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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李鼎铭先生的遗志，完成社会主义大业

刘 奔

李鼎铭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史上闻名遐迩的爱国民主人士，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在哲学、历史、天文学、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里主要围绕他的重要哲学著作《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谈一点看法。 　　一、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李鼎铭先生作为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能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而矢志不渝，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就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副议长的就职演说中说：“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说起?于是找到几种社会主义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李鼎铭先生能够在政治、哲学等方面有所建树，和他自觉确立的这个政治方向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政治立场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转变，是他理论联系实际攻读《资本论》《列宁选集》和毛泽东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现在有些共产党员在世界风云变幻中晕了头，转了向，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没有像李鼎铭先生那样，以认真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去钻研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结果是看不透变幻的历史现象的实质。所以，我们应当从李鼎铭先生那里得到深刻的教益。 　　二、以解决现实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价值目标 　　李鼎铭先生是追求真理的人。他追求真理的目的是解救人民的苦难。这种价值观决定了他探索真理的根本出发点。他对哲学、历史学、天文学、医学等的研究都是从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出发的。1943年，他写出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他说：“我提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不仅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而提出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解决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命题而提出来的。……一切思想上的分歧，政治上的斗争，经济上的发展，民族的团结以及国家的建设，国际地位的提高等问题，都必须在这一问题解决后，这些问题才能够更好地更顺利地解决。” 　　李鼎铭先生从事学术研究之所以注重民族和社会发展方向问题，是因为他最关心的是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他说：“献身于革命运动的人，必须与群众站在一起，紧密依靠群众，使群众的意见能够上达。”他在担任参议会领导职务和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时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例如冒很大风险提出的著名的“精兵简政”的主张，都是从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是从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的。 　　李鼎铭先生这种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学术界历来有一种所谓“纯学术研究”的主张，回避现实问题。这种研究态度和方式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往往不是从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是从观念到观念，从概念到概念，难免陷入唯心史观，很难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当然，回避现实问题也有客观上的原因，譬如学术研究还有禁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有了李鼎铭先生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胸怀，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干预现实问题。 　　三、坚持科学的历史观，探讨民族兴旺发达的正确途径 　　李鼎铭先生为了探寻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研究了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深刻见解，批驳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调。例如，关于中国近代腐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英美等国的不平等条约所致。李鼎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试问英美等国的不平等条约又由于什么所致?怎么会成立于中国?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国果能自强不息，没有那些民族败类和国贼，它的不平等条约就一点也不会成立，它的特权也不可能在中国使用。我今天大胆地说一句话：‘中国之所以腐败，都是由于科学不发达。'”李鼎铭先生所说的科学，不是唯科学主义者所说的科学，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倡明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科学晶体。中国能接受这种主义，并且能使这种主义与中国真正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自然会经济发展，民族繁荣。这不仅是民族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将使我们民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中数一数二的新型强大国家”。 　　从这个例证可以看出，对于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的分析，李鼎铭先生坚持唯物史观，把被唯心史观颠倒了的关系，再重新颠倒过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今天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其原因在哪里?原因当然很复杂，我们应当从李鼎铭先生的思考方式中得到教益。他认为，中国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关系民族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原来是社会主义的某国已经丢掉马克思主义，结果是国家解体，民族分裂，人民遭殃，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四、科学地对待中国的历史传统及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李鼎铭先生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是采取一种辩证的分析方法，既反对全盘否定，又避免不加分析地全盘吸收。他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独裁的大汉族主义的传统。这种分析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其中有深刻的道理。他所说的前一种传统，实际上就是人民群众在长期历史的劳动和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传统。而后者则是统治阶级的传统。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虽不能说是汉族的统治，但实际上都是继承了大汉族主义专制独裁的历史传统。因此我认为，李鼎铭先生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分析，是很有启迪性的。毛泽东也认为必须把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李鼎铭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我认为首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克思主义化。因此，我深信，如果以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体系来解释与介绍马列主义，则马列主义就更能深入中国人心，更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接受和信仰，更能大大促进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学者迅速统一思想和提高觉悟。那时任何人反对马列主义就是反对中国传统的行为，将为中国人民所不容。因此以中国哲学的唯物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而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武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及其一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思想正是掌握了这种规律的一个具体证明。”正确解决中国问题，“这是我提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李鼎铭先生提出的问题，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的呼声。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应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主张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主张，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上述李鼎铭先生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和马克思追求真理的出发点完全一致的。今天，我们感到这种精神是多么重要!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