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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伯渠关于发展边区农业生产的思想

葛星明

延安时期，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直接领导关怀下，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作为边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林伯渠不仅积极地投身于农业建设，而且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农业生产的思想和观点。尤其是他关于发展边区农业生产力的思想，在今天农业现代化建设中仍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深思和研究。 　　一、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从农业生产的客观实际出发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发展，既为自然和社会两个环境所影响，也受到以前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客观制约。在领导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林伯渠正确遵循这一基本思想，根据边区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决策。他坚决反对少数人不顾实际建立所谓“大农业”的空想，也批驳了一些人以边区落后为由，否认发展农业可能性的悲观论调。他明确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力，“只能按照边区条件前进，保守不对，跃进又不可能。”①   　　首先，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从边区的自然环境出发。自然环境的优劣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自然环境的状况如何，会影响生产力基本构成要素的状况及其技术组合方式，也会影响生产力的部门结构及时空布置。在实际生产中，林伯渠十分重视从边区自然环境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来发展农业生产。他认为，边区自然环境总体上是有利于发展农业的：地广人稀，宜农宜牧，“土地肥沃可耕的地面仅以延安等18县的统计，即有4千万亩，现在已耕面积则仅为9百万亩，尚有广大地面可供开发。”②在农业经济活动中，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在耕作技术和劳动工具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增开荒地，扩大耕种面积，就成为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其他自然资源如森林、药材等潜在优势的发挥，则对农业生产力能起到匹配、补充和壮大的作用。同时，林伯渠也注意到边区自然环境的不利方面：早涝无常，地高气寒，地冻时间长达5、6个月。这些自然条件都会严重地危害农业生产。因此，林伯渠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力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其次，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从社会环境出发。林伯渠认为，边区社会环境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在外部“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共分子对边区的经济破坏与封锁，更加重了边区的困难，影响了边区的经济建设。”③在边区内部，农业的发展却获得了有利的政治经济条件：农民在政治上已翻身解放，在经济上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和徭役，实行了减息和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内外双重因素作用下，农业的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劳动情绪，甚至耕作技术推广程度都会有不同变化。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受到不同影响。因此，社会环境也是制定农业政策、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须考虑到的客观因素。 　　再次，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从现有农业生产力的状况出发。林伯渠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处于“新的正在进行，旧的还来不及改革的状况”。④抗战前，由于战争破坏，自然灾害肆虐，边区生产滞后，农业生产力降到极低的水平。在农业各产业部门中，以微弱的种植业为主，副业如植棉、纺织等大部停顿；牲畜业仅剩牛骡10万余头、羊40万只。从农业生产力内部要素来看，水平也是极低的。以生产工具为例，绝大部分仍然采用着有3千年历史的“播之扬之舂之揉之”的旧式农业工具和耕作方法。直到抗战后，这里才有人创办模范农场，建设制造机械的工厂。据此，林伯渠指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根据现有农业生产力的情况，采用各种可能的形式和方法。 　　上述表明，边区农业建设方面既存在大量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也存在一些阻碍因素。所以林伯渠认为，发展农业，必须统筹安排，从实际出发，“了解和掌握边区不同农村的不同特点……因时因地制宜，逐步前进”⑤，才能在可靠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力。 　　二、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有计划有措施的稳步进行 　　抗战时期，林伯渠非常重视农业在边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1941年2月27日县长联席会议上，他就提出应将农业“视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一环。”⑥此后不久，他又指出，边区发展经济要以“农业为主体。”在边区高干会上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1946年4月4日，林伯渠在题为《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发展农业的关键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巩固农民生产情绪”⑦的光辉思想。围绕这一思想，林伯渠提出了许多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思路和根本措施。这主要是： 　　第一，组织起来。林伯渠十分赞同并支持民间以个体经济为基础而自愿组合的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等。他认为在分散落后的农村，只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才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林伯渠阐述了发展农业生产是边区的第一位工作，而组织劳动又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的思想。同时，他还深刻地分析了“组织起来”之所以能够发展农业的两个动因。其一，物质动因。边区农民有了组织，就“从物质上团聚着群众。”⑧这“就大大的节省了人力、畜力和工具；就在合作社内部和外部掀起生产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有时间并有兴趣集思广益地改进生产技术。”⑨其二，内部动因。即农业生产力内部要素优化组合及其矛盾运动。这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源泉。林伯渠指出，通过组织起来，“藉此组织了一部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劳动效率因此提高，劳动创造性因此有发挥，换言之，就是生产力因此发展了一步。”⑩如边区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消费合作，在自由入股退股的原则下，集合了一部分余资，藉以供给必需品，推销土产，扶助农业、手工业生产。这种合作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全边区有25％的劳力、半劳力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1944年劳力的半数以上组织了260多个合作社，有的是季节性，有的是临时性的，有的则是长年性的。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这些合作社也逐步由自发走向自觉，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生产事业和其它事业的发展。 　　第二，鼓励开荒，安置移难民，增加农业劳动力。如前所述，地广人稀是边区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因此，在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落后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劳动力显然是提高生产力的较好选择。于是开垦荒地成为促进边区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边区北部的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县，人多地少，没有荒地，而南部延安、安塞、保安等地，人少地多，有许多荒地。边区政府制定了鼓励开荒政策，规定移民三年不交公粮，减少义务负担，提供安家费，帮助解决口粮、种子、农具等问题。并规定生荒谁种归谁，熟荒采取调分子、安夥子、揽工等办法，进行垦荒。在边区政府和林伯渠积极督导下，此项工作进展顺利。截至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已达1520万亩，较抗战前84万亩增长了79.4％。 　　在增加劳动力方面，林伯渠和边区政府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改变旧习俗，鼓励妇女儿童参加生产；改造无业游民(二流子)参加生产；鼓励抗工属和退伍残废军人参加生产，动员部队、机关、学校人员投入生产；安置移难民生产，到1942年底共安置移难民33172人。1943年还向缺少劳力的延安、甘泉、保安等地移民8800多人。截至1943年共转变二流子3300余人。同时，林伯渠还采取有效措施尽量减少劳动力的浪费。通过上述方法，不仅扩大了农业生产力的主体力量，而且使原劳动力布局不平衡不合理的局面得到一定改善，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改良工具，推广新式农业技术，改善农作方法。林伯渠对边区农业生产力落后状况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多次指出，边区农业技术和劳动力的缺乏，在经济上是严重的事情。仅靠大后方来些技术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强调在目前只能“利用原有的落后生产工具和技术，在可能条件下逐渐进到新的。”(11)同时在生产实践中林伯渠也很注重推广和发挥新式农作技术和先进工具的重要作用，并逐步摸索出一些增产丰收的科学方法。诸如，加强试验农场，扩大良种，研究和改良工具，精耕细作，广施肥料，防治病虫害，改进植棉打卡，兴修水利，营造气候林，改良畜种，改进羊子饲养管理及防疫等。这些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利用，对提高作物产量、改变农业落后面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伯渠筹划创办的光华农场对边区农业技术推广作出重要贡献。光华农场成立于1940年，是边区唯一的农业试验场。这里集聚着一批由林伯渠亲自从延安各单位抽调来的优秀的农业、畜牧、兽医专家。农场推广农作物、蔬菜、家畜良种。培育出优质高产的狼尾谷，两年间推广到17个县，面积1万余亩。1942年陈凌风等人用土法研制出牛瘟血清，及时扑灭了甘泉、富县、延安市等 7个县流行猖獗的牛瘟，保护了人民的财产和生产力。 　　第四，树立榜样，奖励劳动模范。林伯渠在领导边区农业建设过程中密切关注两种“典型”的模范作用：一个是吴满有型的劳动英雄，另一个是刘建章型的模范合作社。他认为，他们的经验是发展农业、完成新任务“所必须经过的道路和方法。”(12)1942年，林伯渠通令各专员、县长，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在边区政府和林伯渠的积极倡导下，农业战线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生产、退伍军人劳动、安置移难民、植棉、畜牧、义仓等方面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在生产劳动和各项工作中“发挥着他们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接二连三地作出了惊人事迹”(18)，起了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成为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沟通上下的核心力量。在合作社运动中，林伯渠特别称许刘建章南区综合性新型合作社，认为这是合作运输的新方向。据统计，1944年全边区260多个合作社中，已走上南区型道路的占15％，朝着该方向转变的占 60％。不仅如此，林伯渠还注意提高劳动英雄的模范作用，总结出了每个乡创造一个是群众领袖的劳动英雄，每个劳动英雄创造一个模范村，模范村再扩大成为模范乡的好经验，他认为这是边区人民生产进步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标志。通过树立典型带动一般，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了边区农业生产力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五，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林伯渠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有能动的生产热情即人的努力。”(14)而人的努力程度即受着劳动力素质的制约。所谓劳动力素质，即指劳动者体力、智力的质量。它除了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外，还有劳动者的文化知识以及劳动技能与劳动积极性、劳动智慧与创造力等。就总体态势而论，边区农民的素质是差的。抗战初期文盲占全人口的99％。正是从提高劳动者的思想文化素质，优化农业生产力的主体结构着眼，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对农民进行社会教育的措施。主要有：利用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和乡村俱乐部进行不脱产教育；举办“民教民”读报组；创办农业学校，培养农村干部和技术人员；举办农产品展览会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与吴玉章等人一起，发起成立新文字学会，积极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边区创办了新文字报刊和学校，收到很大的成绩。据统计，边区政府1944年制定了“民办公助”的政策以后，各县创办570多所村学，150多所私立小学，3300多个读报组和230多个夜校或半日校，有力地实施了对农民的社会教育。 　　第六，加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基于边区农村实际情况，林伯渠认为，政府必须是非常认真积极地而非假意地加强对农业的管理与协调。首先，注意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防止经济政策中“左”的错误，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农民消除顾虑之后愿意购置耕具，富农也敢于安夥子，雇长工。休养生息的政策恢复了农业元气，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同时粮价高，副业利大，也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使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其次，实施一些活跃边区农业经济的具体政策，如发放农业贷款，奖励植棉、优待移难民、改造二流子，奖励劳动英雄等。1942年在农贷的帮助下，志丹等7个县共买耕牛2600头，农具近5000件，此外还发放了植棉贷款，这对增加农业后劲，融通农村资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再次，在发展农业经营方法上，边区政府实施一般计划与农户计划相结合，加强农业生产的预见和落实。同时，农村市场在“相当提高农产品价值，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林伯渠提出，生产的关键在资本(指资金)与技术。在资金方面，政府应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在技术方面，除继续发扬旧有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外，应尽可能地争取边区外部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生产。他们来后，都要予以必要的优待。 　　总之，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正是通过上述五大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地发展了边区农业生产。 　　三、发展农业生产力思想的深远意义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中国现代农业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在党和边区政府积极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果。林伯渠关于“发展农业的关键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思想，也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纵览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的边区农业实践活动，不难看出，它不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今天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从历史上看，发展农业生产力思想的实施结果，为争取抗战胜利、巩固边区、建设新中国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经过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边区农业家务从无到有，从小到多，总量逐渐增大，生产力充分涌流。如1943年，开荒97万6千亩，耕地达1338万亩，粮食产量达到181万石，除满足当年需要外尚有余粮21万石。畜牧业也有较大发展，为生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畜力、肥料和资金。到1945年底，植棉面积较1913年增长270.6％，牛骡繁殖增长200％——300％；羊增长300％。同期，农民生活“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普遍改善了，并且部分地达到了丰衣足食，从前贫农与雇农为主要角色的农村变成了中农与富裕中农为主要角色的农村。”(15)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边区农业发展为新中国农业建设培养了大批农业干部和技术人才，积累了宝贵的农业建设经验。像农业生产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搞好决策；坚持农业第一的方针，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力；各产业部门综合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农业既靠政策，又靠科技；用科技思想武装教育农民；发展生产与提高人民生活并举；加强政府对农业的领导，注意发挥计划与市场双重作用等，无不对以后农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用。 　　从现实上看，林伯渠确立“全部经济建设，农业第一”，“发展农业的关键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指导思想，符合中国这样一个耕地少、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情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要制定和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进一步探索农业的出路问题。延安时期，刘建章创办南区合作社，融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于一体，闯出了一条推动边区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当前，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同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积极走以工立农，以商活农，以交运利农，以信用资农之路。发展贸工农一体化，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允许农民富裕，是党的一贯政策。延安时期，枣园农民吴满有种庄稼得法，开荒多，变成发家致富的新富农，缴公粮多并带动全村变成模范村。 1942年4、6月间《解放日报》对他的事迹作出了连续报道。今天，应该更加坚持党的富民政策，提倡一部分人通过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对先富之人，不掐尖，不怕冒富，而是用法律、税收等多种形式加以调剂和引导，使他们走向健康发展道路。 　　其次，强化科教兴农意识，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农业的进步，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延安时期，在林伯渠的领导下，光华农场在推广科普知识和新式农作法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如靖边农民说：“先种麦子插黑豆，黑豆地里带萝卜，旱涝保收”，就是光华农场向农民推广的结果。如今，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装备农业，已成为提高农业的当务之急和核心任务。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耕作培育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种子工程”等等，都要靠科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讲，农业现代化非科学技术，尤其生物工程不能解决。 　　最后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依法护耕垦荒。农业属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但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把农业当作大事来抓，必须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实行农贷政策，贷款数量逐年增加。如1943年是2780万元，1944年达1亿元。现今，党和政府多次提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并且鼓励引导农村集体、乡镇企业和农民增加对农业“输血”，扩大劳动积累，积极吸引外资从事农业开发和建设。同时，依法保护耕地，开垦宜农荒地，提高复种指数，以此保护播种面积长期稳定，保持生产力持续稳定地增长。总之，延安时期，林伯渠提出的发展农业生产力思想及其具体措施，对于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④⑥(11)(14)《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38、35、37、38页。 　　②③⑤⑦⑧⑩(12)(15)《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0，635、630、155，625、155、624页。 　　⑨(13)《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385页。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