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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正气伸张榆中任教

李泽民

李鼎铭先生昏昏迷迷病倒在炕，一家人慌忙请医生疗治，然而几服中药下去，毫不见效。只听得李先生昏睡中仍断断续续说着灵水寺学校的事。家人心想：李先生的病一定是因灵水寺学校被逼停办所致，中医有“气行则血行，行则不疼，不行则疼”。看来要使李先生病好，还得从思想上劝解或许才能生效。 　　一天，李先生突然从昏睡中睁开了眼，见地上跪着自己的子女，不知何故，家人解释说：“自你病后，孩子们天天这样守着你，现在你醒了就好!”原来李先生家规甚严，子女们不仅在外要尊老爱小规规矩矩做人，就是在自己家里也要坐有坐像，站有站像，行走做事不得随随便便，至于父母的教诲更不敢有丝毫反抗。李先生终于大病初醒，一家人松了一口气。此时李先生言语不便，以手指笔，家人忙取纸、笔给他。李先生颤着手开好药方，子女们忙着抓药熬药，一家人精心伺候自不必细说。 　　李先生服了自己配的药后，病情虽见好转，可全身仍感烦躁，病况时歪时好。想到自己辛辛苦苦为民办学却遭群众反对，让劣绅有机可乘，心中便像刀割一样。他连日在病床上反复思来想去，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灵水寺办学教训：一、做事要依靠群众，不能只依靠少数人；二、做事要因地制宜，按照当地风俗习惯，搞好宣传教育，将群众的认识提高，然后再分开步骤，逐渐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随后，他又在自己的本上写道：“从此往后更要注重科学知识的研究，救国救民，致力于教育事业，这才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 　　不久李先生的病彻底痊愈，他立即动身去榆林找二舅杜良奎，将自己在灵水寺办学的前后经过原原本本陈述了一遍。 　　杜良奎一听早已怒不可遏，大喊：“这等狗官，真该宰了他，道尹官大，还有更大的官哩，越级上告!”李先生说：“只怕官官相护，空告一场。” 　　杜良奎满不在乎地说：“哈!那陕西省城我也住过，自然结识不少人物，古人云‘人投人滚动天地哩’，我就不信打不赢这场官司，此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我就替你到省上告这道尹去。” 　　果然不出所料，经杜良奎到西安上下走动，最终打赢了官司。省府驳回了道尹的判决，灵水寺院仍旧归学校所有，榆林道尹一见文告大动肝火。当即向省上呈文申诉事端，然而省上坚持要他按所发文告行事。道尹心里不服气，放出风来说：“此事我绝不认输，我还要斗到底。”再说这道尹手下有几个当地人是他的走狗，知道一些李先生与杜良奎的情况，如此这般向道尹添油加醋一顿陈说，道尹只好叹着气将省府文告公布。 　　人们都以为李先生又要回灵水寺办学，然而李先生却放弃了这种打算，决心在桃花峁村重新建一所学校。他将灵水寺院与土地让给当地村民自行去料理。 　　就在李先生积极筹备建立桃花峁学校时，二舅杜良奎捎信让他速去榆林有事相商，原来杜良奎的侄儿杜斌丞即将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毕业，陕西省督学袁刚为开发榆林道这块文化荒凉区，欲聘请二十多岁的杜斌丞回榆林道最高的学府榆林殖边学校(现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师。杜斌丞久想改变家乡文化落后的面貌，因而先回榆林实地考察并找叔父杜良奎商讨。杜良奎请李先生来榆林一起共商。 　　李先生在榆林见到了比自己小九岁的杜斌丞，虽然年龄有别，然教育救国、为家乡培养人才的共同愿望却使他们不谋而合。他对杜斌丞“开拓新文化处女地”的提法极感兴趣。只是因为自己正在忙于筹办建立桃花峁学校，故对来榆林任教有所迟疑。杜良奎则在旁极力劝说：“此事你就答应了吧，权当帮你堂弟一次忙。听说袁世凯的部下郭坚已从三边动身，即将向米脂打来，看来米脂又有一场混乱。你办学的事以后再说好了。”李先生见二舅态度恳切，只得答应下来。 　　第二年开春已是1917年，李先生安排好了寨子山学校与东区区公所的事后，便带着杜聿明和另外三个学生到榆林殖边学校去报到。榆林道共有二十三县，俗称陕北(即后来的延安地区和榆林地区)，此地仅有惟一的榆林殖边学校(中学)，而且交通不便，山多道窄，人们出入往来只能骑毛驴、骡子、马、骆驼，即使牛拉的木车也很少见。专营牲口驮运的人被人们称作“赶脚人”或“脚夫”，有民歌唱道：“六月里太阳红又红，赶脚人儿好苦命，为家计逼得四处走，离家到今三年整，不知咱妻儿还在家中?不知咱娃儿干什么?”李先生和他的四个学生是骑驴上榆林，尽管从早到晚不停地赶路，仍不免在路途的小驿店住了两晚才赶到榆林城。榆林城外黄沙漫漫，几乎望不见人家，惟独这榆林城里倒显出几分生气，石头铺的街道两旁开着商店铺面，人群中有的穿着长袍留着长辫，有的穿着入时的西装革履，有的穿得破破烂烂。李先生带着他的四个学生走过石牌坊、星明楼、钟楼、牌楼，又折向东边一个小巷朝半山坡上走去。不一会儿便到了榆林道惟一的最高学府——殖边学校。 　　这所学校是1903年由榆林道23县联合建立的，其学生大多出身富家，因而难免有纨绔子弟，至于学校的老师几乎全由以前的秀才、举人、翰林老学究们担任，其格调如米脂的言川书院，学生所学课程自然也全是老一套了。 　　李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受到了新任教务主任杜斌丞的盛情接待，他将李先生称为“兄长”，杜聿明乃杜斌丞堂弟，因多日不见，杜斌丞已不认识这位堂弟。当杜聿明彬彬有礼上前拱手称：“堂哥在上，小弟有礼。”时，杜斌丞愣住了，李先生笑着一语道破：“此乃我二舅长子杜聿明。”杜斌丞摸着圆脑袋大笑着说：“哈哈!大水冲了龙王庙，这真是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说着上前拉着杜聿明的手亲热地说：“啊!你长高了，长结实啦。听说你学得不错，以后还得加劲啊!”杜聿明马上一个立正拍胸：“是，堂哥。” 　　根据李先生的意思，杜斌丞将他的4个学生分配在了合适的班级。杜斌丞与李先生商议说：“学校教学方式守旧，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为了不误人子弟，必须对教学的内容、形式进行全面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来。但是学校有些课程无法开展，既无教师也无课本，如数学老师，不仅陕北找不到，恐怕连省上也难找。还有历史课、地理课，我虽可任教，只恐教务事忙，有时难免要耽误学生的课。至于国文课也得改造，不能光以文言文教学、作文，尽量做到让学生用白话文去作文，这就需要一个既懂文言文又懂白话文的国文教师来任教，可尔今还找不到教师。另外外语课、音乐课等也得有所改进增设。学校目前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都需要一个个去克服去解决……”李先生听了杜斌丞的话，主动要求担任学校的数学教师与国文教师，并兼代了历史课、地理课。杜斌丞万万没想到李先生一下就帮他解决了四个教学科目，真是喜从天降。他确实没想到秀才出身的李先生竟如此博学多才。 　　李先生自担任数学、国文、历史、地理几科教员以来，白天忙讲授，晚上还要编写第二天讲课用的新教材。李先生每讲一课都要重新备课。他的课灵活风趣，传授得法，学生学起来精神愉快、思想活跃，因而不久李先生所教课程激发了学生们的浓厚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即使是枯燥的数学，在李先生的课堂上，同样充满了乐趣。解放后在甘肃任教育厅长的马继川忆及此事，更是说得活灵活现，对李先生赞叹不已。足见李先生在榆中教书时的不同凡响。 　　殖边学校推行新法教学，虽然学校面貌起了很大变化，却引起了本校及社会上一些守旧势力的嫉恨，他们纷纷找老校长郭维藩，要求回归校风，端正教学。老校长心想：自己已年老，与其左右为难，倒不如隐退为安。于是一份报告上去便辞退了校长的职务。 　　杜斌丞接任了校长一职，并将“殖边学校”改名为“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其一因该校由榆林道二十三县联办，并非省办；其二因“殖边学校”教育陈旧，不能适应新的时势，当以新的中学教育从事教学。从此这殖边学校便改名并简称为“榆林中学”。 　　自从杜斌丞任校长后，更加大力在学校全面推行新法教学。然而一些教员仍坚守自己的一套旧教学方法，并吓唬学生说：“谁敢捣蛋，谁就小心戒尺。”学生们听了哭笑不得，在背后戏说：“如今是民国七年，孔夫子的斯文让他们这些老夫子们给扫完了。哈哈……”时间一长，这些话渐渐传到了老教员们的耳朵里，他们又气又恨，细细想来都是那个年轻的新校长给他们惹的麻烦，合计着要刁难一下新校长。他们先是叫嚷着工资太少，同时围着校长吵着要加工资。杜校长没办法，只好找道尹府商议此事，经过几天的磨嘴费舌，总算为教师们要得了一些钱，大家高高兴兴将自己的一份钱领了去。可就剩李鼎铭先生的一份钱不见人领，事务人员以为李先生忙，便将钱送到李先生的办公室。谁知李先生却说：“钱我不要，学校里穷，我的够花，不要给学校里出难题，现时困难么。”事务人员不管李先生怎说放下钱就走。一会儿，李先生又将钱硬是退了回去。杜校长得知此事后不禁连声赞叹：“有人格!有人格!”从此杜校长打心眼里钦佩李先生，其尊敬程度更胜于前。 　　为了进一步使学生受到爱国教育，学校决定请李鼎铭先生编写一本历史教科书。提笔成文的李先生在绥德学堂任教时编著讲义稿就是出了名的，李先生结合榆林边情，翻阅了许多参考资料，利用课外时间编写出了《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一书，系统地概述了北方诸民族的历史，书中以王朝更替为顺序，主要交代了各民族兴衰交替的历史过程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关系。从夏商时期北方的猃狁、荤粥开始，经北狄、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党项、女真，再到蒙古的勃兴、元朝的盛衰、明清时期的蒙古及其与俄国之关系等等，都加以详细论述。榆林历来地处边塞，与北方诸民族久有往来及冲突，而李先生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待历史，不受封建正统偏见的影响，以不偏不倚、不褒不贬的心态客观公正地记叙。全书约三万余字，分为总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四部分。后三部分又分为11篇36章。此书写成后，由学校油印装订成册，下发给学生及老师，人人惊叹李先生的博学多才。至今有学者评价此书是研究北方民族史、加强民族团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教材。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榆林中学，李先生敏锐地感受到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变化。但陕北这块土地因交通不畅，人才缺乏，一切仍处于原始守旧状态，李先生认识到这一工作必须先从小学抓起，学生不能只图识几个“照门”字，而要打好基础继续深造，才能有希望成为挽救国家民族的真正有用的人。可一个米脂县连一所像样的小学也没有，何谈中学、大学。几天来，李先生反复思考着这一问题，最后决定辞职回来米脂创办高级小学校。杜校长看完报告，深为李先生为民爱国的精神所打动，忍痛割爱同意李先生返乡办学。     　　在召集全校师生欢送李先生合影留念后的当晚，杜斌丞与李先生长谈至深夜，二人谈教育、谈救国、谈家乡。李先生对杜斌丞坦言说：“你我办学是一个目的，日后我将小学办好，你将中学办好，如此办十来年，造就一批有胆有识的人才，国家便有希望了。目前榆中教员大多守旧，校长若能陆续将新的大学毕业生聘请到榆中任教，自然学校会出现一个新局面，还望校长三思。”此后杜斌丞果然到北京聘请了魏野畴、王森然、李子洲等一些思想进步又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来榆中任教，逐步扭转了学校传统守旧的局面。 　　眨眼到了李先生告别学校返乡的日子，杜斌丞校长和许多师生恋恋不舍，一直将他送出南关城外，在李先生的一再劝阻下众师生方才止步。李先生身着白衣白裤，坐着“驾窝子”离开了榆林中学。 　　 李鼎铭先生/李泽民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