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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述评

秦丕栋

三百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写下了《柳敬亭传》这篇著名的文章，因为他认为别人为柳敬亭写的传记，都没有抓住重点，搞错了对象，把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写成了一个庸俗的政治家。而面对李鼎铭的这本《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①我们也极易犯同类的错误，这是一本标准的政治家的著作，而不是一本标准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才不致犯抓不住重点、搞错对象的谬误，才能给这本书作正确合理的评价。治学首贵宗旨类例，不明宗旨类例，只会是乱弹琴。章太炎有言：“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制割大理，不过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②李鼎铭的这本书，正是“致用”之作，而非“求是”之著。学术上的这两种传统，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恐怕在将来，只要学术还存在，那么这两种学风之间的紧张和斗争就不会消除。这其中的是是非非殊难有一定之论，各从所宜、各为所好大概是惟一的办法了。在近代，“致用”传统里最有名的杰作当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了，我们不能因为它不“求是”，就对它吹毛求疵，一笔抹杀，因为它的本意就在于“致用”，而不在“求是”啊!对李鼎铭的这本《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我们也应当抱有如此的态度，首先要明白它的本意和宗旨在于“致用”，不可用“求是”的眼光来苛求它，如此才能给它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部著作写作和发表的经过，然后再对它的内容进行述评。  　　1943年夏天，李鼎铭利用在南泥湾休养的公余之暇，一气呵成写成了这篇《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当时，他尚觉得有不便公开发表之处，所以没有发表，只是在私下里与人“互相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研究”。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他在撤离延安时，将这篇文稿的正本连同其他一些文稿埋藏在地窖里，不料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后，这批文稿都被挖掘出来，焚毁一空。李鼎铭在撤离延安后不久，不幸突然患脑溢血病逝，不幸中的万幸是该文尚有副本存留，当然，这个副本已不可能由作者作最后的校正改定了。1957年，李鼎铭的儿子李振三等认为这篇文章“现在看来已成为一篇有远见的理论文献，已与现代哲学家观点不谋而合，故男等已将这篇重要遗著略加整理，不久拟于报刊上发表，并拟刊印小册子”，想以此告慰父亲的英灵于九泉之下。③这个计划当时没能实现，原因当然不难得知，也许形势发生了变化，也许李振三在1957年就没有把形势判断清楚。1991年，在这篇文章写成的48年之后，终于首次公开发表，刊登在《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一书中。1997年，在李鼎铭逝世50周年之际，这部著作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部著作在写成之后半个世纪的历程，它的遭遇和命运，简直就是同一时期中国历史的缩影。 　　二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番这部著作的文本内部问题。 　　作者劈头就来了一个至大至深的发问：“世界上各个民族，或胜或败或存或亡，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变化，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④真是一针见血、提纲挈领。但我不认为这是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刻意安排，这实在是作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是几十年来横亘在他胸口的心头之痛的自然喷涌爆发，至少我们可以说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已和文章的谋篇布局血肉相连、融为一体，以致看上去就像羚羊挂角、香象过河，无迹可寻。如果我们说这是作者的呕心沥血之作，绝不为过。这个发问，正体现了作者的忧患意识，又透露出经过漫长苦苦求索而一旦获解的那种绝大快感。这是我们把握这篇著作的一把钥匙，而且也是我们把握李鼎铭这个人一生所作所为的一把钥匙。 　　对上面提到的这个大问题，作者先作了一系列否定的回答。作者不同意“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天演论。作者又写道：“有些人说：中国所以腐败，由于英美等国不平等条约所致。试问英美等国的不平等条约又由于什么所致?怎么会成立于中国?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反驳了种种谬论之后，作者大胆地指出：“中国之所以腐败，都是由于科学不发达。”因此，“今天要接受外国的东西，必须把外国数百年来科学的结晶体接受过来，中国才有前途”。当然，爱抬杠的朋友也可以向作者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之所以腐败，都是由于科学不发达，那么，科学不发达又由什么所致?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是作者重点所在，也不是这篇著作的精华所在，我们大可不必在“科学”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者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向外国学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者认为：“大概任何一个民族，一定有其从古至今的真正历史传统，保持着这种传统，方能接受空间的东西。譬如织布，必须先把经线整理好，然后才能接受纬线，才能织成经纬井然的布匹，假若经线断了，就无法接受纬线，纵然勉强接受，也不过接受一堆不相连贯的乱线，不能成为一个东西。”作者指出，外国科学的结晶体正是我们织新中国这块布需要的纬线。 　　那么这个结晶体究竟是什么?作者的答案是：“至十九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倡明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讲明雷与电子的哲理，唯物论才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科学结晶体。”马列主义就是织新中国这块布所需要的纬线，但没有经线也不行，所以作者说：“中国能接受这种主义，并且能使这种主义与中国真正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自然会经济发展，民族繁荣。这不仅是民族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将使我们民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中数一数二的新型强大国家。” 　　但是，中国的经线到底是什么?它和外国的纬线究竟合不合适?也就是说，中国真正的历史传统是什么?马列主义适不适用于中国? 　　三 　　作者指出：“中国的历史传统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这种强行区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是个问题。但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后人重构的，不可能有任何与历史事实相符相合的重构。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⑤我们只看历史重构能不能自圆其说，历史重构是否有助于人们解决现实问题。 　　作者花了超过整部著作一半以上的篇幅，来勾稽阐释“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作者从黄帝谈起，然后表彰了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老子和庄子。其中尧、文王、周公和孔子是作者重点论述阐释的对象。他认为“放勋的民族政策是这样，放勋的一切政治都是从‘爱’字出发”，“放勋的根本哲学就是‘允执厥中’。……当然是互相亲爱的”。作者特别指出：“尧之所谓爱，能不能说就是不分阶级不分敌我的爱呢?不能这样做出武断的结论。因为尧的社会时代背景是原始公社制社会，还没有形成阶级社会，甚至还不可能意识到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如果要求尧在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具有阶级性的爱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我是反对没有阶级性的和不分敌我以致认贼作父的那种‘博爱’的，那种出卖人民利益投降敌人的‘爱’与尧之所谓爱，是毫无相同之处，这是必须加以区别的”。这种反对“博爱”的思潮，我们必须为当时的人，包括作者在内，作一个设身处地的考虑，别的不说，让他们去爱大战犯裕仁天皇、东条英机和石根松井等人，实在是不近人情。作者还指出了尧提倡孝道的另一个意义，即“使人人乐于生育子女”，从而“使民族繁衍”。 　　作者认为文王、周公演著《周易》阐明了新的哲理，“从此，我们历代的哲学思想传统才彰明较著，我国古老朴素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也就在此。”作者指出：“易的宇宙观是平等自由的群众观点。”这种易的宇宙观要求“献身革命运动的人，必须与群众站在一起，紧密依靠群众，使群众的言论能够随时上达”。 　　孔子是作者最崇拜的对象，作者从四个方面阐发了孔子思想的主要宗旨：“一、祖述尧舜：常常神往选贤与能的社会，反对夏以后的家天下。”“二、学说以物质为主：他的学说是从物质开始。”“三、讲明仁道……一切从客观出发，自然能和世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四、讲明孝道：他生于春秋时，看到周围异族环而伺之，乘隙而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他认为要求民族自由和独立，首先要使民族强壮起来。要达到此目的，就应当提倡孝道。” 　　作者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从此看来二千年前，我们祖先的传统，一贯都是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 　　作者认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真正的民族传统就被埋没了。继之者则是汉武帝表彰六经后的一种为封建统治所服务的唯心哲学和伪造民族传统，汉唐以后二千年来历代帝王无不御用这种学说，以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因此与其说汉武帝是表彰六经，不如说汉武帝是创造了一种独裁统治的哲学。我们今天看到的六经，有讲专制的地方，有讲鬼神的地方，也有讲大汉族主义的地方，这就成了一个伪造民族传统，专制独裁和大汉族主义就从这时的表彰六经流传下来的，这种反动学说和今天世界上法西斯独裁者的学说如出一辙。”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梳理阐发，作者得出一个中国历史传统的结论。他说：“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有其根本不同的两个体系，一个是从物质出发的自由平等群众观点的唯物体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真正传统，也是中国民族在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与遗产；另一个是从精神出发的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唯心体系，这乃是一个腐败堕落极其反动的传统，也是中国民族在历史上的一种最大危害与创痕。总结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两种不同哲理与传统的相互残酷斗争的一部历史。”对于这种总结，就像对康有为的那本被誉为“飓风”的《新学伪经考》一样，我们不问它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穿凿附会，我们关心的是它有没有功用。当作者大声疾呼：“我们处在今日民主的呼声下，还是接受我们二千年前自由平等群众观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汉唐以来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呢?”我想这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至少，这种思想鼓舞着作者自己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四 　　最后，作者探讨了中国历史传统与马列主义的关系。 　　作者发现：“中国历史上固有之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并不是突然和奇异的东西，是继承了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物，发展下去就是将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它不但是中国民族的传统，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它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固有源泉，是使中国向前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原动力，因此今日的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应当继承这个遗产。掘发整理并发扬中国古代真正哲学与民族传统的责任，应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即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能够勇敢担负以至出色完成这个历史责任的，因为我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唯物哲学体系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脉相通和血肉相关的。”至此，作者认为已经驳倒这种论调，即“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外国不同，中国的传统和外国的不同”。社会主义本是“吾家旧物”啊!何来马列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之说? 　　在论证了马列主义适用于中国之后，作者又警告了那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反对那种“言必称希腊罗马”的数典忘祖的作风。他说：“中国的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中含蓄一种伟大不拔的巨力。我民族得之于此种精深哲理与真正传统则必兴，失之则必亡，因此倡明与继承中国精深哲学与民族传统之一事，足与今日抗日战争并重，民族灭亡系于此，民族解放亦系于此。”斩钉截铁，至大至刚，真不愧是黄钟大吕之声，震耳发聩! 　　在这段议论之后，作者又赶紧补充说：“我不是提倡复古，不是要把中国古老的东西不分良莠都搬出来使用，这是一种毒害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的罪恶行为，深为我所鄙弃。”作者主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说：“我的认识是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经过数千年来野心家的伪造，其中良莠相杂不分久矣，我们必须善于分辨良莠，尚论古哲必须抱客观态度与批判精神，从当时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辨其真伪。我们要善于纳其良而去其莠，纳其真而去其伪，纳其有用者而去其无用废物，纳其适合古代又适合现在者，而去其虽适合古代但不适合于现在者。” 　　在论证了马列主义适合于中国和强调了民族优秀传统绝不可抛弃之后，紧接着的问题当然就是把二者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 　　作者首先批判了两种态度，他写道：“今天有人企图攫取中国古往哲学与民族传统，作为法西斯反动独裁统治的御用品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这当然是极其无耻的尝试，必然要遭受全国人民的唾弃。另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及古老的民族传统都是封建社会的腐朽产物，而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于是无条件地搬运外国教条来解决中国问题，这也是极端不妥当的态度和做法。”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做法呢? 　　作者极其雄辩地指出：“我以为西欧哲学的最高结晶是唯物论，是马列主义，而中国哲学的最高结晶亦是唯物论体系，二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完全统一的。我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来观察与探讨唯物论的马列主义，深信这种主义不但适合于中国的传统，而且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但是如果抛弃开中国民族传统，而言实行马列主义，将会适得其反。我以为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因此我深信如果以中国古代精深哲学的唯物体系来解释与介绍马列主义，则马列主义就更能深入中国人心，更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接受与信仰，更能大大促进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学者们迅速统一思想和提高觉悟。那时任何人反对马列主义就是反对中国民族传统的行为，将为中国人民所不容。因此以中国哲学的唯物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而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武器。”我必须指出，这种思想与当时正统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是有差别的，简单地说来，同样是主张马列主义与中国民族传统相结合，李鼎铭是基于中国传统来立论的，而共产党人则是基于马列主义来立论的。⑥ 　　五 　　李鼎铭“提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不仅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而提出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解决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命题提出来的”，“是为了以中国的哲学体系来更好地介绍马列主义及其进步学说，以达正确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问题意识”。 　　而他最关键的论点是：“把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的真正遗产作为经线，把西欧的进步学说马列主义作为纬线，就能够很好的织成中国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这就是这部著作的精义所在，这也就是李鼎铭的哲学方法论，即织布论，或经纬论。 　　李鼎铭的马克思主义显然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但他勇于探索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而且他的马克思主义也绝非一无是处，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理论价值。特别是其方法论，即经线纬线理论，可自成一家之言。仿照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名称，我们可以把李鼎铭的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儒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李鼎铭：《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又见《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120页。 　　②章太炎：《菿汉三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③见《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第175页、第181页。 　　④《概论》第1页。以下凡引自作者《概论》一书中的话不再注明出处，因为这本书篇幅甚少，而且本文又基本上是按文章的进程来述评的，不注明出处也不存在查找检校的不便。 　　⑤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⑥参阅本书所收的《李鼎铭政治思想的变迁》一文。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