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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林伯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

李秀芳 刘耀京

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林伯渠，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初期的社会动荡，国共两党合作分裂的风云变幻，新中国创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忠心耿耿。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财政工作和政权建设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本文就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实践活动来论述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     　　一、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我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林伯渠衷心拥护中央的决策，积极参加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扩大会议。林伯渠在会上坦诚地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要尽快打开局面，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完全赞同“以发展求团结”的观点。并指出：把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会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还特别提出培养干部的问题。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这次扩大会议后，即给他在南京国民党内的老朋友覃振写信，以促成当时正秘密进行的国共谈判。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林伯渠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这一事变，一方面应避免敌人造谣，使我们的朋友相信。同时，我们也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应多做些事，特别对群众组织上，更要多做些。对群众联系，我们应负责任。我们应多动员些干部到西安去……对西安报纸，应积极帮助，争取公开宣传”。①1937年1月24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坚决地拥护和平，停止内战，我们一贯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事件趋向结束，重要的是要有保障。……我们忠诚抗日，蒋介石也晓得的。”② 　　抗战爆发后，林伯渠同周恩来、博古一道前往庐山，同国民党中央直接进行谈判，并于7月15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经过多方努力和斗争，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林伯渠就军事战略、军委组织、干部培养和经费等问题作了重要发言，指出：红军在抗战中负有复兴民族的责任，要使我们的力量使用得更广泛些，能够在全国的战略上发挥作用，我们既要组织全国的抗战，又要注意巩固后方。部队应设补充团，积极培养干部。会上，中共中央任命林伯渠等人为长江沿岸的中共代表。随之，陕甘宁特区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不久，中共中央又确定他为中共中央驻陕西代表。此后，林伯渠就集中全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常往返于西安与延安之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的西安是国民党西北行营所在地，也是进出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形势很复杂。林伯渠的工作十分繁忙，任务十分艰巨。他始终以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指导陕西省委健全和发展全省各级党组织；领导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开展工作；帮助救亡团体和爱国人士进行活动；协调八路军办事处、中共陕西省委和社会部(对外称农委)的相互关系。 　　林伯渠重视发动和组织民众。1937年10月，他与陕西省委领导了西安各民众团体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和游行，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抗战救国的自由。1938年春，他协同陕西省委与国民党交涉，动员社会舆论与各界人士进行斗争，迫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了一批爱国青年，使十三个救亡团体继续开展活动。    　　林伯渠主动在民主人士中开展工作。他多次接待李公朴、闻一多、杜汉三、杨亦周、刘治洲、高崇民等爱国知名人士，同他们商讨抗战大计。他与西北地区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关系密切，互相学习，互相尊重。林伯渠亲自送给杜斌丞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同他交谈读后感，使之提高了对马列主义的认识。 　　林伯渠还满腔热忱地主动开展对国民党将领的统战工作。他曾会晤、拜请陕西省长孙蔚如(原为杨虎城部下)、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等人，其间既有义正辞严的批评和驳斥，又有耐心细致的教育和疏导，使他们逐步明确形势，转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  　　林伯渠在西安、武汉、重庆等地还热情地多方联系海外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1940年3月，著名华侨领袖、南洋侨胞回国慰问团发起人、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一行飞抵重庆。林伯渠与叶剑英、董必武专程到嘉陵招待所会晤，就国共两党磨擦问题坦诚交谈。在中共南方局的欢迎会上，林伯渠、陈嘉庚等相继致词，做增进友谊的工作。1939年9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抵重庆作国事访问。林伯渠与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等前往会见。就中国抗战形势、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情况、苏德协定及其对欧洲和远东的影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彼此了解。 　　林伯渠是我党派出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一。1938年7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为了团结国民党中的抗战力量，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势力的转变和进步，林伯渠与中共其他参政员一起在会上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的提案，为会议所通过，他们把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和投降派区别开来，坚决反对汪精卫等妥协投降派，拥护政府抗战，提倡精诚团结，并提出改善政府行政机构，建立各级民意机构，开放民主运动的提案和主张，不但得到各小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支持，许多国民党人士也都表示赞同。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经过努力，大会明确宣告；“中国必须恢复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中国全体国民，誓以一切牺牲达此目的”⑧，会议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方针，宣布了实行民主，保障民主的重要政策。 　　1938年10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由于汪精卫等亲日派对抗战前途更加失去信心而企图妥协投降，因此，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与投降派的斗争也更为激烈。陈嘉庚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案》后，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立即支持，使此案得以通过。林伯渠还提出《严惩汉奸傀儡案》，明确指出：“必须对……民族叛徒，加以严惩。此不仅为维护我大中华民族之光荣所必需，抑且为打击日寇阴谋，争取抗战胜利之必要步骤”。④并提出具体解决办法，不仅有力打击了汪精卫等投降派，而且严厉警告了一切汉奸傀儡。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到1939年2月召开的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则采取冷淡的态度，同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他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揭露和批判他们妥协投降的反共反人民政策，以最大的可能教育团结各阶层人士。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边区，发展进步力量中林伯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全力谋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威胁和国民党顽固派磨擦的干扰，处境非常困难。为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中共中央提出了克敌制胜的十大政策。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林伯渠以极大的努力领导了陕甘宁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     　　毛泽东指出：“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⑤“三三制”正体现了这一原则。在各级政府和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中间分子各占1／3，代表各党各派参政议政。这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政权问题上的最好体现。无论任何党派和个人，只要不搞投降，不反共，均在抗日政权下有存在和活动的权利，均可参加政府工作。 　　搞好民主选举，是建设“三三制”政权的基础。1941年1月，林伯渠以边区政府的名义，下达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的指示，充分阐述了边区实行“三三制”的必要性，规定了选举中要坚持的重要事项。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县级“三三制”政权普遍建立，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也选举产生。在此过程中，不少人对“三三制”不理解，林伯渠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把许多开明绅士吸收到各级民主政权中。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林伯渠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对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强调指出：“由于边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的合作，内部阶级关系的调整，各民族的友好关系以及党政军民团结的更加提高，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更加巩固扩大了。”⑥关于“三三制”，他提出：“目前整个边区已经经过普选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治”，“以政权的组织成分来说，已大体实行了‘三三制’，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共同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政权。”1941年全边区选举中，“选民参加选举的百分比，平均是80%，绥德、清涧、延川则在95%左右。选举结果，各抗日阶层、党派、各民族人士都参加了政权。”⑦关于边区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与方针，他说：“为了坚持抗战并争取抗战的胜利，应该坚持与边区境外抗日党派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更应该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层，各抗日党派和各民族，并且要更加密切党政军民的关系……只有党政军民相亲如手足，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坚决而有效地打击当前的敌人。”⑧这次会议接受并通过了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成为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准则，在这次会议上，林伯渠连任边区政府主席。 　　对党外人士参政的意义，林伯渠认为，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有权，是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所在。他说：“‘三三制’政策能否贯彻，‘三三’制政权能否巩固，主导方面还在我们共产党员。”⑨因此，他经常找党外人士交换意见，商量工作，注意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陕北开明绅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蒙古族爱国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委员那素滴勒盖、陕北知名人士、边区参议员李丹生等都曾得到他的帮助和照顾。由于他的努力，党外人士消除了“作客”思想，和共产党人关系融洽，真诚合作，心情舒畅，敢于放开手脚，大胆工作。 　　此外，林伯渠还广交社会有识之士，重视培养妇女干部、青年干部，加强了“三三制”建设。 　　在林伯渠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贯彻“三三制”政策中，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协调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党各派和无党派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并且为以后的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使边区政府不断巩固、发展，深受人民爱戴。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把陕甘宁边区视为大隐患，一直限制、束缚以至打击中共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在政治上制造事端，在军事上制造磨擦，到1939年底和1940年初，进一步扩展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为了制止反共磨擦，结束边区抗战初期双重政权的局面，1940年2月15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电国民政府林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要求惩办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并委任王震为绥德专员。电文指出：何任职两年，抗战国策未见奉行，磨擦事件积案盈尺，贪赃枉法，怨声载道。其罪行有：贪污渎职、侵吞账款、贩卖烟土、纵兵为匪、组织暗杀、破坏边区、炮击八路军等，并列举了具体事实。不久，边区人民赶走了何绍南。此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赶走全部专事磨擦的国民党官员。  　　2月19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致电西安行营主任程潜，要求他转令陕西省政府将所有陕西省政府派驻边区之县长立即全部自动撤退。但程潜回电只同意撤十二县之县长。林伯渠于3月14日再次致电程潜，要求确定边区范围，明令承认边区政府组织。电文说：“承示边区境内各县县长得由边区委派一节，足见拥护团结诚意……今取消十二县双县长制不过避免一部分纠纷，而基本关键实在确定二十三县之范围，承认边区政府之组织，以免时因边境争执及职权行使发生磨擦。” 　　在林伯渠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对边区境内所有由国民党派驻的县长，采取“护送”出境的办法，对个别一贯制造磨擦的分子实行逮捕法办，一般的予以“放行”，对于主张抗日又愿意留在边区的给予热情接待；与此同时，边区政府任命了一部分县的县长。至此，边区在行政上得到完全的统一，双重政权局面结束，进一步巩固了边区，也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林伯渠领导边区军民以强大的舆论抨击反共逆流，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1943年7月9日，延安召开了万余人的紧急动员大会，林伯渠致词说，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人民军队的总后方，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它一草一木。 　　在进行政治反击的同时，边区还加紧军事部署，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此外，林伯渠还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加紧生产、准备自卫”的活动，做好迎战的物质准备。    　　不久，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国民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破坏的阴谋未能得逞。 　　边区内外关系协调与否，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也有很大影响。为了加强各方面的团结，林伯渠领导边区党政军民，联系边区的实际情况，结合整风，进行思想教育，开展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这样，党政军民各组织间的关系得以调整，各自的职责和相互之间的权限得到进一步的明确，从而加强了团结也提高了效率。     　　陕甘宁边区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边区既是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榜样；也是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互依存。对此，林伯渠是深知的。因此，他非常注意协调维护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关系。1939年秋，为救济晋察冀根据地，边区发起募捐运动。林伯渠致信晋察冀根据地政务委员会主席林劭文表示慰问。信中说：兹悉冀中各地遭受水灾，在边区民众中特发动广泛之募捐运动，聊为救济之助。兹由边区银行汇上国币一万元，敬乞查收，并致慰问之意！1941年12月，林伯渠签发《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与晋西北建立贸易关系的通令》，指出：“晋西北与边区仅一河之隔，关系之密如唇齿之相依，因之，双方必须相互协助，其中尤以商业贸易之关系最为密切”，因此，特函商晋西北行署调整双方贸易关系。1942年8月，又相继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财经委员会，统一了两个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和财政管理，增强了抗日民主力量。   　　林伯渠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的这些工作，受到党中央和边区人民的一致赞誉。不论是“三三制”政权建设，还是与党外民主人士协商共事；不论是协调各方关系，还是反投降反分裂斗争，他都为统一战线写下了重要篇章，留下了宝贵经验。  　　三、竭诚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企图借此机会“招降”中共，6月他亲笔写信邀毛泽东赴重庆“当面谈一切问题”。半年过去，中共没有回音。 　　1944年初，为了调整国共关系，推动抗战走向胜利，中共中央派出林伯渠作为我党代表，经西安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 　　国民党一面表示欢迎中共代表赴渝谈判，一面却制造障碍。林伯渠到达西安后于5月4日至11日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先后五次会谈。林伯渠强调谈判应以周恩来3月12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所讲的五条意见为基础，即：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恢复新四军番号。但国民党代表拒绝这一建议，提出先谈军事和边区问题。于是林伯渠提出：敌后根据地的抗日部队已发展到47.75万人，要求将中共领导的部队编为6个军18个师，先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而国民党代表允诺4个军12个师。 　　5月17日，林伯渠一行到重庆。根据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解决当时急切问题的20条意见。国民党代表拒绝传达。中共中央又作进一步让步，将20条改为12条，但国民党代表仍没有转呈国民党中央。       　　6月5日，国民党代表将《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仍对我党合法地位不予承认。至此，谈判陷入僵局。 　　9月15日，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议召开。林伯渠就国共谈判问题作了详细的报告。讲到谈判的重要问题时，他说：“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第一个是全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在今天民族敌人正深入国土，抗战尚在艰巨时期，必须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必须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才能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其次，我们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这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方面问题。……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它党派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政府撤销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⑩ 　　讲到谈判的重要分歧，他说：“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正规部队47.75万人……坚持与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三大战场，抗击了绝大部分侵华的日军与伪军……应该全部编成47个师才是合理的……而政府仍不愿答应，只允编4个军10个师”(11),中共要求国民党承认敌后民选的抗日政权,而国民政府却要“取消”；关于要求给中共和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释放叶挺、廖承志及其它政治犯，国民政府却未能做到。 　　在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国民党统治陷于严重危机，向国内外提出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臻成熟。因此，林伯渠在报告的最后部分郑重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12)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揭露了国共谈判的真相，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为坚持团结抗战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它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说明国共两党的争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建立什么国家的斗争，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黑暗局面，还是把中国推向和平、民主、统一、独立的新前途；它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直接否定，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要求，它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把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在纪念林伯渠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时候，重温他在抗战时期的光辉实践，我们感受颇深。从他深刻理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殚精竭虑地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贡献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以及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扎实勤奋的优良作风。他将永远鼓舞着我们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祖国统一大业中探索开拓，创造新的业绩。 　　注释： 　　①②⑨《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第204、245-246页。 　　③④⑩(11)(12)《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93、108、189—190、192、196—19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85页。 　　⑥⑦⑧《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出版，第248—249、249—250、260页。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