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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简政新议

李长域

60年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这一重要建议。该建议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重大政策之一，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施，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改善了各级政权的状况，取得了反对官僚主义、缩减不必要的机构、减少冗员、提高工作效能和工作人员素质、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及减少军队费用、增强部队战斗力等诸多良好效果，因而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普遍称赞。李鼎铭先生也因这一建议的提出和实施，光荣地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最后，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精兵简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一再被贯彻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当然，近年来人们也发现，同延安时期相比，我们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新的情况和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每当上级强调这一政策时，精简工作便受到重视，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过了一些时间上级不再强调时，机构又纷纷增加，人员也很快多了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断反复的情况呢?这就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再例如，从多年来的精简情况看，如果把机构和人员的数量状况画一个图表，就会发现，每经过一次精简，再过若干年后，机构和人员的数量会比原来还要多许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越简越多”的状况乃至趋势呢?这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现代社会发展水平已与延安时期有许多不同，如果完全套用那时的办法搞精简，显然不行，那么，我们如何依据新的情况精简呢?对此问题甚少有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认为在我们今天纪念李老先生并称赞他当年提出的精兵简政重大建议时，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联系我们的实际情况，重新学习李鼎铭先生关于精兵简政的主张，认真领会党中央有关精兵简政的政策，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深化和发展我们有关精兵简政的思想和理论，这样才能搞好我们今后的“精兵简政”工作。 　　为此，这里简略地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提高精兵简政的自觉性问题。李老先生以及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精兵简政的思想，内容很丰富。但是，对于这一主张的许多道理，长期以来一些人了解得并不全面，同时在认识上也不够深刻，这样就出现了上级抓一抓，下边动一动，上边不抓了，下边就不动。或者是这个时期抓一抓，情况好一些，过一个时期就把它置于脑后，情况便又恢复到从前的状况等。这些都是缺乏自觉性的表现。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重新学习李老先生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精兵简政的思想，特别是弄清楚为什么要实施这一主张的许多深刻道理，这样全党、全国人民和各级干部才能够真正自觉地实行它。 　　第二，关于对精兵简政长远性的认识问题。在对精兵简政的认识上，长期以来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这就是把它仅仅视为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应当实施的一项政策。诚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施精兵简政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实行它就根本不行。但是，如果就这一主张的合理性而言，我们则必须认识到它乃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政策。否则，就会出现在情况严重时，大家都同意精简，而当情况一好转时，机构和人员就又会很快膨胀起来的现象，以致把原来取得的成果全部或大部都丢掉了，乃至变成一次不折不扣的“复辟”。实际上，无论是从李老先生当年对精兵简政的动议来看，还是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考虑来看，都不仅注意到当时的特定条件，而且还着眼于总结我国政权建设和管理的历史经验以及今后政权建设的方向问题。就以李老先生的认识而言，他就认为历史上每一个社会或朝代，只有政权和兵员比较简约和精干，人民负担轻时，这个政权才能稳固；而每当一个政权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老百姓负担沉重，乃至不堪忍受时，这个政权或社会就会出现危机乃至被推翻的严重局面。可见，精兵简政绝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涉及到一个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和重大问题。一些人常常赞美精兵简政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必须上升到历史的长远的高度来认识精兵简政问题。 　　第三，关于开展对精兵简政的量化研究问题。对于研究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般来说人们都有一定认识。但是，从以往在实行这项政策中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来看，我觉得对于其量化的方面研究不够，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一项政策，总有一定的弹性，但是如果弹性过大，没有精确的计算和把握，难以操作，那就必然会出现主观性和随意性，使之无法长期坚持和实施。当然，要做到量化，必须确定若干主要的数量或比例。比如，工作人员人数与人民群众总数的比例，应当定为多少?如果过大，就会导致机构的增加，出现工作人员很多的情况。同样，如果过小，也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为此，就应当寻求出主要的比例或百分比来。再如，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如何依据现代社会的发展，科学地确定工作人员应有的数量?这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此外，一个地方的工作人员数量，要不要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比如，这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却要养活一大批官员，这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样的现象，据我所知在不少地方是存在的。当然，经济发展水平高了，是否就一定要有很多的官员?同样也值得研究。总之，究竟应当有多少官员，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政权、一个地方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搞不清楚究竟需要有多少官员，那么精简来精简去，大家都没有数，都很盲目，我们的精简工作自然是搞不好的。据说，在延安时期，就曾仔细地算过这方面的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便把我们现有的有关的“账”也搞得清楚一些。 　　第四，关于增强法治观念和以法治国问题。如果我们把各级政权所需要的机构在数量上定下来了，而且定得还比较科学，那就要把它作为制度来实施，并运用法律手段加以保障。但是从过去一些年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方面做得很差。往往是一度时期定了标准，执行一段时间，以后就不算数或没有人管了。这样，就必然会出现会“热一阵子，冷一阵子”的局面。再就是一些主要领导人带头违反这一政策，搞“权大于法”，明明上级有规定，他也不管，自己手中有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设几个机构就设几个，想增加多少人就增加多少人，谁也管不了。有时即使发现了问题，上级也不追究，听之任之。这样一来，所谓精兵简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当然，不只是一些领导这样搞，下边也有一些人热衷于这样搞。上下各行其是的结果，自然不可能搞好。因此，必须强化以法治国这一条。一是要定“法”，不能没有法，无法无天，使精兵简政得不到法律的规范和保证。二是有了“法”，还必须坚决执行，对不执行者要严肃对待，乃至追究其应负的法律责任。 　　第五，关于配套政策问题。精兵简政从大的方面讲，是一项政治主张，但其具体实施涉及到许多政策。如果政策与主张打架，也是没办法实行的。例如，过去要求部队官兵转业到地方，地方必须统统安排。这样一来，人员自然会增加。如果不安排，这些人往哪里放?部队的工作又如何做?这都值得研究。再如，大学生在过去都是计划分配，分配来你就得要，这也导致人员不断增加。再如，干部“好进难出”和“只升不降”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单位，进来了一些干部，除了很少的一点自然减员和个别人的调出外，一般就不动了，这样年复一年干部的数目就只能增加而很少有减少。干部“只升不降”也是如此，你提一个，我提一个，上来一般就不下去，干部人数必然一年一年增加。古话讲“流水不腐”，我们在用人机制上的这些弊病，也使精兵简政无法长期有效实施。此外，还有“就业”、“子女顶替”、“提前退休”等政策，存在问题也很多。这样搞来搞去，不仅使机关和在岗人员大量增加，而且质量也难以保证。可见，只有从配套的政策方面也进行细致的和系统的研究，才能真正搞好精兵简政。 　　第六，关于改变“官本位”体制问题。我国长期以来“官本位”的思想很严重，人们把“做官”、“当干部”、“掌握权力”看得都非常重。从社会生活来看，强调“领导是关键”、“干部决定一切”，也使我们把官员、干部的地位抬得很高。一个活动搞得好坏，在一些人那里常常以有无“重要官员”出席来决定，甚至在宣传上也要看有什么官出席而决定报纸版面位置和文章字数的安排。从官员和干部本身的待遇来讲，其工资、住房、福利、用车、电话、差旅费等，一般也比较好一些。由此，人们便把这些岗位称之为“铁饭碗”、“金饭碗”，谁都想捧。此外，由于过去别的方面的事情不够突出，也强化了上述色彩。所以，人人都想“做官”、“当干部”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可谓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这样一来，官员和干部队伍自然会日益庞大乃至陷入“精简一次，继而又膨胀一次”的怪圈之中。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生活的日益多样化，人们才不再把做官、当干部视为惟一选择，于是情况开始改变和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现在已有不少人不再追求做官，也有的人在做了官之后又下海了，从事有关的经济活动或文化活动。这确实是好现象。但时至今日，一心想做官者，仍有不少人。所以，进一步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第七，关于转变观念问题。过去有一种评价标准，即认为一个人表现如何，有无出息，是否光荣，要看其是否被提拔做官或当干部，如果提拔得快，官做得大，就说明此人表现好，单位或领导工作也做得好，大家因此都很光荣。这种单一的或片面的价值评价标准与取向，必然助长人们都去争着做官和当干部，因此精兵简政的工作自然很难做。与此相联系，对于搞科学、搞技术、搞经济、搞文化、当教师等等，则不大力提倡和予以鼓励，来了运动还往往首先整这些领域的人，这也导致人们在择业观念上出现偏向，使人们不安于从事这些工作，一有机会就尽量离开这些地方，以便到党政机关谋取一官半职。所以，观念上的这些偏颇，对于精兵简政的实施也是很不利的，需要转变。 　　第八，关于改变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认识问题。过去人们之所以争着想做官和当干部，还与我们的经济体制有关，特别是与所有制有关。那时，人们认为只有到了国营单位，再差也到集体单位，才是光荣的，谁如果搞私营、个体那就会被人瞧不起，而且从当时的政策来说也不允许。至于搞合资或参加外企，则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由此，就使得全国亿万人都往公家单位挤，越挤人越多，怎么精简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近年来，我们承认各种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是诚实劳动，在哪里都允许，都可以各展所长。这样，就使得人们在就业上能够自主选择，而不再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那样一种状况，从而为精兵简政的实施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大背景或大环境。 　　第九，关于坚定不移地走精兵之路问题。过去，由于军事技术和我国的经济落后等原因，我们的军队在人的数量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乃至往往处于主导地位。由此，就使得部队的人数很多，机构也很庞大。这在当时确有必要。现在，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精兵的思想和做法已日益明显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从国外来看，现代战争的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所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大量裁减兵员，提高官兵的军事技术素质和改善装备后勤管理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可以深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精兵之路，一定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 　　第十，关于采用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问题上。过去我们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军队，在用人方面，不仅数量上主观性和随意性很大，而且在质量上也难以严格保证。一个人，只要上级或某领导看中，就可以提拔。由于机制不健全，一个人称职不称职或能干不能干，有时谁也说不清楚。这就造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得少和干得差的人比干得多和好的人还提拔得快等弊端。近年来，实行官员和干部的公开选拔机制，确定用人的严格标准，采用公开的方式选拔，这就使那些无能者不好钻营，也使一批南郭先生不好再“滥竽充数”，从而有利于机构的精干和人员素质以及效能的提高。当然，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还只是开始，并且仅限制于某些单位和某些人员。随着今后上述方法在更多的领域和各个部门的广泛实施，可以预期情况将会进一步得到好转。 　　总之，在新形势下实行精兵简政，对于我们来说，任务还很艰巨，如果用一句话说，可谓之“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深入理解精兵简政的本意和实质，了解和学习现代化社会的管理方法，重视对精兵简政的科学研究，不断总结各种成功的经验，我们在精兵简政的道路上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从而使李老先生当年提出的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和党中央制定的正确决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彩和辉煌。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