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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思想

胡民新

陕甘宁边区过去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就连识字的人也很少。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才使文化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与林伯渠为发展边区教育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紧密相连的。 　　发展文化教育是陕甘宁边区两大基本任务之一 　　林伯渠说，在边区未直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有可能有必要集中力量于两大基本任务——生产与教育，并以此为革命战争服务。生产是为革命战争解决物质问题；教育是为革命战争解决干部问题。要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和发展生产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知识。1937年5月，在《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一文里他指出，文化教育工作在新条件下，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必须以50％的力量去进行文化建设，要“实施以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中心内容的普及教育。” 　　1939年1月，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他提出，为着培养抗战人才，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是当前边区人民最迫切的任务。在《论新民主主义政治》一文中指出，边区首先要扫除文盲，提高人们学习文化的觉悟性、自动性、积极性；其次必须加强人民的民族民主教育。他说，文化教育工作是长期的，但也是最基本的。在推行教育中，小学教师是伟大的动力，我们必须尊重这些忠实艰苦的教育工作者，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保证教育工作掌握在抗日进步分子手里。他在《把握统一战线的政策》文章中称：边区文化教育领域的中心任务是，实施民主的科学的教育，加强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意识，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技术水平及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再次指出，现在边区最重要的两大任务——经济建设与加强教育，我们要在两大任务方面做出很大的成绩来。之后，他在《边区抗战建设的新阶段》中又提出，继续发展文化教育是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而发展文化教育的基础又在于发展经济。从上述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对教育重要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林伯渠是十分重视发展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他把发展教育作为边区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予以高度重视。 　　担任边区政府主席期间，林伯渠一刻也没忘记教育，常常教育人们说，我们现在处于战争时期，财政经济确实困难。但是，我们在教育上不要卡得太紧，要舍得办学校，在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教师、干部的配备上，他总是尽心尽力地给予支持与帮助。在他亲自领导与推动下边区成为实施抗战教育最早的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很快发展起来，教育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初等教育普遍推行。1937年秋，小学已有545所、学生10396人；1938年秋小学773所、学生16725人，其中完小16所，模范小学78所；1939年小学890所、学生22089人；1940年小学1341所、学生43625人。到1941年，五年制完全小学比1939年增加了3倍。在克服学生流动现象，改进教学方法和培养地方教育干部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小学教师中在边区土生土长的人占 78％，而且年龄大多在20岁左右。一代新生的、边区自己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了起来。 　　中等教育重点发展。1937年2月2日鲁迅师范学校在延安成立后，1938年以来又成立了边区中学、边区抗属学校等中学。到1941年冬，边区的中等学校有：边区师范、关中师范、三边师范、陇东中学、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富县师范等7所，除职业学校与各种训练班外，共有学生1000余人。 　　高等教育初具规模。边区内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军政研究院、自然科学研究院、行政学院、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青干、女大、陕公三校后合并为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民族学院、日本工农学校等。这里有来自海内外各民族的优秀青年，培养出成千成万的革命干部。这是边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社会教育普遍展开。边区的部队、学校和机关工作人员对发展社会教育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帮助作用。为了消灭文盲，普遍开办了冬学、夜校，组织了读报组、识字班。1940年开始在冬学中试用新文字，收到很好的效果，边区政府遂决定从1941年开始在各县举办新文字冬学。除开办新文字干部学校和出版新文字报外，政府并承认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规定可以用新文字写契约和文件，与汉字同样有效。同时，边区还成立了民众教育馆16处，地方剧团10个，流动图书馆2个。 　　边区文化教育上的这些成就，得到全国许多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切爱护边区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林伯渠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边区的文化教育还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各学校的学生虽然有所增加，但学龄儿童在学者至1941年冬仅有l／4；文盲从过去的 99％只降到95％；学校质量普遍较差，有些学校教员程度低得惊人，课本非常缺乏；学生的流动现象仍然严重，入学时要费很大力量去动员，学习进度也很慢，留级现象较普遍。学校经费困难，设备很差，对小学教师的生活改善不够等等。“为了提高人民的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林伯渠以不懈的努力领导边区教育部门不断解决存在的问题，改变教育状况，使边区的教育事业得到显著发展，成为全国的模范。 　　干部在职教育是边区文化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延安的干部教育一直非常重视。193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干部教育动员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临大会并讲话。他用通俗的语言指出：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林伯渠在领导推进边区干部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经常通报边区干部教育状况。早在1938年7月，他在边区政况报告中就指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培养出成千成万的抗战干部，到全国各地参加抗战救国工作。为了适应抗战救国需要，他在第一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抗大、陕公、鲁艺、卫生等高级学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等，不仅使边区的青年、成年能便利地受到高等教育，学到军事、政治、艺术、卫生科学各方面的知识，参加抗战各方面的工作，而且，给全国数万个青年以求学的便利。今后还要办实用科学研究所，发展工业、植物、土木工程、动物、化学、地质等科学研究，造就边区的科学人才，以适应国防经济发展的需要。他在1940年3月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上再次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提高干部，因为一切工作终究要靠人去进行，只有坚强的干部才足以担负起这些任务，领导群众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前进。他认为边区从多年斗争中培养了一批经过考验的干部，这些从群众中涌现出的领袖，是民众的优秀代表，他们有着民主的工作传统。现在局面开展了，对干部的要求也提高了，“我们的干部不能停滞在过去的阶段上，而应具备新民主主义政治对干部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要根据边区的具体情形，培养出有远大眼光与坚强体魄的干部，使他们不仅看到目前并能看到将来，不仅看到边区并能与全国看齐，既能执行上级指定的工作也能独立决定方向，敢于负责解决问题。“我们的干部要成为遵守纪律，执行政府法令的模范”，自觉地遵守纪律、保证法令百分之百的执行。不能因为目前的一些成就而冲昏头脑，要同骄傲自大与麻木不仁的现象作斗争，经常检讨自己，谦虚地向群众学习，向工作学习。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他还指出：边区一切工作的提高，都有赖于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意义。边区的教育是为革命战争解决干部问题，是为革命与战争服务的教育，必须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应该是：第一，干部在职教育；第二，干部学校教育；第三，社会教育；第四，儿童教育。 　　在1944年1月的边区政府委员会上，林伯渠说：我们为抗日战争与边区人民服务，要贯彻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教育方针。他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报告称：我们“应当着重指出干部教育在整个文教工作中占头等重要地位。……为了提高边区的一切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必须认真办好高小、中学和延安大学，办好在职干部的政策教育、业务教育与文化教育，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 　　在干部教育中，林伯渠特别关注教育系统干部的培养。1941年，在边区政府专员、县长联席会上，他指示要保护一切抗日知识分子，欢迎他们来边区与我们合作。培养大量教育干部和师资，提高小学教师地位，要把培养各类干部，作为经常的重要工作。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他提出，必须加强中等教育的力量，要花更多的精力与金钱提高师资与培养教育干部。他指示鲁迅师范和边区中学，要努力提高质量，要从边区境内吸收学生。 　　八年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为其它解放区训练了4万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技术干部。 　　由于边区本身知识分子缺乏，加0之日本投降后很多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相继离开边区，到新的岗位工作，所以干部教育在抗战胜利后仍然居于第一位。林伯渠在1946年4月召开的第三届参议会上指出，干部教育的任务是：其一，在职干部中，对文化过低者，应继续以提高文化为主，对已有相当文化者，以深造建设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为主，并且着重做什么学什么。其二，对在校干部大学教育，确定延安大学负责培养教育本地的较高级知识分子与提高边区现任的中级干部，争取各班系三年内培养出各种建设干部300人、高中毕业生200人。其三，中学教育方面，确定各中等学校负责培养边区的中级知识分子与提高现任区乡级干部文化，要办好现有地干班、普通班和师范班，努力提高质量，争取三年内普通班和师范班毕业学生达 1500名，地干班毕业1000名。同时，拟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培养相当数量的文艺人才。其四，加强高小教育，以解决部分村学教员，继续实行公私、新旧合作，使才尽其用，并且要为中等以上学校争取外来干部，充实学校师资；适当提高文化教育干部的政治地位与生活待遇，使他们久安其位积累教育工作经验。 　　总之，林伯渠特别强调在职干部学习，不仅是因为边区绝无可能把所有在职干部从工作岗位上调出来进入学校学习，而且因为学校教育，只是训练和培植人材的第一步，实际工作中的锻炼和学习才是锻炼人的最好学校。“学贵致用”与“为用而学”是学习的最有效办法。所以，只有强调在职干部教育才能实现学与用的一致，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因此边区政府始终坚持干部教育工作，特别是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中的比重，应该占第一位的方针。 　　实行文化教育改革是加速发展边区教育的关键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一度也出现了脱离边区与教育对象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倾向，影响了人们的学习情绪。为使教育与实际紧密结合，1941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打碎旧的一套》的社论。社论指出：“打碎旧的一套，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需要一个持久的尖锐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间，我们必不可免地要遇到许多过渡期的困难。可是世界上又有什么斗争是不经过困难的呢?或者是害怕困难，因而继续容忍那种与抗日民主地区的一切环境都不调和的教育，让它传播形式主义与主观主义；或者就是战胜一切困难，切实转变方向，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1942年4月17日，《解放日报》在《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论中又指出，我们希望：(1)在小学教育里要老老实实地把孩子当孩子看待，不要往孩子脑袋里灌注些他们还消化不了的大道理。我们所要求的是孩子身心之正常发展，“少年老成”决不是我们教育的目的。(2)在中等学校或相当于中等学校里，要提倡学生求知好问的精神，因为他们所最需要的乃是关于事物的知识，而知识才是确立对于真理信仰的可靠基础。(3)在学生文化程度较低的学校里，对文化课不要突击，这些学校文化课学习，主要目的应是打好学习基础，养成学习兴趣与习惯，而不应该着重于教给学生多少货色。(4)给在职干部编印文化课本时，不要把成人当孩子，要注意到他们的心理、经验和目前从事的业务，以及他们可能用到学习上的时间。同时，林伯渠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也指出，我们边区的教育系统需要一个通盘的改造。教育厅、各县三科、在职教育工作均须进行改造；厉行整风和学习业务，要改造边区一级、分区一级的干部学校，对此各部门首长须亲自负责领导。这是边区教育改革的发端。1943年边区中等教育会议后，各地中级、初级学校开始酝酿全盘改革。多数中学、师范内成立了地方干部训练班，绥德、延安等地小学教育的改造，淳耀、安塞等地识字组读报组的活动引人注目。如何使改革运动普及于边区各地，使新教育制度有系统地建立起来，教育内容更加切合实际是边区党政军民共同关心的问题。 　　林伯渠早在1940年3月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就提出：文化教育的内容要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形式要民族化。要与奴化复古教育作斗争。他说，外国人要把中国人变成奴隶，这种奴化工作汪精卫也在进行，我们要坚决反对。他还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了解纵的历史(从古代到今天)，横的历史(即各国、各省)，从历史上、经济上、文化上看，带上历史观点看、观察，这个不是复古。了解历史一方面靠书籍，一方面靠文物，在那上面可以看出经济道理来，可以发现经济的进步。可以看出，越到近代，时间空间愈缩短，这是文明的表现。1941年2月，在边区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林伯渠又指出了边区教育的总方向及教育领域的中心任务。他说，顽固分子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愚民政策，摧残进步文化运动，我们就要尊重学术思想研究自由，奖励私人办学，保护一切抗日知识分子，欢迎外界知识分子来边区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学校不仅要数量多，而且也要质量好。出版事业是文化部门的一大工作，要把它加强起来，供给人民以充足的精神食粮。 　　1942年6月，边区政府第26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8月至12月，《解放日报》先后发表《学与用的统一》、《论国民教育的改造》、《怎样以反党八股的精神编教材》等重要社论和文章，都给文化教育改革以深刻地启示与很大的推动。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教育方针、政策、制度和干部配备问题的决定，边区教育厅发出《1943年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信》。 　　在1944年1月召开的边区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林伯渠在报告中指出：今后我们必须依据下述原则对教育进行改革。 　　第一，各中学、师范学校，要担负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接受中小学毕业生，一方面接受现任区乡干部、小学教师及其它工作干部，分别教育之。 　　第二，各学校的学制，应照顾到学校的任务及地方之具体情况，作以适当规定，不必强求一致。 　　第三，教育内容要以文化教育为主，同时须从思想上确定学生的革命观点、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并要进行以边区政治、经济为中心的政治教育与生产教育，辅之以时事教育。文化教育也必须从边区之需要及学生的现有程度出发，逐渐提高，去其暂时过高和不急需者。对于因一定具体目的而训练的学生，必须着重进行业务教育。 　　第四，为了使学校教育与边区实际有更密切的结合，各学校应与附近的乡村与生产部门建立经济协作制度。 　　第五，彻底改革学校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反对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集体主义原则，反对惩罚主义与放任主义，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政治觉悟，反对自由放任主义。 　　第六，重新调整教育干部，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训练。 　　第七，坚持各学校由所在分区直接领导的原则，边区教育厅要注意总结经验，提出一般指导，并供给一般教材。 　　他还指示教育厅要大力检查、总结小学教育经验，作出必要结论，提出具体改革方案，以便普遍施行。在社会教育方面，他认为延安大学、文艺协会、平剧院、文工团的下乡运动，树立了新的作风，政府应该帮助他们，尤其边区教育机关要与他们密切联系，搜集经验，以此作为改造边区社会教育的榜样。 　　同年4月7日、5月27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和《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的社论，明确指出，要从普通教育上来一个大改革，一定要使教育的基础生根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中间。目前根据地的普通教育系统，就应该按照现在的群众教育和干部教育的需要，进行调整。小学校应以识字、算术为主要课程；干部学校，取掉学用脱节课程、改造内容不好的课程，添设一些根据地概况或建设一类的课程。同时，社论也指出在反对教条主义与旧型正规化时，也要避免只重视实际活动，而轻视必要的书本知识；反对满足于一般性的讲演报告，而不重视把经验及其结论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课程与教材。特别须注意在教育上只着重于现在完全不顾及将来的倾向发生。 　　在党中央整风精神指导下，林伯渠领导边区教育文化系统经过半年的认真调整，特别是在边区文教大会后，文化教育脱离实际的倾向基本上得到纠正。正如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所说：如果说过去的脱离实际的倾向是表现在内容上与实际生活脱节，形式上不适应于极端分散的农村环境，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脱节，那么，今年以来就已开始了显著的转变，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实际上，在边区已经出现了模范医生，模范医药组织与卫生模范村；出现了模范教师，模范小学与识字组；出现了模范黑板报，模范读报组与模范通讯员；出现了模范秧歌队与模范艺术工作者，使文教工作阵容为之一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陕甘宁边区在暂未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开始进入新的建设阶段。因此，1946年4月召开的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仍然把继续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为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为使边区教育事业得到新的发展，林伯渠认为，必须继续实行公私合作，鼓励自由竞争，边区政府在教员与经费上也要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实行上下合作、新旧合作，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继续鼓励新文化下乡，像鲁迅艺术学院、西北文工团以及文艺工作者丁玲、艾青、柯仲平、马健翎、张庚等大批知识分子那样，到基层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农村培养文艺骨干。在普及国民教育方面，林伯渠提出了四项任务： 　　(1)各完小及公立普小要从提高师资，按时供给课本，克服学生流动现象等方面着手，以提高教学质量，争取年内培养完小高级毕业生2600人。(2)民办村学仍在需要与自愿原则下继续推广，但以巩固为主，不求扩大。(3)社会教育要以消灭文盲与不卫生为中心。各地小学、民教馆、文工团以及读报识字组，应起据点与桥梁作用。每年冬季各县应认真地有计划地开办冬学与夜校，求实效不求形式。(4)边区教育厅要完成小学教材的编印，并计划出版教员参考书与儿童读物等。同时，边区政府要为中等以上学校保证一定的经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拨给国民教育补助费。林伯渠的这些指示，给边区教育工作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方向。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之后，边区教育工作转入战时阶段。在转战陕北中，林伯渠仍然关心和指导着边区的战时教育工作，使边区教育界在抗击敌人，保卫家园的战斗中创造了许多新经验，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林伯渠关于“发展文化教育是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同时发展文化教育”、“文化教育的内容要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形式要民族化”等教育思想，以及如何发展教育事业的论述，至今都闪耀着光芒。 　　本文参考书目：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1—14辑)，档案出版社1987—1991年出版。 　　②《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③《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④《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辑(内部发行)。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