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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政治思想的变迁

秦丕栋

研究李鼎铭政治思想的变迁，最简洁明了的方法莫过于采取“三段论”的形式。首先，我们应当确定李鼎铭政治思想的底色与起点，特别是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我们应当探寻李鼎铭政治思想的高峰与归宿，特别是他有没有接受新民主主义?有没有接受共产主义?如果接受，他和共产党人有没有不同?有何不同?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李鼎铭政治思想系统中又处于什么地位、什么层次?在“首先”和“最后”这二者之间，我们将考察李鼎铭政治思想变迁的轨迹和机制。 　　一 　　思想是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时代大环境和个人经历小环境交错的产物。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预示着中国将被推拉向世界；1860年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睁眼看世界”。从此中国的进步分子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向西方学习”热潮。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思想的奠基形成阶段。李鼎铭的青少年时代(我们从他14岁重新复学开始算起，终于“而立之年”的30岁，时间是1895—1911年)，正值维新运动勃兴、立宪运动不断壮大以及改良和革命两派彼此斗争论战的政治活跃时期。虽然陕北地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风气塞闭，不能掌握最新动态，但这些信息最终还是逐渐地流入了陕北，李鼎铭不能不受此影响。而且正是这种信息的滞后性，客观上限制了陕北人的视野，李鼎铭也不能例外。 　　李鼎铭出生在小康之家。①有些资料上说他出身“贫寒之家”②，这显然是受了极左思潮唯成分论影响的不实之词。“贫寒之家”是送不起子弟上私塾的，贫寒子弟也不可能“闭门苦读”。李鼎铭在私塾接受的主要是封建儒家经典教育，同时旁涉子史历算，又在二舅杜良奎那里接触到一些西方知识。1903年，他考取廪生，成了所谓的“末代秀才”(1903年后，清帝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所以这一届的秀才就成了中国最后一批秀才，即所谓的“末代秀才”)。成了秀才，就迈入了绅士的行列。此后一直到1911年，李鼎铭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上学和教学期间，李鼎铭经历了家道中落、父亲病故、地主欺压、自谋生计、赡养全家等事，饱尝风波世故，遂形成了同情弱小、反抗豪强的作风。 　　我们可以认为，李鼎铭第一个比较成熟成型的政治思想，是某种经过近代西方思想缘饰修补的儒家思想。其根基、其重点还在儒家思想上，但又吸取了某些西方思想的成分。他当时的国内政治主张，我们可以总结成三句话：民主选举、士绅议政、民本政策。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思想。这种“中国民本主义+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士绅民主主义”。这种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其实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的主流，因为中国本来没有资产阶级，后来虽然产生了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力量薄弱，且没有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鼎铭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士绅民主主义”。 　　谈到李鼎铭的早期政治思想，就不能不提他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关系。我们的初步看法是：李鼎铭从来都没有完全接受过“三民主义”，不管是“旧三民主义”还是“新三民主义”。他看来应该属于改良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从他的行事来看，他主张边破边立，不主张推倒重来。我们在有关李鼎铭的资料中查不到一件他鼓吹革命或密谋革命之举，倒是有证据显示他似乎支持“立宪”③。由于革命后来成为美事，革命家也成了美名，所以李鼎铭支持参加革命，而事迹湮而不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此结论只能是李鼎铭不是革命派，他也没有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1年那个爆发辛亥革命的关键年份，在李鼎铭的历史纪录上是一片空白④。1926年，他的儿子李力果准备去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遭到他的坚决反对，后来李力果背着他而去，他因此声称与李力果断绝父子关系，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正是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主义”为旗帜⑤。 　　而且众多资料提到1912年，李鼎铭“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带头破除迷信、提倡剪发，组织乡民练武防御土匪、制止偷盗，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首先给女儿放了足，禁止其弟和村民赌博。以此推动全村，以至全乡，使乡民走上了正道。”⑥这其中列举的事实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几乎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能证明“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到这个时候才提倡剪发，给女儿放足，甚至几乎使我们怀疑李鼎铭在改良立宪派中都不是积极分子。因为1898年康有为就奏请断发，1904年立宪派就开始喧腾剪辫，1910年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通过了立宪派提出的剪辫易服议案，1911年清政府批准大清臣民自由剪辫⑦；1896年中国戒缠足运动初现，戊戌变法期间不缠足运动高涨，1898年光绪皇帝下令禁止缠足，戊戌变法失败后这道令谕并没有被废除，此后又有天足运动兴起。⑧这反倒证明李鼎铭更有可能是立宪派。 　　总之，由于关于李鼎铭这一时期的资料极少，我们只能用反证法证明李鼎铭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基本的思路如前所叙：由于革命后来成为美事美名，所以革命事迹一定会记录下来，而且往往会夸大；现在没有证据显示李鼎铭在辛亥革命前主张革清政府的命，所以他不是革命派；由于他不是革命派，我们就可以反证他是立宪派。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他既不是革命派，也不是立宪派的可能性。 　　目前史学界差不多已达成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在清末，无论是主张“立宪”，还是主张“革命”，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立宪是资产阶级立宪，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目标都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是具体的方式方法手段有所不同，都是进步的。我们可以说，没有立宪派的努力，辛亥革命不可能在1911年发生。一些人硬说李鼎铭“非常拥护三民主义”，其用心良苦我们能了解，因为有一段时间“改良立宪”成了反动落后的代名词。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革命”，诚为卓见。改革也是革命，更何况改良?改良更是一种革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改革只是用和平手段改善某种社会制度，而改良(维新运动为标准)是用和平手段确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改良比改革变化更大。 　　以上所论的是李鼎铭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即国内政治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关于国际政治的。其实国内国际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但为了分析方便、阅读醒目，我们还是分开来讲。李鼎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如果我们说他的最大愿望和理想就是振兴中华，估计没有人会反对，也没有人能反驳。这一点人们已经讲得很多了，我在此就不多说了。但有一点我必须指出，李鼎铭的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正是他日后政治思想改变的最初动力。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推动下，他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此而得以和共产党共事接触，由此而深入了解了共产党，也由此而深受共产党的影响而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思想。 　　二 　　1912年到1936年，李鼎铭主要在乡办学行医，组织乡民自治，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他政治思想有什么变化。 　　但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使李鼎铭不得不与共产党打交道。刚开始，他是既不满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但自“九·一八”以来，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高潮，当他在1937年感受了解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这位爱国老人感动了，从此对共产党不那么反感了。⑨特别是1937年八路军进驻米脂县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使这位看惯旧军队胡作非为、抢掠征敛行为的老人由衷地赞叹不已。他常对家属亲戚朋友讲：这是天下少有的军队。……⑩此后李鼎铭感情上逐步倾向共产党，他认为八路军纪律严明，仗打得好；共产党做事得人心，共产党的领导人有治国本领，国民党比起来差远了。但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反对共产主义，他引经据典，指出历史上也曾有人设想共产，但都没搞成，毛泽东虽然比历史上那些人有本领，但是共产主义能否在中国搞成也是个问题。(11) 　　虽然李鼎铭此时还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对共产党有好感，对抗日大业更关心，所以多次帮助共产党。1940年秋，八路军在征收抗日救国粮时，遭到国民党米脂县政府的反对，李鼎铭仗义执言，找县长论理，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自古天下的军队不背粮、不背锅，现在抗日当头，你不让征粮，那么八路军吃什么?他们没有饭吃又怎样打日本鬼子……”(12)征粮遂得以顺利进行。这位对共产党有好感的爱国老人，在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对共产党的好感化作了对共产党的拥护。1941年米脂县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第一次参议会选举时，李鼎铭当选县议员，并任议长；稍后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副议长；稍后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1941年11月22日，李鼎铭正式宣誓就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从此开始了与共产党长达七年的紧密接触共事生涯。 　　至迟到1941年，李鼎铭已经接受了新民主主义。1944年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G·斯坦因来延安访问，曾与李鼎铭作过一次长谈。李鼎铭谈到他之所以在1941年“出山”时说：“第一，我对于共产党的反对，因新民主义的实行而克服了，这和我认为中国人民的战时战后的需要相符合。第二，当我把选举和旧国民党统治下的选举比较之后，我发现我们的选举绝对诚实、自由、平等，绝没有旧日的贿赂、强迫、暴行等现象。虽然老百姓知道我不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和他们以前的若干作法，但是老百姓仍然选了我。第三，1941年，国民党反对边区、反对中共领导的军队的行动，使我相信，不管年老体衰，必须参加政府，以便保持对日作战力量，救老百姓。”(13) 　　他在副议长就职演说中也道：“我是个无党无派人。无党无派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说起?于是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今日强敌压境，资源薄弱，要实现社会主义，困难殊多。(14)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要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我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对共产党进行几句忠告，一方面奉劝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大路前进。”(15)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李鼎铭以前反对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而且透漏出一个新的消息，那就是他说：“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今日强敌压境，资源薄弱，要实现社会主义，困难殊多。”虽然他此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大概不会被共产党人认可，他这个时期也不可能有纯正的社会主义认识；虽然他认为当时中国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但这段话留下了极大的圆转空间、极宽的变向后路。由此他后来接受共产主义我们就容易理解了。 　　1943年夏天写成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是李鼎铭政治思想上的一座里程碑。他在文中写道：“至十九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倡明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讲明雷与电子的哲理，唯物论才成为全世纪全人类的科学结晶体。中国能接受这种主义，并且能使这种主义与中国真正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自然经济发展、民族繁荣。这不仅是民族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将使我们民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中数一数二的新型强大国家。但是有些人说：‘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外国不同，中国的传统和外国的不同。’中国国情暂且不讲，我先把中国的传统讲一讲。”(16)在研究了中国的传统之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历史上固有之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并不是突然和奇异的东西，是继承了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物，发展下去就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途。它不但是中国民族的传统，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它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固有源泉，是使中国向前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原动力，因此今日的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应当继承这个遗产。”(17) 　　李鼎铭进一步发挥道：“我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来观察与探讨唯物论的马列主义，深信这种主义不但适合于中国的传统，而且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途径。但是如果抛弃开中国民族传统，而言实行马列主义，就将会适得其反。我以为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因此我深信如果以中国古代精深哲学的唯物体系来解释与介绍马列主义，则马列主义就更能深入中国人心，更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接受与信仰，更能大大促进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学者们迅速统一思想和提高觉悟。那时任何人反对马列主义就是反对中国民族传统的行为，将为中国人民所不容。因此以中国哲学的唯物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而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武器。毛主席的新民主义及其一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思想正是掌握了这种规律的一个具体证明。”(18) 　　这段话表明，李鼎铭已接受了马列主义，接受了社会主义，但他接受的方法方式显然与共产党人不同，他接受的是经过中国古代精深哲学的唯物体系解释过的马列主义，共产党人虽然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绝不能同意以中国古代的唯物体系来解释马列主义。他以《礼运》中的一段话来阐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那段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幼有所养，壮有所用，老有所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家；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9)许多学者已指出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大同”社会理想，使得中国人容易接受马列主义，看来李鼎铭也不例外。但共产党人把这种传统视为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润滑剂、催化剂，而李鼎铭却认为应把这个传统列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容之一。特别重要的是，李鼎铭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义”看成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成品，而不是暂时性的过渡产品。(20)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以后，李鼎铭极表赞同，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成功!”(21)这充分表明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认为他在以前的几次演讲中，激动地说：“中国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是可信的。至于共产党一直把他称为“开明绅士”，那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这种例子多不胜数，比如郭沫若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可共产党一直把他称为社会贤达，直到1949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郭沫若都是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名义参加的。 　　李鼎铭政治思想的这种转变，是各种因素风云际会的产物。如果红军不长征到陕北，他接触不到共产党，对共产党没有一个切身的了解体会，无法对共产党统治下的陕北和清王朝、北洋军阀、特别是国民党统治下的陕北作一个鲜明深刻的对比，那么他很难改变以前对共产党的厌恶之情；如果不是正值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那么即便共产党实行“三三制”，他也未必会出山。正如他所说：“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再说别的事。”如果他不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那么他也就不大可能深受共产党的影响而努力探求马列主义，进而信仰马列主义。而这一切背后的基础是他爱国爱民的感情和思想，正是在爱国爱民的感情和思想的基础上，以上这些条件才能起到作用。 　　三 　　至此，我们可以作一个初步的总结。 　　李鼎铭政治思想的起点，也就是他第一个比较成熟成型的政治思想，亦即他的早期政治思想，就是某种经过近代西方思想改造补修过的儒家思想，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某种结合。当然，这种结合的政治思想，其根基还在于儒家思想。其政治主张，我们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民主选举、士绅议政、民本政策。这种“中国传统民本主义+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士绅民主主义”。 　　李鼎铭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他绝不是革命派，大概属于维新立宪派。李鼎铭政治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即国际的方面，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这种政治思想在他青少年时代(14岁到30岁，即1895年到1911年)形成之后，几乎没有变化，直到晚年(55岁到65岁，即1937年到1947年)，才由于各种条件的风云际会，特别是红军长征到陕北、日本全面侵华、他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使爱国爱民的他先拥护新民主义，后又接受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 　　李鼎铭政治思想的归宿，即是他接受了新民主主义，也接受了共产主义。但他的接受与共产党人的接受不同。共产党人把新民主主义视为暂时性的、过渡性的最低纲领，而他则把新民主主义当做中级纲领；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视为中级纲领，而他则把社会主义视为最高纲领；共产党人把共产主义视为最高纲领，而他则以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看待共产主义，把它视为超级纲领。 　　把新民主主义视为中级纲领，这其实和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相通的，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因而他当时所提出和主张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建议，就必然对我们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参见李振三、李力果：《家父年谱》，未刊稿。 　　②见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延安革命纪念馆编：《李鼎铭研究资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所有关于李鼎铭传的记性文章和书籍都或明或暗地指出了这一点。 　　③1944年2月29日的《解放日报》载有李鼎铭的一段话：“我在二十几岁时就已听说‘立宪’的事，可是到今天我已经六十多岁，宪政还未实现。”   　　④参见《家父年谱》，以及《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所附《李鼎铭先生年表》。刘煜编的《李鼎铭生平年表》(《李鼎铭研究资料选》附)，错把1912年的事迹移到了1911年，结果1911年倒是有事可说，1912年却成了一片空白。常银山、常龙编的《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两书中所附年表都是一字不差、原封不动地从《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上抄来的，本应当注明来源出处。 　　⑤见常银山、常龙：《爱国典范李鼎铭》，第48—49页。 　　⑥公开发表首见《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第267页，另参该书第197页。从文气推测，此话当另有他人底稿。 　　⑦参见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8页、第604—614页、第621—627页。 　　⑧同上书，参见第34—39页、第107—119页、第163—165页、第248—254页。 　　⑨⑩(11)(12)《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第211、213、213—214、216页。 　　(13)转引自《李鼎铭研究资料选》，第120—171页。 　　(14)此处上下文文气语意不连贯，疑有删节。 　　(15)《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1日。 　　(16)(17)(18)(19)《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24、12页。 　　(20)参见本书所收《经线与纬线：儒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述评》一文。 　　(21)《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第266页。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