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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相照 功昭千秋 ——论林伯渠对三三制政权建设的贡献

王明远

在抗日战争的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全国各种抗日力量，于1940年3月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实施“三三制”的政策，即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的人员组成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①做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对建立和巩固“三三制”政权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与党外人士肝胆相照的合作精神，不仅促进了当时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林伯渠是“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卓越组织者和实施者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三三制”政策，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它照顾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无疑是深得人心的。但政策再好，总得有人去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作为组织者和实施者，能否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关系到党能否同各阶层人民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大问题。林伯渠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党的“三三制”政策的顺利实施。 　　众所周知，陕甘宁边区的政权，主要是由各级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构成。民意机关是边区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参议会由人民直接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行政机关是三级政府，它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并定期普选。参议会有罢免行政领导之权。因为参议会充分体现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拥有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权力，所以，各级政权机构组成人员的选举，就成为边区民主政治的一件大事。林伯渠正是从这件大事抓起，一丝不苟地实施“三三制”政权建设。 　　实现“三三制”，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正如1941年9月彭真在《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建设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报告提纲》中所说：“三三制”“在平等的、直接的、真正的民主普选中，要想百分之百地实现，则是极大的困难……问题是很显然的，我们既不能圈定，又不能指定，须让广大农民群众自由投票决定。投票结果如何，在未开票之前，则是一个未知数。在去年的普选中，为了争取‘三三制’的切实实现，我们曾尽了相当的努力(虽然还不够)，但普选的结果，百分之百实现‘三三制’地方极少”，“三三制”“因党员超过三分之一时，可以提出辞职，故大体的实现是可能的，但必须说明它的实现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②林伯渠为正确实施“三三制”，不畏艰辛劳苦。1940年11月25日，他主持召开了边区政府第39次委员会，专门讨论各级参议会改选问题，并责成民政厅组织选举委员会具体领导选举工作。1941年初，他主持制定和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在试点的基础上，他组织边区进行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改选。 　　选举中，他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严格遵守“三三制”原则。如在边区政府组成人员的选举中，当选的18名政府委员，有7名是共产党员，党员多占了一个名额，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而以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在选举参议会常驻议员时，王世泰、肖劲光等主动退出，使9名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只占3名，实现了“三三制”的要求。再如在县乡的选举中，由于前无经验，不少县乡的参议会和县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的席位超过了三分之一，有的县共产党员甚至占了绝对多数，不仅未能实现“三三制”，而且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林伯渠同志发觉后，即以边区政府名义发出《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退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各县政府还可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酌量聘请。各县议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而被调动离职者，更应以非共产党员补充”③，以保证“三三制”政策的彻底实现。在林伯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边区“三三制”政策得到了认真落实。据统计，在1942年的边区乡、县两级的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达选民总数的80％以上，选举结果，据延川、安塞、清涧、吴堡、曲子、华池、新宁、新正、赤水、淳耀、同宜耀等11个县统计：9096名乡参议员中，共产党员2456名，占30.34％；国民党党员140名，占1.73％；无党派人士5491名，占67.82％；哥老会分子9名，占0.11％。可见较好地实现了“三三制”。其中10个县(除安塞)的7143名乡参议员中，工人38名，贫雇农5224名，中农1528名，富农278名，地主45名，商人12名，绅士18名，其成分包括了边区的各个阶层。 　　“三三制”原则的实行，调节了根据地各阶级的关系，增强了我党领导下的各抗日阶级的团结，正如谢觉哉所说：“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 　　二、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典范 　　毛泽东指出：“三三制”“是党的真实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民主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⑤林伯渠认真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他首先促进党员领导干部观念的转变，重视发挥政府中民主人士的作用，使他们在其位，谋其政，有职有权，勇于负责。 　　“三三制”政权建立之初，一部分党员对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认识不足，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指非党人士)总是客”的思想，把党外人士当客人看，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并不尊重他们的职权，党外人士则认为他们在政府中不过是个摆设，觉得共产党是拿他们做做样子而已。由于存在这种思想差距，在工作过程中，往往产生矛盾和不协调现象。如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本来是以抗日救亡的满腔热情和出色的工作参加政权的，由于某些党员对他不信任，通气协商不够，他很不满意，工作中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说：“俺没意见”。看到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林伯渠让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找李鼎铭征求意见，并亲自找其谈心。针对党外人士的意见，林伯渠主持召开了边区政府党组会议，作出了四条决定：1．各厅、处、院要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2．每次政务会议前，由有关单位的党员领导人，向李鼎铭汇报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取得他的同意才开会，不同意便缓期开会，进行协商；3．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要由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由主管负责人先向他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划行手续；4．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林伯渠率先垂范，执行党组决定。林伯渠当时住在山坡上的一排窑洞里，天一下雨，道路泥泞难行，即便这样，为了与李鼎铭等人商谈工作和征求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他总是亲自登门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生活上，他总是给非党人士以适当的照顾。李鼎铭最初住在山沟里的土窑洞内，进出不方便，后来边区政府就在地势平坦的地方给他盖了两孔石窑，这在经济困难的陕甘宁边区，已是特殊照顾。当时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享受供给制，除了吃饭穿衣，只有极少数的零用钱，林伯渠也不例外。但边区政府特地对非党人士实行薪金制，虽然薪水不多，但除了自己的吃用外，还能补助家庭生活。林伯渠还非常注意尊重党外人士不同的生活习惯，对一些在长期生活中养成特殊嗜好的中间人士，只要不妨害工作，与政治无关，一概不加以干涉和指责。林伯渠对党外人士的真诚态度，使党外人士深受感动。陕北名流、前清拔贡、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79岁的老人李丹生曾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说过一段发自肺腑的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以偌大年纪，不远百里而来，而且现在为什么又来当参议员呢?那就是因为共产党实行民主，是诚心诚意。古称唯德动天，至诚感神，而况人乎?况士人之首领乎?我所以自民间来，是为诚所动，否则，即使把我秃头斩了，我也不来!”⑥ 　　在一些原则分歧上，林伯渠对党外人士能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坚持团结争取工作。参政的党外人士，大都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参政后，不可能不关心本阶级的利益。如在一次决定减租减息的会议上，李鼎铭等人都坚持一个调子，不同意减租减息，使会议形不成决议。对这一涉及原则的问题，林伯渠并不强加于人，一是他亲自找李鼎铭等人谈话，晓之以大义，二是请毛泽东出面做工作，终于使李鼎铭等人思想通了，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这些做法，党外人士都很高兴，不再觉得把他们当外人，态度完全变了。1943年，当李鼎铭看到一份造谣传单说“边区副主席也被撤职”，非常气愤，立即向报界发表声明，予以回击，他说：“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⑦ 　　由于林伯渠能够同党外人士肝胆相照，真诚合作，大大激发了党外人士的热情，他们积极出主意，提建议，关心边区建设。1941年11月，在边区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上，讨论如何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时，李鼎铭受我党“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号召的启发，联想“汉高祖之成功，是在关中推行精兵简政”的史实，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避免入不敷出之经济紊乱现象》的提案。这一提案获得了参议会的通过，并决议“交政府速办”。毛泽东看到后，十分赞赏，立即把它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批注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⑧后来还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给予他很高的评价。随后，党中央讨论了精兵简政问题，在1941年12月13日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把精兵简政作为各根据地实行的十大政策之一，对我党渡过困难，准备反攻，争取抗战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林伯渠组织实施“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实践对我国的多党合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统一战线工作，视之为中国革命成功的一大法宝。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统一战线原则在政权建设上的体现，而“三三制”则是其最初的实践。做为实践“三三制”的组织者林伯渠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断完善和巩固了“三三制”政权，对我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其一，保证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组织者、领导者的地位。“三三制”限制了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的数量，却要“保证共产党员在这个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林伯渠在贯彻“三三制”原则时，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他着重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选能掌握党的政策，能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要求，能耐心地做宣传解释工作，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优秀党员参加政权工作。二是加强政府党组工作。凡属党要在政府工作中贯彻的重大方针政策，首先经过党组讨论，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然后通过政府工作中的党员做党外人士的工作，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这种依靠党的正确政策和共产党员的模范工作使党始终保持领导地位的作法，为以后我党同8个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提供了经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有的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曾试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有的想在联合政府中与共产党“并驾齐驱”，有的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但依靠着党的正确政策和党员的模范工作，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光明的前途，从而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其二，支持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林伯渠一丝不苟地执行“三三制”政策，支持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作用的成功做法，在我国多党合作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6名副主席中，有3位为党外爱国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占2名(郭沫若、黄炎培)；政务院32个部级部门中，担任正职负责人的党外人士占到13人。此外，担任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职务的人中还有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他们在恢复国民经济、完成五大运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维护世界和平等一系列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再如1979年9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需要选拔安排一些业务上有作用或政治上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要选拔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党外专家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根据这一精神，有一批党外人士如荣毅仁等担任了国家和省市政府领导职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其三，坚持正确的合作方针和政策。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林伯渠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党外人士尊重信任，真诚相待，热情照顾，主动帮助，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平等态度和民主作风赢得了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任。1949年1月22日，进入解放区的55名民主党派人士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⑨可以说，这是党的多党合作正确政策的历史必然。198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字方针，更是把多党合作关系发展到了更加自觉的空前亲密的新阶段。 　　总之，“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最初实践，林伯渠作为组织者、实践者，其贡献是功昭千秋的。 　　注释： 　　①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12月，第708、700页。 　　②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86—89页。 　　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13页。 　　④《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642页。 　　⑥《民族之魂》，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16页。 　　⑦转引自《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 　　⑧转引自《人民日报》1979年4月7日。 　　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555页。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