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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仆楷模的若干特点

雷云峰

在“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林伯渠当时被赞誉为“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是人民公仆形象的楷模。其特点是： 　　第一，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林老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的德、能、勤、绩综合起来的公仆形象、革命家的风范和强大的人格力量，最终是用他自己的行为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塑造而成的。他的行为与形象体现了“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他为党的财经事业贡献为例，其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令人折服。 　　林老在留学日本时就攻读过经济学，研究过财政学和簿记学、统计学。护法战争时他任湖南财政厅长，大革命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财务委员，后在南昌起义、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和初到陕北期间，也一直做财经和部队的供给工作。无论形势多么艰险，任务如何繁重，他都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财经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充分表现了他为革命理财的卓越才能。 　　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林老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示，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了实现毛泽东的财经思想，他说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耐心地做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的生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关于发展生产，他认为“关键在于资本(按：指资金)与技术”。在资金方面，他要求“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公营企业，尤应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到边区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倡导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作经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助。”在技术方面，除继续发挥现有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外，应“尽可能地争取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建设，他们来后，都给以必要的优待。”他的这些见解赢得了不少华侨和外国朋友的赞扬，中外专家与客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边区。陈嘉庚南洋筹赈总会每月捐款700万元，还送了200多机工归国；路易·艾黎创办“工合”三次到延安；沈鸿带十部机器七名工人，一道来到边区；加美和印度医疗队、公谊救护队等，先后来到边区服务。仅1938年到1941年，延安接待中外来客7000多人，并特别注意了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提高和创新工作，用以发挥边区自己技术特点，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他这种财经意识与实践，对当今进一步改革开放，也有重要启示。 　　党中央提出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后，林老于1940年春亲率农业技术人员勘探南泥湾，认定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场地。1943年春节，他亲自率领慰问团慰劳南泥湾等地的驻军，赞扬“八路军是无敌的军队，既能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又能征服自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给了指战员很大鼓舞。 　　林老亲自开荒种地、拾粪积肥、纺线、种菜。他在边区政府机关中写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其内容是：(1)在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缴粮食局二石细粮的任务； (2)收集废纸交建设厅；(3)戒绝吸外来纸烟；(4)今年的棉衣、单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并赋诗道：“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莱增良田。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他在给毛泽东汇报边区政府生产节约时，将自己的生产计划也附在后边，毛泽东看后甚表赞同，立即回信说：“来信获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订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 　　当时，林老已到花甲之年，仍带头上山割草，并和大家竞赛，在他编的《割草歌》中写道：“你上那条沟，我上这山峁；看谁割得快，看谁割得好；这样的光荣比赛，正当气爽秋高”。有一次，一位美国客人在延河边散步时，迎面见到从田野挑马草归来的林老后感慨地说：“主席先生!我在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在林老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发展经济，担负起抗日战争总后方的光荣使命。到抗战胜利前夕，边区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人民收入大大增加，政府取之于民的部分大大减少，粮食和日用品等基本自给，农业上做到了“耕三余一”，甚至“耕二余一”，财政平衡，物价稳定，一派丰衣足食景象。这不仅打破了当时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对夺取抗日胜利，建设新中国有着战略意义。 　　第二，政治上坚定卓实，终生追求真理。 　　林老在原则问题上，方向正确，明辨是非，旗帜鲜明，“身酬革命轻艰险”，“临难不苟不含糊”。1932年他从苏联回国，临家门而不入。从瑞金出发长征时，他的妻子范乐春正值分娩后不久，组织决定她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林老坚决服从，并对妻子范乐春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你要目光远大，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们是会胜利的。”后来，范乐春同志不负林老所望，和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坚持在闽西根据地艰苦地进行武装斗争，直至不幸病逝。 　　在中央苏区时，林老就对王明路线造成的危害不满，曾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疑虑。因此，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时，他衷心拥护，并经常向年轻同志谈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庆幸党有了像毛泽东这样的掌舵人。抗战初期，当王明推行右倾路线并企图向中央闹独立时，他勇敢地起来捍卫正确路线。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让年岁大的老同志东渡安全地区，林老认为自己是边府主席，应当与陕北人民共渡难关，就留了下来，转战陕北高原一年多时间，为保卫党中央，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重点进攻作出了贡献。 　　林老一贯注意研究和掌握党的政策，兢兢业业努力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向毛泽东提议，坚持要把彭德怀的问题性质放在人民内部处理，不能扩大化。当时，即使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而使他暂时孤立，他也能够逆潮流而坚持真理。他不只一次地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警句自勉，又经常地提醒同志们，特别要重视反映真实情况的意见，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又注重照顾大局。他和陈毅是战友、是诗友、棋友。陈毅1960年赞扬他“革命一生无愧怍，路线正确是英雄”。对林老作出了公正而准确的评价。 　　第三，时刻想着群众，生活艰苦朴素，坚持清正廉洁。 　　林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里，从不脱离群众。他经常教导大家：“凡事必博之于众，每事不敢自专。”边区政府各项行政任务的规定，预算和工作计划，都要经过边区政府委员会通过，提交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内遭到严重破坏，市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为了繁荣市场经济，1939年春节前，林老在延安选定孤魂沟建立了“新市场”，方便了农民的交换，缓解了供需矛盾，满足了人民生活上的需求。购销两旺，市场繁荣，但唯独缺少饮食行业，群众多感不便。林老又倡议创办了“南市”，办起了饭馆，有小吃小菜，炒、烧、蒸、溜，热气腾腾，群众非常欢迎。1942年6月，林老亲笔写了苍劲有力的“南市”两个大字，竖立在延安南关街上，被誉为中国的“列宁格勒”。 　　林老生活一贯坚持俭以育廉、淡泊自持的美德。林老常说：“我自己的生活享受，绝不能超过一个普通工人所有的享受，革命的利益对我们来说，应该高于一切的。”林老当年就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于1937年9月21日联名发出“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约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的通知。通知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要不追加预算，并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反对铺张浪费。林老年事已高，但还经常吃大灶。在西安“八办”期间仅住9平方米的小屋，一块小薄棉被，寒冬被子盖不住脚，晚间就用一根麻绳捆住被子脚底，但往前方送的被服一批又一批，他却从不允许给自己留一条。在延安的卧室，也没有摆设，只有用木板制作的书厨，装满了书籍和文件，简单的几件旧衣服，用包袱一裹当枕头用。一条灰色围巾，不知用了多少个冬天。对 6岁的儿子林相持，让带上碗筷吃大灶饭。 　　1942年12月，边区政府发布了五项规定：(1)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用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 (2)除保证供给外，其他消费概需厉行节约，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建立严格的审核制度；(3)集中力量于急需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并加强其管理与监督，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 (4)爱惜民力，节约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工，一匹民畜；(5)坚持廉洁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林老带头严格执行。 　　1943年边区政府公布了《政务人员公约》。其中第五条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对这条林伯渠作了注释：“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 　　这些措施的贯彻，收效极为显著。1943年，仅一年的客饭招待粮就节省6000余石。对于人力的节省更为惊人，同年，延安县减少了31000个民工，绥德县由1942年的70000个民工减到900个。在这个过程中，陶冶了广大干部的革命情操，培养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大地促进了廉政建设。 　　林老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对同志、对干部，他总是强调看他们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而不是看一时一事。他提出培养干部要做到“六要”，即：要能了解干部，要会使用干部，要能信任干部，要帮助干部，要尊重干部，要教育干部服从纪律。同志们工作有困难，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思想有长进、工作有成绩，他热情鼓励；有缺点错误，诚恳帮助，甚至严肃批评。林老常说：“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在作风问题上，同志常犯的毛病，一个是急躁，一个是拖沓，前者发生了强迫命令，后者形成放任自流”，需要的是“民主作风与科学作风”，所谓民主作风，就是群众路线；所谓科学作风，就是实事求是。他一贯强调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鼓励知识分子干部深入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鼓励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林老的这些思想，是他唯贤是举，知人善任高贵品德的集中体现。 　　第四，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勤政为民，雷厉风行。 　　林老当年在延安多次跋山涉水，跑过陕甘宁边区许多地方，深入城乡基层。每到一地，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人民的疾苦。一次下乡到富县，仅十多天，就处理民事案件40余起，件件作了交代。在边府欢迎他归来的大会上周文秘书长说：林老跋山涉水，披雪迎风，肩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向下层深入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续范亭赞林老：“漫天风雪巡洛富，怀古不忘杜工部。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他在基层考察工作中，大家见他年纪大，工作又劳累，还和大伙一起吃小米饭，实在不忍心，悄悄地做一点大米饭给他吃，被他发现后，说自己肚子痛而谢绝。在机关吃饭，同志们借机多做几个菜，让他补补身体，也受到他的批评，他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要时刻想到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有小米吃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菜呢!我吃不下去。”续范亭诗赞：“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不学韬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同时赞扬以林老为首的边区领导干部说：“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冷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晚年，他身体衰弱，也仍然是力疾从公。他走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体察人民疾苦，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他还在日记中端端正正地写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10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印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勤政为民，雷厉风行，是林老的一贯作风。他惜时如金，每次开会他都到得最早，翻开所有会议的签到薄，头一个签到的都是林老。他戴上他那副惯用的深墨色眼镜，认真批阅文件，不论是在“通知”上划圈，还是在文件上批字，总是工工整整，从不草率。文件阅得快，在他看过的文件上批有“整缮”，即“快传、快印、快办”，并在“速”字旁划有两个圈圈。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军事与经济封锁，延安有一些商人贩卖日本肥皂，影响了边区肥皂的生产。中央军委王若飞收到延安肥皂厂建议禁止肥皂入口的信后，根据朱德关于提倡国货，保护国产肥皂生产，清查贩运日本肥皂的意见，边府从起草文稿、审阅到制印，直至林伯渠签名发出“关于禁止仇货入境”的边府训令，前后不到10天传遍延安与边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林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勇于自我批评，学不自满，坚持改造世界观。有一次，他在视察陕北时，批评富县工作做得差，但后来实践的考验证明，富县的群众工作是好的，他过去批评错了，特别找到受过他批评的同志，做自我批评，并再三嘱托把他的这个错误公开转告该县的干部和群众。1947年土改中发生“左”的错误，虽然他对“左”的做法也有意见，但由于自己是领导人之一，也负有责任，就公开作检查。他晚年经常同子女和一些同志谈到他生平引以为憾的一件事，是自己不善于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探索如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当初最早传到中国来的，只有《共产党宣言》等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都读过，但没能像毛泽东那样，读了就能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中，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他还经常谈到他所熟悉的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长处，认为有许多值得他学习的地方。他总觉得自己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较长，因而要比别的同志更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加强党性锻炼。 　　1943年整风审干时，康生把河南、四川、甘肃、陕西等省的地下党打成了“红旗党”，把这些地区来的党员和进步青年都当做反革命进行“抢救”。林老强调要实事求是，他说：“来边区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要抗日、要革命的，混进来的坏人是极少数，对来历不清的人要审查，要调查研究，一时搞不清的慢慢搞，还要看他的表现，不要乱戴帽子”。1947年的土改中，陕甘宁边区一些地方，有的同志提出一些过“左”的口号，对基层干部乱批乱斗，引起群众恐慌。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重视，并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林老为了保护同志，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说：“自己是好好先生，对这些同志帮助不够。”平时，干部有了问题，都愿意找林老谈心，不论是老干部或青年干部，他总是平等相待，以诚相见，一视同仁。林老的这些高尚品德，堪称全体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 　　第五，励志唯存马列篇，坚持学习不自满。 　　林老经常激励自己，勤奋而顽强地学习，增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他不论在延安，还是在西安，都经常手不释卷，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在西安期间，每天清晨，都能听到他朗朗如洪钟般的读书声，直到早饭为止，谁也不能干扰打断他，每每读书时，全神贯注，有时甚至读得废寝忘食。1940年春天，当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出版后，他一方面送给在西安的杜斌丞、杨明轩、成柏仁、侯外庐、郑伯奇、车向忱、李敷仁等知名人士，人手一册、扩大其影响；另一方面，他自己闭门谢客三天，聚精会神地阅读，终日手不释卷，一边高声朗读，一边用红笔画上各种符号，随后用蝇头小楷，批写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并结合实际，写出精悍感人的文章，然后，给那些登门拜访他的朋友们做解释和宣传工作。 　　在延安整风期间，林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批判清算党在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指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主观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这种反科学的作风和路线，只能引导革命走向失败。他热情赞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自己就是这个结合的巨手。”他认为毛泽东思想“代表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林老以自己探求真理的亲身经历，以遵义会议以来革命事业的发展，雄辩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和进步的旗帜”，号召全党同志应当“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积极地向前进步，向前进步”。 　　林老60寿辰时，毛泽东到他窑洞向他祝贺，他请教毛泽东说：“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工作?毛泽东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他非常重视毛泽东这个教导，经常向同志们讲述这个谈话及其体会，直到1956年党的八大会上，他总结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之必然，驳斥了外国资产阶级政客们企图使中国人民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好”的谰言。他强调指出了一个真理，在没有认识马列主义之前，或者有了马列主义而不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中国的革命都不能免于失败，只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无往而不胜”。他认为，这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搞主观主义，“同样可以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的挫折”。“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热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 　　综上所述，林伯渠的一生，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对党对人民竭忠尽智、勤勤恳恳，是名副其实的“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他是人民公仆形象的光辉楷模，正如当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公祭林老的会上所致的悼词，对林老作出公正评价，林伯渠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走过了一条真诚追求进取，炽烈寻求真理，谋求中国解放的道路，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防微杜渐，以身作则，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公仆形象。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