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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对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

秦丕栋

1945年，正值李鼎铭65岁(虚岁)大寿，革命元老谢觉哉有寿诗云：“乐山乐水清如此，名相名医道自尊。”①钱来苏亦有寿诗，诗前小序道：“李曾倡导精兵简政，长于医道。”②的确，一提起李鼎铭，人们就会首先到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③而对李鼎铭还稍有了解的人，又会联想到他长于医道。参政议政和医疗卫生，可以说是李鼎铭一生的两项主要事业，至少是他一生中最有成就的两项事业。政治这项事业，早已广为人知，关于这项事业的论著，也称得上数不胜数；相比之下，医疗卫生这项事业，就知者寥寥了，而且那少得可怜的关于此项事业的论著，不仅大都事迹杂乱不清，且颇多妄诬之词、荒谬之论。我们现在的这篇文章，就要专门谈一谈李鼎铭的医疗卫生事业，希望借此澄清一些事实，纠正若干谬论，进而对李鼎铭在医疗卫生事业上的巨大贡献给予一个合理的评价。 　　一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李鼎铭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医学书籍的?他的儿子李振三和李力果于1944年写成的一份原始材料说：“五六岁时，遇一个黄先生说家父相貌清贵，八字入供禄格，将来一定可做大事。八岁时家父就自求入学，祖父母因亲爱过度，不让入学，九岁始入学。家父自幼诚实，自入学后专心攻读，从无旷误，但当时是老一套的教书法，有一位赖老先生执拗异常，凡是从他读书的，不论好的坏的都要挨打。家父十岁时受过两次打，从此就荒废学业，每日玩耍，有时想起不学将来如何，但转念一想黄先生说有好八字，不要紧。一直到十四岁的秋后，忽然想起虽有好八字，不学如何能成?于是十五岁入学，一直到二十二岁，当时于经史地理及诸子百家无书不读，尤精于数学，凡代数、几何、微分、积分以及天文算术无所不通。”④这段话虽然没有提到阅读医书，但也没有排除读医书。 　　1991年出版的《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一书中，有一段话说：李鼎铭“在舅父的督促下，他废寝忘食，刻苦钻研，遍读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及历史、地理等书，尤喜数学和实用科学。凡代数、三角、几何、微分、积分及天文、气象、医学等，无不刻苦攻读。”⑤我认为这段话加上了“医学”是有道理的，一则李振三、李力果的文章写于1944年7月13日，当时李鼎铭在医疗卫生事业上的贡献还没有彰显，所以不提攻读医学是合情合理的；二则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就有“上医医国，其次救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种传统。古代有志之士，大都有相当的医学知识，李鼎铭既然少有大志，又博览群书，攻读医学著作自是意中事。 　　常银山后来调查了解到：李鼎铭在吕家硷舅父家就读时，村里有位老中医吕崇智，在米脂县城开设“万瑞源”医馆，是其舅父杜斗垣的好友，每逢吕回村或杜进城，两人都要拜见攀谈，讨论中医中药问题。这对李鼎铭产生了影响，开始读《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书。⑥这个论述大致是可信的。但是，此时他多半是出于博学的目的而攻读医书，并没有立下日后行医之志。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时他的医学知识并不是很精深，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大概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我认为他在医学上有初步的功底在1916年以后。这年李鼎铭教育救国的理想被反动势力无情地摧毁，他痛心异常，致成一场大病，几至不起。病中读医书，是很自然的事。俗话说，“久病成医”，李鼎铭既有书本上的知识，这时又有了切身的体会，自然摸到了门道，初通医学。此后他一直留心医学，功力自然一步一步地提高。到1918年，他已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为人看病。1926年因病辞官返乡后，他有感于政治腐败，事不可为，既然不能为“良相”，就下定决心成为良医，于是专心研究医学。这以后，李鼎铭“刻苦探究医理，广览历代各家医学，精读《黄帝内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宗金鉴》以及《伤寒论》等名著，深究医理，并用于临床验证。他在行医中博采众长，诊病准确，谙熟药性，精于炮制，遣方用药合度，经方、时方均能灵活应用。治疗妇科，儿科疾病尤为得手，对危重病人更有独到之处。”⑦于是声名鹊起。 　　1930年，在友人马竹玲的资助下，他在米脂县城开设“常春医馆”，坐堂行医。当时“万瑞源医馆”的吕廷荣是米脂县城的第一名医。吕廷荣出身中医世家，开始颇看不起李鼎铭这位半路出家的“乡下医生”，时不时散布一些李鼎铭无能的言论，拆李鼎铭的台。李鼎铭认为吕廷荣的医术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在临床经验上确实胜过自己一筹，于是经常以小学生的姿态主动登门向吕廷荣求教。吕廷荣虽然长于医术，但医学理论却平平。中医有其一套独特的理论，以古代哲学中的易理阴阳五行虚实等观念为根基，这自然是李鼎铭这位“秀才公”的拿手好戏。相处日久，吕廷荣觉得李鼎铭的医学理论水平远非自己能及，大有向其学习的必要。于是两人各取所长、互补所短，相得益彰。吕廷荣通过李鼎铭提高了医学理论，李鼎铭通过吕廷荣提高了医疗技术。理论和技术相扶相长，两个人的整体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升。⑧ 　　李鼎铭不仅医术高明，医德也十分高尚。“他十分同情贫苦群众，一般老百姓求医，从不推辞，而且不避风雨，随叫随到；即使遇到烈性瘟疫或传染病，有请必出；有时家人劝阻，但他却说，救人要紧，便急匆匆地去了。对家境贫寒人家，他便常常少收费，甚至不收费；相反，对那些权贵人物，则必须抬轿或备马相接，重金相酬。”⑨ 　　在1941年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之前，李鼎铭的正式职业是医生，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看病治人成了他的副业。这时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虽然没有花在治病救人上，但他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才真正体现出来了。就李鼎铭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而言，他的医学理论素养以及医术技能水平只是个细枝末叶的小节问题，医德境界也不是关键问题，他的巨大贡献在“医政”上，即在医疗卫生政策上。 　　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拼命夸张李鼎铭医术技能是如何如何的高超，孰不知美化适成了丑化、神化翻成了鬼化。这与李鼎铭深恶痛绝的巫婆神汉又有何区别?真是爱之适足以害之。比如有人说：“李鼎铭为她诊脉后确认为习惯性流产。他说：‘你这病问题不大，请你不要紧张，只需服三剂中药，保证明年你就生个胖娃娃。’……便连续服了三剂中药，果然第二年生了个胖男孩。”⑩这完全是描写江湖骗子的手法嘛!即便是李鼎铭真的说了那种话，也是所谓的心理疗法，不应当据此证明医术的“灵验”。 　　特别是有人说：“有一次毛主席在长征途中患的关节痛复发，甚至胳膊也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未见效。李鼎铭得知后来到杨家岭给毛主席看病诊脉，当即开了四服中药。他说，吃了第一服药，叫你胳膊能抬得起来，第二服药叫你胳膊能转动，第三服药胳膊就自由了，第四服药就能让你爬单杠了。那时卫生处有的同志不大相信中医，不同意给毛主席用中药，毛主席说：‘还是试试看吧!’最后吃完四服中药，确实疼痛消失，胳膊活动自如。”(11)这完全是气功大师、神巫小丑的口气啊!如果这些话是李鼎铭和毛泽东开玩笑，那是有可能的，但不应当据此证明医术的“灵验”。 　　二 　　1941年到延安之后，李鼎铭虽然继续行医，治好了不少人的病；他也没有放弃医学研究，对传统医学有所发明。但他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尊崇身份，提高了中医学和中医师的地位，促进了“中西医结合”这项政策的提出、推行和实践。 　　为了说明李鼎铭的贡献，我们必须从晚清开始谈起。近代中国遭受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2)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13)农业社会碰上了资本主义文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中国，在这个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有识之士便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天演论风行一时，一些革命先进分子认为只有“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中国固有传统才能救中国。如果有人胆敢反对这一论调，便会扣上反动落后分子的帽子。这股思潮自然也吹到了医学领域。 　　清末王景沂说：“西人全体之学，至晚近而益明者，解剖精也。自血管脑筋之理岌现，据以推察官骸脏腑维系之用，罔不密合。常者安之，变者探其原而去其害。夫唯了然于心，方能砉然于手。斯学不明，而嚣嚣以方伎自雄，直妄人而已矣!”(14)丁福保言：“推之天演公例，数十年后，医学国粹亦不复保存矣!”(15)辛亥革命以后，中医的日子更不好过。1914年，京师(中)医学会的代表去教育部立案注册，教育总长汪大燮态度强硬，说：“我决定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这次中医虽然没有被废，但“医学课程，专取西法”。(16)1923年，北洋政府有取缔中医施行细则；1925年，又颁布了不许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法令；到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中医更是岌岌可危，因为孙中山是反对中医的积极分子。这一年余岩在中央卫生会议上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主张对中医停止登记、禁设学校、不准宣传、改称中医院为医室、改称中医学校为传习所并禁止招生。直到1943年，民国政府公布了“医师法”，中医才取得了法律上和西医平等的地位。(17)但先进知识分子仍然不住嘲笑、打击、挖苦中医。 　　这里我们必须谈一谈共产党对中医的态度。还在五四运动前后，那班鼓吹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是中医的反对派。这不难理解，他们是彻底反对中国的旧文化、旧传统的，中医当然是旧传统，所以不能不打倒。当时刘文典的一段刻薄之论最能反映那班进步分子的共同心声。他说：“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18)早期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一般党员，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就是其追随者，都强烈反对中医。 　　后来国共分裂，上山打游击，西医医生和药品都极端缺乏，迫不得已，才用中医医生和药品。救人要紧啊，中医总比没医强呀!但在思想上、理论上，共产党还是认为一旦有条件，就应当以西医代替中医，进而废止中医。这和左倾教条主义，什么“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等论调是同声相应、同气相连的。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医疗卫生条件仍然极端困难。一直到1944年，还是“医药缺乏，全边区仅有中医好坏1000余人，兽医50余人，在机关、部队的西医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400余个。这种情形就使得巫神称霸。全边区共有巫神2000余人，利用迷信，招摇撞骗”。(19)再怎么先进的人，也不能不敢认中医再怎么不好，总还算比巫神强。所以出于现实压力，不能不利用中医。就凭在机关、部队的那区区200余人的西医，要解决整个边区，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问题，岂不是天方夜谭?!于是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边利用中医，一边否定中医。先进分子们总想有朝一日条件允许了，便过河拆桥，让西医独霸天下，废止中医。 　　当1941年李鼎铭到延安时，延安的所有医院都是西医，医院的中国医生都对中医持不承认的态度，苏联等外国来的医生就更不必说了。有人说：“人们对中西医孰是孰非，很有争议，中西医矛盾十分尖锐。当时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倾向：一种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落后保守，主张废中医，立西医。另一种认为西医止于皮毛，只有中医才是世代相传的治本之术，因此鄙视西医，而独尊中医。”(20)这个说法有欠妥之处，因为它忽视了主张背后的力量，我们说当时只有前一种论调也不过分。当时延安所有的医疗卫生团体、组织和机构都由西医把持，机关、部队等权力部门里面没有一个医生是中医，“有人让中医看过病，西医就不再给他看病开药，甚至让中医看病用药，不给报销医药费”。(21)西医的霸道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利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特别是危害到了找不到西医、没钱看西医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所以1944年“4月间毛主席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22)那么李鼎铭到底对“中西医合作”政策的提出有何贡献? 　　中西医之争，“实质上已远远超出了医学本身的范围，成为如何对待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性争议”。(23)毛泽东在提出“中西医合作”这个政策前，确实咨询过李鼎铭的意见。据载：“有一次毛主席特意向李鼎铭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他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24)这是可信的，问一个为自己看病的著名中医这样一个问题，是自然而然的，更何况这位中医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呢。但这也只是咨询而已，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根据毛泽东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即反对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主张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他提出“中西医相结合”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李鼎铭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我认为实践“中西医相结合”这个原则的具体方法，即“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是李鼎铭提出来的。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李鼎铭1943年夏天写成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的延伸。李鼎铭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对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我们要善于纳其良而去其莠，纳其真而去其伪，纳其有用者而去其无用废物，纳其适合古代又适合现在者，而去其虽适合古代但不适用于现在者。”(25)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腐败，都是由于科学不发达。所以今天要接受外国的东西，必须把外国数百年来科学的结晶接受过来，中国才有前途。”(26)他主张：“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27)看了这几段话，谁都不能不承认，把这个意思和词句用到中西医问题上，就是“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这个口号不可能首先出自鄙薄中医的西医口中，而李鼎铭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分管文教卫生，又是著名中医，他首先提出这个口号，为党和政府采纳，可能性最大。在没有确凿的记载说明这个口号最先是由谁提出的情况下，我以为归到李鼎铭的名下是最合情合理的。 　　三 　　正是由于李鼎铭的这些贡献，边区“中西医合作”运动就是他来做主将。1944年7月14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了对李鼎铭的专访；1945年3月13日，他又在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为会长。1944年的那篇访谈，其实就是边区中西医互相合作的一篇纲领性文件。在这次访谈中，李鼎铭就以下三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关于动员和组织国医，参加群众卫生防疫工作问题；(二)中西医合作问题；(三)国医的改良及其内部的团结问题。” 　　关于组织和动员中医，李鼎铭指出：“国医如能发挥集体力量不仅百病可医，且对群众卫生运动将有莫大贡献，但若将散布于农村中的国医，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却并非易事。为此，国医研究会的工作必须扩大和加强。在延安组织总会，各地成立支会和分会，下设医疗所和训练班，以便通过这些形式，团结和组织大批国医与爱好国医的群众参加这一工作，按其医术及程度的高低，分别吸入研究会或训练班。过去延安国医研究会名目虽在，但无实际作用，其原因在于研究方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针对着实际发生的病态，研究各种病理、医理和药理，特别是治疗方法的讨论和钻研更加缺乏，故成绩很差，今后应立即转变。研究会人员应一面看病，一面研究，并负有教授训练班的义务，治疗所也必须有专人负责，遇有难治之症，可会同研究会，集思广益，大家想办法。”关于培训中医人才问题，李鼎铭指出：“没有十年二十年治病经验和国医理论的结合，要培养一个好医生是困难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这一工作。据我所知，国医中除过几门大病难治外，其他一般的轻浅病症，训练一个时期，知道些方法和药味，即可治疗。组织农村国医时，我们应详加甄别，凡属不学无术，害人骗子近乎二流子的庸医必须严加取缔，而一些真正能治病救人的偏医、市医，甚至走方的野大夫应以吸收和组织，以发挥其最大力量。” 　　关于中西医合作问题，李鼎铭指出：“这是在外边斗争得异常激烈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是为着一个真理而工作，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只要能彼此打开大门，西医不轻视国医的非科学，国医莫自持几千年丰富经验妄自尊大，而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要做到密切合作是有前途的。”他说：“过去曾有主张中西医分工治病，外科由西医治，内科由中医治。但老实说中医在内科方面是不能完全胜任的，另外也会有人主张国医可介绍药品给西医，西医可告诉国医一些生理卫生等科学知识。我认为这些是很好的，也是必要的，但由于中西医的根本讲究不同，因而药品能用的地方也就不多。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家在一起，各献所长，每遇病症，中医能治的中医治，西医能治的西医治。但要完全化除成见，消除隔阂，做到诚心诚意的合作，却也不是一个短时期的工作。为此，两方面都必须多求接近机会，互相谅解，把各自的经验、技术毫无保留开诚布公地讲解出来。”李鼎铭接着“特别批评国医的宗派和保守观点，并表示自己愿首先以身作则，把数十年积累之行医经验，及所有医药良方，全部贡献出来，以号召所有国医立即纠正此保守观点，并虚心向西方学习科学”。 　　最后，李鼎铭谈了中医的改良问题。他指出：中医改良“目前应从三方面着手，即：(一)整理复杂的医书，研究过去的经验，而加以适当的选辑，以供国医及其后学者学习。(二)增加国医的治疗设备和对病人的保养调理工作，采用西医的护士制度。(三)研究和提炼中药，炮制各种特效的丸散膏丹，以提高国药的功效。”至于中医在道德作风上的改良问题，李鼎铭认为：“一般国医所以爱贪图应付病人，摆架子，守秘方……等，全是旧社会遗留的恶果，国医为着餬口不得不如此行为。因此要转变此种作风，组织他们参加卫生运动，除政府应该给以物质生活的保证外，仍应不断予以政治教育，更加提高其社会地位，奖励能积极为人民服务的模范的国医。果如此，则国医的改良和提高均将不成问题。” 　　四  　　我们可以说李鼎铭的医学理论高于他的医术技能，而他的医德更可贵，但他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不仅仅是对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最大贡献，还在“医政”上。和他在医政上的巨大贡献相比，高深的医学也罢，高明的医术也罢，高尚的医德也罢，只不过是一个细枝末叶的小节问题。 　　李鼎铭在医政上的最大贡献是：提高了中医的地位，促进了“中西医相结合”这一政策的提出、推行和实践，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这一原则。如果说毛泽东是“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总司令，那么身为分管文教卫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会长的李鼎铭，就是这场运动的前敌总指挥。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西医相结合”运动的主将，李鼎铭不仅为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谢觉哉日记》(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7页。 　　②《怀安诗社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寿李鼎铭副主席”。 　　③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解放日报》，1942年9月7日。 　　④李振三、李力果：《家父年谱》，未刊稿。 　　⑤⑦⑨(11)(20)(21)(24)《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194、207、207—208、241页。 　　⑥常银山、常龙：《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2页。     　　⑧参见《爱国典范李鼎铭》，第38—39页。 　　⑩《爱国典范李鼎铭》，第37页。常银山此书绝大部分抄自《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一书所收李敬谦、熊宇良、李哲所写的《爱国·民主·为民——李鼎铭传》一文。 　　(12)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5页。 　　(13)同上书，卷24，第12页。 　　(14)(15)(16)(17)李敖：《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载《李敖大全集》(第1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 　　(18)《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页。 　　(19)(22)(23)《李鼎铭研究资料选》，陕西人民山版社1988年版，第91、92、132页。 　　(25)(26)(27)李鼎铭：《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4页。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