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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

《林伯渠传》编写组

建立三三制政权 　　林伯渠在西安期间，除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和次年一月，中共中央还任命他为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所以，他虽然经常在西安，但仍然经常关怀与过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一九四〇年十月，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最困难时期，他受命卸去驻陕党代表之职，由西安返回延安，又集中全力领导边区政府的工作。 　　林伯渠回到延安之日，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德、意法西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几乎吞并了整个欧洲。日本法西斯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把中国变成它的后方基地，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七十五，压在解放区战场，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国民党顽固派则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配合日寇不断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国民党还有大批军政要员率部投敌，充当伪军。在敌、伪、顽的夹击下，再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这样就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统一领导、减租减息、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精兵简政，发展生产、整顿三风、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和审查干部。 　　林伯渠回到边区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全力贯彻党的十大政策，克服困难，度过难关。他依据中共中央指出的：“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①首先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问题。 　　林伯渠认为搞好三三制选举，是建设三三制政权的基础。一九四一年一月，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实行选举的指示，规定了有关选举的各项重要事项。根据这一指示，结合前一年在陇东和绥德两个分区试点的经验，陕甘宁边区开始了普选运动。在选举开始后出现了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赞成三三制，说“共产党宽宏大量，仁义治国”；部分反动地主则想乘机竞选，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则忧虑“咱们流血搞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们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就是党员和干部中，也有不少糊涂认识，比如，误以为三三制是“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无党派三分之一”等。因此，在领导选举时便出现了或“左”或右的现象。一九四一年二月，林伯渠在边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着重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问题。他说：“我们总的政策，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照顾到各阶级各党派的利益。必须坚定的把握住这一点，才能不因时局的变化而迷失方向。”实行三三制政策，并不是共产党放弃领导，相反，只有共产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使多数的非党人员接受党的政策，才叫做党的领导。他号召政权工作者要有政治家的风度，大公无私，容纳万有，诚恳说服，这才是搞好三三制政权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他还对绥德县县长说：“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分他们的地，打倒他们，都是对的。而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共同抗日，选举他们当参议员，也是对的。因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况且他们是拥护党的抗日政策的。这些人在地主阶级中影响大，出来工作，能起到我们所不能起的作用”。② 　　为了推动选举，建设三三制政权，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边区党委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五月十八日，林伯渠指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文件，在它的条文中，贯彻着统一战线的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边区每一个政权工作者，必须根据新的施政纲领，检查我们以往的工作，……进行今后的工作，保证全部纲领正确而圆满的实现。”③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选举工作，全边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都参加了选举，不仅普遍建立起三三制县级政权，并且选出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参议员。 　　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一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隆重举行。新选出的蒙、回、藏、汉等民族的一百九十三名正式参议员和十六名候补参议员，济济一堂，共商边区大事。林伯渠在开幕词中向大会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各参议员，尽量反映各个角落的人民的意见、要求与呼声；第二，希望参议员很坦率的指出政府工作的缺点；第三，希望这次参议会给政府指出今后的大政方针，指出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以做政府今后工作的依据；第四，希望政府工作人员，要忠诚的为人民谋福利，以加强政府的力量，来适应目前新的形势④。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发表演说，他批评了某些共产党员在执行政策中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强调要以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 　　十一月八日，林伯渠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回顾了陕甘宁边区三年来的工作概况，指出：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多次炮击和轰炸边区。国民党顽固派紧密配合，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就是凭借着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紧密团结，才支持了几年来的艰苦奋斗，保卫了边区，进行了各种建设，获得了极大的成绩。他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并从边区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处在战争环境这个具体特点出发，指明了边区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与方针。 　　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是边区民主建政的空前盛会。参议员们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大会接受并通过了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作为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准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以及九名常驻参议员。林伯渠以一百八十四票，连任边区政府主席。陕北民主人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南汉宸、肖劲光、贺连城、刘景范、马明方、柳湜、霍子乐、那素滴勒盖、毕光斗、肖莜梅、高步范、杨正甲、马生福、高崇山、徐特立等十六人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连同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共十八人，其中，共产党员占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规定，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非党人士白文涣递补。 　　一九四二年，根据林伯渠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陇东分区和延属分区各县，对政府委员会和各部门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太大，不符合三三制要求的情况，也采用召开参议会的办法进行改选，或用共产党员退出增聘非党人士的办法，进行了调整。从而使全边区县级以上的政权，都落实了三三制的政策。 　　在政权建设中，林伯渠既坚决贯彻三三制政策，又考虑边区内部阶级关系的实际，把县以上政权与乡政权作了适当区别。他说：“三三制形式，主要在县以上政权表现出来，中间分子在县级政权机关中占三分之一，乃至更多一点的位置，对于争取边区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重大作用。”但是，在土地久已分配的老区，中间分子的数量并不太多；在土地未经分配的新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比重还相当大，所以在乡政权人员分配上，乡参议会和乡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却应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乡长中，共产党员可以占大多数。“不如此，不足以防止豪绅地主把持乡村政权”⑤。 　　在建设三三制政权的过程中，林伯渠还论述了“政体”问题。他主张边区的政权构成应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统一于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他说：“政体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就是政权组织多元化还是一元化的问题。”他认为参议会和政府都应是人民的权力机关。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参议会闭会期间，由参议会选出并对参议会负责的政府委员会，就是该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⑥。关于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会的工作职能，林伯渠认为：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人民意见或提出某些建议；另一方面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通过政府提出的重要决议和法令。在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都要保证党的领导，对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应先在党内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再提交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政权工作范围内的具体问题，都在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上讨论，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贯彻。这样，可使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结合，党内党外的政见更好的沟通⑦。 　　建立三三制政权不易，巩固三三制政权更不易。因为，在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总是客”的思想；在非党人士看来“枪杆子在共产党手里，基本群众在共产党一边”，也存在作客思想和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林伯渠把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有权，视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在这方面，林伯渠堪称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的典范。 　　起初，一部分党员在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相处中，表面上“敬宾以礼相待，骨子里还是讨厌的心情多”，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对是否有职有权，则拭目以待，当感觉到有人把他们当“花瓶”摆设时，就产生了消极和不满情绪。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李鼎铭在边区政府政务会上，总是很少发言。他不说话，其他党外人士也就默不作声。林伯渠虽每次都要主动问：“李老，您还有什么意见?”他总是说：“俺没意见”。但到批发行文时，他又不肯划行，反映出他口称的“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林伯渠觉察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就把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等人找来商量。林伯渠说：“三三制政策能否贯彻，三三制政权能否巩固，主导方面还在我们共产党员”。他让李维汉先找李鼎铭和其他党外人士谈谈，了解一下他们的思想情况，听听他们的意见。李维汉遵照林伯渠的指示，和李鼎铭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李鼎铭很坦率，把埋藏在心底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说：“我本来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在毛主席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召下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但任职后，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发表意见?政府要下达命令、指示，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怎么好划行呢?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上决定了，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⑧ 　　李维汉把李鼎铭等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认为，他们的意见还是集中在有职有权这个问题上，于是立即召开党组会议，研究改善关系的办法。大家认为，党外民主人士在抗日问题上和我们党是一致的，这是合作共事的基础。但是，由于他们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因此在执行政务中，难免会发生某些原则性的争议。林伯渠指出：遇到这种争论发生时，务期要互相开诚布公，平心静气的商讨，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轻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这是因为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不习惯于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尤其不习惯于在会议上争论问题。这虽然是他们的弱点，但我们还不能不顾及他们这种习惯，重大问题要预先和他们交换意见，经过个别协商，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后再提到会议上作决定。要尽量避免在会议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那样不但不易解决分歧，往往还会造成僵局，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党组经过认真的讨论，商定了四条改进措施：(1)各厅、处、院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秘书长参加；(2)每次政务会议前，提交会议的议题，除交党组研究外，还需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如有意见便缓期开会；(3)某些要由李鼎铭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事先说明内容，征得同意，然后再办理划行手续；(4)平时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 　　林伯渠首先带头执行党组关于改善同党外人士关系的决定。他经常亲自去找李鼎铭交换意见，商量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李鼎铭很高兴，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不讲“你们党上”如何，而变成“我们政府”怎样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李鼎铭马上以主人翁的态度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 　　由于林伯渠的真诚努力，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中，和共产党人合作得非常融洽。一九四三年，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时，一些无耻之徒印发所谓“告边区父老书”，制造谣言，挑拨离间，谎称“副主席也被撤职”。李鼎铭看后非常气愤，当即在报上发表《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指出：“你们的谣言既然造到我的身上来，那么即使你们不愿意拿眼睛对着事实，我也必须拿事实对着你们的眼睛!”“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二百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的继续工作着。我并未被任何方面撤职。” 如果你们认为我抗日有罪，实行民主有罪，认为我犯了你们的什么法，你们要来撤我的职，那就让你们‘撤’好了!但这不过是你们的一种愿望而已，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⑨后来，中外记者团来延安考察时，一位英国记者提出要同李鼎铭单独谈话，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是有职又有权。”事后，这位英国记者多次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⑩其他党外人士也以愉快的心情，接待与回答了记者的来访。 　　林伯渠在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既非常尊重他们，又坚持了党的原则立场。有一次，在政务会议上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其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并且说：“如果不这样，人家就不来投资。”贺连城主张“有限制的承认所有权”。他们的主张，明显是不妥的，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投资者，必然会出现新的土地过分集中，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林伯渠知道这件事后，和李维汉、刘景范一起商量，认为原则一定要坚持，但方法可以灵活，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经过林伯渠做工作，李鼎铭也同意这个办法，就暂时取消了这一条款。当时边区政府有一种制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动员大家检查一次工作，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互相听取意见，开展善意的相互批评，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李鼎铭、霍子乐、贺连城等民主人士，也常常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大部分都是正确的，边区政府就采用了，并照他们说的办。但也有不正确的，有些是属于误会的意见，就向他们做耐心的说服和解释工作，做到互谅互勉，共同提高。有些明显错误的，就诚恳地指出他们不对。民主人士对这种真正能够以诚相待，很满意。林伯渠对这种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也很高兴。他经常鼓励大家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负责才能办好。无论对什么事，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也应该说。发生分歧，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健康现象，常常还是正确决定问题的先导。希望大家把这种好作风坚持下去，发扬光大。”(11)有一次，林伯渠向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汇报了边区政府检查工作的情况，毛泽东也赞成这种方法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不符合事实的，可以借鉴。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12) 　　林伯渠还很注意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长期来养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李鼎铭到边区政府后，最初住在山沟的一孔土窑洞里，进出不方便。林伯渠就指示办公厅在他住的那排窑洞下面，修了一排石窑洞，请李鼎铭搬进去住，他非常高兴。李鼎铭在生活上有些特殊的嗜好，与政治没有关系，共产党也不加干涉，他也很感激。对其他在职的党外民主人士的生活，也尽可能的给予关照，他们都很满意。 　　蒙古族爱国民主人士那素滴勒盖，自二届参议会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后，在林伯渠的领导帮助下，为革命作了贡献，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逝世。林伯渠深为悲痛，他在追悼会上以主祭人身份致词说：那素先生曾说过，“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蒙族解放，今天已有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边府委员任内，他是生产与教育两大政策的实践者，他曾亲建农场，号召蒙胞生产，同时并亲自参加，身体力行。”“他号召蒙古青年来延安学习，并亲任教授”(13)。林伯渠号召大家，学习那素委员一息尚存同恶势力斗争不止的革命精神。林伯渠这种对待少数民族爱国民主人士的态度，影响很好。 　　李丹生是陕北的一位知名人士，八十高龄时被选为边区参议员。林伯渠、谢觉哉等同志经常关照这位老人，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李丹生逝世后，林伯渠对李老先生的爱国精神作了高度评价，他在挽联中写道： 　　以吕尚之年，辅导建新基，方期大成百世留芳垂典范； 　　为边区所重，周详达民意，文星遽陨万人挥泪吊延川。(14) 　　林伯渠并亲自率领延安各界五百余人，把李老先生的遗体安葬在光华农场。因为李老先生家境贫寒，林伯渠还指示，对他住在延安的遗孀和两个女儿，一个孙女的生活，仍由政府照顾和供给读书。诸如此类，都使党外人士深受感动。 　　为了加强边区的三三制建设，林伯渠除注意团结政府中的党外人士一道工作外，还重视广交社会上有识之士，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他倡议组织的“怀安诗社”就是明显的一例。 　　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林伯渠和谢觉哉、高自立等邀集宴请民间的诗人墨客，其中多系六、七十岁的老人，有前清秀才五人，拔贡一人。林伯渠取“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意，定名为“怀安诗社”，并推举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主持诗坛，荟集佳作。与会者畅谈甚欢，称此会为“延水雅集”，以与晋朝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媲美。林伯渠致词，号召大家多写诗，写好诗；借古体诗有平仄协韵的特点，用旧瓶装新酒。他并提出了两条希望：(1)不要咬文嚼字，文字力求通俗；(2)不要用典，提倡明快诗风。林伯渠还即席吟成《延水雅集·赋呈与会诸君子》。 　　其一： 　　目送征鸿远，秋笼延水深。 　　朱颜何可驻，华发漫相侵。 　　寰宇风云会，高台长短吟。 　　会文信有托，今古事同钦。(15) 　　其二： 　　十年挟策费调停，待整金瓯拱宿星。 　　抗敌计无分畛域，匡时论共契兰馨。 　　边城重寄期安堵，盛会嘉宾喜满庭。 　　田野风多秋气健，及时樽酒慰遐龄。(16) 　　许多老人也即席唱和，当场就产生了不少佳作。自此以后，参加这一诗社的人员甚多，有中央和边区各部门的领导，有来延安学习的各根据地的干部，有边区参议员中的地方耆老，还有民间能诗善赋之士。诗友们以诗词为工具，披襟述怀，吮毫抒愤，交流感情，宣传政策，酬唱赠答，互相勉励，一时蔚成风气。诗社历时八年，收藏了大量讴歌中国共产党、赞扬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业绩的光辉诗篇，同时也团结了许多党外人士。 　　在边区政权建设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培养妇女和青年干部。还在一九四一年“三八”妇女节时，林伯渠就提出“要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政权工作”。此后，他身体力行，推荐边区妇联二十三岁的邵清华为安塞县县长，并在边区政府民政厅和边区妇联举行的欢送会上，鼓励邵清华说：“你做妇女工作时很有魄力，对搞好县长工作也应有勇气。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和支持你，你更要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过去你只是做妇女群众的工作，今后是一个县的‘父母官’，男的女的各种人的工作都要做，这就要更广泛的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到了新的岗位上，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要注意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担负起党交给你的重任。”(17)在林伯渠的关怀教育下，邵清华在实践斗争中得到锻炼，成长很快，她至今还十分怀念和感激林老对自己的培养。 　　对于青年干部，林伯渠非常注意让他们参加基层工作的锻炼。一九四二年的一天，他对边区政府秘书处青年干部陈昌林说：“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前线去，到基层去，到农村去。你是知识青年，缺乏实践斗争的经验，应该到基层去工作。”(18)并且把他安排到绥德分区的农村。陈昌林到了绥德以后，专员袁任远要留他在专署当秘书，陈昌林把这一情况写信向林伯渠汇报。林伯渠马上回信说：“青年要深入实际，最好还是去乡政府当文书。因为乡政府是边区政府的缩影，工作千头万绪，会遇到许许多多头痛的事，才能真正受到锻炼……”(19)。袁任远看了林伯渠这封信，也深受启发和教育，便让陈昌林到绥德分区最苦的佳县去工作。佳县安排陈昌林当了区长，林伯渠还经常给他写信，要求他多做具体工作，艰苦奋斗，少说大话空话。抗战胜利后，陈昌林被派往东北当县委书记，临行前林伯渠还对他说：“你姐姐、姐夫都是‘马日事变’中为党牺牲的烈士，你要向他们学习，走他们的道路，坚持革命到底。”(20) 　　在林伯渠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建设三三制政权中，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从政治上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调动了积极因素，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党内外广大干部精诚团结，心情舒畅，尽职尽责地为抗日救国、建设边区而辛勤工作。当时毛泽东就赞扬说：“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搞得好。”(21) 　　实行精兵简政 　　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的另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实行精兵简政。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一样，存在着“鱼大水小”的矛盾。陕甘宁边区有人口一百五十多万，其脱产人员，到一九四一年，已由一九三八年的一万六千人增加到七万三千人。随着脱产人品逐年增加，群众的公粮负担自然也年年加重。一九三八年公粮仅为一万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增至六万石，一九四〇年上升为十万石，一九四一年则剧增到二十万石。这样，在群众中便产生了不满情绪，以至竟发生了“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轶闻(22)。 　　为了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的负担，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林伯渠在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写的序言中，提出要“珍惜民力”。他说：“中国古时，楚国有个马夫百里奚，善于喂马，肥而不死。秦穆公闻其贤，以五张羊皮，换到秦国，问他喂马之道，他答曰：‘惜其力，食其时，心与马而为一’。又问他治国之道，他答曰：‘惜其力，用其时，心与民而为一’。他遂被拜为秦国宰相，秦国大治，以奠始皇统一六国之基。”林伯渠由此引申说：“今陕甘宁边区，即古秦国之地，当兹抗战建国之时，对于动员人力物力应加爱惜合理，不可过于疲竭，劳逸不均。”他借古喻今，颇多启发。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召开的边区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等十一人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议案。他们在议案中指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其理由是“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23)为此，他们还提出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规定供给标准，提倡节约，提高生产力，量入为出等五项具体实施办法。林伯渠、谢觉哉等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立即把参议会的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重视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把它一字一句的抄在笔记本上，并批注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还亲自找李鼎铭谈话，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诉他，党中央对精兵简政问题要进行研究，作为党的一项政策在边区和各根据地实行。 　　边区参议会闭幕后第六天，林伯渠主持召开新选出的边区政府首次政务会议，又专题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议根据边区各政府机构存在着“头重脚轻”，不够灵活，制度不健全，工作效能不高等现象，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首先调整各级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为此，林伯渠指示秘书处，通知各厅、院、处“造制在职人员花名册，于两日内造就送呈，以便实行简政时参考”。随后，他在边区政府的训令和给各县的信中又明确指出，当前的任务是把各级机关过多的人员尽量缩编，边区一级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减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对被调整人员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大部用以加强区乡级行政机构，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或归并，做到精干、灵活。十二月中旬，编整委员会拟定出整编方案，林伯渠又亲自主持制订了陕甘宁边区县政府、区公署和乡市政府三个组织暂行条例，以便为进行精简和整编时所遵循。 　　经过一系列宣传和准备工作以后，陕甘宁边区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开始了第一次精简。经过近四个月的努力，共裁减合并骈枝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计一千五百九十八人。 　　但是这次精简，只能说在“编”上做了一些工作，而还未做到切实的“整”。不仅机构还未臻完善，人员也未充分合理调剂，工作还有许多繁琐的地方，公文仍然太多。因此，五月初，边区政府又决定进行第二次精简，邀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各派一名代表，与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和各厅处院长等共同商讨成立了总编整委员会，由林伯渠、李鼎铭主持总编委会工作。同时决定，在总编委会领导下，各系统设立分会，要求在一个月内做出编整方案，交总编委会讨论。 　　五月二十日，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一级干部动员大会上宣布：边府各厅处院的行政机构，均要以简单灵活为原则，重新进行调整，将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分配到县级、区级以及其它机关去工作。同日下午，他在边区一级千名青年干部动员大会上指出：精兵简政决非只是“减兵裁员”。“精兵”乃使每一战士，以一当百，成为模范的抗日军队；“简政”乃使各级机关不致庞大复杂，要一人当十，十人当百。他号召青年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去工作。说“知识分子干部，如多数均集中边府一级，不把县区的工作做得更好些，那实际上还是等于都空着一样。”他还向将要去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提出四点希望：(1)牢牢掌握政府的政策法令，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2)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学习他们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文化；(3)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4)勿做“钦差大臣”，要甘当“小学生”(24)。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第二次精简取得了显著效果：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开了，行政领导机关和事务专管机关，明确任务，各负其贸，边区政府秘书处和民政、财政、文教、建设四厅实行了合署办公，增加了县政府的权限。一县之内应兴应革、干部培养与配备、调支经费等，都由县政府决定。 　　陕甘宁边区的精简工作，为全国其它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整顿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九月七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深刻论述了精兵简政和当前抗战形势的关系，指出：“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25)这两个文件，为深入开展精兵简政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央九一决定和九七社论的精神，边区政府又决定进行第三次精简。林伯渠认为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对精简的认识不够，没有定出全面具体的方案，计划性差，领导抓的不紧，缺乏雷厉风行的精神。今后简政的精神与内容，就是要求得精干、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以达到健全机构，建立制度，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改善各方面关系之目的。他要求全体干部要接受前两次的教训，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只顾布置，不去检查，有头无尾及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等官僚主义的作风，真正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26)。 　　为了更好地进行第三次精简，林伯渠委托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这个纲要吸取了第—、二次精简工作的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除了提出具体的精简方案外，特别强调了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性，经过边区党组多次讨论修改，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在边区政府委员会上通过实施。随后，林伯渠又领导边区政府制订和颁布了《政务人员交代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等一系列组织措施和条例，对许多具体问题在思想上求得了一致，在要求上达到了统一，保证了精简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次精简，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目的。总计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三十五个减至二十二个，工作人员由四百六十九人减至二百七十九人，减少百分之四十以上。边区政府以下的各级政府机关的精简，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精减下来的人员，一是转入生产，充实下级机关，一是送往党校和各种干部学校，对他们继续培养提高。 　　在林伯渠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经过三次精简，一方面，进一步地克服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改变了领导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消除了彼此对立，互不相谋的各自为政的现象，使上下关系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都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由于节省了人力物力，减少经费开支和人民负担，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战胜严重物质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均起了巨大的作用。 　　领导边区大生产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林伯渠回到延安后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财政经济严重困难。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日，林伯渠在边区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报告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与封锁，断绝了边区和外面的一切经济往来，使边区遭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急速实行“自给自足政策”，“用自己的力量去摆脱一切的困难与压迫”。他还说，过去在国内战争年代，我们经常被敌人的大军包围，经过开展经济建设，不但能冲破严密的经济封锁，而且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如今的情形无论如何比那时候好得多，因此更应该充满信心。只要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作出认真的努力，一定能实现财政经济上的完全自给。林伯渠宣布，军事机关，中央机关、边区机关成立财政经济组织，分别由叶季壮、邓洁、曹力如负责，以便加强对生产的组织领导。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朱德的讲话，提出了建立革命家务的主张。这次大会以后，边区的生产运动，便走上了发展自给自足经济的新阶段。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坚决贯彻党中央规定的应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在生产建设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土地宽阔，是个发展农牧业的好地方，在历史上就是以农业为主体。我们要解决吃饭问题，穿衣问题，都得靠发展农业。财政经济困难，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克服。工业、交通和商业虽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也只有农牧业生产发展起来之后，工业、商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边区许多工业原料都是来源于农副产品，商业贸易也主要还是一些农、副、牧产品。 　　为了贯彻“以农业为第一位”的方针，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这主要是： 　　第一，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陕甘宁边区总的来说是地广人稀，荒地很多。但人口分布却不平衡。绥德分区一些县，是人多地少，延属分区一些县又人少地多，历史上群众就有迁移的习惯。而且这时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也有许多老百姓为谋生路逃来边区。为了接纳安置移民和难民，鼓励他们发展生产，边区政府曾多次公布优待移民和难民条例，规定移民难民开公荒者可以长期有使用权，三年内不交公粮，垦私荒者三年不交租，并减轻其他负担，政府帮助解决吃住困难，借贷和调剂耕牛、农具、籽种；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林伯渠非常关怀移民和难民的生产。一九四二年二月，米脂县马丕恩一家六口，背着一口铁锅、两个破被卷和仅有的半碗小米和半碗黑豆，来到延安南三十里铺边区农场。他和十七岁的女儿马杏儿，承包农场土地四十五垧(每垧三亩)，开荒八垧。由于起早贪黑，辛勤劳动，加之耕锄得法，虽遭风灾，实收粗粮四十一石，除按合同交农场近一半外，分得粮食二十一石。林伯渠和李鼎铭得悉马氏父女的生产事迹后，立即予以嘉奖，授予他们“劳动英雄”的称号。在边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还向马丕恩、马杏儿父女发了奖品，分别颁发了林伯渠亲笔题写的“移民模范”和“妇女光荣”的奖状。林伯渠在安塞农村调查时，发现移民们肯吃大苦，二区宝家湾有个好镢头手吴寿德，靠一把镢头掏了一百亩熟地和十亩生荒，他便在报上发表文章，赞扬吴寿德的“镢头精神”。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鼓励移民、难民生产的政策，这就为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争得了一支劳动大军。抿统计，一九四一年全边区安置移民难民七千八百五十五户，共二万零七百四十人；一九四二年又安置五千零五十六户，共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二人。其中三分一是劳动力，如以每人开荒二十亩计算，他们一年即可开荒二十多万亩。这对发展边区农业生产，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贡献。 　　第二，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劳动致富的农民，吴满有(27)是当时最出名的一位。他原籍横山县，一九二八年逃难到延安柳林区二乡，仍难以为生，不得不卖掉两个女儿。一九三五年陕北“闹红”(28)，他分得了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共中央到陕北后，他辛勤劳动，努力开荒，改良农作方法，积极发展畜牧业，不断增加生产，成为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为了鼓励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林伯渠、李鼎铭联名通令全边区，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一九四三年二月，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六条，作为和吴满有开展劳动竞赛的条件，并请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霍子乐两位正副厅长作评判员。吴满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此事立即引起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朱德电令全边区所有部队，都要积极响应吴满有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倡议。林伯渠、李鼎铭联名向各分区专员、各县市长发出指示，要求立即领导开展生产大竞赛。这样，在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中，便迅速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又号召在工业战线开展赵占魁运动。此后，各条战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层出不穷。为鼓励开展劳动竞赛，边区政府还召开了各种群英会，按劳模们的贡献，分别给予重奖，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第三，开展减租减息。减租减息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土地政策，也是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本措施。为了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中共西北局也于同年十月间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和《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林伯渠根据上述文件，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大约占边区土地面积一半的老区，已实行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剥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另一半是新区，土地革命尚未进行，广大农民仍受着地主的封建剥削。减租减息就是在这些未经过分配土地的新区进行。抗战以来，这些地区虽然也开始进行了减租减息，但多数还停留在一般的宣传。有些虽进行了减租减息，但因发动群众不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为了做到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林伯渠依据中央的决定和西北局的指示，领导制订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以及《地权条例草案》等，规定，出租人应按所定的减租额收租，不得多收或法外增租，一般减租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承租人应按所定减租后之租额交租，不得短少，具有能力交租而故意不交者，出租人有请求政府依法追交之权。还规定，“出租人不得任意收回租地”，出租人依法收回土地时，“须于本年作物收获后次年作物耕种前之时日为之，并须于收获后一月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仍须交纳本季地租。”(29)这些规定，既照顾了农民的利益，又保护了地主的合法权利，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和地主经营土地的积极性。米脂县印斗区八乡减租保佃后，大家就说：“生产的心有劲了”，修了水坝，利用兄弟亲属关系组织了四十九个变工小组，使生产计划得以顺利完成。葭县减租彻底，就多挖了水窖万余个，多开了数千亩荒地，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第四，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军队实行屯垦这是朱德倡导的，其中也渗透着林伯渠的许多心血。南泥湾在延安东南九十华里处，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百年前，曾经是人烟稠密，经济繁荣的地方。清朝同治年间，清政府镇压西北捻回起义，使这里人烟断绝，荆棘丛生，成了狐狼出没的地方。早在一九四〇年春，林伯渠利用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之机，就曾亲自带领农业技术人员去南泥湾进行过踏勘，认为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场地。一九四一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后，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林伯渠对三五九旅在一年之内开垦良田万顷，做到“禾黍盈野绿，瓜莱满阡斑”，十分喜悦。他在《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诗》中写道： 　　农可属于兵，犹兵寓于农。 　　执枪杀贼寇，释枪事田陇。 　　兵农一身任，是为真英雄。 　　伊谁先示范，三五九旅功。 　　…… 　　用知策群力，自不患困穷。 　　从来言兵者，粮秣预为充。 　　粮匮军亦匮，今古一例同。 　　谁能宏创造，自给谢民供。 　　不为坏境苦，红军仍足风。(30) 　　一九四三年春节，林伯渠亲率边区政府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视察驻军的生产情况后，向记者发表谈话，盛赞三五九旅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他说：“象这样忠于保卫边区而又竭力设法减轻民负的军队，乃真正的是我们边区人民自己的军队。”(31)号召边区干部和人民，向军队学习，并在各方面给军队以具体的帮助。当时，边区留守部队除屯垦南泥湾外，还在槐树庄、大凤川、豹子川、清泉沟、葫芦河等地屯垦，这些部队也都为保卫边区和大生产运动作出了贡献。 　　第五，创办光华农场。林伯渠高赡远瞩，为了发展边区的农业，他筹划创办了延安农业试验场——光华农场，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指导科学种田。在勘察农场场址时，他骑着毛驴带领着几位农学系毕业的科技人员，踏遍了延安杜甫川的山山水水。他拄根木棍，爬到高山之巅，俯视整个山川，最后选定一块背山面川，向阳临溪的有利地形，作为农场场址。几百亩川地种植农作物和蔬菜，大片坡地栽培各种果树，山地植树造林，周围的荒山饲放牛羊，溪水饮畜和灌溉。在林伯渠的指导和支持下，光华农场很快修建起办公室、宿舍和简易实验室，以及做试验用的糖坊和烤烟房。他还特别批准建造一座酒坊，酿酒提炼酒精，保障延安卫生部门的需要，并用酒糟喂养奶牛。 　　为了促进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林伯渠把延安许多有农科专业特长的人才都调到光华农场。人数虽然不多，但专业颇为齐全，搞农艺、园艺、林业、植保、畜牧、兽医、养蜂、养蚕、水利和农业经济的全有。林伯渠和边区政府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非常重视。一九四二年，甘泉等县牛瘟流行，给生产带来严重威胁，林伯渠立即指示光华农场派兽医前往防治，陈凌风等用土法研制的兽疫预防针和治疫血清，仅几个月时间，就扑灭了边区七个县的牛瘟。光华农场试种烤烟成功后，立即在边区得到推广，不久还在延安办起了卷烟厂，它出产的“曙光”牌香烟，成了当时边区受欢迎的畅销商品。 　　光华农场的许多图书资料以及种畜、粮食、蔬菜的优良籽种，也都是林伯渠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来的。光华农场引进和培育了适合陕北高原种植的狼尾谷、马齿玉米、春小麦、白皮马铃薯和甜菜等农作物；试种了卷心白菜、金皇后蕃茄、四季菜豆、露八分萝卜等一百八十多种蔬菜；试栽了梓树、大苹果、西洋梨、法国葡萄等十多种果树；培植了二十多种草木花卉；饲养了二百多头奶牛。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凝结着林伯渠的心血。 　　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除采取了以上重大措施外，还有鼓励和推广植棉，发放农贷、改造二流子等措施，这些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林伯渠对边区工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早在抗战初期，他就指示边区政府用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助的一笔款，办起子“难民工厂”，亲自选定当地干部吴生秀当厂长。以后又陆续办起子纺织、农具、皮革、化工、制药、造纸、火柴等工厂。为了解决技术力量问题，他从武汉、西安等地物色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送他们到边区来发展工业。他还指示民政厅和组织部把当过县长或建设科长的当地干部，如盐池县的金体元、米脂县的艾秉勤等派到工厂当管理干部，并要求他们注意招收本地工人，为陕甘宁培养技术人才。在实际工作中，他尽力帮助工厂排忧解难。有一次，难民工厂资金周转不过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亲自去找朱德总司令商量，为八路军预订五万条毛毯，签订合同，部队先付一部分贷款，解决了该厂资金周转不开的困难。但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经验，签订合同时，没有把毛毯锁边的线钱写进去，工厂负责人又去找林伯渠，林借此机会教育他们说：“搞工厂工作一定要精心筹划，搞好经济核算。”他又去找朱总讲明情况。朱德体谅地说：“我们军队也不能让难民厂赔本。我让后勤部门在合同里把锁边的线加上，钱照付给他们。” 　　难民工厂在政府和部队的关怀和支持下越办越好。生产和加工出很多呢子、毛毯和皮货。林伯渠指示边区政府，让给搞外事工作和参加外事活动的同志，每人做一套呢子衣服，以后，又给科长以上的干部每人一套。一次，周恩来去重庆谈判时，带去了一些毛毯和皮货。联合国救济总署兰道尔看了，称赞难民工厂办得好。他曾多次对国民党官员说：给你们的钱，比他们多几倍，你们什么都干不出来。陕甘宁边区出的产品不错，有呢子、毛毯、皮坎肩。 　　为了保证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还发展了商业贸易。咸盐、皮毛、甜甘草是边区的三宝。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特别是食盐，它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在靖边、定边、盐池一带，取之不尽，多如泥土。要把这个死宝变成活宝，就要发展运处事业，发展对外贸易。对此，林伯渠通过调查指出，边区周围有一千万以上的人口，每年需要六十万驮盐(每驮一百五十斤)，这就是说，盐是有销路有市场的。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各县市组织了很多运盐队，进一步发展了运盐事业。一九四一年九月，《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克林写的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32)，毛泽东看后非常重视，并为之作序，对边区运盐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一九四一年外销食盐二十九万九千余驮，创造了边区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对增加边区财政收入起了极大的作用。除此之外，为了筹集发展生产的资金，林伯渠发起组织劝储团，号召边区人民节约、储蓄，使老百姓生息取利，使银行集腋成裘，收到了利公利民的效果。他还积极主张在边区发行救国公债，向老百姓借钱，作为经济建设的资金。一九四一年全边区在经济建设上共投资七百万元，其中五百万元就是当年发行公债的集资。所有这些，对边区的经济建设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林伯渠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同时也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带头人。他政务繁忙，日理万机，还扛着镢头在延安南川开了一片荒地，种上谷物和蔬菜，经常挤时间锄草、浇水、施肥，管理得很精细，每年都获得好收成。有个叫惠疙瘩的农民，常看见林主席一大清早提着箩筐拣粪，非常感动，就领着儿子挑了两担粪要倒在他的粪堆上，说：“您老年纪那么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替您拾粪吧。”林伯渠笑着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我虽然年纪大些，在政府里有工作，但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也要积极响应，参加生产劳动。我也是咱边区一个普通老百姓嘛!” 　　边区政府号召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林伯渠以身作则带头响应。他首先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其内容是：(1)从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粮食局二石细粮的任务。(2)收集废纸交建设厅。(3)戒绝吸外来纸烟。(4)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以后，他还写了一首生产节约诗： 　　待客开水不装烟， 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 　　施肥锄草自动手， 整旧如新不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 广辟草菜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 变工扎工唐将班。(33) 　　林伯渠在写信给毛泽东汇报边区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打算时，也附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毛泽东看后甚表赞同，立即写回信说：“来信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订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34) 　　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生产自给动员会以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在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号召边区军民在一九四三年达到丰衣足食。为此，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单位都制订出“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 　　三月四日，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林伯渠、贺龙、徐向前等领导同志以及劳动英雄和各单位的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出席了大会。李富春作动员报告，阐明了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和方针，规定了机关生产的总任务为一亿六千二百四十二万一千元。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二流子。”林伯渠针对有些单位一度把商业作为机关自给运动主要方向的偏向，着重指出：“农业生产是最可靠的。今天靠得住，明天也靠得住!”会上，还奖励了六十六位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 　　这次大会，标志着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林伯渠豪情满怀，呕心沥血，决心领导边区军民，向夺取丰衣足食的高度进军，在全边区又掀起了更为壮观的大生产的新高潮。 　　参加延安整风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积极参与领导和投身于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35) 　　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作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提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任务。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总结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从思想根源上分清了路线是非。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肯定了一九三一年临时中央成立后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林伯渠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以兴奋的心情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看组织生活很严，但都怕说话，因为说错了就要挨斗争，这实际上是组织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扬了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路线端正过来了，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三六年九月保安会议时，我感觉党更进步了。到西安事变时，便感觉到党更统一了。这次会议上，过去很少说话的同志都说话了，我非常高兴。林伯渠还借用历史上儒学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作比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他说：汉学只片面强调实际调查，成了繁琐哲学；宋学忽视实际调查成为空想主义。他还作自我批评说：我在边区工作中，对盐的产、运、销及发行钞票问题上，都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我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而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 　　九月会议上，中央决定编辑印刷《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组织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所以，从这时开始，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一九四一年，林伯渠结合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六大以来》党内文件，还写了长达五千字的自传，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战斗历程。 　　在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期间，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决定，提出各级领导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加强调查研究。林伯渠一贯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一九四一年冬，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 　　林伯渠这次出巡，没有事先通知县政府。十二月二十日，当他们一行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时，有几个认识他的人，马上就传开了，老乡们纷纷而来，看到的是一位手牵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长者。林伯渠在县政府稍事停留，了解该县的概况及检查工作后，便深入到农村中去。他运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选择甘泉县三区二乡为对象，把二十多人分成小组，到行政村或自然村，一面参与行政工作，一面进行农村调查，以便全面了解乡村各方面的情况。 　　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亲自调查研究。一九四一年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他带着这个问题，了解群众的反映。一天，林伯渠和一位姓吴的农民攀谈起来。这位农民虽不认识他，但眼见这位老者和蔼可亲，于是无所顾忌地侃侃而谈，最后他说：“今年征收的公粮是比往年重些，但人民不是怕重，而是怕不公平。”他以反问的口气说：“老先生，你说重吗?日本鬼子打来了，老百姓睡觉都不得安宁，八路军拼着性命保卫我们，这样一想，还能说重吗?” 　　林伯渠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群众就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许多人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向林伯渠倾诉衷肠，他们诉说对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对政府某些工作提出建议，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告诉他。林伯渠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凡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哩!” 　　林伯渠不辞辛劳，亲自检阅自卫军，巡视冬学、慰劳驻军、接见公营商店代表、参加新年庆祝会。他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往往刚一下马，就又被请去讲话了。有一天，他发高烧，驻军请求他去参加群众大会，他也毫不迟疑，带病前去参加。林伯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使干部和群众深受教育。当地军民对这位慈祥剀切的边区政府主席，倍加爱戴和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人们都争先打招呼，向他反映各种情况，许多老乡提着鸡蛋、面条、爆玉米花等物品，去慰劳他，以表他们的深情。 　　在甘泉县考察半月之后，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林伯渠率考察团离开高家哨，去富县继续考察。当天，林伯渠为沿途群众争交粮草的情景所感动，特赋《早发高家哨》诗一首： 　　骏马坚冰踏洛河，纷纷瑞雪舞婆娑。 　　载途公草驴争拥，觅食饥禽陇见多。 　　天意难知厄重耳，法轮无语笑荆轲。 　　群山皆冷心犹热，反著羔裘当薜萝。(36) 　　一月七日，林伯渠一行抵达富县，受到富县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富县，他召集县参议员和士绅进行县政座谈，征询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富县参议会李副议长针对运盐人畜拥挤和路途遥远，牲口有伤亡等弊端，建议组织专业运盐队，实行分站转运、合作联运的办法。边区参议员赵晋卿谈征收公粮问题时说：“今年公粮比较重，政府没有直接分配，由参议会来公决，这个办法很好，比较公平合理。但是，对于粮食折合量问题，政府仍应进行研究。”大家畅所欲言，有情况反映，有批评意见，有工作建议。林伯渠倾听了每个人的发言，认为大家的意见对政府工作很有帮助。 　　富县是个新区，民间纠纷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处，常有拦马告状的事情发生。有一个老乡听说林主席来了，连追四五个地方，一见林伯渠就跪下告状。在富县短短十多天时间，拦马告状的案子有四十多起，大多是婚姻和土地等纠纷。林伯渠对此非常重视，后来这些案件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在考察过程中，林伯渠始终和随行人员同甘共苦。同志们见他偌大年纪，工作又那样劳累，还和青年人一样吃着小米饭，实在有些不忍心，就悄悄地做些大米饭给他吃。但他发现只是给他一人吃大米饭，却说自己肚子痛拒绝了，仍同大家吃一样的小米饭。有时因工作要在机关吃饭，同志们借机多做几个菜，让他补补身体，也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要时刻想到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有小米饭吃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菜呢! 　　林伯渠在甘泉、富县考察期间，访古寻胜，触景生情，还写下了《宝室寺铜钟》、《杜工部遗居羌村》、《茶坊新市场》、《军民晚会》、《太乐区》、《张村驿》途中即景诗六首。 　　一月下旬，林伯渠考察回到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欢迎大会。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在致词中，对“林老越山涉水、披雪迎风，肩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向下层深入”的精神，备加称赞。林伯渠在雷鸣般的掌声之后，用洪亮的声音，报告了考察富、甘两县的情况。续范亭将军用激动的口吻，雄浑诚朴的音调，朗诵了称赞林伯渠出巡归来的诗句： 　　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 　　不学导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37) 　　二月九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林伯渠报告了甘、富考察观感。他以亲自调查了解的具体情况，指出这两个县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适当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下层，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别是对承上启下的区级干部，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要经常对群众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提高他们的认识。林伯渠讲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为改进政府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林伯渠的甘、富调查，为边区广大干部学习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头，为在即将全面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开展时期，由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发展为全体党员的整风学习，由以政治路线学习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为加强对整风学习的统一领导，二月初，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边区一级的学习指导委员会，推定林伯渠为主任。四月十四日，中共西北局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分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并决定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分别组织领导学习的委员会。政府系统领导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总负责，高自立任秘书，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参加，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的学习。 　　林伯渠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从党的几次路线斗争中认识到，党能发展壮大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实在来之不易。历史经验证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必须不断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牢固掌握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在《循范亭同志之约移住延园，诗以记之》中这样写道： 　　枯杨生稀满园中，活跃春情已不同。 　　性命如今能补益，稳撑立场整三风。(38) 　　林伯渠对整风运动充满信心，热情很高。他认真精读中宣部所规定的每一个整风文件，联系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并写出读书笔记、心得体会和富有哲理的诗篇。他在《读文件》诗中写道： 　　欲将炉火炼纯青，克复功夫仔细寻。 　　待到肖妙真好处，态度辩证艺术心。 　　存在为主思维宾，由来认识重反映。 　　是非界限如何定，稳着立场结万人。(39) 　　在深入学习文件的热潮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七月一日，中共西北局机关、边区政府机关、保安处、行政学院四个单位党的总支部，在延安大礼堂召开纪念大会。林伯渠发表讲话，他系统地回顾了党的战斗历程后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如此力量，原因在于它“已为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它已布尔什维克化了，它从来就有着不调和的革命态度及行动，这些表现在它的党员的奋斗精神上，党有自我批评的传统，党员坚守无产阶级立场。”他还说，中共所值得夸耀的，“乃是在它一开始成立时就懂得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一开始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为民族事业武装奋斗的经验和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并由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里，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类型的生动具体的指导理论来。”(40)他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切实地学好整风文件，以实际行动纪念党的生日。 　　林伯渠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常常抽出时间，参加边区政府各厅、处的整风学习，直接了解情况，进行具体指导。为了搜集掌握基本情况，九月初，他还亲自到延安县政府所在地川口，和刘秉温县长交谈了六、七个小时，详细地询问政府各项工作，并且直接参加延安县甲、乙两个整风学习小组漫谈会，就联系实际进行思想革命、新老干部在学习中要相互帮助、工作和学习如何配合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指导。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三百多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经常到会作报告或讲话。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大部分高级干部都到会旁听。这次大会以整风的精神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对边区党历史上的路线争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政治路线上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了是非功过。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贺晋年等同志，都以亲身参加党内斗争的经历，批判了“左”倾错误执行者不懂中国和西北实际情况，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错误，清算了一九三五年错误肃反所产生的恶果。第二，批评了当前工作中的偏向，许多同志联系实际做了自我批评，揭露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第三，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内外环境和党的状况，确定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任务。中共西北局高干会，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 　　林伯渠在历时八十八天的会议上，先后作了多次发言。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时，林伯渠就政权工作中，部分党员存在着严重的闹独立性(特别在上层)和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作了《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和《关于整党问题》的发言，摆了大量现象，并对其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对新民主主义如何认识，这是政权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在政权工作中只强调形式，忽视内容；只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只强调团结，忽视必要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违背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形成右倾危险。他还说：对环境与任务的认识，这是我们制定政策和掌握政策的出发点。现在有些同志却无视边区处在革命战争环境这一根本特点，忽视养活军队、拥护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边区关起门来，单独建设，搞所谓的正规化，主张“百端俱举”、“样样是中心”，忽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这些也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这些错误，有意无意的抵制中央与西北局的领导，“这就是政府工作中闹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的主要根源。”(41)他号召从事政权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高级负责同志，要努力做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反对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清算自己和别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倾向，贯彻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 　　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的建设工作时，林伯渠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发言。他根据贺龙传达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精神，对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他说：我们摸索着做了一些事，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零零碎碎的。检讨边区财经工作的缺点，总起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方面，存在着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保守观念表现在单纯地为财政而财政，只看到有限的收入，而不想财政的来源。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批评说：我过去对财政工作做得不少，在辛亥革命后，办过地方财政，在国民党的中央做过财政工作，在南昌暴动时，做过财政工作，在中央苏区，也做过财政工作，老一套很多，这就容易产生保守思想。“我这种保守的观念，表现出来的就是为财政而财政，”“不从经济上来解决财政来源，而只是在财政数目字上来打圈子。”“现在我们的各级干部、财经干部应该懂得，在经济财政上，这种保守的观念是要不得的，这对于我们新民主义的经济、财政是不适合的，我们的财政要从大量的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42)在谈到财经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脱离抗日战争的时代，不顾边区的具体条件，作出了很大的计划，要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边区发展重工业，夸夸其谈空洞的理论和设想，一点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教条主义思想，也是完全要不得的，必须彻底纠正。第二，贯彻执行政策方面，如对减租减息、运盐等，许多同志也知道重要，但态度消极，听其自然，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因而未能很好贯彻。第三，工作作风方面，有官僚主义，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检查和总结经验。最后，他强调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在边区政府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问题，现在我们不仅要注意组织人力物力去发展生产，把生产很好的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关键。(2)讨把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联系起来。精兵简政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生产。精兵简政目的中的统一与节约，更要把握住，因为它和经济工作，财政工作，关系极大。(3)要树立建立革命家务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漠不关心，不检查不总结的领导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财政工作做好。 　　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对以下八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一)目前政府工作要集中力量于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改善领导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四)加强乡政权工作；(五)反对关门主义，巩固三三制政权；(六)开展拥军优抗运动；(七)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八)改造干部的思想作风。 　　林伯渠在高干会上的报告和发言，特别是关于三三制的论述，受到了与会者的共同赞许。 　　为加强中共西北中央局的领导，还在会议进行期间，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发出通知，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五人为西北局常委，林伯渠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 　　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全面检查总结阶段。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林伯渠在中央会议上多次批评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提出应解决所谓“罗明路线”及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问题。这时，他又回忆起此事，并写了《偶忆》一诗，以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43) 　　为了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规定的发展生产是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在实际工作中改善领导作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林伯渠又亲自深入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农村短短的十天，他耳闻目睹高干会后农村呈现出来的新气象，写下了《农村十日》一文。文章写道： 　　沿着延安到志丹的大道上，春雨润泽了肥沃的田野，路旁熟地大部已翻过下种，茁壮的麦苗向阳挺立着。显露在农民脸上的，是喜悦的颜色，他们一个个都赶牛到地里去了，家里只留下婆姨小娃。一路上运盐牲口络绎于途，南区合作社运盐队的小旗时常招展在人们的眼前，木板成了北上牲口主要驮运的货物。羊羔早下来了，随着大的羊群踯躅在青草葱茂的山坡上。 　　…… 　　两大任务是传达下去了，问到乡村干部，他们都可以告诉你今年要生产和学习，……“本来吗，老百姓搞的就是生产，政府替老百姓做事不搞生产搞什么呢”，当我问到一个村主任对生产任务的认识时，他这样表示出他的信心与热忱。 　　…… 　　在逐渐的进步中，我们已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风开始转变过来了，农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变着。在目前农忙的日子里，农村里找不到一个闲人，干部也都下乡了，活动在田陇间，山沟里。过去只忙于动员工作，平时无事的现象已经消灭，现在乡村工作是忙个不了，天天有新的内容，经常要去了解检查。正如一个乡村干部所说的，现在问题是具体的，老百姓和你讨论农贷、牛瘟、制纺车、合股买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级也不是用过去的作风应付得了，不能不切切实实做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出具体事实来。……(44) 　　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对农民在生产中许多具体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调查，使他掌握了领导边区工作的主动权，同时，也为彻底转变干部的领导作风树立了榜样。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一九四三年，在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林伯渠发表了《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一文，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能够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去继承我们民族一切最优秀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武装斗争的经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革命宝库中的珍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榜样。”(45)他坚信：只要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运用它去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在整风运动中，林伯渠经常说：“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更决定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一九四二年有这样一件事，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办公厅指定总务处科长廖德震料理冯的后事。在收殓时，廖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为了此事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批评廖的错误，林伯渠、谢觉哉等都参加了。会上，有的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要开除廖的党籍，一时持这种意见的还占了多数。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他冲锋在前和敌人搏斗。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的看这个同志。“批评帮助同志，就象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勇于改正错误。”林伯渠的发言，使廖德震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与会的年青党员也都明白了“治病救人”的深刻道理，大家一致同意免于对廖的处分。 　　林伯渠对老干部关怀备至。徐彬如是一位老党员，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大学做党的工作，曾和林伯渠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一九三一年由于在上海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被打成反党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抗战开始后，徐彬如在林伯渠领导下，在西安工作了两年多，一九三九年调回延安。林伯渠考虑徐彬如的经历，在工作安排上注意从各方面使他得到锻炼和提高，曾先后建议让他担任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和留守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林伯渠对徐彬如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被打击迫害的历史，深表同情。在整风运动中，他曾向毛泽东汇报过这个情况，并且要亲自带徐彬如去见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谈清楚。后来，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打电话对林伯渠说：“毛主席的工作很忙，你们不必找了。徐彬如的历史问题可以解决。”此后，对徐的历史问题便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直到一九七九年，徐彬如回忆林伯渠关怀干部的情景时，还激动得热泪盈眶。 　　雷经天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多年，中央调他到南方去工作。但他在担任高等法院院长期间，有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评，思想上有些包袱，也对边区政府有些意见。林伯渠亲自找他谈话，主动承担责任，做他的思想工作，解除思想上的疙瘩。林伯渠说：“过去政府对法院工作关心不够，每年最多讨论一次司法工作，使法院成了一个独立的山头，工作做好做坏凭自己，自觉性差的人就容易产生自流现象。近两年来，司法工作的任务比较明确，方法也比较对头，工作还是抓得紧的，成绩也很显著。你没有学过法律，对于搞司法工作，大家都经验不足，边府对法院工作也缺少经常检查，这在今后是应该加强和改进的。”(46)林伯渠推心置腹的谈话，使雷经天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王凌波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曾两次被捕入狱，均坚贞不屈。一九三七年九月被释放后，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一九四〇年冬到延安，任行政学院副院长(林伯渠兼院长)，为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王凌波工作非常刻苦，因劳累过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突患脑溢血。正在延安县检查整风学习的林伯渠，闻讯急驰行政学院。当时，王已不能说话了，医生正在诊治，林伯渠对医生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要什么药，我们设法找”，并且一直守护在王凌波的身旁。王凌波终因病势严重，抢救无效而逝世。林伯渠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的公祭会上，他流着泪报告王凌波战斗的一生和病殁的经过并执绋送葬。为悼念这位革命老战友，他在挽联中写道： 　　天胡为此醉兮，来从追捕，去若电火，一片丹心报党国。 　　我实愧公多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万株桃李迎门墙。(47) 　　林伯渠对干部既尊重，又信任。一九四二年九月，李维汉被中央派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康生的权力很大，手也伸得很长。李维汉到了边区政府后，康生借口李在历史上犯有某些错误，规定不让李看机密文件，有些会议也不能参加。林伯渠知道后很生气地说：“他是边府秘书长，不看文件，不参加会议，怎么搞工作呢!”井指示秘书处，凡送给他看的文件，一般都要送李维汉同志阅读。每当秘书送文件给林伯渠时，他还经常询问：“罗秘书长(48)看过没有?”在林伯渠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凡李维汉在场，他都要主动征求李的意见。 　　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林伯渠反对康生等人搞“逼供信”，保护了不少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就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员、陕北公学十九岁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随意夸大敌情，提出了开展反奸细斗争的任务。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夜，他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在延安逮捕了二百多名“特务”、“叛徒”、“反革命”和嫌疑分子。四月十二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他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机关的审干工作也开始了。康生又直接插手边区政府机关的审干工作，他认为边区政府不严密，要求研究审干的会议在保安处开，并亲自参加边府党组会议，这实际上是给林伯渠施加压力。 　　七月十五日，康生在八路军大礼堂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布已有四百五十八人“向党坦白悔过”，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在康生报告后的短短十多天里，边区政府系统就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是以坦白号召坦白，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第三次是控告。一时，剑拔弩张，形势咄咄逼人，“抢救运动”愈演愈烈，冤屈了不少同志。 　　由于康生利用张克勤年幼无知，一手制造了“红旗”党假案，涉及甘肃、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在“抢救运动”中，边区政府系统一百多人也被当做特务、特嫌、叛徒“抢救”。开始时，林伯渠不在延安，回来知道这种情况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一些他了解情况的革命同志。比如，“红旗党”的火也烧到了张曙时的头上，林伯渠便说：“张老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参加过南昌起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不要乱加怀疑。”林伯渠还亲自去看望张曙时，对他说：“我们都是老同志，都尝过‘左’的滋味，连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劝他要放宽心些。 　　林伯渠的秘书区棠亮，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因在广州时写过一些文章，也成为被“抢救”的对象。有人对她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打。从不发脾气的林伯渠，知道后拍着桌子说：“怎么能这样搞呢!”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有力地保护了区棠亮。 　　还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在一封电报的批示中就提出，对绝大多数轻重嫌疑分子不予逮捕，原则上不杀一人。但在“抢救运动”盛行的日子里，康生却想在延安开杀戒，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林伯渠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不同意。十月九日，毛泽东在给绥德反奸大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49)这样，才免除了一场错误肃反。 　　鉴于“抢救运动”造成的恶果，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即通常所说的九条方针)和毛泽东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精神，曾进行了多次的研究讨论，决定对所有的案子都要进行甄别。边区政府机关，在林伯渠领导下，成立了以帅孟奇为主任的甄别工作委员会，本着坚持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结论要同本人见面的精神，对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的案子，一一进行了甄别，许多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有少数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因受当时条件限制，一时无法查证的，则先暂时挂起来待以后再作结论。 　　一九四三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十月十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林伯渠也随着整个运动转入了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直到七大前夕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5、736页。 　　②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未刊稿)，1982年。 　　③ 《林主席报告新施政纲领》，《解放日报》，1941年5月19日。 　　④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9日。 　　⑤⑥ 参见林伯渠1944年3月25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⑦ 参见林伯渠1944年3月25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⑧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⑨ 《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 　　⑩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11)(12)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13) 《解放日报》，1943年8月9日。 　　(14) 《解放日报》，1945年7月12日。 　　(15)(16)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30、31页。 　　(17) 《解放日报》1941年7月10日。并参见《访邵清华谈话记录》(未刊稿)，1984年。 　　(18) 《访陈昌林谈话记录》(未刊稿)，1979年。 　　(19)(20) 《访陈昌林谈话记录》(未刊稿)，1979年6月。 　　(21)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22) 1941午6月3日下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小礼堂主持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间电闪雷鸣，小礼堂一根柱子被雷击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触电殒命。与此同时，雷电还打死农民一头驴，这个农民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件事发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下决心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 　　(23) 陕甘宁边区第二周参议会提案第八十一案。见《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24) 《解放日报》，1942年5月21日。 　　(2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3页。 　　(26) 《简政不是“减政”，是提高工作效率，林主席对县区乡长谈话》，《解放日报》，1942年9月24日。 　　(27) 吴满有，在1948年4月西府战役中被蒋军俘虏，因失节而被开除党籍。 　　(28) 指1931年以后陕北人民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 　　(29) 《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附说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232页。 　　(30)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43页。 　　(31) 《解放日报》，1943年2月26日。 　　(32) 鲁忠才是富县城关区副区长。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就是他领导进行的，故名曰《鲁忠才长征记》。 　　(33)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73页。 　　(34) 《毛泽东书信集》，第226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108页。 　　(36)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34页。 　　(37) 《续范亭诗文集》，第30页。 　　(38)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41页。 　　(39)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42页。 　　(40) 《解放日报》，1942年7月2日。 　　(41) 《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的发言大纲》，1953年11月6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 　　(42) 《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财经问题的发言》，1953年12月21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件。 　　(43)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56页。 　　(44) 《解放日报》，1943年5月30日。 　　(45) 《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46)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47) 《解放日报》，1942年6月7日。 　　(48) 李维汉，别名罗迈。 　　(49)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71页。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