我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参见毛泽东悼念李鼎铭的挽词)的开明绅士。他坦荡无私，统揽全局，为党分忧，献计献策，提出“精兵简政”政策的重大贡献，更是令人难以忘怀。本文拟就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精兵简政”在边区的实施过程、历史作用以及现实意义予以回顾和探讨。 　　一 　　1941年，我党我军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从国际形势看，世界法西斯势力得逞一时，十分器张，德国在占领欧洲14国后，开始进攻苏联，发动了侵苏战争，其同盟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空前扩大。在国内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要迅速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解决扩大侵略战争所带来的兵力和财力的不足，便加紧了对解放区的疯狂进攻。蒋介石集团在美、英参战后，便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身上，加强反共摩擦，不仅停止了对八路军的物质供应，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十分不利的国际形势，日、伪、顽的扫荡、封锁、进攻和夹击，自然灾害的侵袭，不仅使解放区陷入严重的困境，而且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存在的“鱼大水小”的矛盾更为突出。在陕甘宁边区，随着脱产人员的逐年增加，群众的公粮负担也逐年加重。1938年的公粮是1.5万石，至1941年，仅三年时间，公粮就剧增至13倍，达20万石。群众负担过重，就产生了不满情绪，怨言直接指向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的民力、物力、财力也几近枯竭，工作人员和战士几乎到了没有纸，没有菜，没有油吃，没有衣服、鞋袜穿，冬天没有被子盖的境地。于是，抗日战争能否坚持，抗日根据地能否巩固和发展，就成了我党和政府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鱼大水小”的矛盾，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中明确提出要“珍惜民力”。林伯渠还在序中引用秦穆公拜以“惜其力”为养马之道的马夫百里奚为宰相，从而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的历史典故，阐明了“对于动员人力物力应备加爱惜合理，不可过于疲竭，劳逸不均”的道理。由于“三三制”政权的实行，李鼎铭作为当地有名望的绅士，于1941年10月被米脂县第一届参议会选为议长，同时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获11月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机会。与会之前，忧国忧民、追求真理、竭诚与共产党合作的李鼎铭，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和汉高祖在关中推行精兵简政、取得成功的史实，就有意提出精兵简政，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但友人不相信共产党能在面对敌人强大兵力的时刻，听取一个党外人士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反复劝他不要提出。11月6日，在此次参议会的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发表了30分钟的重要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关系，并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毛泽东的这些话更是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看到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又是参加大会、小会，又是找参议员们谈话仔细听取他们对政府的批评建议，便大胆地提出“精兵简政”议案。 　　李鼎铭等11人提出“精兵简政”提案言简意赅，即“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提案辩证地申明了精兵简政之理由，那就是：“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提出五种解决方法，其一是：“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其二是：“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其三是：“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其四是：“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其五是：“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这一提案提出后，引起不同的反响。有的人由于担心提案被国民党利用，或担心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或担心共产党不采纳而持否定态度；有的人认为在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解放区进攻之时提出精兵简政，无异于削弱自我，自取灭亡。有的人觉得李鼎铭夸大了边区的苦情，不信群众有怨言；有的人批评说“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的动机，认为他有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之嫌。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李鼎铭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尤为重视李鼎铭的这一提案。毛泽东主席不仅反复阅读了这个提案，将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出来，还逐字逐句地将其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加了一段评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时，毛泽东主席还亲自找李鼎铭谈话，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为了统一思想，毛主席亲自参加了讨论会，对精兵简政做了充分的肯定，并形象地指出其重要意义：“李鼎铭先生提得好，我们的物质困难越来越厉害，我们必须克服这困难，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第一是精兵简政，我们的庞大机构是不适应战时情况的，……我们的机构不能像过去那样庞大，要变一变，变得小些，更扎实些，并不是坏事，那个孙猴子化成一个小虫，钻到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了，把她战败了。目前，我们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戒备，我们劝这些同志有引起注意的必要，李鼎铭参议员提案好得很，我们要当做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向党政军民各部门提出来，并加紧实施。”“精兵简政”议案最终在参议会上以165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并根据会议审查意见，提交政府速办。为了进一步引起全党全军的重视，毛主席还为《解放日报》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中共中央把“精兵简政”列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不仅在陕甘宁边区认真贯彻执行，而且将其推广到党所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 　　二 　　“精兵简政”的贯彻执行并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三次不断深化的过程，才最终达到预期效果。 　　第一次精简由1942年1月正式启动，历时四个月，而其动员准备工作则开始于1941年11月下旬。当时，根据刚刚结束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通过的“精兵简政”提案，边区政府即刻把精兵简政作为政府的头等大事来抓。1941年11月2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召开了边区政府首次政务会议，专题讨论了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副主席阐述了精兵简政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团结全体抗日人民，这是边区政府的神圣职责，我们政府要言行一致，树立信义作风，履行精兵简政，为的是保卫边区、建设边区、壮大抗日力量，克服困难，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自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以来，加上连年灾荒，本来就不富裕的边区就更困难了。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克服困难。……在当前抗战救国之际，只有实行计划经济，开源节流、精兵简政，在政治上可以增强抗战力量，经济上可克服供需矛盾。”关于精兵简政要着重解决问题，李鼎铭副主席说：“要实事求是，将我们的收支计划提出来，按我们的力量办我们的事，不紧要的机关应予以归并。提高军政人员质量，减少数量，压缩支出，这是我们政治走上轨道的重要方法。”林伯渠对李鼎铭副主席的发言表示完全赞同，并宣布会议决定由刘景范、周文、周兴、南汉宸、高自立组成编整委员会，首先调整各级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把各级机关过多的人员尽量缩编；对调整人员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大部分用于加强区乡政权机构，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或归并，以做到精干、灵活。为要引起解放区全党全军和各根据地人民大众的重视，边区政府还在12月5日宴请新闻界、文艺界，阐明边区新的施政方针，指出过去边区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并强调“开源”、“节流”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原则，而“精兵简政”尤为实行节流的有力方法，因为它并非消极的减兵简政，而是要求政治机构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能。12月中旬，编整委员会提出整编方案，李鼎铭协助林伯渠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县、区、乡三级政府的暂行条例，供实施精简和整编时遵循。由于有了这些宣传和准备工作，第一次精简初见成效，共裁减合并可有可无的机构一百余处，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精简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1598人，占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总数的24％，其中有300余人下乡加强基层政权，其余的送去学习或转入生产第一线。但是，由于这是解放区初次实行精兵简政，经验不足，故而还没能够将其精神彻底地贯彻到全部工作中去，也就是说，还仅仅是在“编”上做了一些工作，而未落实到“整”上，组织机构还显得头重脚轻，干部没有适当调整，政务繁琐，不切实际，上下不通气，工作脱节、疲塌的现象依然存在。于是边区政府在1942年5月7日至10日的第二次政府委员会上，总结了第一次精兵简政工作的成绩与不足。林伯渠认为边区政府应在安定民生，发展经济、健全民主、加强自卫等方面多做具体工作，而完成这些工作的关键，就在于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李鼎铭认为第一阶段编整委员会虽做了不少工作，但实际效果尚小。他建议邀请党、军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编整委员会，统一编整。经过与会同志的讨论，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5月14日，边区政府成立了由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的新的总编整委员会。林伯渠、李鼎铭共同主持编整委员会，周文担任秘书，同时，各系统还成立了编整分会，负责作出编整方案交总会讨论、决定并贯彻执行。 　　边区政府的第二次精兵简政干部动员大会于1942年5月20日召开，林伯渠在动员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精兵简政的意义，号召青年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去工作，并希望他们一要牢牢掌握政府的政策法令，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二要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学习他们的丰富经验，提高他们的文化；三要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四要甘当“小学生”。《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和《实施方案纲要》随之制定出来。紧接着，林伯渠又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论证了“精兵”和“简政”的关系，提出“精兵”是为了加强武装力量，提高战斗力，“简政”是要使政府机构灵活、轻便，以便在抗战中发挥最大效能。第二次精兵简政历时三个月，于1942年8月结束。这次精兵简政的主要成果是基本上达到了“紧编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的预期目的。但是，由于精兵简政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一些单位的领导对其尚缺乏深刻理解、足够重视，加上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够，此次精兵简政仍存在裁并机构、缩减人员等表面化工作较多，改革体制、健全制度、整编机构、提高效能等实质性、全局性进展不够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42年9月1日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整顿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解放日报》于9月7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撰写的社论《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社论指出有些地方的同志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做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看待，并深入浅出、语重心长地进一步阐述了精兵简政的道理和意义：“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小，仍然是有力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这两个文件对于消除干部、群众的思想障碍，对于引导各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向纵深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边区政府的第三次精兵简政启动于1942年8月，结束于1943年年底。这次精兵简政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最为充分，历时时间最长，取得令人满意的实效。首先，边区政府于1942年8月底至9月2日召开了第三十三次政务会议，从汲取第一次、第二次精简的经验教训入手，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实施纲要(草案)》，并重新调整了边区简政委员会。紧接着，在中央“九一决定”、“九七社论”的指引下，边区政府于1942年9月10日召开了检查、总结政府系统两次精兵简政工作的动员大会，会后从9月11日至17日在边区一级机关广泛开展了相关检查总结，随即于9月18日至26日又召开了各分区专员、县长及区乡干部简政座谈会，李鼎铭和林伯渠每天都亲临现场，参加座谈，发表谈话，进行指导，使各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精兵简政的重要性，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打下坚实基础。不久，毛泽东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强调说：“这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更为第三次精兵简政指明了方向。李鼎铭在1942年12月4日边区第三次政府委员会上总结边区政府八个月的工作，除肯定了两次精兵简政及其他各项工作的成绩外，特别指出缺点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精兵简政政策没有贯彻，如职责方面领导不统一，政令不统一，各机关多各自为政，人员方面上层多而不精，下层不够强，作风方面存在事务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妨碍了工作效能的提高，并申述简政之任务在于继续成绩，纠正缺少，以达统一、精干、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之目的。关于今后的任务，李鼎铭副主席号召贯彻简政委员会所提出的“简政实施纲要”，强调发展生产和增强教育两大须集中力量完成的任务，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要审定业务、划清职权，精简上层，加强下层，转变领导作风，反对事务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反对贪污浪费等相应措施。1943年，边区政府又先后颁布了由林伯渠、李鼎铭签发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通则》《政纪总则》《政务人员公约》《奖惩条例》《简编方案》等条例命令，具体规定了边区精兵简政的原则和措施。就这样，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在边区政府和林伯渠、李鼎铭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历经三次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更彻底的精简，陕甘宁边区成功地实行了精兵简政，终于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1944年1月7日，李鼎铭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边区政府简政总结》报告。他说，在精简方面，边区政府做到了业务精简、机构精简和人员精简，如边区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税局、税所从95个减至65个，人员由合署办公前的469人减至279人，既避免了头重脚轻的积弊，达到了政简民便的目的，而且加强了统一领导和各部门之间的联系，节省了干部。在统一领导方面，政治上做到了政策法令完全统一，命令指示基本统一；组织上改变了彼此对立、互不相谋的现象；人事上改变了主要干部自由任免的现象。在反对官僚主义、改善领导作风方面，基本克服了官僚主义作风，上上下下的领导作风都有了进步。在提高效能方面，由于掌握了正确的方针政策，采取了集中力量于主要方面的办法，坚持了统一领导，就提高了工作效能，在生产、防奸、干部整风、司法整顿等各项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在节约方面，减少了民力动员，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在节省粮食、燃料、日用品和生产原料上收到成效。显而易见，李鼎铭副主席倡导的精兵简政，是我党和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的危难关头，战胜严重的物质困难，渡过难关，准备胜利反攻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意义。 　　李鼎铭所主张的精兵简政不仅是我党我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政策之一，而且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87年在纪念李鼎铭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马文瑞就谈到：李鼎铭先生“提出的财政经济量力而行，要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实行精兵简政，提倡节约、廉洁作风，时至今日，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见1987年12月20日《陕西日报》第2版)在当前，我们国家实行的精简机构，也充分体现了延安时期精兵简政的基本精神。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精简机构也有了创新，仅最近一轮的机构精简中，中共党的机关人员编制就减少了20％，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减少了50％，130个部委合并为29个。2000年底，由部缩减而成的8个国家局又被撤销。这说明，延安时期李鼎铭所提出的精兵简政在新时期仍有借鉴意义。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