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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林伯渠传》编写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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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酝酿笫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
自从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确定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林伯渠即开始参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方面，他不仅积极拥护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议，还直接参加了同国民党的谈判。
一九三六年初，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我国广大民众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中共的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在继续调集重兵“围剿”红军的同时，开始试探同中共进行接触，指示南京政府驻苏使馆的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谈判，希望中共能派人回国同南京国民党进行联络；在国内，则示意陈立夫等设法同陕北中共中央建立联系，进行秘密谈判。
一九三六年二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之托，请董健吾，张子华①前往陕北递送南京方面密函时，第一个站在瓦窑堡城门口欢迎他们的便是林伯渠。这时红军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已去山西，周恩来在清涧折家坪红二十八军，所以接待他们的工作便落到了林伯渠和博古等人身上。林伯渠与宋庆龄多年失掉联系，现在见到她派来的使者，分外高兴。董、张到后第二天，林伯渠即陪同他们会见博古，转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详细地询问了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
博古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张闻天等。毛泽东、张闻天曾打算要博古、董健吾、张子华、周恩来等同到前方商议此事，后因董急于回上海复命，遂于三月四日与彭德怀联名给博古转董健吾一封电报，请董转告南京。其电文是：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
四号十二时②
在董健吾返回南京时，林伯渠特意交给董三枚江西中央苏区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一套纸币，请他转交给宋庆龄，以资纪念。
在董健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前后，中共与杨虎城、张学良的统战工作也有了进展。为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与南京当局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问题，三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了扩大会议。林伯渠从陕北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完全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赞同张闻天、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与军事战略方针和外交(指与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并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第一，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完全赞同“以发展求巩固”的观点，拥护中央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的口号，以便尽快实现红军直接对日作战。他说：“现在应用发展求巩固”，“东下是大家同意的，如毛(泽东)所定，应把力量用向矛盾的集中点去”，“到河北更可扩红”，扩大我们的影响，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还详细列举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收支情况，提出即使从筹款的角度来看，也“非向东不可”。
第二，他在会上还提出，为了领导抗日战争，应尽快地把我们的力量搞得大些，“扩红应为十万”，批评李德反对红军东征，害怕红军东征会“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他说：“李德提议，不能赞同。他不动，不扩大……对敌我力量估计不对，恐怕红军行动替苏联惹祸”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说，我们现在“已是主体”，根据民族革命战争前发展，“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扩大的准备”。为此，他积极赞同毛泽东关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到北方来”的观点。说“一、二年前各处去发展，现在已渐入合综之时”。红军主力集中到北方，行动“则更可合拍”，增加我们的威望，便于打开同各方面的联系。
第三，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抗日新局面，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特别提出培养干部的问题。他说：“形势甚好，干部非常要紧，经过锻炼者已不少，但还应及早多为培养。方法，除加强原有干部的培养，加强政治工作以外，还要在工会中及其他革命群众中找些人来。红校应成为二千人的组织，还有各系统的教育工作。”为了改进和加强干部工作，他还提出对过去在干部工作中“有些不应有之事”应该加以解决，恢复一些人的原有待遇，甚至提得更高些。使用干部要“知人善任”，对“工农干部，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工作的检查，不要乱戴高帽子”。
林伯渠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彭德怀、杨尚昆在发言中，就曾明确表示赞同林伯渠关于扩红和干部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也说：“扩红，同意伯渠精神。”这次扩大会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五项条件，并明确指出：日本是最主要的敌人，国民党内正在分化，蒋介石、张学良都在动摇中，中央提出的五项谈判条件，不仅是对南京的也是与一切人交涉的基本条件和内容。会议还确定，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实际上就已经正式确定了与蒋介石直接进行联络与谈判的方针。
三月扩大会议后，与董健吾同到陕北的张子华，同冯雪峰一起去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联络。不久，中共北方党组织还指派周小舟和吕振羽，携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信件，到南京同国民党指定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五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从另一条线也开始了同南京国民党进行接触。在这期间，林伯渠也给南京覃振等国民党内的老朋友写信，以促成国共两党的谈判。这样，六、八两月便又有了南京的“两次来件”，和八、九两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次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对南京的方针”问题。在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过程中，中共中央还先后发出了《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许多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林伯渠出席了八、九两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完全赞同中央关于“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的估计，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并准备改变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形式及党的土地政策，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为了使全党和干部了解这一新的形势，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他还向党中央建议设立经济、国防、抗战、外交等各种专门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作出有计划的有次序的解释；提出应进一步改进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指名批评了过去有的同志在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并说“我们是中国党，同时是国际党，我们应创造很多的经验，(使之)成为国际的经验。”
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致中国国民党书》影响很大，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等及天津《益世报》记者看后，都深为感动。此后，因全国民众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内战、要求一致对日的呼声与日俱增，蒋介石虽仍力求与日本妥协，想通过军事压力逼中共就范，但难以再继续其“剿共”的政策。后来的西安事变，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发生的。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林伯渠完全拥护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事变的第二天，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这一事变，一方面应避免敌人造谣，使我们的朋友相信。同时，我们也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应多做些事，特别对群众组织上，更要多做些。对群众联系，我们应负责任。我们应多动员些干部到西安去……对西安报纸，应积极帮助，争取公开宣传。”后来，周恩来、博古到西安，使这一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坚决的拥护和平，停止内战，我们一贯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事件趋向结束，重要的是要有保障。现在我们应想一想，西安事件不比两广事件，我们忠诚抗日，蒋介石也晓得的……现在的解决，虽然有些缩小，但精神还是存在的。”在这次会上他还提出，此事应在红军中“好好的解释”，说明一方面要“求得和平的保障”；一方面“还是要时时准备着，对张、杨的部队也要同他们商量做两方面的准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要帮助张、杨有办法解决”。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提供了前提。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提出只要国民党接受中共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日等项要求，中共则将改变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执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将工农政府改为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随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也基本上接受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则，表示要和平统一，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由内战转向抗日。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也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活动。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就初步形成了。作为曾经是老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党员并且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的林伯渠，对于这一重大变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浮想连翩。在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比较系统地讲了对当时形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看法。他说：
(1)对于(国民党)三中全会特点，我觉得有两个须提出：第一，和平初步实现，基本上结束了国民党十年错误政策；第二，国内战争的形式，现在不是成败的公式。在这过渡时期，我们要加紧工作。和平是实现了，但实现民主的任务更重要。
(2)国共合作的问题。现在的合作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形式是不同的，我觉得党内合作是不可能的，将来的形式是党外合作。对于群众工作的方式，我们要更加活泼的运用。目前最主要的是民主，有些形式，如读“遗嘱”(按：指孙中山遗嘱)，(宣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可以做的。
(3)领导权问题。这就是怎样来教育群众又组织群众的问题，所谓领导权是实际的领导权，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军队工作。在军队中要发展党的组织。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批评与抑制这一工作，对农民、工人运动同样采取制止的行动，这是不对的。我们以后应在实际工作中取得领导权，在实现民主上应做许多工作，要在各方面进行工作，不是口头上争取领导权。
(4)因为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发展与加强党的组织。第一，干部问题，派出去的同志，必须是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他的路线要和党一样。第二，在苏区党的工作、小组会、支部会等要加强起来，有些支部很久不开会，部长不参加支部生活是不对的。第三，发展党组织要多吸收产业无产阶级，对党员成分的调剂要特别注意。第四，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要使党员懂得现在所采取的政策的道理，要懂得我们为什么要退让的大道理，在活动分子会、小组会上要很详细地讨论。这次大会的决议，要清楚地深入地传达。第五，对党外作解释应有宣言，关于左派问题应有说明，应该广泛地传达。第六，为得要实现这些事，我们应办日报，在西安办一个报，至少要办三日刊。还有些小事情，要注意节省，不要同化于白区；要尽量扩大民主，会说话的同志要缓说。
林伯渠的这些意见，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有些意见，如重提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与重新教育干部等问题，还被随后党中央发布的文件所吸收。他提的这些意见，即使是所谓“小事情”，如“不要同化于白区”等，也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为最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林伯渠同周恩来、博古前往上海、庐山，与国民党中央直接进行谈判。六月间，中共中央即决定周恩来再次见蒋介石时增加博古与林伯渠，“以便讨论纲领，与蒋切实商谈国防计划及修改和召开国防会议问题”③。七月初，他们抵沪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发动芦沟桥事变，蒋介石上了庐山。他们经过与蒋鼎文、宋子文交涉，于七月十五日又到了庐山，并于当日开始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进行谈判，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这时，国民党正在庐山召开所谓第一期谈话会，蒋介石对日的态度有了变化，提出芦沟桥事件的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④。但他对日仍存有幻想，希望能以和平外交的方法解决芦沟桥事件。在这次谈话会上，何应钦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若开战，七日之内中国必亡；孔祥熙也说，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还向蒋介石提出所谓“十四字箴言”，即“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⑤。正因为蒋介石等对日存有幻想和缺乏抗战信心，他们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扣住不发，在谈判中仍然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直属行营，在三个师上不准设立总指挥部，师参谋长由南京政府调任，师的经理(即供给)和教育工作须直属行营，政治部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且不同意中共提出的有关政治部的人选。本来，一些大学教授和国民党地方政府县长以上的官吏都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蒋介石为限制中共公开活动，却不准周恩来等出席。由于蒋介石等不肯让步，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遂决定暂停与蒋介石谈判。这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便又离开庐山，“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⑥。
在赴沪途中，林伯渠在南京见到了多年失去联系的女儿秉衡、秉佑和秉元。九一八事变后，他夫人伍复明回湖南老家时，秉衡为分担母亲的负担，通过林伯渠的老友覃振在南京谋了一个出纳的差事，独自带领两个妹妹生活。一天，秉衡突然从堂弟秉德那里获知父亲已到南京，便带着两个妹妹到处去寻找，终于在程潜公馆见到了分别近十年的老父。姐妹三人顿时热泪盈眶，林伯渠也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紧紧拉着她们。但他们这次会见，没有说上几句话，林伯渠便又同程潜匆匆去了火车站。家中之事，直到他在上海见到老友于若愚(哲士)之后，才略知一、二。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电党中央，报告他们已到上海，并向中央提出无论如何须着手进行下列各事：
一、立即自行改成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各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地方经费须尽量减少。
二、前后方经费须尽可能节省之。
三、请准备“八一”前后召集政治局会议，彭、任、贺、刘、肖、张到会讨论大计，我们按时赶回。
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无重大原则问题需要讨论，而且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有的在陕西云阳镇，有的在甘肃庆阳，来延安开会往返需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影响红军迅速改编与出动抗日，因此，没有接受周恩来等关于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七月二十七日，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西安后，中共中央要他们“即去云阳商定改编”。在这一指示电中，中央还提出，可以将下列各点请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达蒋介石：
(一)八月十五号则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
(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
(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劲光为副，军饷照给。
(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
(五)担任绥远方面之线。
(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⑦
稍后，毛泽东、张闻天还指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去云阳商定改编时应一并商定我军之作战原则，提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点，给日寇以相当打击”⑧。并告知他们，以上原则，在与前方各同志商定后，可以转告国民党。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月初，林伯渠随同周恩来、博古前往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云阳，他们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多次讨论，并几乎是每日同毛泽东、张闻天进行电商，迅速确定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和出动抗日的具体方案，商定了红军在抗日持久战中的作战方针，和准备面交南京政府的国防计划，确定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八月六日，林伯渠与周恩来、博古、朱德、叶剑英回到西安。九日，周、朱、叶去南京，不久博古因事返回延安，林伯渠则继续留在西安，筹集红军经费。他与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季壮、李涛等，问蒋鼎文等各方面进行交涉，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八万元经费。八月十六日，林伯渠还就部队军饷和红军改编后的遣散费等事向党中央建议，请周恩来等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就近商呈蒋委员长核准，将八月份经费，按照新编制即日一次拨发，并将善后款六十万元一同交下，俾得便利一切。”
由于周恩来等再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平津失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全国军民迫切要求抗战，八月二十二日，南京政府终于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林彪、贺龙、刘伯承分别为其下辖的三个师的师长，但它仍拒绝发表中共提出的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宣言。同日，周恩来回到西安(朱德已于十六日乘飞机抵西安后去云阳)，林伯渠即与周恩来同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和国共两党合作及军事战略等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林伯渠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向中央提出：“关于边区问题如人选、经费、武装等，须于本期会上讨论，明确规定与南京交涉妥当，免致部队行动后发生窒碍。”⑨在这次会上，他还就军事战略、军委组织、培养干部和经费等问题发了言，提出：红军在抗战中，负有复兴民族的责任，要使我们的力量使用得更广泛些，能够在全国的战略上发挥作用，以满足全国的仰望。我们既要组织全国的抗战，又要注意敏捷与机警些，巩固后方。他还提出，部队应设补充团，积极培养干部，扩大“抗大”。现在经济、粮食困难，可以将“抗大”分为两部分，在延安只训练高级指挥人员，而连长等军事干部则可在前方进行训练。
洛川会议之后，中国工农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先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九月二十二日，南京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国共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就最终宣告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正式形成。林伯渠从一九三六年春开始就赞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为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奔走于西安、南京、上海与庐山之间，现在看到国共两党终于重新合作，感到无比欣慰。他坚信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必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伟大的前途。
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
在林伯渠出席洛川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三日决定由林伯渠、董必武、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长江沿岸的中共代表，调伍云甫去西安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九月六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陕甘宁特区政府正式宣布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下设民政、建设、教育、财政四厅和粮食、税务两局。因已决定林伯渠任长江沿岸中共代表，中共中央决定，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由张国焘负责。
自洛川会议以后，林伯渠就集中全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经常驻在西安。
当时，西安是进出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国民党西北行营的驻地。中共和八路军对外交涉，领取分发经费、弹药，各地人员往来，运送各种物资，都要在此地进行或者经过此地。中共在西安的机构，除八路军办事处以外，还有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央社会部(对外称农委)等部门，中央决定各部门的工作都“由林老负政治上的指导责任。”此外，林伯渠还兼顾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工作，凡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需与行营交涉者”，都由他统一处理。
林伯渠在西安的任务很多，但中心是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到后没有几天，接到湘鄂赣边区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的来信，报告他们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即：一、湘鄂赣红军改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武汉行营派副官主任和军需主任各一人；二、以嘉义、长寿两处为集中地点，本月底为第一期点验，十月底为第二期点验，点验期内伙食一元，点验后照国军一样待遇；三、湘鄂赣原有红军根据地改为特区的问题未解决，行营称由双方中央去解决为宜⑩。林伯渠鉴于不久前闽西红军何鸣部一千余人被骗缴械的教训，感到此事关系重大，立即将此事报告了中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很快给林伯渠回电，要他迅速通知湘鄂赣边区代表停止谈判。电文是：
林并致董老：
(甲)湘鄂赣在武汉的谈判，根本错误，请兄不待董到即行通知在汉代表，停止谈判。
(乙)董老已在中部(即现在的黄陵县)途中。
(丙)请告董老到鄂后，立令湘鄂赣代表回去，由傅秋涛换派新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
(丁)董老到后，坚持下列原则：
(一)部队包办，国民党不得插一个人。
(二)一定防区，此防区背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争驻大地方。
(三)一定的足够的饷款。
(戊)对鄂豫皖边区，谈判原则同上。(11)
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张闻天还联名给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林伯渠、董必武发出一电，通报了湘鄂赣代表与武汉行营谈判时的错误，并询问鄂豫皖边区的郑位三是否已到南京，要博古、叶剑英“严嘱郑位三”，必须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进行谈判，“不得蹈湘鄂赣及闽粤边区之覆辙”。这封电报还提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后来，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林伯渠虽没有直接参与，但在抗战初期他及时地将湘鄂赣红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报告中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林伯渠初到西安时，还接待了陈独秀派来的代表罗汉，一度参与处理托陈取消派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陈独秀出狱后，罗汉在南京找到叶剑英等，说陈独秀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叶剑英认为此事重大，应与中央商议决定，要罗汉去延安接淡。九月初，罗汉与李侠公到西安，向林伯渠转告了叶剑英的意见，林便打电报给张闻天，说叶剑英介绍罗汉、李侠公要去见你，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并给他们以工作。九月八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准予罗、李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九月九日，林伯渠将罗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拍发延安，罗电的主要内容是说：仲甫等已经出狱，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敬劝他们回党工作。九月十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林伯渠，提出对托派分子几条原则，并要他转告罗汉。这几条原则是：
(甲)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
张闻天、毛泽东还将这一电报内容，转告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和在上海的潘汉年、刘晓，望他们在同陈独秀及其他托派分子接触中，掌握上述原则。此事，虽因陈独秀拒绝公开发表声明而未获解决，但中央提出的“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有着重大意义。林伯渠后来就接待过许多犯过错误或因其他原因离开中共，但又愿意抗日的人员，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
林伯渠在西安还就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问题，多次同西安行营蒋鼎文进行交涉，与南京政府指派的代表彭昭贤、谷正鼎、郭械嬛等谈判。当时国民党不但拒绝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而且坚持要委任一九二七年即追随蒋介石反共的丁维汾为陕北行政区主席，并极力企图缩小边区的范围。林伯渠在同他们交涉、谈判的过程中，坚定地坚持了我党的立场，驳斥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出席第一次参政会期间，他直接找蒋介石交涉，迫使蒋核准将此问题“交孔祥熙解决”。九月间，他还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改省计划案》，提出援照四川成立西康省的先例，将陕甘宁边区改为河套省，下辖三省边界地区四十五县。为了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边区人民的利益，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根据毛泽东关于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保证民主制度，争取早日解决，但须不伤原则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民主选举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员和法院院长，以回答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取消边区的企图。此事，后来孔祥熙虽当面向林伯渠表示：“允许陕甘宁边区定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区域之一”，行政院并一度承认以十八县为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另外五县为八路军河防部队之警备及补给区，然而国民党政府故意拖延，一直未正式明确承认边区政府。
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都必须发动群众。林伯渠在西安期间，十分重视发动和组织民众，他初到西安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就提出：“现在大多数群众团体与有些左派、甚至非左派分子，其爱护八路军、共产党主张之热烈情绪，真有与爱护自己的分子一样。”建议中央应充分估计这种形势，利用时机，“加速地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尽量将干部派在(各)工作战线上”(12)。一九三七年十月，他与中共陕西省委支持和领导了西安各民众团体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和游行，批评国民党“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的错误政策，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救国抗战的自由。他还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商定，由徐彬如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络人，经常与国民党省党部接洽，解决有关民众运动的问题，以避免误会和纠纷。请求中共中央速派徐冰来西安，以加强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开展国共两党的合作。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借口“未经合法登记”，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逮捕救亡团体的负责人。林伯渠协同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交涉，动员社会舆论和社会人士，迫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了被捕的五个青年，使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继续开展活动，并引导救亡团体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林伯渠在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利用他广泛的社会联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主动地对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当时国民党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原是杨虎城的部下，林伯渠对他就做过许多工作，不但使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到处说共产党确是政党的风度”，而且使他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也较陕西国民党省党部有了明显的不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林伯渠初到西安时的主要谈判对手和工作对象，为交涉办理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粮、被服、军械等给养事宜，谈判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林伯渠经常与他晤谈或书信来往。为了影响蒋鼎文，他还广交蒋部下的厅长、秘书和处长等，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九年程潜继任行营主任(番号为天水行营，驻西安)，当时，他对政治局势不甚了解，对中共虽无成见，但被假情报所蒙蔽，却说共产党好起事端，扩充势力，对有田六十亩以上的均要没收，等等。曾劝中共从政治方面向全国发展，不应该在军事上“满天飞”，说他个人很苦闷，只能尽技士作用，对西北问题无权处理，但对抗战一事，愿尽个人责任。林伯渠与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过事，私交尚好，便与他促膝倾谈，义正词严而又耐心细致地加以解释和疏导。程潜的态度因此迅速好转，并答应批准发放子弹，放行五部车床，负责解决八路军办事处的其他困难问题(13)。
与此同时，林伯渠也极力在民主人士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曾多次在西安接待爱国知名人士，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汉三、杨亦周、刘治州、高崇民等，同他们恳商抗战大计。西北地区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在西安事变以后，积极拥护中共的主张，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林伯渠在政治上对他十分关怀，一九三八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即亲自送他一本，后来又多次同他交谈读后感，着重讲了第四章第二节和结束语的重大意义。这对杜斌丞提高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有极大的启发和促进。他们互相学习，也互相尊重。杜斌丞曾说，他与林伯渠之间是“心往神交”，林是他的“良师益友”。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辞去陕西省政府委员。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几次电召甚至派飞机接他，他都不为所动。一九四七年杜斌丞被国民党杀害，林伯渠在悼念诗中称赞他为：“桥陵间气挺人豪，秋水襟怀松柏操”，“誓将热血培民主，唤醒睡狮吼怒涛。”(14)
林伯渠对陕西省以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也做过许多统战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八路军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影响下，想学习八路军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经验，在他的部队中建立战地工作团，林伯渠和他的秘书赵荣声(中共党员)一起，即帮助他招募人员，动员准备赴延安的学生和抗大毕业生到他那里工作。后来，卫立煌派赵荣声到西安询问他能否参加共产党时，林伯渠在听取赵的汇报后，还要赵转告卫立煌，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同样可以对中国革命作出贡献，并叮嘱赵，此事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以防不测。据赵荣声回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刘少奇路过河南时，约他到八路军渑池兵站谈话，还通知他不要在国民党军队中挖蒋介石的墙脚，并说中央已经决定撤退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有中共秘密党组织，中共党员需要留下继续工作的，可以保留党籍，但要停止组织生活和组织联系。一九三九年卫立煌移驻洛阳，林伯渠奉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向豫西特委书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子久传达过中央对卫立煌工作的指示，研究如何做卫立煌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对抗日比较坚决，对八路军的态度比较友好，在蒋介石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中，不愿将事态扩大，甚至采取中立态度。这自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同林伯渠的上述活动也是分不开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大同失守后，郭春涛由太原经西安去四川刘湘处，因郭曾在大革命时同林伯渠共过事，林便请他做刘湘的工作，并介绍当时准备入川，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与郭会面，请郭帮助罗在四川开展工作。随后，刘湘即派代表至西安会见林伯渠，要求延安给他派几个军事干部，“籍资助理与联络”。这年十月底，郭春涛再次到西安，又向林伯渠汇报刘湘的情况，并提出加强刘处工作的意见，十月二十九日，林伯渠在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中，曾详细地报告了他这次会见郭春涛的情况，提出蒋介石已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的态度近来已有改变，倾向于我，希望我方能派懂得游击战术的干部，充任他的顾问或参谋。郭春涛准备去第七战区作政治工作，也提出希望我方派干部协助他工作，并供给他有关政治动员的材料。刘湘处的工作，后来虽因刘湘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武汉病故，第七战区旋即被宣布撤销，而未能按原定计议进行下去，但从此中共在川军中的统战工作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初，西安“八办”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专门从事川军的联系工作，并掩护中共川北地下党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刘湘旧部潘文华的起义，都同这个时期所进行的统战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林伯渠在西安，或利用去武汉和重庆的机会，还作过许多团结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工作。一九四〇年三月，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发起人、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等一行五人飞抵重庆。林伯渠与叶剑英、董必武专程到嘉陵招待所拜访，就国共两党磨擦事同陈诚恳地进行交谈。中共中央南方局还为陈举行欢迎会，林伯渠、叶剑英和陈嘉庚相继致词，互道友谊。陈嘉庚是华侨的著名领袖，十分敬佩中共的抗日主张和作风，他在动员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在重庆作国事访问。林伯渠与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等前往会见，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的情况，以及苏德协定及其对欧洲和远东的影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在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林伯渠总是满腔热忱，不卑不亢，因人而异，深入细致地做各种人的思想工作。他经常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败它。不然，不管你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无党派，都得当亡国奴。他还经常引用历史掌故，如讲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等，来说明只有团结才能抵御外侮的道理。
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
抗战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15)。林伯渠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期间，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叛逃时，林伯渠就同他进行了斗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和反党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尽力挽救他，等待他的觉悟，仍然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任命他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要他主持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但张国焘却不肯改正错误，对党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提出把蒋介石解到保安，主张杀蒋，怀疑和反对党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抗战开始后，他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对回到边区的一部分地主富农，利用统一战线政策、强迫农民交还已被没收的土地，完全采取放任态度，“使地主收回了很多土地”(16)。直到一九三八年发布了毛泽东写的《陕甘宁边区、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之后，才制止了部分地主富农收回土地的行为，纠正了这种右倾错误。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去中部县祭扫黄帝陵。扫墓之后，他托词“要到西安去找林主席”，叫秘书和警卫班先回延安，自己带着警卫员张海直奔西安(17)。可是到西安后，他却住进了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当林伯渠得知他已到西安，要他来八路军办事处居住，他不但拒绝来，而且拒绝同林伯渠会面。直到四月七日，他带着张海来到西安火车站，才交给张海一个电话号码，叫他打电话约林伯渠到车站会面。但当林伯渠赶到车站时，他却钻到国民党一列军用专车内，不肯下车。林伯渠对他说：“你先下车，有什么话，到办事处再谈。”双方争执了五、六分钟，他死活都不肯下车。最后当火车将要开动时，他还耍了一个花招说：“我要到武汉去找周副主席”(18)。这个可耻的叛徒，就这样乘着这列火车，驶向了罪恶的深渊。林伯渠回到办事处，立即将事情的原委电告中共中央和在武汉的周恩来，并告知张国焘正在去武汉的途中。
张国焘到武汉后，仍拒绝周恩来等对他的多方挽救。他在会见蒋介石时，说“在外糊涂多时”，表示要投靠国民党，并于四月十七日发表了脱离共产党的书面声明。为维护党的纪律，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予以公布。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发布了命令，决定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兼代主席的一切职务。
大约在张国焘离开西安半个月后，他的妻子杨子烈，带着七、八岁的男孩也来到了办事处。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张国焘糊涂，声言要去劝说他回来。办事处的熊天荆表示要去好好做做杨的思想工作。林伯渠说，没什么可做的了，她连孩子、行李都带上了，要去武汉劝说，何必带这些呢?明摆着要走嘛!后来事实证明，她也是一去不复返，同张国焘一起当了可耻的叛徒。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随后又正式组织国民参政会，由汪精卫、张伯苓分别任正副议长，并以重要文化团体“著有信望”者的名义，聘请中共毛泽东、陈绍禹、奏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为参政员，决定于七月六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因此，林伯渠在反对张国焘叛逃之后，很快又在参政会中参加了反对汪精卫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从七月六日开幕到十五日结束，共开了十天。政府指定的二百名参政员，除少数未能出席以外，其他人都到了会。会前，中共方面的七名参政员，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进步，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表示愿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共同努力，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毛泽东在致会议请假的电报中还提出：“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19)关于这次会议的进行情况和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会中的活动，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林伯渠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曾做过详细的汇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国民参政会之观感》，在《解放》周刊第四十九期上发表。
这次会议开幕前，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邀请部分参政员聚餐时就公开表示，不同意汪精卫提出的“在朝在野党”的意见，说大敌当前，“不应有在朝在野的分别”，各党各派都应“捐弃成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会议开始后，汪精卫等提出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案时，林伯渠等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参政员的支持，打消了“汪案”。在会议讨论外交提案时，他们还对汪精卫等提出的实行“德意路线”，反对“英、美、法、苏路线”的提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应联合英、美、法、苏的提案。
为了团结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发动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会上还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的提案，得到许多参政员的连署(共六十五人)，为会议所通过。他们还积极支持沈钧儒等提出的，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政府应决心保卫武汉，促进民众运动发展的提案。
尽管国民党拒绝承认其他党派，但一届一次参政会的举行，等于是公开承认了各党各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这次会上，把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和投降派区别开来，坚决反对汪精卫等对日妥协的投降派，拥护政府抗战，提倡精诚团结，提请政府改善行政机构，建立各级民意机构，开放民众运动等提案和主张，不但得到各小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许多国民党人也都表示赞同，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曾经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20)。”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中的活动，完全符合这一精神。
抗日战争时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是互相联系着的。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投降主义倾向，主要代表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回国后，就不断地宣传、推行投降主义。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抗战。他的统一战线，就是上层拉拢，而看不到建立下层群众基础的重要。他不但轻视各小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还非常害怕扩大中共领导的军队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影响国共合作。起初，林伯渠也曾被他引用那样多的马恩列斯的话，以及“洋钦差”的架式所蒙蔽，但在一九三八年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前后，他就逐渐感到王明这一套不对头，而且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狂妄。当时，林伯渠看到王明在武汉写了有关全国性的东西，曾向他提出“应与中央商量”，王明不但不接受，反而说“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
林伯渠在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不久，即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至十月下旬，出席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竭诚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完全赞同会议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批评。他在发言中回顾了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明确指出：我党不但已经能够自己纠正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后，“没有犯党的路线的错误”，我党“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在全国人民中之影响”，“确是比别党的人强些”，“这是我们党足以自豪的!”他在发言中还讲了“怎样认识国民党”、“国共合作”和“党与政权”的问题，汇报了他在西安的工作及与国民党的斗争情况，提出我党“因环境关系，采取一些分权”是必要的，同时又应“防止割据现象”，“各地方党组织要经常向党中央作报告”，党应注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两面派应特别注意之。”林伯渠在这次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在进行期间，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国民参政会决定于十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召开一届二次会议。所以，六中全会还未结束，林伯渠与吴玉章、陈绍禹便又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参加参政会(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已先期到达重庆)。
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和主和派，在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更加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而企图对日妥协，甚至投降。因此，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这次会上与投降派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这次会议，不仅通过了陈绍禹等六名中共参政员领衔提出，并得到张澜、史良、沈钧儒、邹韬奋等六十七人联署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还通过了陈嘉庚提出的《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案。当时，陈嘉庚在新加坡，会议召开时，他以参政员的身份打来电报，向会议提出此案。因按参政会的议事规则规定，任何参政员的提案，均须详具理由，并有参政员十二人联署才能成立，汪精卫等投降派便借此极力反对此案。他们甚至挖苦说：“照这样说来，我们的外交官都得辞职。”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则积极支持陈案，其他许多参政员亦纷纷签字表示支持。邹韬奋就曾说，“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21)因为得到许多参政员的热烈支持，最后，会议虽将此案的文字改为《敌人未驱出国土以前，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还是通过了此案。
为反对汪精卫等投降派，林伯渠在这次会议上，还领衔提出《严惩汉奸傀儡案》，并得到大会通过。《提案》明确指出：
抗战年余，全国军民莫不忠勇奋发，前仆后继，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奋斗，不幸有少数丧心病狂之徒，甘为日寇利用，粉墨登场，僭称政府。此辈民族叛徒，本会第一次大会宣言，已明白申斥之为“敌阀之俘囚，民族之败类”。日前因广州、武汉相继陷落，日寇阴谋更欲使南北傀儡合流，树立规模更大之傀儡政权，藉以蒙蔽世界，并假之以树立其在占领区域之统治。因之，必须对此辈甘心为虎作伥之民族叛徒，加以严惩。此不仅为维持我大中华民族之光荣所必需，抑且为打击敌寇阴谋，争取抗战胜利之必要步骤。(22)《提案》提出的惩治汉奸傀儡的具体办法是：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一切参加南北及各省傀儡组织之民族败类，削除其国籍，并公告全国人民，人人得诛之。
(二)国民政府应明令没收此类傀儡之一切财产，以充抗日经费。
(三)对被迫参加伪组织之人员，国民政府应明令劝告限期脱离伪组织，容其自新，否则，即依(一)、(二)两项办法严惩之。(23)
这一提案的提出和通过，有力地打击了汪精卫等投降派，对一切傀儡汉奸也都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汪精卫及其影响下的走卒，在这次会议上一无所获，反而进一步暴露了真面目，会议过后不久，他们即相继逃之夭夭，叛国降日。因此蒋介石便替代汪精卫成了参政会的议长。
一九三九年二月，林伯渠再次来到重庆出席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这时，由于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由抗战初期比较积极地抗日，逐渐转入消极抗战，对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不断进行挑衅。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就给中共南方局并林伯渠发出指示，提出：“对此次参政会我们应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24)。根据中央的指示，林伯渠、董必武等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要求国民政府对各党派给以法律上的保障。同时，还团结其他进步参政员，使会议通过了请政府有效地实施以前参政会通过各案的建议。
蒋介石在这次会上，虽然也一般地表示要坚持抗战，如说“不战便会亡国，亡国便会灭种”等，但是他演说总的精神，却正如林伯渠三月二十二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时所讲的，是“企图依靠英美力量压制日本，造成妥协局面”；他所说的抗战必有胜利把握，也主要是想“依靠英美取得胜利”。蒋介石在会上的演说还大谈“军政时期的重要”，影射攻击董必武说，“有人盲目提倡民主是对抗战有害的”，企图用团结的名义来反对和限制中共。
为反对蒋介石妄图限制中共，依靠英美抗日的思想，促使蒋及国民党当局的反省，在这次会议后，林伯渠还著文指出：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只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抗战建国事业的胜利才有保证。”“应该深信我们民族的伟大力量一定可以最后战胜敌人”，我们固然不放弃争取国际的援助，但“主要地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25)。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来，中共同蒋介石集团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次会议之后，这一斗争更加剧了。会议二月二十一日结束，二十三日，蒋介石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与此同时，他还指定陈立夫、徐恩曾、张冲、陈诚、康泽五人组成防共委员会，亲令河北、山西、陕西的国民党“于三个月内控制共党”。林伯渠不但在国民参政会上同国民党的投降派、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还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宣侠父，就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勒死，投入西安下马陵的枯井中。接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派在火车站看守仓库的四位同志也先后“失踪”。林伯渠为此事，向西安警备司令部提出强烈抗议，多次与蒋鼎文进行交涉，要他负责把人交出来。他还将宣侠父“失踪”事件，报告了在武汉的周恩来，请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开始国民党矢口否认，后来，经周恩来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介石才只好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违反纪律，我自有权制裁。实际上承认了宣侠父是他下令杀害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假造所谓陕北二十三县人民反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意见书，由孔祥熙转交给林伯渠。对此，林伯渠当即致书孔祥熙，痛加驳斥，指出这些依样葫芦的文电，纯系少数奸徒“借端挑拨破坏”(26)。三月间，他还为此事著文，严正指出：一些不明大义、成见很深的顽固分子，始终抱着反共情绪，进行反对边区的各种阴谋活动，造谣中伤，伪造情报，借端生事，引起纠纷，甚至冒民众团体的名义，要求取消边区。这些就是发生磨擦的主要原因。对于那些贻害抗战，破坏团结的行动，我们决不能不予以纠正。(27)
从一九三八年冬开始，在西安及其附近连续发生了扣押八路军人员的事件。例如，这年十二月，八路军少将参谋陈希愈等六人赴前线，途经咸阳时被检查站扣留，解押西安新城中。同月，八路军教官苏克兰，被羁押西安警备司令部，时逾半载，不予释放，至生病咯血，岌岌可危。一九三九年四月，八路军教导队孔繁阁等十七人，在西安北门外，被驻军二十八师补充团“奉命”扣押。同月，中部县县长将八路军陈鉴等二十七人无理扣押六天。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为了制止此类违法事件，林伯渠急电蒋介石，指出，抗战时期，“团结更为重要”，“八路军为国军之一部分，在国境内因公务关系，当有来往之自由，其他友军不能无理扣留，加以歧视。”而国民党有关军警，却“压抑士气，玩弄干部”，“致令抗战军人呻吟囹圄。实违集中力量共赴国难之旨，抑且影响前方军人”。因此，当局应该“令饬制止，并严禁以后发生同样事件”(28)。与此同时，他还将电报全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这一卑劣行径。通过这一斗争，加上其他的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释放了被扣人员。
八路军的物资、车辆等，本来就非常有限，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经常采取非法手段进行侵占和偷窃。当时西安办事处有五辆卡车。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把车开到西郊疏散隐蔽，国民党特务乘机绑架我看守人员，然后告知胡宗南部汽车团，将车劫走。一个被绑架的同志逃了出来，报告办事处。林伯渠和伍云甫一面迅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追赶，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说明我们要登报公布这一事件。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在大街上截住了被抢走的汽车，强令国民党特务将车开到七贤庄，夺回了全部汽车(29)。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命令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八路军防地栒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亦组织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扰乱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坚决主张给顽固派以有力的还击。还在九月间，他就向中央提出：“安边、神木等顽固县长之武力进扰，可以及时用加倍力量消灭或逮捕之，然后再与其当面讲道理较好。”(30)十二月初，中共中央为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将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由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区，林伯渠一方面在西安积极争取天水行营程潜准许“王旅过河”，同时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对“何绍南之造谣应尽量揭露，(由)肖(劲光)径报蒋(鼎文)、程(潜)，并通知我处。”(31)这时，林伯渠从天水行营觅得国民党军委发出的《共党处置办法实施方案》后，他还以“万万火急”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南方局，提出应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严重交涉。
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林伯渠还与彭德怀一起向国民党当局进行过一次强有力的斗争。这时，彭德怀来到了西安。林伯渠与彭德怀公开向各界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进攻和封锁边区。他们还向各界和国民党行营主任程潜表示：我党除坚持抗战外，还要增调足够的兵力保卫陕甘宁边区，以防突然事变；揭露西安政治黑暗、汉奸刊物充斥市场，以及蒋鼎文一年半讨八个小老婆、发国难财一万万元等贪污腐化的丑行(32)。彭德怀还令战士将在检查站留难他的赵尔濬捆送行营，在行营，恰好遇见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彭当场历数了他破坏抗战、专事磨擦反共和贪污、贩鸦片烟等罪行，在气愤已极的情况下给了他一个耳光。何绍南深知彭德怀的脾气，根本不敢吭声。
林伯渠与彭德怀的这一场强硬斗争，使得进步分子异常兴奋，动摇分子同情我们，顽固分子非常惧怕。程潜挽留彭德怀多住一天，再次设宴招待，并且再三声明对边区不会有破坏行动，劝彭德怀宽慰，还开诚相见，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心情。随后，他命令发还了扣留八路军的五部机器，并允许加买子弹。
国民党顽固派经常破坏团结，制造磨擦，而又常把搞摩擦的罪名加在共产党头上。有一次，林伯渠去国民党行营开会，会上有人攻击八路军搞磨擦。对此，他十分气愤，当即摆出国民党顽固派在邠州搞磨擦的种种事实，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是啊，搞磨擦实在不应该，我们八路军全体将士在前线英勇抗战，流血牺牲，后方却有人故意搞磨擦。远在抗日后方的邠州，我们却有那么多伤员，实在叫人痛心，这说明谁在搞磨擦呢?!”顽固分子无言以对，转而指责我们随营学校办得不好，安吴堡青训班不好管理。林伯渠以诙谐的语言反驳说：“大家都说得很对。蒋委员长叫办随营学校，我们就照办，还有安吴堡的青训班，也是委员长批准的。既然大家嫌乱，又嫌办得不好，那就干脆搬到西安来办，这样大家来管理，岂不好吗?”停顿了一会，他接着说：“至于有人说八路军办事处人多了，这话也有道理。贵军不是每个师在西安都有办事处吗?那就让八路军的三个师也分别在西安设立个办事处吧，这样办事处的人就不多了。”一番话，说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胡宗南的副官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接待了他。他趾高气扬，高谈阔论，胡说八路军“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不遵守三民主义，搞共产主义宣传”。林伯渠严正批驳道：八路军在前方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八路军破坏抗战呢?你们把守卫河防的部队开到陕甘宁边区的周围，把枪口对准边区，这难道叫抗战吗?你们不打日本打友军，这难道是增强团结吗?我们宣传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有人却说我们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破坏两党的团结。一席话，说得那个副官哑口无言。然后，林伯渠半规劝半警告地说：你我都是中国人，不要敌人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骂共产主义你们也骂共产主义。如果同敌人的言行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倒会使人怀疑你们和敌人一定有所勾结，或订立了某些默契。最后，林伯渠给了他一个下台阶，说：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的，最多是受了亲日派的挑拨，上了当(33)。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很快就被粉碎了。在这一斗争中，虽然国民党侵占边区五座县城，但三五九旅在绥德专区却消灭了何绍南的保安队，迫使何绍南逃离绥德，解放了五十万人民，取消了“统战区”，在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联成一片。林伯渠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有力地配合八路军的自卫反击，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边区、发展人民的进步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输送干部，转运物资
抗日战争的开展，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林伯渠领导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运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为中共八路军、新四军运送革命同志，招收进步青年，领取、购置和转运抗战物资和生活物品等，做了大量工作。
他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一千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那是一九三七年底，青海省的马步芳，准备将俘虏我西路军一千五百余人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当时，中共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等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地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与办事处的同志研究，准备向有关方面交涉，并作好一切准备。当“新兵团”一到西安时，伍云甫处长便前往驻地看望他们，并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这些红军失散人员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要求归队，后来，经过林伯渠等同志的多方努力，这一千余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34)。
西安办事处既肩负着招收和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的任务，又担负着将延安的干部转送到全国各地的任务，仅据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统计，办事处为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一九三九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说共产党、八路军活动得太厉害，提出了“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口号。中共在陕西有什么学校，他们也成立什么学校。双方开展了对青年的争夺战。如中共有个抗大分校，他们就搞个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中共有个陕北公学，他们就有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中共有安吴堡青训班，他们就搞西北青年劳动营。林伯渠十分重视青年工作，他说：“青年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力量，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然而在目前全世界已卷入了第二次大战残酷的屠杀浪潮里的时候，青年是首先感受痛苦遭到迫害的一群。”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应当更紧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配合着全世界的弟兄，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将来，支持着艰苦英勇的斗争!”(35)
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亲切地接待过许多来访的青年，根据不同的情况，安排他们的去向，指导他们的工作。广东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方少逸等，热心救亡，曾募集药品给八路军，他们辗转来到西安后，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参观，并嘱延安有关部门好好招待。牺盟总会常委兼牺盟会宣传部长黄玠然，由于阎锡山反共，他跑到西安找林伯渠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曾是周恩来派去山西的，经与周商量后，安排他去重庆工作。一九三九年，林伯渠派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王超北(庞智)，去香港采购电台、医药、通讯器材及二十多辆汽车，并把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赠送给八路军的物资和救护车运回来。当王超北经过许多艰辛，取道越南、广西、贵阳、重庆将这些车辆和物资运抵宝鸡，到西安找林伯渠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他胜利完成了任务，同时又指示他暂时留在宝鸡，利用香港灿华公司代表的公开身份，掩护和处理这批车辆和物资，了解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不久这批车辆和物资终于运到了西安“八办”和延安。后来，王超北的父亲死了，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拟交给党作活动经费。林伯渠说他继母尚在，不便处理，但必要时可移作他的秘密活动经费。随后，王超北便利用这笔钱兴建了地下室，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为党和革命作出了许多贡献。翁世武从山西到西安，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林伯渠得知他与国民党孔祥熙处有关系后，指示他运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久，翁世武与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做赈济工作的丁毅忱，一道去见林伯渠，林开导丁毅忱说：“单纯救济工作是消极的，还要做政治宣传，作社会调查，做群众工作”(36)。
在此期间，林伯渠还安排过一个欧洲记者去延安。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为了去了解那时青年人十分向往的延安的真实情况，他特意结识了美国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通过她见到了在汉口的周恩来，周恩来介绍他去见林伯渠。林伯渠在与延安联系以后，派了一名十八岁的战士为他作向导和警卫，前往延安。博斯哈德在延安访问了许多地方，专访了毛泽东，回国后写了许多报道，成了第一个报道延安情况的欧洲记者(37)。抗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巴苏，马海德等去延安，林伯渠也都给予许多帮助。
林伯渠对来访的进步青年，绝大多数都帮助他们实现了奔赴延安的愿望。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为抗日战争、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出力。一九三八年四月，岭南大学学生陈凌风、朱明凯这一对年轻夫妇，到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俩是农学系毕业的，异常高兴，把他们接到七贤庄说：我们边区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一个星期后，他亲自带他们到了延安，让他们去三十里铺办农场。以后，他还不断从外地给他们寄来农业科技书籍。他们是广东人，爱吃糖，林伯渠回延安时，还常给他们带些糖果，鼓励他们刻苦钻研，办好农场。
进步青年从西安前往延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林伯渠领导办事处的同志，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留难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三八年由重庆来的一批进步青年，已经参加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前往延安，途经离西安不远的草滩时被扣押。林伯渠与伍云甫立即派联络副官王荫圃挂起中校徽章，带上两个警卫，乘坐小汽车前往营救，王荫圃对国民党连长说：“他们是我们八路军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抓?现在我要把他们带走。”话声刚落，没等对方回答，转身对青年们下令说：“跑步!七贤庄办事处。”青年们跑走了。国民党连长见他是中校，不敢发火，只说他们回去不好交差。王副官说：“不要紧，我把你们送回西安行营，说明这事与弟兄们无关就是了”(38)。后来这批青年终于安抵延安。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或生活用品到前线或陕甘宁边区。
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无论是采购军用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如购买棉纱，就很棘手。当时西安只有一个大华纱厂，老板是广东的一个大资本家，为了使日本飞机不轰炸他的工厂，每月给日本人交三万元的“保险费”。他不卖纱给延安，我们也拉不上关系，怎么办呢?林伯渠借重李敷仁在西安创办的《老百姓报》把这个资本家交“保险费”的事揭了出来，他再也不敢给日本人送钱了。后来他的纱厂被炸坏了一些机器，开工困难，工人们扬言要去延安种地。资本家慌了手脚，惶惶不安，找省政府，省政府也没法。最后请林伯渠去给工人做工作，纱厂才开了工。自此以后，老板也开始卖纱给延安了。后来王首道到西安，林伯渠请他给工人讲过一次话。王首道对办事处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就是有统有磨，纱厂事件，林老处理得很巧妙。
购得了物资，要将它运到目的地，在很多情况下要利用国民党控制的铁路。为了开辟这一交通渠道，林伯渠指示办事处的同志，要千方百计让铁路也能为我们服务。办事处的同志了解到西安铁路局不少人对陕北的羊毛筒子很感兴趣，林伯渠即从贸易处调来了一批给他们，以争取他们为办事处运送物资。铁路上有一个姓毕的运输科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为我们办了一些事情。他母亲去世，林伯渠亲自书写挽联，派处长伍云甫和副官王荫圃携往吊唁，这位科长十分感动。一次，朱德总司令要去太行山前线，毕给他安排了专车。八路军在洛阳买了一批土布，他让马上装车，安全运抵西安，连国民党控制得十分严格的汽油，他也为我们大量运来，因此办事处从未发生过油荒(39)。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前，西安汽车只要三天即可到达延安，可是在这以后就不行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安、咸阳等地设立的检查站，经常扣留到延安的车辆。为了突破这一封锁，林伯渠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那些主张抗日、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当时西北有个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总部设在西安，队长万福恩是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不赞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赞同共产党艰苦奋斗一心抗日的主张。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登门拜访，并多次邀他至办事处作客。万福恩对此非常感动，曾说：“共产党并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么可怕。林老德高望重，没有一点架子，我十分钦佩”(40)。有一回，办事处在洛阳购得一批奶牛，费了许多周折运至临潼时，国民党武装特务捣乱，打伤了警卫排长白天顺，阻止通过。林伯渠请万福恩设法帮助，万立即与该大队延安医疗队队长薛培基商量，决定由医疗大队出面，给我们一个路条，说这批奶牛是英国大使馆给在延安工作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买的。这样，就顺利地通过了边卡。
为了解决边区人民和军队的被服问题，边区政府决定发动农民广种棉花。为了解决购买、运送棉种的问题，林伯渠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去同国民党西北农本局局长杨亦周联系。杨亦周是武功农学院教务长，抗日战争一开始，林伯渠就同他交朋友，不断鼓励他，赞扬他团结抗日的精神。他每次到西安，林伯渠都盛情接待，促膝交谈。一次，他告诉林伯渠，说国民党委任他为西北三青团总干事长，他不大愿意担任这一专门同共产党作对的职务。林伯渠说：“人家跟共产党作对，你不作对就是了!”后来，国民党认为他反共不力，撤了总干事长职务，让他当了农本局局长。当他收到林伯渠要求在三原县购买三十大车棉种的书信后，就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一个正式报告，由他批复。后来这批棉种购齐运到边卡时，国民党的检查人员也只好放行。
林伯渠在西安渡过了几个酷暑严冬，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在中国西北的这个大城市里，生活却是很俭朴的。他吃穿和大家一样。由于身材高大，公家发的军被他盖上去短一截。冬天睡觉时，他使用麻绳将被头的一端捆起来，以便使脚不致露出被外。会计室按规定每月给他五元钱津贴费，他只签个字，就让把钱转到救亡室，买些书籍和文化用品。
他非常关心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学习，将全体同志分成两个班，初级班指定文化教员教学文化，他自己还动手制作看图识字教具，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学习。高级班则由他亲自辅导学习《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当时，办事处的环境十分险恶，一个不到五十万人口的西安，竟有四千五百余国民党职业特务，他们监视办事处的活动和来往人员，经常跟踪盯梢。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革命警惕，林伯渠亲自给办事处的同志逐条讲解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他还针对国民党特务以金钱、地位、美女为诱饵，企图拉拢、腐蚀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情况，给大家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以及屈原的《桔颂》等，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以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① 董健吾又名周继吾，1927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秘书长。张子华又名王祥绪，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员。任中共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到过陕北。
②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1937年6月25日。
④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16页。
⑤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新潮书店1951年版，第172页。
⑥ 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洛甫、毛泽东电，1937年7月21日。
⑦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7月28日。
⑧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8月1日。
⑨ 林伯渠于西安致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8月21日。
⑩ 林伯渠致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彭德怀等电，1937年9月10日。
(11) 毛泽东致林伯渠并董必武电，1937年9月×日。
(12) 林伯渠致毛泽东，张闻天电，1937年9月5日。
(13) 林伯渠、伍云甫给中央军委的电报，1939年11月15日。
(14)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93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385页。
(16) 林伯渠1943年9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7) 张海到武汉后，坚持不随张国焘走，拿着周恩来的介绍信返回了延安。
(18) 张海：《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叛逃的经过》，《楚晖》第3辑，1982年8月。
(19) 《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7页。
(21) 《韬奋文集》(3)，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96页。
(22)(23) 《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109页。
(24)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南方局并伯渠电，1939年2月6日。
(25) 林伯渠：《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的收获》，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4月7日。
(26) 林伯渠：《复孔院长书》1939年2月25日。
(27) 林伯渠：《发挥陕甘宁边区伟大的力量》，《新中华报》，1939年3月28日。
(28) 《新中华报》，1939年5月7日。
(29)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辅助陈列说明和访黄金友谈话记录。
(30) 林伯渠致毛泽东，格甫等电，1939年9月9日。
(31) 林伯渠致博古、叶剑英并报书记处电，1939年12月1日。
(32) 林伯渠、彭德怀给朱德和中央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12月13日。
(33)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1979年编印。
(34) 《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19页。
(35) 林伯渠：《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新华日报》，1939年9月7日。
(36) 张协和：《回忆宋绮云同志与难民服务团》(未刊稿)。
(37) 李逵元摘译：《第一次出现在欧洲记者笔下的延安》，《新观察》，1983年第20期。
(38)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
(39) 王荫圃：《统战工作的模范》(未刊稿)，1980年。
(40) 王荫圃：《统战工作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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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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