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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的科教文卫事业

陈 晨

李鼎铭(1881—1947)，陕西米脂人，曾是陕北地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开明绅士。1941年11月，正当中华民族危难之时，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他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同我党携手合作，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副议长，继而又荣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直至1947年12月因病逝世。在这前后整整七年的工作中，他时时处处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挑重担、勤政务实、廉洁奉公，不但提出了诸如“精兵简政”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政策”，①而且作为边区政府一名主管文教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诸方面都作出了自己巨大的努力，受到了党和边区人民的一致称赞。 　　下面，谨分别就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科、教、文、卫四个方面的主要工作成就，简述如下： 　　边区科学研究工作的实干家 　　陕甘宁边区地处穷乡僻壤，由于历史原因和历代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科学技术事业相当落后，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党中央到达陕北加上抗战初期大批的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奔赴延安，才使边区的科研工作有了很大改观。 　　李鼎铭虽然生于陕北，长在农家，但他从小就博览群书、追求知识、崇尚科学，对科学技术试验尤感兴趣。比如青少年时代就曾在学习数学、天文、历法的过程中，自己动手研制有关体积、三角、开方等方面的模型数学仪器，其中的天文盘、地球仪等竟可以达到分秒不差、准确无误的精密程度。中年以后在应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先生之聘担任榆林中学国文、数学、史地教员期间，结合数学，编纂过《蒙古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共约2.7万字，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探讨了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兴衰交替的历史进程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1941年参加边区政府工作并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后，他更是对科学研究事业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不但在花甲之年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活动，而且还在这些科研活动中表现了自己独具的精神风貌。 　　(一)深入实际，注重调研的科学作风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首先应该树立起一种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李鼎铭来自民间，本身就对基层社会有着广泛的了解，但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后，为了掌握人民群众更多的真实情况，为边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充分而有力的依据，他还是把深入调查研究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并自觉地注意身体力行。综观他在任期间的一些重要政务举措及提案、意见和建议如精兵简政、中小学教育、中西医结合等，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实践活动，大都饱含着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辛劳。比如为了了解各界民众对边府《五一施政纲领》的意见，他于1942年1月刚刚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利用回乡之机到绥德、米脂等地搞调查研究。不但主动到党政军民各方面座谈了解情况，而且还专程到地主富农比较集中的米脂杨家沟，召见当地士绅广泛听取意见。正因为这次考察调研活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他才能在此后不久召开的边区政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对边区政务几个月来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努力方向等，提出自己中肯的意见，从而对政府进一步贯彻五一施政纲领和精兵简政政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李鼎铭秉性耿直、作风踏实，到边府后更注意锤炼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比如他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关于“精兵简政”政策的著名论述，与其说是一份改善政府工作的具体提案，毋宁说是一次关于边区政权建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而这次活动和这项成果，从根本上来说，正是他勇于坚持真理，坚决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产物。当时，鉴于抗日战争已到紧要关头，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集中兵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又纠集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和其他解放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入了最为严重的困难时期。很多人对李鼎铭“精兵简政”的议案很不理解，甚至个别人讽刺说：“按李先生说的，兵也裁了，机构也简了，不等于拱手引日本鬼子进来吗?”“李鼎铭动机可疑，明明是冲着共产党，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嘛!”②但李鼎铭却以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荣辱于度外，始终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终于在毛主席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支持下，使“精兵简政”这一政策得以彻底实施，为我党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战胜困难、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晚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和探讨现实问题，表现了一个旧式革命知识分子勇于坚持真理，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品质。 　　(三)勤奋著述、颇多建树的科研成就 　　李鼎铭不是专门的科学家和专业的理论研究工作者，但他却时时以拯救民族、振兴中华为己任，广泛思考并探索中国革命和现实社会问题；并勤奋著述，取得了不少颇有建树的科研和学术成果。除前面曾提到的《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外，1943年夏，他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还在延安撰写了一本《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1997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用自己唯物的辩证的群众的观点，深入钻研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理论观点。特别是他在书中反复谈到的“中国的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中含蓄一种伟大不拔的巨力。我民族得之于此种精深哲理与真正传统则必兴，失之则必亡，因此倡明与继承中国精深哲学与民族传统之一事，足与今日抗日战争并重，民族灭亡系于此，民族解放亦系于此。”③“我提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不仅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而提出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解决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命题而提出的。尤其今日处在国际高唱民主政治及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现阶段上，这一命题更有其重要性。”④“我以为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及其一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思想正是掌握了这种规律的一个具体证明”⑤等十分精辟的见解，不但在当年抗日战争时期，而且在今天改革开放时期，也都具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吴玉章在评论他时说道：“先生爱科学，且精于中国医药数学之学，尤喜谈易经象数之理，并有许多宝贵的创见……”⑥这些创见，有的已熔铸于他的遗稿或著述(可惜多在战争年代毁于兵火)，有的则还有待于我们今天更进一步地搜集、整理与研究。 　　(四)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精神 　　科学与迷信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提倡科学必然要反对迷信。李鼎铭在青少年时代就对卜卦看相算命之类的骗人把戏表示质疑，稍长即在家乡带头革除迷信、移风易俗，到边区政府任职后，则更是倡导科学、忠于职守，表现了一个无神论者以坚决破除封建迷信为己任的大无畏精神。当时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封建迷信思想和活动十分猖獗，据统计仅巫婆神汉就有2000多人，经常利用跳大神等方法诈骗钱财、欺人害命；而普通民众中天旱乞神祈雨、蝗灾供奉虫神、生病求告神巫、产妇分娩要坐灰三天等恶风陋习更是比比皆是。李鼎铭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遵照毛泽东“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⑦的指示精神，组织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同封建迷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比如1943年边区发生了牲畜瘟疫，病死家畜高达7800多头，而一些老百姓沿循旧俗，非但不求医用药，反而把病死的畜尸摆在路中，挂在树上用以“避邪”，结果造成更大范围的疫病传染和流行。为控制疫情蔓延，边区政府立即发布了牲畜防疫命令，李鼎铭和林伯渠亲自率领机关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下乡，指导、检查和监督死畜深埋，病畜诊治、健畜防疫及环境卫生的综合治理工作，有效地控制了当年瘟疫的发展。对于那些劣迹斑斑的巫婆神汉，边区政府一方面大力普及科学知识，说服教育群众认清所谓“请神”、“驱鬼”的真相；另一方面结合放足、戒烟、禁赌、改造二流子等项活动，采取强硬行政手段公开取缔封建迷信活动，并注意把这类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有这些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边区国民教育工作的组织者 　　李鼎铭不但自己一生求学孜孜不倦，而且目睹清朝和民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苦于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从小就立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并努力付诸于实践。1904年辞官不做，在家乡兴学教私塾；1910年应聘到绥德中学堂任教；1913年虽担任米脂县东区区长，仍创办米脂农村第一所国民小学临水寺觉民学校并兼校长；1917年应聘到榆林中学任教；1918年又创办区立桃花峁高小并任校长兼教员……李鼎铭为振兴地方教育事业辛劳十余载，可以说是矢志不渝、呕心沥血。当然，也获得了当地民众的一致好评，人们热情地称他为“米脂一卧龙”、“银州一圣人”。 　　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后，李鼎铭兴教办学的思想和锐气有增无减，在致力于繁忙行政事务的同时仍然满腔热忱地关心、支持、献身于边区的国民教育事业，并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卓有成就地振兴中小学普通教育 　　国民教育的核心和重点是正规的中小学普通教育。陕甘宁边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中小学教育十分落后，直至抗日战争开始才有了初步的转变，到1941年初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李鼎铭对边区的国民教育从来十分重视，早在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就提出过关于改进和提高边区文化教育的两项议案，其中关于健全并发展边区中等教育的提案称：“应积极健全并发展中等教育，以提高文化，使陕甘宁边区在文化上亦成为全国的模范。”⑧该提案还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措施：一是米中增设高中部，绥师改为完全师范；二是提高中学教职员待遇；三是各区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教师训练班；四是政府应制订教育界服务奖励办法。转任边府副主席并主管文教工作后，他更是切实狠抓了议案的落实和中小学教育的一系列基础建设。1941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提高小学质量》的指示，27日公布了《边区各县教育经费开支暂行标准》和《边区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不久又颁布了《边区中等学校教职员待遇暂行条例》，1942年1月5日边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1942年教育工作计划大纲》，18日成立了边区新教育学会，6月通过了《关于整顿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8月18日又颁布了《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和《边区暂行师范学校规程草案》……由于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措施，使边区的国民教育在很短时期内就焕发出了活力。截至1943年，陕甘宁边区共有中学、师范8所，完小、初小444所。特别是由于在李鼎铭的参与下，边区政府制定了“民办公助”的政策，各县还创办了村学57所、私立小学150多所，夜校半日校230多所和读报组3300多个，使陕甘宁边区的中小学普通教育事业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 　　(二)大张旗鼓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 　　文盲问题是陕甘宁边区一个十分突出而严重的问题。首先是人数多又分布广。据统计，抗战初期文盲占到边区总人口的99％以上。一些地方如华池县在400人中竟然难找到一个识字的。文盲在基层干部队伍中的比例也相当高。比如安塞县区一级干部中的文盲比例为：区委书记占4.3％，区长占57.1％，自卫军营长占85.7％、妇联主任占100％、工会主任占67.1％、保安助理员和青救会主任占28.6％。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实现“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以达消灭全边区文盲之目的”，⑨陕甘宁边区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扫盲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开展了大张旗鼓的扫除文盲群众运动。李鼎铭也以极大热情投入扫盲领导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截至1944年12月，“全边区已兴起了大批的读报识字组、夜校和半日学校；参加人数达三万四千余人，以民教民为主，识字与读报配合进行。有家庭识字教育，有专门的妇女识字组织，有识字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有以小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采用夜校一早班或识字组的形式，团结居民，进行教育。有以生产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变工队又是识字班，并且由此推动了其他工作”。⑩但对这些，李鼎铭认为仅仅“还只是开始”。他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报告中要求道：“今后的任务就在于：……在五年至十年内，坚决消灭严重的人畜死亡现象与男子四十岁以下、妇女三十五岁以下的文盲，普及卫生习惯，普及新民主文化，消灭封建迷信在群众文化中的优势。”(11)并特别指出：“应分清缓急，首先消灭农村中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与乡村干部的文盲。”(12)为了促进扫盲工作深入开展，李鼎铭还积极地参与了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创办的新文字协会。1941年12月7日，他出席了边区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不但对推进扫盲运动而且也对推进陕甘宁边区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扎扎实实地推进干部教育和军事教育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和军事教育工作一直比较重视。1942年冬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专门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但是中心的或是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的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13)根据毛主席报告精神，西北局高干会议决定：生产与教育为边区的两大中心任务。李鼎铭应邀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在毛主席报告和会议决定的启发下，即于同年12月边区第三次政府委员会上作了《政府八个月工作与简政方案》的报告，明确提出了“边区政府目前必须集中精力于两大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第二是增强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与军事教育”。(14)后又于边区政府1942年12月11日至1943年1月16日召开的各分区专员和县长联席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强调，并努力付诸于实践，扎扎实实地推进干部教育和军事教育工作的展开。陕甘宁边区政府亦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支持下，坚持“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和军队教育的增强”(15)的首要任务和“第一在职干部教育，第二学校干部教育，第三社会教育，第四国民教育”(16)的实施方针，在延安独立或协作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公、女大、延大、鲁艺、民院、医大、党校及自然科学院、军事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等20余所干部学校，为抗战培养了成千上万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同时，也使边区政府和军队中干部的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边区文化艺术工作的热心人 　　1935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到达陕北，也把富于光荣革命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火种带到了陕北。1938年前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兴起，大批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人奔赴延安，使革命圣地延安一时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特别是1942年文艺座谈会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工农兵文艺运动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蓬勃掀起、风起云涌。李鼎铭虽是个旧式文人，但作为边区政府的一名负责人，他仍积极主动地接近关注新生事物，学习接受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并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和支持边区文化界的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延安文艺运动作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 　　(一)努力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 　　李鼎铭到边区政府工作不久，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自抗战以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党制定了一条马列主义的文艺路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性指针。李鼎铭对毛泽东素为敬仰，对毛泽东的学说更是推崇备至。他虽然未能亲临会场，但后来还是比较认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讲话》，并注意在日常工作中努力贯彻执行。他此后在很多有关文化问题的讲话，报告和发言中提到的诸如：“首先要搞生产，生产搞好后，还要发展文化教育”；“边区人民应该享有而且可能享有与其物质生活相称的文化生活”(18)；“文教工作的总方针开始真正实现了，这就是为边区，为边区人民”(19)；发展新文艺要“大量利用人民群众熟悉的各种民间形式”(20)；“要大胆地贯彻民办公助方针，鼓励民间创作”(21)等观点；以及对“在农村的文艺方面，封建的东西还占着优势”(22)的批判；对为“群众欢迎的抗战剧团、民众剧团、烽火剧团及刘志仁式的民间革命艺术家们正确方向”(23)的提倡；对“延安文艺工作者”组织下乡演出“斗争秧歌”(24)的赞扬；对“各分区剧团文工团应成为执行新文艺政策，推动群众文艺运动支柱”(25)的期望；尤其是1943年夏撰写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中关于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系统论述等，都很明显地受到毛泽东《讲话》的启迪与影响，贯穿着一条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精神。 　　(二)热情地关心、支持与扶植文学艺术创作 　　李鼎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两汉史撰、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名著，对文艺作品具有着较高的艺术鉴赏力。他虽然最终未能成为一名作家和艺术家，但对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创作事业却始终抱着极大的热情。这里有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米脂县著名士绅李健侯根据自己多年的艺术积累，创作了一部40章35万字的章回体小说《永昌演义》，李鼎铭热情地把这部书稿带回给毛主席审阅。1944年春毛泽东看过后高兴地给他写了复信，不但给李健侯赠款200元以资鼓励，而且还对这部书稿客观地予以评价，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指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26)李鼎铭接毛泽东信后立即委托边区政府常黎夫代笔给李健侯回信并附上毛泽东的赠款，对《永昌演义》的创作予以热情的关照(该书后于1984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积极倡导群众性的新文化活动 　　边区文化工作一方面是要调动作家艺术家们的积极性，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另方面也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文化活动。1944年10月11日—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了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报告，全面阐述了解放区群众文化工作的地位、性质、任务，以及新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李鼎铭在会上也发表了讲话，并接着在12月6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代表边区政府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报告。这两个讲话报告都始终紧扣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并结合边区文化工作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如他十分明确地说道：“今后的任务就在于：在不妨碍生产和服务于生产的条件下，开展卫生、教育、报纸、文艺的大规模群众活动，……普及新民主文化，消灭封建迷信在群众文化中的优势。”群众文化“必须坚持民办公助的政策，以村庄为单位，使群众乐于接受，乐于普及”。“应利用民间所存组织形式(如庙会、教堂等)，进行各种社教活动”，“应在可能条件下创办真正起作用的大众黑板报。各地应组织工农通讯学习组，将通讯业务，文化学习与读报工作结合起来”。他还特别指出：“要做好这些工作，关键在于干部。因此培养边区知识分子与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在今天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27) 　　(四)大力发展边区的各项文化事业 　　李鼎铭除热情扶持创作、积极倡导群众文化活动外，还用不少的精力协助有关部门组织文化团体，支持文艺界开展有意义的活动，大力推进边区的各项文化事业。1942年刚上任不久，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他和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边区党政领导人及文化界知名人士一起筹备组织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边区文委”)，作为边区政府文化工作的领导机构。3月5日，边区文委在延安正式成立，李鼎铭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被选为文委委员。会上讨论通过了简章草案和工作纲领，提出要针对边区实际需要，培养地方文化干部，联系全国文化界，共同开展全国新文化运动。为了支持与扶植边区文化工作，边区政府于同年4月11日决定设立“文艺奖金”，面额为一万五千元，专门奖励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儿童文学、及文艺干部和基层文艺工作者。不久又在桥儿沟抗战剧团旧址开设了边区艺术干部学校专门培养文艺人才。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边府决定筹备出版《边区文化》《边区戏剧》《民众音乐》《美术会刊》等文艺刊物，并再次拨款增设“聂耳音乐奖金”和“美术创作奖金”。在贯彻落实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日子里，边府还广泛动员开展文化下乡、文化入伍活动。这一系列的重要举措，都同李鼎铭的积极支持与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五)广泛团结文艺界人士，做他们的知心朋友 　　李鼎铭性格谦和，平易近人，虽担任边区政府要职，但却处处把自己当做人民群众的知心朋友，这在他同文艺界人士交往中表现得格外突出。除上面提到的《永昌演义》作者李健侯外，他同边区著名戏剧家柯仲平、马健翎等多有交往，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赞扬民众剧团的发展方向和艺术成就。1944年11月16日边区文教大会闭幕式上，他同边府主席林伯渠联名签署给个人特等奖获得者杨醉乡颁发奖状，并在上面题词“群众艺术的先驱”(该奖状现珍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怀安诗社”成立后，李鼎铭和几位党外的民主人士也经常去参加诗社活动。1942年和1945年他生日时，林伯渠、谢觉哉、李木庵、钱来苏等吟坛诗友曾赋诗相贺。林老诗曰：“三祝华封非偶然，连锦福泽岭梅先。寿身仁术兼国医，道德胸藏字五千。”(28)后林伯渠寿诞之日，他也曾题联祝寿：“景运及三边，喜迎野回春，生产声中宏教养；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嵩呼。”(29)这些，都一时在延安传为美谈。英国著名记者、作家G·斯坦因在1944年6月采访他后写道：“我发现他诚实、聪明、积极、见解明确、意志坚定，出于自愿地拥护新民主义。”(30)这可以说是出自一位外国新闻界文学界知名人士对李鼎铭先生的最客观的评价了。 　　边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好领导 　　李鼎铭在青年时期就受其舅父米脂名医杜斗垣先生的影响，对祖国传统中医学情有独钟。每当看到乡间村民患病时痛苦不堪病愈后欢乐万状的情景，和乡民对医生工作的敬仰感激之情后，更萌发出了长大后要治病救人的远大理想。于是便在课后工余之际，深入研读历代医书，广泛收集民间验方，四处采摘中草药，多方虚心求师问教，慢慢地竞也成为了米脂县内一位小有名气的医生。参加边区政府工作后，他仍未放弃对中医科学的追求，除协助林伯渠主席主持好边府日常工作外，对医疗卫生事业尤为重视；一方面继续发挥自己擅长的本草方剂之术为边区民众看病，另方面则全力加强边区医卫事业的建设，提出了“救命第一”的理论主张和“走中西医相结合”的医疗卫生路线，继“精兵简政”的重要建树后，又一次地为陕甘宁边区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精湛的医疗卫生技术 　　作为一名医生，首先应当具备精湛的医术，掌握一套较高水平的救死扶伤本领。李鼎铭在这方面堪称表率。早在地方上时，他就一面行医，一面刻苦钻研药物原理、针灸技术、经络理论，对《黄帝内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宗金鉴》《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著了如指掌，并注意运用于临床实践。他根据中医整体观察、辨证施治的原则，在行医中，诊断准确、精配药剂、施方用药、灵活加减，使医疗效果显著提高；对内科、妇科、儿科诸疾手到病除，对一些、危、急、疑难病症，亦有独特疗法。如他曾为一多方求医无效的不孕症患者诊治，仅三剂中药就使患者怀孕生子；又为一生命垂危的9岁男童诊治，先针刺后服药，小孩即予脱险。毛泽东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长期得不到根治，李鼎铭到杨家岭给毛泽东切脉后，连服四剂汤药，就收到很好的效果。有次毛泽东胃病和风湿病同时发作，他采用中药兼阳光下按摩的办法，使毛泽东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毛泽东高兴地称赞他，并介绍他给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首长看病。他也确实以奇特的疗效为延安的干部和群众及前方送下来的伤病员们解除了不少疾患和伤残的痛苦。对李鼎铭精湛的医术，早在地方行医时，即为时人所推崇。李健侯先生曾诗称他：“常日高眠无俗虑，春风拂座有知音”；马竹玲先生亦赠联曰：“医纵多方，有病不如无病好；馆储良药，平时预备急时需。”(31)众多患者送他的题为“济世神医”、“造福桑梓”之类的牌匾不计其数；而延安一些革命老干部更是给他写诗盛赞，如：“乐山乐水清如此，名相名医道自尊”(谢觉哉)、“寿人寿国长生术，良相良医再造天”(钱来苏)、“寿身寿世推仁述，杖国杖乡媲昔贤”(李木庵)(32)等等。 　　(二)高尚的医疗卫生道德 　　李鼎铭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一生看病从不问贫富贵贱，一般老百姓求医更是有请必到、风雨无阻、和蔼可亲。对那些因贫困交不上药费的患者，他经常施行少收和免收，每当流行性疾病和瘟疫滋生时，他更是四处奔波，治病救人。他常说：“治病救人是医家的天职，如果你怕疾病传染，那病人谁来治呢?”(33)在边府工作期间，他主张中西医化解陈见，消除隔阂。他特别批评国医的宗派和保守观念，表示愿以身作则；并带头将自己数十年积累的行医经验，即所有医药良方全部贡献。针对有些医生在道德和作风上的问题，他认为这全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应该彻底消除和改变，除政府应该给以物质生活保障外，仍应不断予以政治教育，更加提高其社会地位，并奖励那些能积极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国医。为此他特别指出：“组织农村国医时，我们应该加以甄别，凡不学无术，害人撞骗近乎二流子的庸医必须加以取缔，而一些真正能治病救人的偏医、市医，甚至走方的野大夫应加以吸收和组织，以发挥其最大力量。”(34)表明了他高度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他逝世后，边区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陕甘宁边区各界致祭的祭文中曾有“复研国医、济世活人、寒儒仁术、室陋德馨”(35)句，给他医德人格予以热情赞扬。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挽词中也说道：“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于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36)表明了党和人民对这位在艰苦岁月里始终如一的支持革命事业的进步民主人士的高度评价。 　　(三)“救命第一”的医疗卫生思想 　　李鼎铭对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并坚持了“救命第一”的指导思想。由于长期行医治病，李鼎铭对广大人民群众患病的痛苦有着深切体会。因此，他从医伊始就抱定了要“治病救人”的人生宗旨。1944年11月14日，李鼎铭在边区文教大会上，就文教工作的当前任务作了指示，指出：“当前群众运动中除生产外，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卫生，就是‘救命'”，“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救命’工作”。(37)当年12月6日他在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上作的《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中指出：“疾病与死亡威胁着广大群众，某些地区，婴孩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百分之三，牲畜的死亡率也很严重。”因此，必须强调“救命第一”。(38)1946年4月，在回答记者提问中又说：“对于边区人民的疾病死亡要设方救治，要普遍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实现中西医合作，大家站在治病救人的立场上，以期达到人财两旺的目的。”(39)同年5月12日，在为“国际护士节”题词又说：“更进一步完成伟大的救人事业减少群众的疾病死亡。”(40)毛泽东在给白求恩及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生的题词中，曾为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战线制定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41)的方针。因此，李鼎铭的这一“救命第一”的医疗卫生思想，同毛泽东的总方针是一脉相承、完全吻合的。当时，边区医疗卫生界也有人提出了“预防第一”的口号，其实这两个口号本质并不矛盾。预防为主，治疗为辅，预防重于治疗，预防胜于治疗的指导思想在当时也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救命第一”的提法，更确切、更鲜明、更符合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因此也就更具有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四)“中西医相结合”的医疗卫生路线 　　贯彻“救命第一”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用“疗效”这一实践结果，来作为检验当时医疗卫生工作的标准。但是当时在边区医卫界，由于门户之见，致使中西医之间，互不团结、互不合作、互不服气。中西医孰是孰非，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李鼎铭鉴于这种状态，在长期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并响应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号召，对毛泽东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优势互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热情支持李鼎铭的意见并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42)1942年，毛泽东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医务部分医务人员，组成统一战线，为开创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43)的重要指示，李鼎铭应边区国医研究会聘请，担任了名誉主席，并按时参加每周的学术交流会。1944年4月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44)的伟大号召，支持李鼎铭予以推广。1945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李鼎铭当选为会长。在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中西医务工作者打破过去的成见，亲密团结，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李鼎铭的努力下，此后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等中西医药群众组织。中西医相结合的医疗卫生路线也在边区最终得以确立。李鼎铭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独特的见解和卓有成效的实践，为陕甘宁边区乃至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永远的值得人们怀念。 　　革命民主人士李鼎铭，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其任职期间较为完满地履行了自己的工作职责，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在科学总结其对边区科教文卫事业重要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他在这些方面工作中的某些美中不足。比如工作有时略显拘谨和被动，情绪有时还有些消沉和隔膜。这一方面当然同他个人特殊的政治身份有关，另一方面当时陕甘宁边区科教文卫事业由于其具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的是由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和边区党委所领导，我们革命队伍中个别同志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思想倾向，则有时也在客观上有意无意地给李鼎铭造成了某些思想压力。这也许就是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许多重大科教文卫活动，李鼎铭未能积极参与，或虽然参与了却未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的一些原因吧。 　　注释 　　①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第836、912页。 　　②⑧(33)(34)(39)(40)(43)(44)常银山、常龙：《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81、128、38、95、98、99、94，94页。 　　③④⑤《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2、23、24页。 　　⑥(26)(28)(29)(31)(32)(42)《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32、前插页、162、63、208、163—166、241页。 　　⑨《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上册)，第156页。 　　⑩(11)(12)(14)(17)(18)(19)(20)(21)(22)(23)(24)(25)(27)(30)(35)(36)(37)(38)《李鼎铭研究资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94、96、98、19、45、76、95、98、45、91、92、95、98、96——98、170、173、176、47——48、91页。 　　(13)《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第852页。 　　(15)《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第89页。     　　(16)《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下册)，第356页。 　　(41)《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17页。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