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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林伯渠传》编写组

建设模范边区 　　延安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领导抗日，领导和指挥军队坚持敌后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所在地。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坚持贯彻党的十大政策，到一九四三年便渡过难关，走上恢复发展生产的道路，以发展生产和教育培养干部两大基本任务为中心，开展了更有成效的建设。 　　一九四三年，边区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展了吏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实现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由于各项生产措施的进一步落实，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各条生产战线都获得了巨大成绩。为了检阅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表彰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二十六日下午，两个盛会在三万群众欢欣鼓舞的气氛中隆重开幕，朱德、贺龙、高岗、林伯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等参加了大会，林伯渠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发表演说。他说：“在这样一个战争环境又是比较穷困的地区，人民和军队今年居然能做到丰衣足食，这是边区人民和八路军伟大力量的表现。”①他在简述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以及边区生产运动的特点后指出：旧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创造新时代的时候，这个新时代的创造者，就是今天二百多个劳动英雄和成百万的边区革命人民。最后，他宣读了一九四四年边区生产计划：增加细粮二十万石，植棉二十万亩，运盐四十万驮。号召边区军民，为普遍做到耕三余一②而努力! 　　续范亭在会上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生产的丰功伟绩。他说：“我五十岁了，第一次才看见这样的事情!”有些人把共产党描绘成“三头六臂”的怪物，“是的，共产党人是有三头六臂的。三头就是‘枪’头、‘锄’头和‘笔’头；六臂就是两只手能打仗，两只手能生产，另外两只手能写文章，能学习，能抓汉奸特务分子。这样的三头六臂，对老百姓是好的，对中国是好的。”③ 　　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明确了指导一九四四年边区生产的方针和办法，给劳动模范发了优厚的奖金，并颁发分别有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字的奖状，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一步发展生产，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夺取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生产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六千六百件展品，近两千张图表和照片，生动地显示了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是边区“丰衣足食”的缩影。参观者达五万余人。 　　中共中央对边区“两大盛会”非常重视，十月二十九日，把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毛泽东还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指出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④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林伯渠、陈云等陪同下，参观了展览会，找了十七位劳动英雄座谈，了解移民生产、变工扎工、部队生产、创办义仓和合作社等方面的情况，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 　　十二月十六日两大盛会闭幕时，林伯渠致闭幕词，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耕三余一，两年完成”的号召，要求劳动英雄要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这两个大会使广大军民进一步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和力量，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林伯渠邀请部分劳模漫谈明年生产具体办法。李鼎铭副主席和各厅、处、院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座谈会。林伯渠和各负责人不断提出问题向劳动英雄们请教，要求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劳模们对开荒、变工、移民、畜牧、运输和合作等项工作都发表了意见。特别是对林主席在闭幕大会上提出的“耕三余一，两年完成”的口号，充满着信心。他们认为要做到耕三余一，在种地上也要来个“三三制”，即揭(翻)地三次，锄草三次，每亩地上粪三十担。种地要贪好，不要贪多，把已有的地种好了再多开荒，熟地要好好保养，不要随便地把地搞坏就丢掉。谈到改造二流子，大家说，今年改造了四千五百多个二流子，多是用说服教育具体帮助的办法改造过来的，今后要坚持这个好办法。大家反映说，老百姓普遍要求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这对促进生产很有好处。座谈会开了一整天，劳模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搞好边区的经济建设，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接着，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会议，林伯渠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要求一九四四年大力发展合作运动，发展植棉、打盐、运盐、畜牧和民间手工业；部队粮食和副食品做到多数完全自给，机关做到经费大部自给；要把物资贸易看作仅次于发展生产的重要工作。从此以后，边区的生产出现了一派热气腾腾的局面。 　　在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的文教建设在党中央、西北局及林伯渠的关怀和指导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许多新气象。 　　还在一九四二年，林伯渠就论述了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必须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应该是：第一干部在职教育，第二干部学校教育，第三社会教育，第四儿童教育。”⑤ 　　干部教育，除了在职干部每天的政治或文化学习外，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倡议下，在延安曾先后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医科大学、民族学院等二十多所干部学校，培养了成千成万的革命干部，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林伯渠不仅参与了一些学校的创办工作，还亲自兼任行政学院的院长。 　　边区的社会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中心一环。抗战初期，边区的文盲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为了尽快扫除文盲，林伯渠除了提倡办识字班、识字组、夜校以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还与吴玉章等一起，发起成立了新文字学会，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边区创办了新文字报刊和学校，“收到很大的成绩。”⑥ 　　由于林伯渠的提倡和推动，边区的中小学教育和国民教育，也不断进行了改革，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一九四三年，边区有中学、师范八所，完小、初小四百四十四所。特别是边区政府制定了“民办公助”的政策以后，各县还创办了五百七十多所村学，一百五十多所私立小学，三千三百多个读报组和二百三十多所夜校或半日校。 　　在林伯渠领导下，边区医药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打水井，修厕所，建猪圈，消灭虱子，取缔巫神，大力培养医护人员，实行新法接生，建立医药卫生合作社，实行中西医合作，严禁幼女缠足等，这些都有力地改变了边区卫生落后面貌，促进了边区人畜两旺。 　　林伯渠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还鼓励边区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斗争，和工农兵相结合，为广大群众服务，创作、演出了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大大地丰富了边区人民的文化生活。边区“民众剧团”的方向和道路，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总之，在林伯渠的关怀和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群众文教建设的阵容，也为之一新。”⑦ 　　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边区广大军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个阶层之间，党、政、军、民之间，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一九四三年春节的拥军优抗与拥政爱民运动，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状况。春节前，边区政府作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拨款六万二千多元，由林伯渠等亲率慰问团慰劳延安附近的驻军和抗属。南泥湾等地驻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在驻地修筑道路，平整场地，扎搭彩门，张灯结彩，准备热烈欢迎慰问团。 　　二月十七日，林伯渠在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肖劲光、延安警备区政委张邦英、慰劳团团长杨清、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等人陪同下，乘车来到南泥湾、金盆湾，对连队、部队工厂、家属合作社进行慰问。他们走到那里，那里顿时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二十日，南泥湾举行阅兵式，慰劳活动出现了更加热烈的场面。这一天，灿烂的阳光照射着这块沉睡百余年而复苏的土地，数十里外的垦区部队，全副武装赶到阅兵场；李区长带领着披着羊皮袄的男人，穿着大红大绿的姑娘，发髻上插着针簪的婆姨和欢腾雀跃儿童的群众队伍，每人手持一支小旗，也浩浩荡荡来接受林主席检阅。十点，林伯渠身着蓝布大衣，头戴黑呢子帽，精神矍铄，迈着稳健的步子，由王震旅长陪同，进入阅兵场，登上检阅台。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了整个山谷。手持日本造的武器的年轻战士，端着枪、跨着正步，在庄严宏亮的军号声中，雄纠纠地通过检阅台。是日，部队还进行了精彩的刺枪、投弹、过天桥、越障碍等表演。林伯渠看到“执枪杀贼寇，释枪事田陇”的英雄部队，脸上挂着无比欢欣的笑容。 　　当日下午，南泥湾驻军还举行了拥政爱民大会，王震旅长在五千多军民参加的大会上致词，讲述了这个盛会的意义。接着，神采奕奕的林伯渠主席讲话。他说：这次我们带来的慰劳品很少，然而我们带来了延安及边区人民对于自己的军队无限的爱护热忱和关心。你们是八路军最优秀的一部分，你们是广大人民的军队，是有战斗力有创造性的军队，八路军的创造精神在你们身上光辉地表现出来。你们是艰苦耐劳的军队，是生产的模范，你们已把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结合起来，因此你们又是无敌的军队。林伯渠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会上还给优秀“贺龙投弹手”每人奖励一条有林伯渠亲笔题字的毛巾，部队集体进行了拥政爱民宣誓。 　　二十三日，林伯渠离开时，在给驻军全体指战员的留别信中写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荒地变成了良田，梢林开辟为公路，新窑新屋一排排建立起来，木工厂、纸厂、榨油厂、鞋厂已在工作，南泥湾、金盆湾的自然面貌大为改观，移民日益增加，军民生活向丰衣足食之途迈进，而这种生气勃勃的繁荣现象，是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展生产开辟南泥湾政策的结果。”“希望你们在党中央、西北局、边府、留守兵团司令部领导下，及王旅长、张政委直接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努力生产，加紧学习。”⑧ 　　在林伯渠的带动下，整个边区的拥军优抗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与此同时，军队也广泛地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而且自此以后，“双拥”活动即成了根据地的各级政府与军民的光荣传统。不仅平时拥政爱民、优军优抗，每逢节日，彼此还要举行热烈的慰问活动。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林伯渠在领导边区政府的工作中，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及党中央与西北局的一系列指示，不仅使边区军民渡过了难关，而且做到了丰衣足食，使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把边区建设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他也更加得到了边区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在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处境日益明显好转，出现欣欣向荣的情况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再次出现了大溃退，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严重危机。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为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近百万大军一触即溃，八个月就失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横征暴敛，这时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扶摇直上，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局面。 　　在国民党统治区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急剧加深，英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反攻的情况下，美国这时也希望中国能够更多的给日本以牵制，配合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为了挽救危局，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共产党的促使下，又恢复了国共两党的谈判。 　　还在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不过，当时他是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妄图通过谈判“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所以中共中央根本未予理睬。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之后，中共中央考虑到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和国民党统治区内部的变化，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粉碎日军的新进攻，“拉蒋抗日”，准备对日反攻，才又重新提起与国民党谈判之事。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中共拟在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并希望能与国民党重开谈判。 　　二月二日，国民党复电延安，欢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同去重庆。为试探国民党的态度，十七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我党决定先派林伯渠去重庆谈判。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林伯渠就开始转入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准备工作。 　　从二月中旬至三月期间，国民党为准备与中共进行谈判，也多次在嘉陵新村四号召集梁寒操、吴铁城、张厉生、陈布雷、陈立夫、潘公展、何应钦、徐恩曾等军政要员开会，商讨“关于林伯渠来渝对策”和“对中共政治解决方案”。他们在“极机密”用后“收回焚毁”的“应对对策”中，对林伯渠来渝的目的，进行了各种分析，并对林“本人之应付”作了周密的安排。要求下属：“注意林氏到西安之活动，并密派干员随车来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随时电报中央”；“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两统局(指军统和中统)密切注意其活动，尤其对外人之来往，与各党派之来往”；“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来往，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等等⑨。三月十五日，蒋介石还就林伯渠来渝与外籍记者赴延安发表训词说：“此次林祖涵之来渝，”“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⑩国民党对林伯渠赴渝谈判如临大敌，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迫于形势只想做做样做子。在林去重庆前，他们在内部还提出：谈判的“根本态度”是，“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之成功”(11)，在谈判时，“先以试探方式行之”(12)；“在谈商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就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13)，“但以不露痕迹为原则”(14)。 　　四月二十九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及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等离开延安，途经茶坊、洛川、耀县于五月二日抵达西安。同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也由重庆到达西安。五月四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林伯渠首先提出：请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提出对我党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究竟如何解决法?张、王避而不谈这个根本问题，却一再要求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林伯渠当即提出，以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所讲的五条意见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五条意见是：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三、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扩编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四、恢复新四军番号；五、撤消包围边区之五十万军队。张治中、王世杰则提议先淡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可以。在谈军事问题时，他说：经过七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本应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现在请国民党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张治中、王世杰认为太多，只允许四个军十二个师。这天的谈判无结果，接着又谈了三次。在第五次谈判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但是，五月十一日，当双方谈判记录按军事、陕甘宁边区、党的问题和其它等四项十八条整理出来，林伯渠按照双方原先的约定，首先在记录上签字之后，张治中、王世杰竟不顾事实，把综合双方意见整理出来的记录说成只是林伯渠个人的意见，而拒绝签字。 　　五月十七日，林伯渠、王若飞和张治中、王世杰等，从宝鸡乘飞机到达重庆。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章汉夫和国民党邵力子、康泽等到珊瑚坝机场迎接。苏联、美国、英国的记者和中国《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社的记者也到机场欢迎和采访。在机场，林伯渠对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一一作答，并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情况。 　　林伯渠在重庆住在曾家岩五十号。十九日下午，他会见了蒋介石。 　　二十一日，林伯渠收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其中明确指出：“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 　　二十二日，林伯渠将中共提出的《意见》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张、王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们所提条件太多，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是在宣布国民党的罪状，足以使人生气；这二十条与在西安商谈的内容不符，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正在令有关部门研究西安会谈的材料，准备提出一个提示案；希望你能考虑修改二十条的内容和词句。 　　林伯渠针锋相对地作了回答。他说：我方二十条意见，全文都是实事求是的，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当时就约定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并非最后决定，我们只是为了真心诚意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所以才出来谈判，根本说不上欺人；二十条意见就是我党中央对西安商谈材料的答复，在这里没有修改的余地。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争辩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张、王托词打电话，到内室密商了半个小时，回到会议室后，将二十条意见交还林伯渠，坚决拒收和转交蒋介石。(15) 　　二十三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两天来的谈判情况，并对谈判的形势作了估计。电文中说：“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林彪过去提案(16)已不适合今天情况，照原订之方针反被蒋利用去加强其党内对于一党专政的信心，且作向盟邦粉饰团结的工作。同时，使英美难于说话，使小党派不敢硬挺，使国民党内以孙(科)、邵(力予)为首要求实行民主的力量也不能抬头，对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进步，绝无所得。这种情形，在西安最后数日已稍感觉，到重庆后更为清楚。”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复电林伯渠等，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及所提出的谈判方针，同时将原提案的二十条修改成十二条和口头要求八条，指示他们据此进行谈判。 　　六月四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为了有利于谈判，并表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我党中央已复电，将原来所提二十条改为十二条，而把一些次要问题改为备忘录。 　　五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张治中、王世杰把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在军事问题上，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关于党问题，要求“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对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释放政治犯等，都只字未提。林伯渠把中共中央修改后的十二条意见也递交给张治中、王世杰。我党十二条意见的主要内容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根据抗日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郤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17)。张治中、王世杰看了我方的十二条意见后说：“此次所提出之十二项，项目虽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不能接受”(18)。林伯渠据理相争，一定要他们转报国民党中央，张、王争辩不过，只好收下，但仍声言“不能转呈”(19)。 　　六月六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对国民党《提示案》提出两点声明：第一，《提示案》与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十二条意见，相距甚远。但尽管如此，仍愿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同时，也要求张、王将我党十二条意见转报国民党中央；第二，指出《提示案》开头所说的“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一语，与西安谈判的经过事实不符。八日，张、王复信林伯渠说：六月五日所提的十二条，因与西安所提“出入太大”，未便转呈；西安商谈记录，“经过林先生增减修改”，也签了字，“所以中央提示案，就以林先生的意见为基础”，希望能够完全接受。(20) 　　六月十一日，林伯渠再次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对他们八日来函，“有两点甚难理解”。第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我们彼此都是要遵照各自中央的意见去和对方谈判，并将对方的意见，详细报告自己的中央，最后得到双方中央的一致意见，才能使问题真正获得解决。今天，你们承认我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而又拒绝接收和转报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意见，只是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你们党中央的《提示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作主，谈判又如何能够进行?第二，我党中央所提的十二条与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是略有出入，比如编军数目，我首先提出要六军十八个师，你们只允四军十二个师，我未坚持己见，同意将你们所提的最低限度的数目向我党中央请示，现在我党中央提出的不是六军十八个师，而是五军十六个师。但是，你们的《提示案》与你们在西安所谈的也有出入，你们原说给四军十二个师，现《提示案》又只允四军十个师，当时在西安都曾声明那只是初步交换的意见，不是最后决定，商定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示后，到重庆再谈。所以，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入，是双方都有的，是不足为异的。现在彼此所应重视与继续谈的是双方中央提出的正式意见，而你们拒绝转交我党中央提出的十二条意见，这是很难理解的。林伯渠在信中最后说，今天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均希望中国能够实行民主团结，国共关系能够很好解决，以便动员全国抗日力量，配合盟邦向敌反攻，使中国获得自由解放。因此，我党对此次谈判是不惜委曲求全，竭诚求得合理解决。同时，也盼二位将我党中央的十二条意见转报你们中央，以利谈判之进行。(21) 　　六月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又复信林伯渠。信中声称“此次商谈之基本精神，须本统一国家军令政令之原则”。这是国共两党经过将近八年谈判而无结果的真正原因。尽管信中说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是解决办法，仍只能按《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至此，国民党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态度完全暴露出来，谈判遂成僵局。在七、八月间，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又多次会晤和书信往来，但均无进展。 　　在这情情况下，国民党为了推脱造成谈判僵局的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单方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记者跑去问林伯渠，林为了澄清事实真象，于七月二日答记者问说：国共谈判尚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国民党当局，嗣得国民党政府提示案，虽距离较远，但随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我将亲自回延安报告，商得具体解决办法，并且表示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都可商量。七月二十六日，梁寒操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谎称在目前谈判中，若干问题已获致解决，以混淆视听。八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谈话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22)。声明阻碍谈判进行的责任，不在我方而在国民党。即使这样，中共中央仍希望谈判能有结果，并电请张治中、王世杰能去延安继续谈判。 　　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国内外舆论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林伯渠在谈判的同时，还冲破国民党宪特的监视，广泛结交朋友，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利用出席宴会、参加集会、接见来访、拜会友好等各种机会，和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爱国人士；郭沫若、茅盾、杜国庠、冯乃超、阳翰笙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青年党的左舜生、国社党的张君劢等，以及爱泼斯坦、邱玛丽、斯坦因等外国进步记者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民主建政和经济、文化建设情况。他还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举办边区工农业产品展览，使许多爱国人士和外国记者看了都很感兴趣。他们说：“农业上的扎工队，变工队，军队又打仗又生产，这些都是从所未闻的”；“兰州的毛线没有边区的好，重庆的火柴不如延安的丰足火柴好。”(23)当时林伯渠等用边区难民厂出的毛呢子，给斯坦因和爱泼斯坦每人做了一身衣服，他们非常高兴，到处宣传说，“只有英国苏格兰两家工厂才出这样的呢子，但是现在已改成弹药厂了”(24)。这个展览使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实际上取得的结果，对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前途。许多青年学生、工人和教职人员，给林伯渠写了一百多封信。有的在信中说：“亲爱的林主席，我们知道您没有和我们说话的机会，只有写信来表达我们对您的崇敬之情。我们知道敌后有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浴血奋战，把国土从日寇手里夺回来。中国还是存在着。”(25)有的信说：“我们这些人很穷苦，钱不多，寄去三十元(也有寄五十元、八十元、一百元的不等)，请转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军队，略表我们的心意。”(26) 　　为了联合中间人士和各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林伯渠向他们反复陈述中共的抗日主张，及这次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目的，对他们平等相待，积极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并表示希望能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主的实现。许多民主人士都深为感动，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坚持斗争的信心，认识到要能够站得住脚，就必须在政治上争取合法的地位，而要争得合法的地位，就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各党派支持中共的主张，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就是同林伯渠这时对中间人士和各党派的争取工作分不开的。 　　由于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当时美国和英国都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说“国民党九百万军队只打败仗，共产党几十万军队却不断打胜仗”(27)。根据美英态度的变化，林伯渠在重庆积极开展了外交工作，他招待和拜访美英驻华使节和知名人士，向他们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战情况，介绍中共对国共谈判的原则立场，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去进行考察。美国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后，林伯渠几次同他会谈，向他介绍中国抗战情况，连赫尔利也不得不说：“我是代表罗斯福总统来的，要中国团结，实行民主。”(28)他对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作了比较实际的析分后，又说：“八路军、新四军是能打日本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29) 　　九月五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十五日，林伯渠就这次国共谈判问题作了详细报告。他在讲到谈判的重要问题时说：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首先是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因为今天民族敌人正深入国土，抗战尚在艰巨时期，必须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才能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用什么方法来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呢?我们认为应该在抗战中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和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以拯救我们国家民族的灾难。这是中共自抗战以来的一贯主张。其次，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经过七年多的作战，正规军已增加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并组织了民兵二百二十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发给我们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在敌后已建立了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政府，管辖了八千八百万人口，我们希望政府承认这些抗日民主政权，并撤销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党的方面，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他党派也是如此。(30) 　　林伯渠在报告谈判的重要分歧时指出，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军队，近八年来在异常艰苦的敌后环境，坚持与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三大战场，抗击了绝大部分侵华的日军与伪军，本应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才是合理的。在西安谈判时，我只提出请国民政府暂编六个军十八个师，后又提出先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而国民政府只答应给四个军十个师，并要“限期集中”，将编余的人员“限期取消”，我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民选的抗日政权，而国民政府却要“取消”，关于要求给我党和各党派以公开合法地位，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释放叶挺、廖承志及其他政治犯，国民政府都未能做到。(31) 　　报告的最后部分，林伯渠还代表中国共产党论述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郑重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32)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披露了这次国共谈判的真象，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为坚持团结抗战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可是，十六日国民党中央社在发表这一报告时，却把内容删改得面目全非，其中关于召开国事会议，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一段，则全部删掉。对此，林伯渠又致函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十七日《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林伯渠的报告。林的这一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争购《新华日报》，曾使该报的销售量突然猛增。 　　在国民参政会前后，林伯渠多次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一再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党愿意继续谈判。但由于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立场，谈判终无结果。 　　这次国共谈判历时半年多，虽然未获结果，但通过这一谈判却有利于“拉蒋抗日”，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使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共的正确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功绩，特别是林伯渠在参政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由于谈判搁浅，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表示愿意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对付日本，配合美军作战。十一月初，中共中央电邀赫尔利赴延安，而他也愿意前往。这样，十一月七日林伯渠便同赫尔利乘飞机由重庆回到延安。 　　六 十 寿 辰 　　林伯渠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就对秘书王恩惠说：“我今年的生产任务没有完成，请你把我在重庆的生活费节省下来的钱全部上交，当作我今年的生产任务。”他在向党中央汇报了赴渝谈判的情况之后，又投入了领导边区军民进行生产建设的工作。 　　当时，边区正面临着严重的旱灾，秋田无法下种，为了抗旱备荒，林伯渠多次发出训令，提出：边区地处高原，气候亢旱，局部的和轻微的干旱，年年都有。据府志记载，每隔数年或十数年，即发生大旱一次，河川断流，田禾枯死，颗粒不收，造成严重的饥荒，继之以瘟疫，加之旧时政府坐视不理，成千成万的人死在饥荒和瘟疫之中，或则流离失所，饿殍载道。所以边区政府历年来再三再四地号召军民努力生产，争取余粮，以备荒年。近年来，我们虽然发展了生产，军民开始有了余粮，但基础仍然不厚，倘若我们不亟为谋虑，到灾荒发生时，势必束手待毙，甚至要重复历史上的惨祸。(33)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林伯渠还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向全体军民发出如下号召： 　　(1)想尽一切办法，立即进行干耕干种，找寻下湿地带、河边和近水地方，发动军民男女老幼担水浇灌，种各种蔬菜，尤其是洋芋、南瓜、萝卜，搜集和调剂各种小日月庄稼种籽，以便遇雨时赶种。 　　(2)切实开展节约运动，军民要珍惜每一颗粮食，节衣缩食，度过难关。 　　(3)严格保护粮食，绝对禁止蒸酒熬糖，绝对禁止粮食出口，无论何人违犯，一律依法究办，决不宽贷。(34) 　　六月下旬，林伯渠、李鼎铭、高岗、谢觉哉又联名写信给各级参议员、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和小学教员，指出“今年的年成是跌定了”，号召他们起带头作用，开展宣传工作，反对侥幸心理，带动大家一起动手，把抗旱备荒蒋实到边区的每个角落。 　　根据历史上大灾之年一般会伴随瘟疫发生的教训，六月三十日，林伯渠在延安各界备荒防疫动员大会上提出，教育厅要有计划地宣传医疗卫生常识，建设厅要想办法尽快救治边区羊子的大量死亡。会后，他又主持政务会议，决定再派出二十个医疗队，下乡进行巡回医疗。 　　在抗旱备荒的日子里，为了厉行节约，边区政府机关食堂每天由三餐减为两餐，供给标准也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林伯渠格外关心大家的生活，他经常把管理员找去，叮嘱要想办法让同志们吃饱吃好。有时他还亲自到厨房和食堂去察看，鼓励炊事员给大家把饭菜做好，而他自己也和大家一样，坚持每天只吃两餐饭。和备荒任务相随而来的是热烈的生产运动，林伯渠经常去经营他开垦的那块土地，挑水灌溉，施肥锄草。大旱之年，他地里结出的大南瓜却重达四十多斤。 　　由于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对备荒防疫抓得早，措施得力，一九四五年边区虽遭了罕见的大旱灾，但在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抗灾自救，战胜了灾荒，这年的公粮仅比上年减少了四万石。 　　林伯渠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但对自己的生活却很少注意。一九三七年他同李俊在延安结婚，后因李俊坚持离婚，从一九四一年起他便单独生活，好长一段时间，他系的裤带是根麻绳子，睡觉没有枕头，枕着自己的衣服。 　　林伯渠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尽管工作十分繁忙，边区政府开会，他几乎每次都是最先签到的一位。有一次，办公厅党支部开会讨论一个同志的入党问题，会前没有通知他，会刚开始他走进了会场，微笑着说：“支部书记同志，我来晚了。”便坐下来，认真听完了大家的评议，并和全体党员一块举手表决。最后，主持会议的同志请他讲话。他站起来说：“我今天讲两点，一是检讨，二是请求。我所检讨的是，过党日是每个党员组织观念强弱的表现，我没有准时参加，应该受到批评。我当主席和同志们只是工作岗位不同而已。当主席的人可以特殊，无人管，天下第一，那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所请求的是，支部书记不要取消我参加党日活动的资格。”支书急忙站起来说：“林老，你工作那么忙，我们不愿打搅你，所以没有通知。”林伯渠说：“你们不打搅我，自由主义就会打搅我的，你要记住，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他又笑着对大家说：“还要请诸位监督执行哟。”林伯渠严于律己的作风堪称典范。 　　林伯渠十分重视学习，在他简朴的住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用木板钉起的简陋书橱，装满了书籍和报刊杂志。他非常博学，除马列主义著作外，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诗歌也是他最喜爱的书籍。如果时间允许，他可以整天的看书。他每天必读报纸，但不是泛泛地阅读，而是把报纸上提出的问题和工作实际联系起来。林伯渠对边区政府机关内部的墙报也很关心和重视。墙报曾因故三次停办，每次都是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又复刊的。 　　林伯渠对工作一向十分严肃认真，但对下级特别是普通工作人员却又十分关怀。一九四五年二月初，他建议边区政府办公厅，为机关食堂的宋泽宽、左士木、禅怀新三位六十岁以上的老炊事员祝寿，并亲自致了祝寿词，对三位寿翁在大灶食堂中所起的带头作用，在节约、卫生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对炊事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备加赞扬。三位老同志非常高兴，十分感激，更加感到生活在革命大家庭中的温暖。还有一次，林伯渠发现一个孤寡老太婆经常提着筐子到厨房去拣蓝炭(未烧尽的煤核)，因她是小脚，提着筐子走山路实在艰难。一天，他对王定国(谢觉哉夫人)说：“那个老太婆太苦了，拣点炭也拿不回去，你叫高世文(谢觉哉警卫员)给他送回去吧。”他把群众生活里许多细小的事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林伯渠在理发的时候，从言谈中发现理发员不安心自己的工作，就用机器和螺丝钉的关系作比喻，说明每一项工作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每个人搞好了自己的工作，都是对革命的贡献。经过他几次的谈话，这个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表示再也不会有不安心的思想了。 　　林伯渠热爱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更爱戴自己的主席。每年新春佳节，各处的秧歌队和群众，都要敲锣打鼓去给他拜年。如一九四五年春节，延安市民代表和三百多人的大型秧歌队，热火朝天地前去拜年，并献了上面写着“人民政府”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的红旗。这年，七十四岁高龄的李全海老人，带着陕北的土特产和两只大公鸡，不远百里从临镇来延安，看望使他过上幸福生活的林主席。一九四五年边区举行第三届参议员选举，林伯渠在延安市南关选区以占绝对多数的一万零八百五十七张票当选，也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的爱戴和信赖。 　　为了表彰林伯渠在革命斗争中的功绩，学习他高尚的革命品德，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当他虚龄六十寿辰时(35)，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并致函祝贺。全文如下： 　　林伯渠同志： 　　欣逢你六十寿辰，谨致热烈的祝贺!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革命)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你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不顾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实行了三三制，发展了农工生产，提高了人民文化，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你所成就的尤为显著。你代表党把目前挽救时局关键的主张，民主的联合政府，首先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你毫不动摇地擎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奋斗。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三月二十八日(36) 　　当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林伯渠祝寿。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均亲临祝贺。会场里悬挂着各种祝词和贺联。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的贺联为“鹤发童颜，老当益壮。”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祝词是：“景运及三边，喜四野回春，生产声中宏教养；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嵩呼。”中央管理局贺联称林伯渠是“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 　　林伯渠精神矍铄，他在致词中，以战斗的激情回顾了自己六十年的征程之后说：“这些年来，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史无前例的，在它的浩瀚的事业中，积累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诚的努力与果敢的自我牺牲。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的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是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37)他兴奋地说：“今天大家在这里替我祝寿，我在这里给一切革命者祝寿，视同志们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健康，为千百万人民增添福寿和康宁”(38) 　　当天，林伯渠复函中共中央，感谢党对他寿辰的祝贺和对他的勉励与关怀。他说：在这六十年的途程中，正是中国历史变化最多的年头。经过了多年的磨难和变化，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舵手。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终于走上了新生的道路。我自己也在这大时代中发觉自己鬓发虽然白了，却不缺少青年人的热情。“这个时代使我年青了，我愿意和全党同志在一起，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年代的工作，并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更多的革命本领，为着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39)林伯渠还作了《六十自寿》诗一首。诗云： 　　我惭祖逖着先鞭，视息人间六十年。 　　不惯装腔作样子，相从奋斗赞时贤。 　　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 　　战胜层冰与烈日，春风送暖入乌延。(40) 　　边区政府为了表达对林伯渠主席的敬意，在他六十寿辰之日，也举行了一个小型祝寿会，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和延安县、市的领导同志参加。会上，大家请林伯渠讲讲革命斗争经验。他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说他在三个关键时刻没有走错路：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分裂了，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是经李大钊等朋友的宣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入了党；第三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林伯渠还讲到，他在六十岁生日的前几天，去看望毛泽东，在谈话时，他问道：“象我这样的人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工作?”毛泽东笑着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象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41)林伯渠的讲话，给与会同志以深刻的启发，使大家进一步懂得：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不能走错路；要搞好革命工作，就要在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狠下功夫。 　　在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为林伯渠六十寿辰举行祝寿活动，对他为中国革命所作的巨大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仅是对他本人的关怀和激励，同时也是号召大家学习林伯渠那种只知耕耘，不知劳瘁的革命老黄牛精神，献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对广大党员和全体军民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出席党的七大 　　林伯渠从重庆回到延安后，继续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整风运动。为了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党的路线作出总结，还在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就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采取大小会结合的形式，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共进行了十一个月之久。林伯渠回到延安后出席了党的扩大的七中全会。他非常同意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解决党的历史问题所采取的方针，在会上说：我的想法，算账是为了推广生意。我们的生意已做了这么多年，究竟盈亏如何?很有必要算一下。但是算一下，是为了好扩大发展，而不要多去争论。他还提出，这个道理各代表团都应讲一讲。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认真的讨论反复的研究，基本上通过了著名历史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肯定；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作出了基本的结论。这一《决议》分清了路线是非，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它既是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又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极重要的准备。 　　在把党的历史问题理清之后，紧接着在延安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的中心任务，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革命处在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总结经验，正确地制定党的纲领路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并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一百二十余万中共党员。大会选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陈云、彭真等十五人组成主席团。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致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林伯渠作了重要发言。他首先指出：“我们党这次大会，是在首席解放区——陕甘宁边区举行的。这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解放区人民已经翻了身；同样地在我党领导之下，全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够翻身。”他回顾自己四十年来参加中国革命的经历时说：“我前十五年，为旧民主主义而奋斗；后二十五年，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回忆过去的经历，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新民主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觉醒了，中国开始有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热情赞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表现。”“这个学说是我们党和全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最锐利的武器。”最后，他用宏亮的声音振臂高呼：“高举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42) 　　七大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和通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三个报告，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的新鲜经验，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确定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时局转折的关键时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指明了方向。 　　六月九日至十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周恩来、陈云等四十四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廖承志、王稼祥等三十三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六月十一日，七大胜利闭幕。这次大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 　　六月十七日，七大代表暨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布满七大代表、各解放区及延安各界的挽联、哀词和花圈。七大全体代表的挽联是： 　　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永与人民同垂不朽； 　　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是向胜利勇往直前。(43) 　　毛泽东主祭并致悼词。琳伯渠在追悼会上讲话说：“死不会吓倒革命者，一个人倒下了，有更多的人起来代替他，站在他的岗位上继续战斗，直达胜利。”(44)他高度赞扬死难烈士的伟大业绩，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党同志，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而奋斗。 　　七大闭幕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和参议会常驻参议员，于六月二十一日召开边区各团体代表会议，商讨发起筹备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林伯渠致词说：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曾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的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及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建立。此项提议已获得边区与各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拥护。边区人民对这一会议将在延安召开，尤感兴奋(45)。会议经过充分协商后，决定向各解放区发通电。通电发出后，各解放区纷纷来电赞同，并在短短二十余天时间里，即选出参加筹备工作的代表抵达延安。 　　七月十三日，筹备委员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的代表，还有藏、苗、彝等少数民族和华侨、基督教、天主教、沦陷区、国统区人士及苏、美、英、朝鲜等国际友人列席会议。谢觉哉主持会议，林伯渠代表筹备小组长联席会议报告筹备经过，着重说明了筹备会是为适应人民要求、抗战需要而组成的，在筹备工作中注意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发挥了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照顾了各阶级各职业团体各界人士。务期大家同策同力，共襄大业。最后，他还指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与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和伪造的“国民大会”有本质的不同。会议经过充分的协商和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选举周恩来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林伯渠、续范亭(晋西北)、邢肇棠(晋冀鲁豫)、李鼎铭为副主任，乌兰夫、蔡畅、谢觉哉等二十五人为常务委员。 　　七月十五日，筹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出代表，于十一月十二日前到达延安，正式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后来，由于抗战很快胜利，而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又积极挑动内战，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未能如期召开。 　　各解放区军民在七大路线指引下，继春季攻势之后，对日本侵略者又发起了夏季攻势。八月八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第二天，苏联红军从海陆两个方面分四路进入中国东北，解放区军民立即举行对日军的全面反攻。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八月十五日，消息传到延安后，霎时，山城延安，万众欢腾，鼓乐喧天。晚上，举行盛大火炬游行，灯火辉煌，彻夜来熄。八月二十四日，延安文艺界欢送延安文艺工作团赴各解放区进行文艺宣传，周恩来、林伯渠到会勉励。林伯渠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对文艺工作者数年来的努力和成绩，表示感谢。他恳切嘱诫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艰难困苦会更多，因此我们的工作任务也更重，要兢兢业业，迎接新形势，争取和平、民主、团结。”(46) 　　九月二日，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九月五日，延安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南门外广场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会场四周张贴着各色标语，人群中彩旗迎风飘扬，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经过八年苦斗换来的欣愉，高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山谷。大会开始后，朱德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首先发表演说，指出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接着，林伯渠讲话，他在略述半个世纪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泪史以后指出，抗战最后胜利，乃是全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今后中国人民要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大纛下，努力保持和发扬用血汗换来的胜利成果。林伯渠列举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建设成绩，证明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是今后全国和平建设的关键。他兴奋地说：“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47) 　　① 《解放日报》，1948年11月27日。 　　② 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能余一年的粮食。 　　③ 《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7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5页。 　　⑤ 《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的发言大纲》。 　　⑥ 吴玉章：《回忆伯渠同志》，《中国青年报》，1960年6月18日。 　　⑦ 《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解放日报》，1944年12月8日。 　　⑧ 《解放日报》，1943年2月26日。 　　⑨ 国民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⑩ 蒋介石：《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渝之准备注意事项》，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11)(13) 国民党：《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12)(14) 国民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 　　(15) 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23日。 　　(16) 1942年、1943年林彪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曾向国民党提出过一个提案，其主要内容是：在抗战建国纲领下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将中共领导的军队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它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原则上接受将中共领导的军队开往黄河以北。 　　(17)(18)(19)(20)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21)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30—31页。 　　(22)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23)(24)(25)(26) 《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未刊稿)，1944年12月30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 　　(27)(28)(29) 《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 　　(30)(31)(32) 《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33) 《解放日报》，1945年5月2l日和6月13日。 　　(34) 《解放日报》，1945年5月21日。 　　(35) 林伯渠的生日是1886年阴历2月15日(公历为3月20日)。1945年3月28日是阴历的2月15日。 　　(36) 《解放日报》，1945年3月28日。 　　(37)(38) 林伯渠在中共中央祝寿会上的答词(未刊稿)。 　　(39) 《林伯渠同志于六十寿辰日，覆函党中央致谢》，《解放日报》，1945年3月29日。 　　(40)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76页。 　　(41) 《访金城同志谈话记录》，1980年9月20日。 　　(42) 《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43)(44) 《解放日报》，1946年6月19日。 　　(45) 《解放日报》，1945年6月23日。 　　(46) 《解放日报》，1945年8月25日。 　　(47) 《解放日报》，1945年9月6日。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