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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与延安文艺

贺志强

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是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是协助毛主席日理万机，培育着陕甘宁边区和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元勋之一。他不仅是政绩卓著的革命家，也是当时延安文化界的一位泰斗。在朝气蓬勃的延安文艺艺苑中沁透着这位老者辛勤的汗水，在这一园地中也曾绽放着他的绚丽多姿的艺术之花。当年续范亭老人曾题赠过林伯渠一首诗，他这样写道：“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不学韬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形象逼真地勾勒出了林伯渠在延安老当益壮，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勤奋乐观的神态和风貌。 　　在延安，林伯渠一直担任着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要职，工作的浩繁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却始终重视和支持着延安文艺的成长和发展，一直和延安文艺保持着密切关系。 　　首先，林伯渠是延安文艺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保安时他就非常重视党的革命文化建设，非常支持和爱护到陕北参加革命的文化人。丁玲是最早由国统区到陕北的著名作家。林伯渠对丁玲的到来表示热忱欢迎和支持。他及时接见了丁玲和她进行了亲切谈话。从家乡旧事到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创作等等，内容丰富，情趣盎然，对丁玲的思想与工作都有很大启发。他还征询了丁玲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后来，对丁玲在延安的文艺活动一直给予极大关心和帮助。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林伯渠为她的采访活动积极创造条件，并随时了解和帮助她克服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林伯渠也非常重视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在保安时，他经常放开嗓子教大家唱《广州暴动歌》等革命歌曲。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林伯渠不仅支持了筹备工作，还随毛主席，徐特立等领导人一起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38年4月10日，为了适应延安文艺的迅速发展，林伯渠在延安参与了由毛主席、周恩来、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合发起的党的历史上第一座文艺干部高等学府——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在他们联名发布的《创立缘起》中明确宣布，成立这所最高艺术学府的目的在于“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以后延安文艺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都充分证明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真正发挥了它的核心、堡垒作用，有着不朽的历史功绩。他还和吴玉章发起成立了新文字协会，大力推行拉丁化文字，创办新文字报刊，促进新文化运动。林伯渠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期间，仅1938年5月至8月短短3个月中，就为延安输送进步文化青年达2280余人。茅盾、丁玲、闻一多、李公朴、冼星海、华君武、史沫特莱、斯诺、贝特兰、爱泼期坦等中外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是在林伯渠亲切接待、安排下顺利进入延安的。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期间，他还和董必武等人拜访了郭沫若，会见了阳翰笙、冯乃超、沈雁冰、杜国庠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向他们介绍陕甘宁边区文化发展情况和为突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文化封锁而进行的斗争，澄清了反动派的种种造谣诬蔑，使外界对延安文艺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为延安输送和广泛联系进步文艺人才，是林伯渠对延安文艺诞生与发展作出的独特的、巨大的贡献。为了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政策，加强与各界人士的联系，把延安文艺活动传播到国统区，他在西安组织办事处的同志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走上街头演出，同时还协助陕西省委办好《老百姓报》等报刊。平时，他还常给工作人员和战士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屈原的《桔颂》等爱国主义文艺作品，推动开展革命文化活动。 　　为了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团结文化界名流学者，汇集爱国志士、诗人墨客，以诗会友，利用和改造旧体诗，1941年9月5日，由林伯渠倡议和组织在延安成立了著名的“怀安诗社”。怀安诗社在延安的成立，产生了强烈反响，成员不断发展壮大，后来甚至连朱德、陈毅、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和老同志都来参加。他们先后创作各种诗歌约 2500百余首。这些诗作大多具有强烈的革命感情和各自的艺术格调，反映了时代，鼓舞了人民，而且在旧体诗的通俗化、格律的革新、诗韵的订正等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为诗歌创作利用和改造旧形式，推进民族化、大众化诗风开创了新途径，是延安文艺艺苑中独放异彩的花朵。 　　1944年春节，延安兴起秧歌运动，林伯渠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中，他还写了一首生产节约诗贴在墙报栏中，不仅吸引了边区军民，连外国记者看了也赞叹不已。虽然当时林伯渠主持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全面工作，许多重大事情都要他处理，但只要文艺界有什么重大活动，无论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成立，还是联名电慰重庆著名戏剧家洪深家属，或者是纪念世界著名文艺家的活动，都常常会发现有他参加，他既是延安文艺运动的倡导者，又是延安文艺的积极参与者。 　　第二，林伯渠既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大诗人。诗歌创作伴随着林老革命斗争的一生，林老光辉的一生其本身也就是一部革命的史诗。他早年参加反清斗争时，看到同志壮烈牺牲就曾写过《游爱晚亭》诗，表达“欲把神州回锦绣，频扬泪雨洗乾坤”的心情，哀悼英烈，抒发斗争激情。留学日本时，曾写过《日本大森看梅》，其中写道：“寒云半岭重，春色一湾深”，预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回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斗争，曾写过《江行》、《西湖纪游》等大量诗篇，反映他参加斗争的心情和对革命胜利的渴望。辛亥革命受挫后，他跟随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春光作态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迹新”，充分表述了自己从此踏上新的革命征途的喜悦。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更是随时都有佳作产生，或抒发个人情怀，或描述某一事件，甚至有的布告也是以诗的面貌出现。南昌起义后，他曾写过《纪念建军节》一诗：“英雄城市首南昌，火种燎原不可当”，鼓舞同志不畏艰险，继续斗争。在和王明“左”倾路线斗争中，写下《偶忆》一首：“割截无情谈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长征出发时，写了《别梅坑》，后来还写过《记长征马灯》，反映长征斗争的艰苦和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他在《长征》一诗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前路纵遥知马力，谁与便利敢分家，”警告他们的分裂罪行。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旗镇，他立即写诗畅抒胸怀：“一年胜利达吴旗，陕北风光慰所思”。(《初抵吴旗镇》)，揭开他延安诗歌创作的新章页。在抗击国民党经济封锁，克服经济困窘取得成果时，他在赠友人一诗中写道：“尽有丰收待获取，相看镰斧满人寰”，充满了革命自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在重庆开会期间，曾写过《留别诸友》、《北泉即景》等诗，鼓励友人坚持抗战，慰藉亲人，抒发情怀。 　　1940年，为纪念“三八”妇女节，他写了《咏梁红玉》，用以颂扬南宋巾帼英雄梁红玉，激励妇女同胞发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努力为抗战救国取得胜利作贡献。以梁红玉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历来不少，但像林老这样高度概括，浓缩了那时的历史时代，又和现实生活如此地贴近，是极为少见。1940年10月，他奉命离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返回陕甘宁边区的归途中，看到边区一派繁荣气象，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显明对比，触景生情，吟成《咸榆道中即景》两首。1941年3月，林老亲自视察了子长、安塞、保安等县，创作了《春游杂咏》诗6首。这些诗既有对沿途各地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岸柳鹅黄川似画”的美好春光的描绘，又有对“信心定可息狼烟”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战胜利坚强信心和意志的表述。一首诗是一幅春色绚丽的图画，连起来成为展现边区无限风光的锦屏。古体诗在林老手中得到活化，充满了勃勃生机。这一年底，他还带领20多名同志顶风冒雪前往甘泉、富县、延川等地农村和老百姓同度春节，深入访贫问苦，曾写过《出巡边区各县早发高家哨》、《三十年除日巡次甘泉》等许多诗篇，诗中洋溢着他和群众亲如骨肉般的情谊。《延水集》两首，是他在怀安诗社成立之际的即席创作。阐明了诗社宗旨，抒发了对国事、时势的情怀。《富县即景》5首，是作者1941年12月在富县视察中所写的诗。其中有对唐代诗人杜甫在羌村遗居的怀古，有对唐初所建宝室寺的铜钟的观感，有对茶坊新市场、军民晚会以及张村驿新貌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作者借古咏今，热爱农村、关心农民疾苦的情愫。《特立同志七十大寿》是1942年1月10日写给徐特立的祝寿诗，以八行七律诗篇概括了徐老的革命一生，其中“长途漫说老牛笨，却异骅骝任所之”两句则绘出了徐老的逼真肖像。《答横槊将军》是作者刻画陈毅将军的，诗中洋溢着对陈毅将军赫赫战功的颂扬，字里行间充满着对陈毅坚强不屈性格和精神的称赞，成功地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将领的英雄形象。还有《赠续范亭》、《旧历年除日养病农场寄怀红岩诸友》等诗词，充分表达了林老对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续范亭等同志的深沉怀念和高度赞扬。通过诗歌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思想教育，做思想工作，可谓是林老的一大创造。一次，一位因骄傲自满犯了错误，一时精神不振的湖南籍青年找林老，林老就写了一首诗送他：“立身不可太超群，空谷由来有足音”，既批评又鼓励，使这位同志得以醒悟。1944年4月，林老受党中央委派，与王若飞等人去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这期间他写了《南行杂诗》、《又至重庆喜晤董及留渝诸友》、《答柳》、《梦返故乡》、《重庆即事》(两首)，《酬叶参座寄瓜果》(两首)等大量诗歌。返回延安后，写了《匆匆十载沉逝》(诗首句)一诗；60寿辰时写有《六十自寿》一诗；还有严以律已的日记诗《益骋渡志》(诗首句)、《诔杜斌丞》。党中央撤离延安后还写有记载转战陕北艰苦行军的诗《经武纬文争上游》(诗首句)；延安收复后有《小园晚坐》等诗作。这都说明林老一生，始终没有停止过诗歌写作，诗歌既是斗争历程的真实写照，又是他运用自如的斗争武器和工作手段。他的诗歌无疑是延安文艺的重要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延安文艺宝库。他一生的诗歌创作是中国整个革命斗争的缩影。同时也足以说明他对延安文艺的巨大贡献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第三，林伯渠对延安文艺在思想理论方面有独特的建树。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林老曾对陕甘宁边区新兴的革命文艺事业作过许多讲话、谈话、指示，这些都体现了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和贯彻，也体现了他对开创新的人民的文艺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1948年8月15日至1949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办了《群众文艺》月刊，这个刊物是综合性文艺刊物，铅印本，前后共出了12期，每期发表文章约5万字，最初由张季纯任主编，后由胡采接任主编。创刊时，编委会请林老就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写一发刊词。林老很快写了《致<群众文艺>编委会》一文，发表于创刊号上。在这篇以书信为形式的发刊词中，林老首先概括了当前延安文艺所取得的成就和值得注意的问题，同时又指出，文艺工作者对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仅有了解和体验还不够，而要真正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感情同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不能只是去“领略”斗争。无论是站在围墙外，还是站在围墙内，都只能是去“看”，这样就无法忠实地反映素材，去塑造生动的艺术典型。最后他向文艺工作者提出几点意见和要求：一是要进一步健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作风。只有这样，才能自觉深入实际斗争生活，发掘创作的丰富源泉，从而创作出好的作品并把它及时普及开来。二是要善于经常地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他以《穷人恨》、《红布条》等作品为例，说明只有坚持经常的、自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鞭策边区文艺工作者，扩大和整肃文艺阵容，普及与提高文艺创作，使文艺战线活跃起来。三是要善于耐心地、坚持地团结和改造各种旧戏班和旧艺人，使他们推陈出新，转向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却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当时关于延安文艺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重申和贯彻。在整个革命斗争中，林老一贯强调要重视文艺宣传工作的实际效果，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就要特别注意艺术的形式必须是老百姓所能熟悉和接受的，这是林老的一贯主张。早在长征初期，他就曾经给宣传队同志讲，打土豪分田地，始终不要忘记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你光给他们讲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他们听不懂，你说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翻身打仗，他们就懂了。林老不仅非常重视文艺的实际社会功能，同时还特别重视文艺的艺术功能和审美价值，他除了在自己的诗作中体现着这种思想外，还明确地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在西安时，当他看了评剧演出后，即写了《阅平调有感》诗一首： 　　一曲歌成转黯然，离情永绽碧云天。 　　春郊试马浑如梦，风韵依稀在眼前。 　　林老通过评剧这种艺术形式对自己产生的陶醉作用充分说明艺术作品应有的艺术魅力。总之，林伯渠对文艺工作的论述，及时解决了当时文艺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推动当时的延安文艺运动为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高潮，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自己的贡献。无疑，林老的论述，丰富了延安文艺的理论宝库。林老和延安文艺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事业建设的优良传统，它将与林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一样，同样彪炳我国现代文艺史册。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