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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评述

郭 林

1989年首次发表在《宁夏史志研究》上的《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原名为《蒙古历史教科书》)一文，是李鼎铭先生1917年在榆林中学任教时所作，距今已经84年了。在84年的时间里，关于中国北方民族史、蒙古史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内容日益广博精深。但今天阅读李鼎铭先生这篇27000字的教材，仍可看到它是一篇脉络清楚、基本史实准确、简明扼要、观点明确、有感而发的好作品。在这篇论著中，不仅体现了李鼎铭先生熟读经史、通贯古今的渊博知识，而且反映出李鼎铭先生主张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和繁荣昌盛的爱国之情与政治见解。本文仅就李鼎铭先生写作此文的历史背景、时代意义及其框架结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作以简略介绍。 　　一 　　李鼎铭先生写作此文的时间是20世纪初叶。当时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起中华民国。虽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企图复辟帝制，但民主共和已成为国内各族人民的共识，复辟丑剧屡屡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而破产。对于国内民族问题，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庄严宣告，要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诸族为一人，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这一宣言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团结的严正立场和共同心愿，成为中华民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但可悲的是，这一方针以后被军阀政府所利用，成为他们对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的假面具。 　　与辛亥革命同年，发生了一件同样震动国内外的大事件。这就是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在沙皇俄国策动下，少数反动僧侣、封建王公，于1911年10月，在库伦①发动的叛乱。叛乱分子驱逐了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同时支持以海山为首的科布多封建上层进攻清政府驻科布多参赞大臣，宣布“独立”。12月，成立了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首的所谓“大蒙古帝国”封建神权政府，称哲布尊丹巴为“日光皇帝”，并以“共戴”为纪元年号，组成“独立政府”。在沙俄授意下，还成立了上层王公喇嘛组成的“上、下议院”，俨然一副“独立国家”的模样。沙俄得寸进尺，不仅阻挠我国政府进兵外蒙古镇压叛乱，又于1912年8月以野蛮残酷的手段攻陷我科布多城。同年11月3日，沙俄背着我国政府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分裂集团签订了由沙俄一手炮制的出卖中国权益的《俄蒙协约》(即《库伦条约》)。之后又订了《俄蒙秘密军事协定》《开矿条约》《架设电线协定》《敷设铁路协定》。通过俄国教官和财政顾问，沙俄完全控制了外蒙的军政和财政大权。1914年6月，沙俄又出动大批武装，强行占领了我唐努乌梁海地区，继而策动内蒙分裂。1911年12月，沙俄利用中国政局动荡之机，迫使清政府签订《满洲里条约》，割去了中国大片土地。1912年初，策动呼伦贝尔地区部分反动上层叛乱，在胪滨(满洲里)非法成立“自治政府”，妄图将呼伦贝尔地区也从中国分离出去。虽然以后在1915年11月签订的《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中取消了“自治政府”，但沙俄在呼仑贝尔的侵略势力赖着不走，直到十月革命胜利沙俄垮台为止。 　　沙俄对我国领土接连进行的侵略活动和反动上层喇嘛王公的分裂主义行径，激起国内舆论大哗，群情愤慨。哲布尊丹巴傀儡政府成立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代表中国政府即去电劝告他们取消“独立”，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蒙古与内地，宗教种族，习尚相同，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切勿惑于邪说，贻外蒙无穷之祸”。中国外交部向俄使提出抗议，声明俄国与外蒙古所订立的任何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全国各地各界人民抗俄浪潮高涨，怒斥沙俄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我国蒙古地区的侵略行径。蒙古地区广大爱国王公喇嘛和各界爱国人士，在国土丧失、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也纷纷集会，痛斥沙俄暴行和哲布尊丹巴的叛国行径，强烈要求取消“独立”，废除“俄蒙协约”。北京的蒙古王公喇嘛组织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外蒙古那彦图亲王任会长，积极开展抗俄爱国斗争。王公联合会发布通告，严正声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内蒙全部六盟及科布多、乌梁海、青海、新疆各盟，均经赞成共和，协同汉、满、回、藏人民共建新国。惟外蒙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勾结图什业图部落、车臣部落内三数王公，妄称独立，伪立政府。实则外蒙四部落其迤西两部落各旗并未赞同”，并郑重宣布，不承认库伦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自应一律无效”。这说明，蒙古人民和大多数上层人士都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阴谋的。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抗俄爱国斗争。如，反对投敌叛国，给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通风报信的巴德玛多尔济喇嘛遭到哲布尊丹巴的车裂，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1914年初，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札萨克，在归绥召开了西蒙王公会议，要求立即废除《俄蒙协约》。哲里木盟王公的长春会议，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王公的归绥会议，也要求外蒙古立即取消“独立”。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坚决反对沙皇政府强占中国领土的罪恶行径。1912年，他号召俄国工人阶级“痛斥强占蒙古这种破坏我国同伟大的兄弟之邦中华共和国的友好关系的行为”。 　　虽然举国上下一致谴责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的分裂活动，但当时的中国政府由于国内危机严重，几乎无力反击。在沙俄压力下，北京政府在保证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前提条件下，允许外蒙“自治”。1915年后，由于沙俄被牵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东顾，外蒙古当局岌岌自危，中国政府遂采取了一些行动，使中央与外蒙古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回复”性的变化。 　　1915年10月，中国驻库伦办事大员陈箓和驻乌里雅苏台等地的佐理专员到达外蒙任职。1916年1月，哲布尊丹巴派“司法部长”“军事副部长”到北京，向民国总统和北京政府赠送大批礼品，表示恢复国家统一的愿望。1916年7月，根据《恰克图协约》，在库伦举行了中国大总统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的典礼。同年11月，在外蒙经商的内地商人在库伦成立了商务总会。1917年，为整顿处于严重混乱的外蒙财政金融，在库伦设立了中国银行，其后又开辟了张家口至库伦的公路运输。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王公的强压下，哲布尊丹巴还抛出了两个替罪羊以解脱自己的罪行。十月革命胜利后，沙皇俄国垮台，沙俄并吞我国蒙古地区的迷梦彻底破产了。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又伸向我蒙古地区。1915年1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关于南满和内蒙古的第二号条款，就是企图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独霸内蒙古地区。对外蒙古的“独立”和“自治”，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支持，想继沙俄之后使之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在民国初年再次出现了边疆危机。因此，如何经营蒙古地区，保持我国领土统一、民族团结，当时成为国内有识之士热切关注的问题。 　　陕北处在与内蒙古接壤之地，历史上这个地区蒙汉交往(不论是战争方式，还是和平方式)都很频繁。长期的垦殖、商贸关系繁荣了两地经济，也沟通了各族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榆林镇北台与红石峡之间的“贡款城”、“易马城”就是蒙汉人民互利的历史明证，至今在红石峡题刻上还可以看到“汉蒙一家”的大字。生长在这种历史环境中的李鼎铭先生，对蒙古族地区的命运更多了一份关心。为了总结历史上蒙古与历朝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阐明蒙古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研究抵御外敌、经营蒙古的良策，唤起国人和青年对我国民族问题、边疆问题、蒙古问题的关心和了解，李鼎铭先生在研究“我国古史及近人著述”的基础上，“择蒙古沿革之大略”，写成了《蒙古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作为教材传授给学生，以抒自己对国家边疆问题的关心和看法。在民国初年偏僻落后的陕北，青年人能接受到中国北方民族历史的启蒙教育，对于培养他们的爱国之心和民族团结意识无疑是非常有益的、难得的。李鼎铭先生的这一贡献，随着时代变迁、形势发展更显其意义深远。 　　二 　　李鼎铭先生所写《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分为总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四部分。上世史分为2篇5章，中世史分为5篇18章，近世史分为4篇13章，总计11篇36章。基本是以王朝更替为顺序，以蒙古族历史发展为主线，叙述了各民族兴衰交替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及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 　　总论部分虽只有400多字，但他概括描绘了蒙古地区的大小、地理位置、周边状况及历史发展轨迹和重要作用，交待了自己写作此教科书的背景和目的。 　　李鼎铭先生认为，“东接关东三省，西邻新疆，南至长城，北接俄领西伯利亚”，“东西相距5560余里，南北相距2560里”，总面积约达1423万平方里的蒙古族地区“为我国朔北屏瀚”，自古以来游牧于这一带的民族部落众多。“见于我国古史者，夏曰獯鬻，周曰猃狁，秦汉之际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元之先称蒙古，居西北极边，后成一统，建立元朝蒙古帝国。明太祖定鼎金陵后，元主逐归漠北，复其故号，时拥众侵边，致使明季“北陲不靖”。清朝时，漠南漠北蒙古诸部落尽归我国版图，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但“今当反正之初，俄罗斯东间窥伺，一有不测，则北数省首当其冲。故居今日而欲保全家国，则经营蒙古其首务乎!”与李鼎铭先生在总论中开宗明义阐述的写作目的相呼应，该文末尾他又写到：“外蒙古利权尽归俄人掌握，而俄人则得步进步，益思扩张其势力，至于今日遂有赞助外蒙独立之举，其意盖欲断绝中蒙关系而实行吞并焉，乃蒙古不悟，竟为其煽动，良可慨已。”从这两段引述中，清楚地表明了李鼎铭先生对沙俄分裂我国蒙古族地区，进而威胁内地的深深忧患及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愤慨之情，这就印证了本文第一部分对李先生写作此文的历史背景的分析。他认为，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为保全家国，必须关心蒙古问题，了解蒙古、研究蒙古问题，“以为经营蒙古之先导”。所谓经营蒙古，即是指如何管理蒙古族地区。李先生欲以自己的文章起抛砖引玉之效，引起国人的关心讨论。他希望：“诸君如有所见，其各直言无隐”，共同探讨维护祖国统一的良策。 　　上世史起至上古传说，终至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于匈奴呼韩邪单于为妻，时当公元前33年。在上世史的二篇中，他概述了北狄与周的关系，匈奴的初兴及中国的防御，匈奴的武功及制度，匈奴的盛世与衰微，以及匈奴与西汉王朝、月氏、乌孙的关系。 　　中世史上限叙述起于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死，公元9年王莽篡汉，欲立威匈奴，改匈奴单于为降奴单于，引起“终西汉之世不复寇边”的匈奴怨恨，遂东连乌桓，鲜卑等胡，西诱西域诸国频侵东汉北地。由于对东汉态度不同，匈奴分裂为南北，自相攻击。下限止于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宋背盟伐金，金章宗乘势南下攻掠南宋诸郡，宋、金二国至此皆不振，为蒙古勃兴造成机会。 　　中世史是该教科书的重头，其历史叙述的时间跨度约在一千二百多年间，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宋、辽、金时期，北方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兴亡更替。这期间，经过了两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在这一千年间，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各少数民族，在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先后完成了封建化过程。汉族在自身发展中，也从各少数民族那里吸收了许多有益东西。各民族间的吸收融合，有利于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李鼎铭先生在教科书中，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作了有重点的评论。如述及后魏与塞外诸国之交涉及制度时，他认为魏孝文帝亲政后，能任用汉人之儒者，采取尚文治、轻刑辟、均民田、制户籍、兴学校、定礼乐等先进文化制度，对其国俗鄙陋之处进行了改革，并使其宗室与中国名族结婚，奖励臣下及国民与汉人结婚者，是有进步意义的。但自迁都洛阳后，朝廷禁胡语胡服，而且文弱华美之风渐行，致使武备废弛，加之“或有谋反者”，国势之衰，实始于此矣。也就是说，在学习别人先进东西的时候，不能丢掉自己的民族特征。对于有历史贡献的各民族上层，李鼎铭以民族平等的态度给予肯定。如对金世宗雅尚俭素，复女真族之醇厚风俗，以女真字译一切经史，建立了女真学的做法极为赞赏，称为金室中兴英主。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近世史从蒙古的勃兴讲起，叙述了成吉思汗的远征，西夏及金的灭亡，忽必烈经略南方及旭烈兀西征，元世祖统一中国和元朝的衰落原因。明时的蒙古，瓦剌与鞑靼之关系，鞑靼与明之关系及清朝的兴起。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统一内外蒙古，一直到沙俄侵占蚕食我国外蒙古领土，策划外蒙独立，其时间跨度在七百多年间。李鼎铭在文中赞扬了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的贡献，特别是陆路和海路交通的建立，驿站的设置，使旅客无险阻之虞，也大开了中西交通。阿拉伯、波斯的学者、军人，意大利、法兰西之画家工匠来仕其朝者颇多。西方发达的天文、算学、军事等技术也输入了中国，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对元朝创立蒙古新字、招纳汉人有才学者用之的做法也予以肯定。同时他对元朝的宗教政策也作了一定分析。如他认为，元对耶稣教徒的“厚遇”，“许其传教东方”，目的是采取远交近攻之策，“欲吞并回教国”。元朝自从将喇嘛教立为“正教”，“历代帝王皇后皆就喇嘛受佛戒”，因此，“佛事供养之费不资”，致使“内库空虚，国用不敷，乃厚敛于民”，造成物价腾贵，民间不堪其苦。加之朝廷规定，“居民一家之中，必一人为僧”，黄教又禁取妻，形成“僧额多”，但“生齿不繁”，人口逐渐减少，百姓负担加重，这成为蒙古衰弱的原因之一。李鼎铭先生的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的。 　　教科书最后落笔在俄罗斯东侵。他简要叙述了沙皇俄国从伊万四世开始东向扩张疆土，“自贝加尔探蒙古之北部”，近代以后，更利用不平等条约，继续侵华谋取权益分裂中国的历史过程，点明了写作意图，即要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 　　三 　　《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即《蒙古历史教科书》)以不大的篇幅，叙述了从上古到近代中国北方民族的发展过程，将上下四千年的历史浓缩在27000字之中，且能做到脉络清楚，充分显示了李鼎铭的国史功力和写作水平。该文在篇章布局、写作方法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1.自成体系。该教科书没有沿用中国史一般以朝代立篇章，以编年叙事的方法，而是将四千年的历史划分为几个大阶段，即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在每一个大阶段中有以民族立篇，以该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立章的，也有以朝代兴亡立篇构章的，叙事方法一般是纪事本末式的。如，在上世史中，第一篇为蒙古古代，第二篇以匈奴之亡及乌桓鲜卑之兴立篇，以塞外诸族扰乱晋室及后魏之盛衰标题，各章分别为汉之勃兴与前后两赵兴亡，前燕与前秦之兴亡，后魏之兴，后魏与塞外诸国之交涉及其制度等。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又以突厥与回纥之盛衰、契丹、女真立篇。近世史中，第一篇为蒙古与宋金之兴废，第二篇为元之盛衰，第三篇为明时蒙古之情形，第四篇蒙古与清、俄之关系。从这种布局方法中可以看到以朝代立篇章的一般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后魏、元，因此整体上显得清楚、集中。 　　2.叙事简明，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要将四千年的历史在一篇短文中勾勒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李鼎铭先生在熟练掌握中国历史的基础上以精练的笔法，简明扼要的叙述，涵盖了四千年的内容，足见其概括能力之强。如在总论中，写汉以后的民族他只用了“自汉以后，匈奴稍弱，乌桓继兴，迨乌桓灭而蠕蠕盛，蠕蠕灭而突厥起，突厥灭而契丹复强”一句，就概述了匈奴、乌桓、柔然(即蠕蠕)、突厥、契丹的续继，便于记忆。中世史中，写大夏国时也是寥寥数笔，但生动清晰，谓“匈奴部酋赫连勃勃者，以事怨后秦，背而据朔方，筑统万城都之，国号夏，屡击后秦”，“夏主赫连勃勃南下，遂其守兵，夺关中称帝，连破西秦”。对统治北方143年，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书中称后魏)政权，列出四章，写得较详。同样，对曾为柔然铁工，“起于金山之阳，吞并内外蒙古”，在我国游牧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突厥汗国，也列出三章叙述其兴盛到衰亡的过程。近世史中，主要叙述蒙元王朝及元朝灭亡后蒙古各部与明朝、清朝的关系，是为本书的重点，写得比较详细。简略之处用笔凝练，详叙之处也无铺陈，这是该文的又一特点。 　　3.以叙为主，夹叙夹议，画龙点睛。该教科书以叙述为主，没有过多的评论。但在许多叙述中夹进了少许议论，既表明作者的观点，又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叙述人物时，评论羯人石勒“有武略，富治才，张纪纲，定制度”，鲜卑人拓跋什翼健“雄勇有知略，能修祖业，始制百官，号令明白，政事清简”，是个人才。叙及回纥时，认为“初，回纥风俗朴素，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与唐通赂，遗极厚，牟羽自尊大，渐流于侈泰，上下互相猜忌”，这是曾“属土东至黑龙江沿岸，西至阿尔泰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极盛一时的回纥衰亡的原因之一。叙及铁木真称大汗后不出二十年，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之北半部、天山南北两路、中央亚细亚悉归蒙古的原因时，认为蒙古起于漠北，风气质朴，上下一心，“无虚伪欺饰之弊，其制度又足以起颓风，而进之以武勇”。而元朝的衰落是因为到元世祖以后，则因“连年用兵，府库空虚，国用渐不给，于是滥发纸币，称曰交钞，又增课盐铁酤酒之税，民间不堪其扰，元之衰兆实萌于此”。这样的议论虽不多，但言简意赅，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综上简略介绍，只能将该教科书的概貌呈现出来，不能一一叙及，其许多精当之处还有待发掘。总之，李鼎铭先生写于20世纪初叶的《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可以说是研究民族史的一种通俗教材，它简明扼要，语言生动，用语准确，有时代感，至今也不失其光彩。  　　注释 　　①库伦即今乌兰巴托。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