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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伯渠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卓越贡献

李忠全

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上成绩卓著。他在实行“三三制”政权和贯彻精兵简政，以及加强民主政权的作风建设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学习和研究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方面的功绩与经验，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借鉴意义。    　　一、积极实施“三三制”政策 　　林伯渠1940年10月从西安返回延安时，正值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党在指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三制”政权。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要建立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中共中央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而“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①中共中央的指示不仅阐明了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实质，而且具体地规定了这种政权组织中的人员构成，以便从组织上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所谓“三三制”政权，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 　　林伯渠在认真研究和领会中央指示精神后，结合陕甘宁边区的实际，着重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边区的民主政权，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工农苏维埃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的。那时，还基本上是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组成各级政府，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大规模进攻与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和经济封锁，处于严重的困难时期。在此情况下，为克服困难，巩固边区，更好地团结各阶级、阶层的人民共同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就必须尽快建立“三三制”政权。为此，1940年3月，党中央指示发布后，边区政府先后在陇东分区和绥德警备区以选派、聘请方式组成了有各抗日党派、各抗日民众团体和开明士绅参加的过渡性民意机关——临时参议会。根据陇东、绥德及富县的经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认为：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地实行“三三制”，不仅民意机关，政府机关中也要实行，遂决定于1941年开始按“三三制”原则进行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三级民主选举，在全边区范围内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 　　林伯渠对这次“三三制”选举极其重视，为搞好选举，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1940年12月，他亲自主持召开政府委员会议，确定民政厅1941年的工作中心是搞好县、区、乡各级参议会的选举。1941年1月30日签发了《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强调指出：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未经过选举的地区，各级政府都是临时的，必须由老百姓选举，才能叫正式政府。”②同年2月7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同时成立了以乔钟灵为主任的边区选举委员会。随后，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要求各级选举委员会切实搞好宣传动员工作，并选择延安市裴庄乡等地进行了试点，至4、5月，乡(市)参议员的选举在边区各县普遍开展。5月22日，边区政府在总结各县选举工作的经验教训后，林伯渠签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各级参议会第二次指示信》，再次强调了这次选举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乡市选举工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础”③，因此，必须用大力做好乡(市)选举工作. 　　在边区政府的第二次指示信发出以后，边区各县的乡(市)选举进入高潮。6、7月间，各县乡(市)选举陆续完成，全边区31个县，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共选出乡(市)参议员29460名，全边区1549个乡(市)召开了乡参议会或代表会，选举了乡长，组成了以“三三制”为原则的乡级政府。8、9月间，边区各县进行了县和边区两级参议员的选举，并召开了县参议会，选举了县长和政府委员会。但由于某些干部对于“三三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帮助非党候选人当选的意义也理解不深，工作不够有力，加上群众对选举中间分子当边区参议员在思想上有些抵触情绪等原因，在选举过程中曾使许多非党候选人落选。当选的边区参议员中，共产党员仍占了绝大部分。为使边区参议员的成份符合“三三制”原则，边区政府聘请了一批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员，以表示实行“三三制”的决心和诚意。林伯渠在推进这一工作中，广泛联系了大批党外人士，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心声，对于非党人士的爱国抗日热忱给予了肯定，并鼓励他们出来参加政府工作为抗日救国出力。林伯渠的诚心与热情给党外民主人士以深刻影响。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顺利召开。大会选举了边区参议会议长及常驻委员会、边区政府主席和边区政府委员会，一大批非党民主人士进入了各级政权机关。林伯渠以他德高望重的社会影响，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丰富经验和实事求是、朴实廉洁的工作作风，再次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当选为副主席。可以说，经过二届一次参议会，在陕甘宁边区基本落实了“三三制”政策。 　　边区1941年的三级民主选举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在县级选举中，“三三制”原则却未能全部实现。林伯渠1942年在总结这次选举经验时说：“去年的改选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曾经得到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还存在缺点，那就是：有好些地方，“三三制”还贯彻的不够，而在某些机关里，虽然形式上实现了“三三制”，但是有少数干部还有把持包办的现象。为了克服这些现象，进一步充实县、乡两级的“三三制”政权，边区政府决定按选举条例于1942年4月开始进行一年一次的乡(市)参议员改选，8月底结束。县参议会和政府，按规定虽然两年改选一次,但为了补救“三三制”的不够，选定延安、延长、子长、志丹、神府、新正、曲子、定边等8个县在当年提前改选，从8月开始，12月底结束。林伯渠要求这次改选，各地要注意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不仅在形式上要完全实行‘三三制’，在内容上也要完全符合‘三三制’，使我们的民主建设，更加向前发展。”④ 　　经过这次改选，到1942年底，县级参议会议员，常驻议员及政府委员，已有22县完全实现了“三三制”，只有8个县还未完全实现。在绥德、吴堡、合水、米脂、安定、镇原、环县、新宁等县里，非党人士在政权中都占大多数。在这8县乡议员中，共产党员占19.8%，国民党员占4.9%，其他无党无派人士占75.3%。⑤上述事实说明，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取得了显著成果。1942年11月初，林伯渠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时明确指出：“‘三三制’在边区的推行，已获得了相当的成绩，这是由于‘三三制’政策的正确，由于共产党员打破了关门主义，也由于共产党外各阶层人士对‘三三制’有了认识和信任。”⑥为进一步巩固“三三制”，他提出了共产党干部应该认真加以注意的四个问题： 　　(1)要认清“三三制”是长期的制度，在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无论属何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均负有巩固“三三制”的共同责任。共产党人尤须克服关门主义残余，履行其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  　　(2)坚持共产党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有权的原则，关于政府一般设施，共产党人均须同党外人士竭诚商量，不得一意孤行。而日常生活上的来往接近，也同样重要。 　　(3)在执行政务中，可能发生某些原则性的争议，此种原则性的争议常常是正确决定问题的条件，遇有此种争议发生时，务期互相开诚布公、平心静气地商讨，依施政纲领和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求得合理解决。 　　(4)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党外人士都难免发生过失或错误，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之间，应本与人为善之精神，保持必要的友谊的相互批评，而共产党人尤须听取党外人士之批评，共策共励，以达精诚团结、巩固“三三制”之目的。 　　上述这些关系，都集中反映在一个问题上，即要巩固“三三制”，必须要求共产党员率先垂范，严格要求，才能搞好与党外人士的关系。  　　对于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的经验教训，1944年3月25日林伯渠在《三三制工作总结》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各地已建立的民主政权一般都实行了选举联盟。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凡年满18岁，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了选举出人民的代表和参议员，尽管处于抗日战争环境，各阶级、各阶层的选民都踊跃参加了选举，边区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充分说明了这个政权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根据林伯渠报告中统计的数字，各地在贯彻“三三制”原则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比如，陕北清涧县选出的2087名乡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416名，国民党员占69名，其他为无党派人士。志丹县选出的800余各乡议员中，地主成份的11人，富农成份的45人，工商业者17人，开明绅士20人。⑦ 　　由于边区彻底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加强和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林伯渠也对“三三制”政权的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把“三三制”称为“伟大的创造”，是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他说：“在这一切不可磨灭的创造中，我们政权工作者足以自豪的，是在‘三三制’的建业工程上，奠下了一块基石。这是从未有过的一种建设，抗战是它建设的条件，共产党的远见与诚意是它建设的动力。”他赞扬说：“还有什么政权比‘三三制’更能表现民主的精神，使得来自不同阶级的人感到政权是非一党一派私有的东西，因而更加增强自己对于政权的拥护的呢?还有什么政权比‘三三制’更能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使得任何人都各得其所，享受同样的权利与义务，因而更加增添了生活的色彩的呢?”⑧所以，“三三制”政权的实现，使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模范区更加光彩夺目，并成为其它根据地的典范和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模型。 　　二、认真贯彻精兵简政政策     　　“精兵简政”，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经过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通过而实施的。当时中共中央把精兵简政列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在林伯渠的主持下，陕甘宁边区率先认真贯彻执行，先后三次进行精简，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 　　新当选的第二届边区政府委员会1941年11月22日宣誓就职后，就把精兵简政作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1941年11月27日，林伯渠主持召开边区政府首次政务会议研究精兵简政。他说：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言行一致，李老(指李鼎铭——笔者)，已说得很明白，主要是提高政府威信，提高工作效率。方才李老讲有许多中层人士对我们误解，方法原则也是李老订谋，各位也都赞成的，其办法设立一编整委员会。会议确定由周文、周兴、南汉宸、刘景范、高自立组成编整委员会，刘景范为召集人，按照机构紧缩原则，12月15日以前编好，明年1月1日起执行。  　　编整委员会组成后，由林伯渠签署，边区政府先后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多次训令和指示，边区由此开始了第一次精兵简政。经过数月努力，第一次精简取得了一定成绩，这表现在：经过整编，初步调整了机构，裁减了一些骈枝机关，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精简了1598人，其中有300余人下乡加强区、乡政权，其余的送去学习，或转入生产第一线。但林伯渠认为，这次精兵简政并没有彻底地贯彻到全部工作中去，因此在组织机构上还显得头重脚轻，干部没有适当调整，工作制度尚未正规，政令尚繁而又有些不切合实际的情形，在工作联系上，是上级领导不够具体，检查不够深入，下面是不完全了解政策法令，有些工作方式是与指示相反的一套，形成一些上下不通气和工作脱节疲塌现象。对此，作为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首先承担了责任，并找出了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源，指出了继续进行整编的方向。  　　为了切实搞好精兵简政，边区政府于1942年4月7日至10日召开第二次政府委员会，检查政府工作，再次对精兵简政进行了总结。林伯渠在这次会议上说：在新政权建设途中，缺点是不可免的，我们要暴露缺点。但同时我们对克服缺点要有信心。他强调指出：“以后要把安定民生、发展经济、健全民主、加强自卫军这几个方面多做些具体工作。而完成这些工作的关键，就在于认真地执行精兵简政。”⑨为此，针对存在的问题，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 　　1942年4月28日边区政府邀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北局等单位组成边区总编整委员会，为加大工作力度决定由林伯渠亲自主持会务，同时决定在各系统成立分会，要求在一个月内，由各系统作出编整方案，汇交总编整委员会讨论、决定并贯彻实施。5月20日，边区召开了边府一级干部动员大会，林伯渠在动员报告中进一步阐明精兵简政的意义，指出，精兵简政决非一般的“裁兵简员”。“精兵”乃使每一个战士，以一当百，成为模范的抗日军队；“简政”乃使各级机关不庞大复杂，一人当十，十人当百。他号召干部深入群众，到县、区去，同时提出四点希望：①紧紧掌握22个文件和政府政策，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及时解决问题；②团结地方干部，学习他们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文化；③加强调查研究；④不是“钦差大臣”，要有做“小学生”向人民学习的态度。接着制定了《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和《实施方案纲要》。6月11日，林伯渠又在《解放日报》上专题论述了“精兵”和“简政”政策的关系与要求。他说：在部队方面，实行“精兵”政策，以加强武装力量；关于“简政”政策，基本上要使政府机构灵活、轻便，以便发挥政权工作在抗战中的最大效能。 　　第二次精兵简政于1942年8月结束。通过编整，基本上做到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的要求。但是，由于精兵简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加上一些单位的领导对精兵简政的意义还理解不深，重视不够，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教训：如单纯着眼于裁并骈枝机构，缩减人员，未能从改革体制、健全制度、整顿机构和提高效能上整体考虑与全局安排，加之欠缺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因此这次精减也不够彻底。 　　为了切实达到中央规定的要求，边区政府从1942年8月底开始到1943年底，又进行了第三次精兵简政。为搞好这次精简工作，首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了充分准备。边区政府于1942年8月底至9月2日召开了第33次政务会议，专门讨论边府系统的精简问题，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重新调整成立了边区简政委员会，仍以林伯渠为委员并主持会务，这就为第三次精简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为接受前两次思想工作欠缺的教训，边区政府于1942年9月10日召开了关于检查、总结政府系统两次精兵简政工作的动员大会。林伯渠在动员报告中，详细认真地总结了前两次精简工作的缺点，提出了简政的目的是：政权机构一元化；组织精干，以少数人做更多的事；工作效率提高等。特别强调说：这次一定要彻底做好，政府已专门组织了简政委员会，可是还需要上下一致，进行工作检查，来完成这个任务。⑩动员会后，从9月11日至l7日，边府一级机关就前两次精简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随后于9月18日至26日，又召开了各分区专员、县长及区乡干部简政座谈会，林伯渠每日亲临指导。他对县区乡长说：精兵简政不等于裁兵减人，它的真意，乃是为了增强我们抗战的力量，渡过难关，争取最后胜利。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要“求得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等5项原则之实现，必须达到健全机构，建立制度，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以及改善各方面的关系之目的。”(11) 　　林伯渠提出的关于搞好精兵简政的5项原则，毛泽东主席给予充分肯定并加以引用。毛泽东曾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12)为进一步总结精简工作，1942年11月4日林伯渠在高干会上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专题报告，就边区中心工作、民主集中制、领导作风、力强乡政权、巩固“三三制”、拥军等八个方面作了论述，并为第三次简政规定了指导方针。之后，边区政府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并于19942年12月11日至1943年1月16日召开了各分区督察专员、各县县长联席会议，林伯渠在会上作了《发展生产，教育干部，贯彻精兵简政政策》的报告。他指出：边区目前基本任务，第一为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第二为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所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中心任务而奋斗，分散力量的“百废俱举”的思想目前决不允许存在，因而彻底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就成为熬过困难，准备胜利反攻的重要条件。林伯渠的报告长达两个半小时，内容丰富，对加强边区政权建设有重大指导意义。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林伯渠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经过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充分准备，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并创造出宝贵的经验，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林伯渠这种实事求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踏实认真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三、大力倡导作风建设 　　林伯渠在创建模范的抗日民主政权中，特别重视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他认为，作风是执行政策的枢纽，作为人民的勤务员，一定要注意改善作风，而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则是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廉洁政府的重要保证。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他就指出：“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各级参议会中产生出来的，这就保证了真正坚决抗日的分子，真正人民的代表参加了各级政府的工作”。“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一般是忠实于抗日的事业和抗日人民的利益，坚决为抗日与民主的政纲而斗争的。在我们的制度下，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可是工作中却能表现出自己是群众的模范。”这是因为“凭我们过去一贯的艰苦奋斗作风，我们能够自我牺牲，在少拿钱多做事，甚至不拿钱也做事的原则之下，为抗日的事业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随着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环境的相对安定，在边区政府各级干部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思想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诸如不细心研究具体情况和工作计划，工作任务不具体、不实际、不能按期完成，一切都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不能实事求是的主观主义恶习；“为民之上”，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一切都出之以简单的行政方式，出之以强迫命令，而不耐心地进行说服解释工作的官僚主义残余，以及假公济私、耍私情和仗势欺人的恶劣作风等等。这种种表现说明，尽管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条例中对干部思想作风有过明文规定，但没有深入细致的教育，在实际工作中仍然难免存在缺点或错误。林伯渠在第二届参议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还只是大体上完成，民主制度还未完全正规化，工作方式上还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某些残余，经济建设规模还小。而行政干部的能力与经验离应有的高度还远，许多工作还应该加强，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还需要大加改善。”他特别强调说：要更加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必须改善我们的工作作风和方式。对于一切不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必须给予无情的批评和切实的纠正，以便更好地发扬我们廉洁奉公和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和科学作风。 　　为切实加强边区各级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建设，林伯渠采取了以下有效措施。     　　第一，重在思想教育，林伯渠曾多次强调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他在《贯彻民主作风与科学作风》的专论中，要求广大干部必须在思想上要明确：“所谓民主作风，就是群众路线；所谓科学作风，就是实事求是。”他指出：“作风是贯彻在实际工作里面的，离开了当前的实际工作，就谈不到作风的改进。在作风问题上，同志们常犯的毛病，一个是急躁，一个是拖沓，前者发生强迫命令，后者形成放任自流，这是由于那些同志在具体工作中还不会走群众路线，还不会与实际结合，亦即不善于贯彻民主作风与科学作风。”(13)于是，他要求干部首先要从政权性质上来认识作风的重要性。因为政府是人民组织起来的，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主人，政府只能执行人民的意志。只有在人民的监督下政府才能把工作做好，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能接受人民的监督，这就是民主政权的本质。 　　林伯渠言行一致，不光教育他人，而是事事自己率先垂范。他从不计较个人享受与地位，不考虑个人得失，而是以勤勤恳恳，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大公无私的好作风，为广大干部作出表率。在他的要求与带动下，边区广大干部真正从思想上树立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正确观念。 　　第二，贯彻民主精神。林伯渠认为要搞好作风建设，必须充分贯彻和发扬民主。他要求贯彻民主精神于一切部门，一切工作人员，和一切地区内的民众之中，使边区每一个人都不仅过民主生活，而且还善于运用民主权利，这才是彻底实施民主政治的有力保障。在民主作风建设方面，他提出了三条意见：①发扬民主主义工作作风。严格实行集体领导，耐心倾听下级的意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倾向，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②更进一步密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尊重群众利益，倾听群众意见，加强乡政府的工作，因为乡政府是政府的基本组织，是群众首先接近的政府；③提拔与培养最能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所爱戴的干部。只要干部能够充分发扬民主，思想作风建设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第三，树立典型，奖惩分明；建立制度，定期检查。在实际工作中，只要干部把某一项任务出色完成并取得显著成绩，林伯渠都给予嘉奖表扬，树立学习榜样。如边区每年都要选出模范乡长、区长、县长或各行业的先进个人，以此来推动作风建设。对于违犯纪律者，边区政府则严肃惩处，以此来教育干部发扬正气。同时林伯渠也指出，要使干部作风更民主，检查作风很有必要。为此，他领导边区政府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形成检查监督机制。如：召开民主生活会、干部作风座谈会；建立各级干部的报告制度、调动工作交代制度等等，以此来约束、检查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状况。1944年至1945年，边区政府多次召开干部作风座谈会，专门讨论机关作风问题。林伯渠在1945年6、7月间，也曾先后四次以“要使干部作风更民主，检查作风很有必要”，“做人民的勤务员，一定要改善作风”等内容为题，精辟地论述了作风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通过干部作风大检查和座谈会，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的工作作风更加前进了一步。林伯渠关于“一个政权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作风是执行政策整个方向中的枢纽”以及“应该注意革命的纪纲”（14）等思想，不仅丰富了我党作风建设的内容，而且至今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注释： 　　①(1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99—700、850页。 　　②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48、278页。 　　④《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页。 　　⑤《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02页。 　　⑥(13)《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90、518页。 　　⑦《从档案史料看抗日民主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建设》、《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2期，第49页。 　　⑧《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⑨《解放日报》1942年9月9日。 　　⑩《解放日报》1942年9月11日。 　　(11)《解放日报》1942年9月24日。 　　(14)《林伯渠关于作风问题的四次讲话》，《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