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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一切为了自卫战争的胜利

《林伯渠传》编写组

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反击 　　抗战胜利后，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政治的基本形势，制定了以革命两手反对国民党反革命两手的策略。在领导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反对国民党反革命的内战阴谋，积极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 　　林伯渠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之后，多次发表演说或谈话，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号召人民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民主。十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林伯渠在延安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群众集会上，详细揭露了蒋介石调集一百多万军队进犯解放区的事实，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撤退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人民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地区，立即解散伪军，严惩汉奸，履行“双十协定”。 　　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和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二月三日，林伯渠在延安两万多群众参加的和平民主大会上讲话说：“中国无数先烈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了一百年，和平民主的婴儿到现在诞生了，我是多么高兴啊!”他回顾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历史，用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说明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性之后指出，我们经过了十年内战，又经过了八年艰苦抗战，在边区及解放区实现了民主政治，鼓励了全国同胞赢得胜利，赢得民主的信心。它象催生婆似的，促使中国和平民主的婴儿早日诞生。“今后全国人民更要加倍努力，保护这个经过千辛万苦诞生的婴儿，使他不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好好成长起来。这就是说，要努力实现政协会议决议，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改革。”① 　　蒋介石虽然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但他根本不打算执行，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三月十二日，林伯渠在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接见记者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破坏和平，反对民主，仍想坚持其独裁统治的险恶用心。他说：三个协定完全符合中山先生晚年重订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精神，全国人民也都希望尽快实行这三个协定。但是，国民党内法西斯派却千方百计企图修改和推翻三个协定，拒绝或阻挠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以便继续其专制统治。他深有体会地说：“依照我多年革命的经验，我敢十分肯定的说：狂妄的反动派，最后还是要碰破自己的头的。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的力量都更为强大，又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加上世界民主运动潮流的空前高涨，三个协定一定会实现，中国人民的革命一定成功，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一定会在我们的努力斗争下出现。”② 　　四月二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界各阶层及少数民族的参议员一百三十九人，还有来宾、旁听和中外记者共一千多人。林伯渠向大会作了题为《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八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了今后三年的建设任务：继续发展经济，是一切建设的根本；继续发展文化，是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在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扬人民的政治民主。他指出：进行建设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全国和平要有确切的保障，就是要有全国的政治民主化以保障全国的永久和平。但是，我请求大会注意，到今天为止，反动派仍在公开地和秘密地扩大内战，坚持专制独裁。“我建议大会向全国人民和一切民主人士表示，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共同反对这种反动的勾当，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奋斗到底。”③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参议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参议员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表示赞同这个报告。 　　这次大会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再次当选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贺连城、马济川、王世泰、霍子乐等十九人为政府委员。马锡五当选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当大会宣布林伯渠以最高选票当选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参议员高兴得流出了激动的热泪。士兵参议员张治国说：“咱们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军队，还有人民的主席来领导，军政民合作，一定会把咱边区建设得更好!”女参议员刘凤舞手舞足蹈地说：“我高兴得连话也说不成了，你看他那么大年纪，辛辛苦苦的就是为了老百姓，现在边区连婆姨、娃娃也解开林主席的功劳了。” 　　林伯渠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大会发表施政演说，他兴奋地说：“我已是三届连任，我很感谢边区人民对我的完全信赖!”“边区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在抗战中曾起过先锋作用，今后在和平民主建设时期，更要起带头作用，我要继续和边区人民一起，努力实现边参会所通过的一切决议案。”“边区政府过去是实行各阶级团结合作的方针，今后还是继续坚持贯彻这个方针。”“全国虽已走向和平民主，但还有反动派天天想打内战，天天想破坏边区。为了保卫边区，团结全国，一方面要加紧建设，一方面要加强人民自卫力量。”“边区人民有责任和全国人民一起，力争三大协定的完全实现!”④在会议闭幕时，他豪情满怀地说：“全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要成为一个融洽和睦的大家庭，要更进一步团结起来，与解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全国和平民主而奋斗!”⑤ 　　在边区举行参议会期间，林伯渠还参加了追悼“四八烈士”⑥的活动。四月十二日，林伯渠拭去眼泪缓步走到主席台前，向大会报告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及黄齐生先生等十三人因飞机失事遇难的噩耗，全场闻之黯然，不少参议员泣不成声。他代表大会主席团提议，通知全边区下半旗三日，停止娱乐一月。当王若飞等烈士的遗体运抵延安时，他亲往机场接灵。在延安各界三万多人追悼“四八”遇难烈士大会及安葬仪式上，他报告诸烈士生平及重要事迹，并执绋送葬。四月二十日，他还发表了催人泪下的文章——《悲痛的悼念》，以深厚的阶级感情，铮铮有声的文字，回顾了他与王、秦、叶、邓、黄五位烈士的战友关系以及他们对革命的卓越贡献。悼文指出：“谁迫使你们冒恶劣的气候长途奔波?谁实际杀害了你们?边区人民从心底里知道的清清楚楚。你们是被破坏和平民主的反动派迫害而死的，是为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而死的，是为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死的，边区人民也从心底里知道应该怎样来哀悼你们，纪念你们，弥补这一无可计数的损失。”“边区人民从你们身上，取得了更大的力量，不管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都将坚持斗争，完成革命的共同事业!”⑦ 　　由于蒋介石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不断扩大内战，引起国民党中央航空第八大队三十五中队机长刘善本上尉和同伴的不满，决心退出内战漩涡，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驾驶B24式战斗机，由四川成都飞抵延安，宣布起义。七月五日，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刘景范副主席代表边区人民致书刘善本和他的同事，表示祝贺与慰勉。信中说：“你们退出内战，驾机飞延的义举，对国民党当局违背人民公意，依仗外国援助进行内战，屠杀同胞的罪行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中国独立和平民主事业的推进，有很大的帮助。”⑧七月十日，林伯渠还特地设宴招待刘善本等，勉励他们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进行斗争。 　　在刘善本等架机起义飞抵延安后不久，一九四四年率部南下的王震和长期被新疆盛世才囚禁的一百三十一名共产党员也相继回到延安。林伯渠还为他们举行宴会，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国民党反动派在把内战规模逐步升级的同时，还指使大批特务，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连串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疯狂的迫害。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东北抗联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被暗杀；四月二十三日，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领袖、律师王任在西安被非法枪杀；五月五日，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之一、西安《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被绑架枪击于咸阳(未死遇救，后转送延安)；七月十一日，民盟中委、云南省支部负责人之一李公朴在昆明遇害；七月十五日，民盟中委、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又在昆明遭毒手。七月二十六日，延安各界举行大会，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王任等烈士。林伯渠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血战，终于将日寇打垮。现在中国反动派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起来，扩大内战，企图奴役中国人民，这是中国人民所决不能忍受的。中国人民有大无畏的精神，并且有力量打垮他们的进攻!”⑨ 　　毛泽东早就指出：“全国性的内战不论那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⑩。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积极领导边区政府进行自卫战争准备，领导边区人民进行生产、减租和加强武装建设。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召集的生产、供给、经济工作人员大会上明确提出：“今后的第一位工作，就是继续发展生产建设”(11)。在春耕到来之际，他及时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便当年的大生产超过已往任何一年。他还在延安各界妇女纪念“三八”节大会上，号召边区妇女发展纺线织布。在延安职工纪念“五一”大会上，号召边区工人发展工业生产，“用我们建设的模范成绩，来影响和推动全中国。”(12)在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开学典礼上，他还号召边区广大医务人员做好医药卫生工作，尽快培养更多的医药专门人才，以适应备战的需要。 　　为了指导边区的农业生产运动，林伯渠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联名写信给志丹县县委书记王耀华和县长赵玉文，表彰他们的生产工作。信中说：你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上半年度的生产任务，许多干部努力为人民服务，深入农村，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与作风，为今年生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兹特向你们致贺。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在领导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要求他们力戒骄傲，更虚心的检查工作和纠正缺点。他们表彰志丹县干部的信在《解放日报》发表后，对全边区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为了推动边区工业的发展，林伯渠认为关键在于资本和技术，为此，他建议：在资本方面，继续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作经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作，在技术方面，继续发扬职工的创造性与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业建设，并给以优待。(13)他的这一倡议是很有远见的。 　　在生产运动中，林伯渠和以往一样，他不但号召群众发展生产，而且自己参加生产。夏季割马草时，他头顶烈日，手持镰刀，带头割草，夏收、秋收和大家一起参加收割。由于领导的带动，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十九四六年边区的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部队做到了完全自给，机关、学校达到部分自给，老百姓家家户户有余粮，为自卫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根据一九四五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减租减息问题的指示，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分赴绥德、陇东、安边等地帮助复查减租工作。绥德分区过去减租比较彻底，但在查租过程中，仍发现佳县车会区某些村竟有七年从未减租的死角；陇东分区过去减租不够彻底，有的恶霸仍在欺压群众，横行不法。根据边区的特点和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边区政府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复查减租减息上，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斗争。经过这场斗争，安边的农民收回了被三边天主教堂强占的长三百六十里、宽七十二里的大块土地，洗刷了四十六年来的国耻，使一万三千农民每人分得约三十五亩耕地。在已经分配土地的地区，有些被地主非法夺去的土地，也都退还给了农民。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之后，林伯渠又领导边区政府开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九月间，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主动献地三百垧(一垧三亩)，并致书林伯渠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地主操纵，佃户受困，诚可痛也。今我边府见及于此，实行耕者有其田，意至美而法至善；尤宜审慎周详，务使地主不得隐瞒，贫农得沾实惠。国家富强，人民丰足，庶有豸乎!现在反动分子，藉外力进攻解放区，以致国家危亡，人民涂炭；凡有血气者，应团结一致，捍卫家乡，巩固边区，决不松懈，决不退让，总期达到目的而后已!”(14)此后，还有绥德分区的张哲卿，三边分区的李有竹、高昆山等，也都自动献地给政府，要求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后来，林伯渠回信安文钦说：“得悉先生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慷慨献地三百垧，义举所昭，不仅造福地方人民，亦足表率社会贤达，边府同仁，深为钦迟。”“为了捍卫乡土，永固边区，切盼一本同仇敌忾之大智大勇，倡导团结自卫，加紧备战动员，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以争取自卫战争之胜利，是所至感!”(15) 　　为了加强人民的自卫力量，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许多有效的措施，如加紧民兵动员，实行劳武结合，大量制造地雷，加强民兵训练，学习投弹、射击、埋地雷三大技术，广泛开展民兵英雄运动等，并先后动员六千二百人参加了地方部队，充实了边区武装力量。 　　一九四六年夏，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八月，国民党派飞机轰炸延安。在边区的北线、西线和南线的敌军亦蠢蠢欲动，不断进行袭扰，陕甘宁边区同样被迫进入战时状态。林伯渠号召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保卫边区。他告诫说：“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不应有丝毫骄傲自大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因为我们是从长期相对和平环境中骤然转入战时状态，这决不是容易的事，因此不论在思想方面，军事方面，经济财政方面，工作机构、制度和作风方面等，都要有准备。因此我们今后唯一中心任务，就是积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准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6) 　　十月十日，林伯渠在新华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愤怒地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罪行。他说：蒋介石敢于如此猖狂，敢于向中国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进攻，他所恃而无恐的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有美国反动派的接济。美国的反动派，企图独霸世界，他口里讲“和平”、“调解”，却尽力援助蒋介石进行独裁内战。“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现在为美国反动派所代替起来了。而蒋介石的本领，就是出卖祖国，他把中国的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财政经济权等等都出卖给美国帝国主义，一任美军横行无忌，一任美货滚滚而来。同胞们，我们想想，蒋介石这些作为，有那一点对得住孙中山先生，有那一点对得住辛亥革命志士们所流的鲜血，而美国帝国主义政策，又有那一项是平等待我的政策，又有那一项是对于中美两国人民有好处的?!”他向全国发出呼吁：“我们全国同胞必须一致起来，要求美国立即停止援蒋政策，要求美国军队立即退出中国，停止中国内战实现和平。”“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先烈们的奋斗精神，继承和完成缔造民国的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7) 　　在蒋军准备大举进攻边区的严重威胁下，林伯渠主持召开边区政府会议，讨论如何使政府的一切工作适合战争的需要，提出我们的工作机构、制度以至作风等，都必须加以迅速的转变。战争必然是残酷的和持久的，只要我们有准备，有坚强的武装力量，充足的物质力量，严密的内部团结，就一定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十一月十四日，林伯渠还发布命令，决定成立边区政府总动员委员会，委任刘景范为主任，贾拓夫、方仲儒为副主任。 　　十二月九日，林伯渠在为蒋胡军队大举进攻关中分区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还指出：“胡宗南大举进攻关中，是蒋胡布置已久之进攻陕甘宁边区计划的开始。”他号召边区军民立即从备战动员进入战斗动员，搞好参军、参战、劳军、防奸、担架、运输、救护、后勤和坚壁工作。 　　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下，边区人民决心以战斗的精神，保卫自己民主幸福的生活，他们实行坚壁清野，不给胡军留一粒粮、一寸布，让敌人饥不得食，渴不能饮。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参军参战热潮，出现了很多父子、兄弟相争，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一九四七年元旦、春节期间，出现了群众性的拥军优属高潮，整个边区充满了高度团结、同心协力消灭敌人的战斗气氛。 　　转 战 陕 北 　　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作战，被歼灭六十七个旅，七十万余人，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一九四七年春又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所谓“重点进攻”。指使在陕甘宁边区南线的胡宗南，西线的马鸿逵、马步芳，北线的邓宝珊，共二十多个旅二十多万兵力，同时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延安进犯，并出动飞机五十余架次，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考虑到敌我态势与各战场情况，为了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决定主动撤出延安。 　　在撤离前夕，林伯渠告诉大家说：“撤离延安是暂时的，撤离正是为了保卫。将来不仅要收复延安，我们还要打出去，解放西安、南京、北平，解放全中国。延安的天时地利都对敌人不利，蒋介石进攻延安之日，也是他走向彻底失败之时，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只要我们搞好坚壁清野，发动人民打好游击战、运动战，敌人就会陷在陕北的山区里，被我们消灭掉。”(18)他对战争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三月十三日，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中共中央于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十九日清晨，彭德怀亦随我守城部队最后撤出延安。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仍继续留在陕北，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主持领导和指挥全国作战。另外，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地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带领部分中央机关、学校转移到晋西北地区。 　　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四十多天里，彭德怀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在各解放区战场的配合和边区居民的支持下，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重大胜利，歼敌一万五千多人。对此，林伯渠十分高兴，立即拨款六亿元，送致西北人民解放军，并派出劳军慰问团去前线慰问。五月十四日，陕甘宁边区五万军民在真武洞(安塞)举行祝捷大会，林伯渠因病未能参加，他特意致函彭德怀、习仲励并转全体指战员表示祝贺。函称：“敌胡宗南倾巢犯边区，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英明指挥下英勇战斗，于青化砭、于羊马河、于蟠龙，连战皆捷，不仅挫敌锐气，丧敌鼠胆，而且奠定了发展边区，解放大西北的胜利基础。值兹祝捷大会，本拟亲来参加，借致敬慰之忱。乃以痔疮久发，便后出血，至今未愈，医生嘱咐不能远出，以此行而未果，实觉歉疚!”他还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加充分发动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竭尽全力，并作长期打算，支援前线，争取最后胜利。”(19)当时，林伯渠的痔疾十分严重，甚至坐褥常被脓血所染，为此，边区政府办公厅提议，又把林伯渠夫人朱明(20)从晋绥解放区调回陕北，以便照料。 　　为了便于统一军事指挥，做好后勤支援，五月十九日，林伯渠在西北局召开的后委会议上提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统由前委指挥，后委管理粮草、衣服、支前、财经等工作；把行知中学变成战时医院，调有工作能力的学生作战争动员和支前的工作。他还提出，马上解决二十万人的吃粮问题，尽快筹备六万石粮食；搞内部市场，发展贸易，调剂货币流通，解决财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后委党组，由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马锡五、常黎夫、惠中权、王子宜、周兴、范子文、江隆基、唐洪澄等十一人组成。 　　六月十一日，林伯渠率边区政府由白庙岔转移到绥德县马蹄沟，在这里住了五十天。这时，胡宗南军队虽遭到西北野战军的重创，但仍气焰校嚣张，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为鼓舞士气，帮助同志们认识战争形势，在七月一日庆祝党成立二十六周年纪念会上，林伯渠向大家讲述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情况，说：“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起那时是好多了，陕北地形对我军作战有利，群众支持我们，其他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对西北战场也是个有力的支援。”“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最近，我军又甩开敌人主力，突袭陇东，挥师三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这就是毛主席的蘑菇战术。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消灭胡宗南军队是完全有把握的。”“我虽然年纪大了，能和大家一起战斗，感到很快乐。同志们朝气蓬勃，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21)同志们看到林老已白发苍苍，还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同甘共苦，而且是那样乐观和充满信心，也都更加坚定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在转战陕北期间，为使政府工作适应战争环境，更好地为战争服务，帮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上下左右交流经验，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创办了《边区政报》。他在《发刊词》中说：经数月来战争环境的考验，证明我们过去工作中还遗留下不少的弱点和缺点，在由十年和平转入战争的时候，暴露出我们部分工作还赶不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因此，要使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机构、制度、作风、方式、方法，以至生活习惯，都适应战争需要转向一个新的道路，就是说不能满足已有的经验，不能只看到自己的成绩，而应当在新的斗争形势与人民新的要求下，虚心的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打破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的思想观点，每个干部必须面向群众，深入实际，以创造的战斗精神接受与学习新的事件和经验，努力学习，加强自己，以适应客观需要并指导实际工作。(22) 　　撤出延安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一部分机关和工作人员转移到晋西北，后来，两个解放区的联系也愈来愈密切。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至十月下旬，为了商讨两个解放区的财政统一问题，林伯渠东渡黄河到了晋绥解放区。这时正遇上他辛亥革命时的老友、晋绥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不幸病逝。林伯渠回忆续范亭当年率部反清、反袁，在寇深祸亟之时，为反对南京政府腼颜事仇，竟不惜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以激起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看到续范亭在病入膏盲、处于弥留之际，仍至诚地留下遗书，请求中共中央严格审查他的历史，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不觉潸然泪下，写挽诗一首： 　　一柱撑西北，范亭自始终。 　　覆清摧帝孽，倒袁奏奇功。 　　长恨法西士，不惯客里空。 　　睿思早入党，人民爱如兄。 　　品概清泉洁，言行万众宗。 　　如何病不起，老泪洒秋风。(23)． 　　九月二十六日，林伯渠在临县还主持了西北各界一千八百多人追悼续范亭的大会。杨明轩诵读祭文，谢觉哉报告生平，贺龙、林伯渠、吴玉章等均讲了话。大家都一致颂扬续范亭的高洁品质、秋水襟怀和松柏气节，决心继承他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九月下旬，西北局在山西兴县沙原召开财经会议，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贾拓夫就半年来财经工作中暴霹出来的缺点进行了检讨，林伯渠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认为财经工作的主要缺点是思想跟不上变化了的形势，工作迟缓赶不上需要，缺乏群众观点。他说：革命不是几个人的事，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但我们工作的同志却没有牢固地树立这个思想，在工作中仍然受旧的经济理论的束缚，跳不出旧的货币论范畴的圈子，在金融上未能摆脱法币的影响，在贸易上，对群众合作事业的发展帮助很少；在财政上，只注意紧缩，没有注意发展；在建设上，重视公营工厂的生产，忽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最后，他要求财办处的同志本着为党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财经工作搞好。 　　一九四七年双十节，林伯渠以同盟会老人的资格，接受了《大众报》记者的采访，再次愤怒地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出卖中华，集中地权，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明确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继承了孙中山的未竟革命事业。他说：“我们边区与兄弟解放区所进行的爱国自卫战争，和平分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不正是最彻底的‘恢复中华’与‘平均地权’吗?”在人民已经奠定了胜利基础的今天，我们纪念双十节，就是要“充分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积极进行收复区工作，彻底平分土地，组织与积蓄力量，努力支援前线，彻底消灭蒋胡匪帮，解放大西北，配合各解放区全面反攻，争取新的辛亥革命之全国性革命形势的早日到来。”(24)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十月中旬，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部分领导人在山西兴县蔡家崖举行联席会议，集中地讨论了两区的财经统一问题。林伯渠、贺龙、陈希云、贾拓夫等出席了这次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详细讲述了两个边区财经工作的历史，并对过去财经工作的成绩与缺点作了认真的总结。他指出：“财经工作的重要关节是生产和贸易。过去两个边区在工作上都有偏差，因而都吃了些亏。我们检讨过去的工作，是为了总结得出经验，把今后的财经工作搞好。”“发展生产，一方面有个组织问题，一方面有个贷款问题，我们要尽其努力多给老百姓贷出一些款。”“贸易除供给二十五万公家人以外，更应为四百万老百姓解决问题，其比例应是百分之六十五与百分之三十五。”这次会议以后，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即实行财经统一，将两区的贸易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公司，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以便统一金融贸易组织，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战线上的对敌斗争，更有力地支持革命战争。十月二十日，林伯渠在沙原还主持召开了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如何贯彻两区财经统一会议的决议，研究边区政府当前的工作。他指出：“政府工作应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贯彻精简，整顿队伍，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十月二十四日，林伯渠由晋绥回到陕北绥德县雷家沟。不久，出席了西北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义合会议。这次会议，是边区自卫战争八个月以来空前的二次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八百多人。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了全面反攻，各个解放区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十二月一日会议开幕时，林伯渠作了长篇讲话，他按捺不住全国即将解放的喜悦心情，响亮地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要在全国消灭封建。”(25) 　　林伯渠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针。他说，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农民翻身，“百年来，从太平天国到大革命，都没有搞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要贯彻中央土地法大纲，进行边区的土地改革，我们的干部“就必须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正派的作风。”所谓坚定的阶级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广大人民翻身的立场，一切要从贫苦农民设身处地的去想。几千年来地主压在农民的身上，现在农民要转过来，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我们的党、政府，不是站在旁边，而是站在他们中间领导他们去做。”所谓正派作风，“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阶级分析，求得真实情况和它的规律。”(26) 　　林伯渠也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结合土改进行整顿党组织的决定。他说：“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我们的队伍从这中间来，就难免有坏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坏东西洗刷出去，整顿好队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懂得：“我们都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为群众所喜欢的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正派作风。不整顿好队伍，不具备这三点，就不能担负起我们党的责任。”就不能“浩浩荡荡的向光明的道路前进。”(27) 　　林伯渠还对边区政府过去财经、教育、保安、司法、三三制等方面的工作，从思想作风的高度，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号召大家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完成土地革命的伟大事业! 　　义合会议，依照李卓然传达的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定了在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的任务、政策和路线，最后，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作了总结报告。林伯渠在会议闭幕的讲话中，又着重讲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他说：“放手发动群众，是哪些群众呢?这是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问题。因此，一开始就须深切注意，把群众的阶级界线划清楚。所谓查阶级、评成分，就是划清农民与地主富农的阶级界线，提高贫雇农的威信和阶级觉悟的问题。这是放手的重要关键。所谓放手，是对贫雇农放手，只有对他们放手，他们才能形成核心，才能取得与巩固领导权，才能团结中农，起骨干作用。”他还提出要做到放手发动群众，一是立场先要坚定正确；二是要有事和群众商量；三要善于启发和等待群众；四要把群众自发的运动提高为自觉的运动。“放手不是放任，手越放得开，组织工作就更应细致周密。胆越放得大，领导就更须加强注意，研究掌握其规律，指导其前进。”(28) 　　但是，由于义合会议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没有把边区里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面的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因此，会后在边区也一度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过左的作祛。 　　对于上述这些“左”的现象，林伯渠是有自己的不同看法的，他说“有些话只能等到中央会议上去谈，当前战争环境必须首先注意党内团结和群众斗争情绪。”(29)对这些“左”的错误，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的进行纠正。比如，绥德县在土改中斗争了安文钦，没收了他的浮财，并把他“扫地出门”，林伯渠就曾提出批评，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十二月十日，李鼎铭先生逝世，林伯渠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要为李鼎铭开追悼会，还提出要党外人士参加，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非常同意这一意见，并且对他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下级党政干部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还是要保护他们。安文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是要你去做，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分了，赶出他们自己的家，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来访问，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待?林伯渠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亲自找安文钦谈话，向他当面赔礼道歉，并把没收的东西发还给他。经过林伯渠做工作，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的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他就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致了悼词。以后，林伯渠又为李鼎铭先生的墓碑写了“爱国典范"四个大字，对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十二月三日，林伯渠由绥德雷家沟去米脂杨家沟，因交通不便，黄昏时赶到雷家坪，当晚就住在这个六、七十户人家的山村。他一到村，就找农会干部和贫雇农谈话。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全村，老乡们纷纷前来看望林主席，把窑洞挤得满满的。大家见到林主席，犹如见到亲人一般。林伯渠和他们倾心交谈，询问土改、生产和生活情况，征求对政府的意见。老乡们一一作了回答，还反映了个别区乡干部以权谋私，以及负担不合理、买卖不公平等方面的事实。林伯渠不时拿出笔把重要的问题记下来。他告诉村干部和老乡们说：陕北战场和全国其他战场一样，打了很多胜仗，蒋介石已经走下坡路了，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要求大家在土改中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要搞好明春的生产准备工作，要积极支援前线。谈话一直到深夜，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十二月八日至十四月，林伯渠参加了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土改座谈会。据林的日记记载，在此期间，他提出过许多问题，诸如“贫雇农路线与对中农政策”，“贫雇农应掌握领导权，但如何团结中农?”“怎样划分阶级?”不可以生活状态划分阶级。地富分界以劳动为主要标准。”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写道：“十股涛头一股差，须有除一股之决心”，等等。虽然文字极简，但言简意赅，态度明朗。 　　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林伯渠出席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谢觉哉、李维汉等十九人。这次会议批评了土改中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纲领，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为夺取全国胜利作了重要准备。林伯渠在会议上发言说：“中央土地会议后，我们在兴县开了会，以后又在义合开了会。河东河西工作，大体上前者有些‘左’，后者有些右。但这是有原因的。晋绥在对化形地主、中农问题上，在群众发动后有些因不易掌握而发生偏差，但其工作方向我认为是很对的。”“团结中农的问题，在义合会议上没有明确提出”，因而“发生偏向”。在谈到三三制政策时，他说“李鼎铭参加边区政府还是对的。关中的党外人士在这次战争中也表现很好。” 　　十二月二十九日，林伯渠由杨家沟又返回绥德县雷家沟。一九四八年二月间，他在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扩大)会议上，作了《革命战争中一年来的政府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一年来政府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如动员大批青年参军，地方游击队发展三倍以上，动员和组织六千六百三十三副担架，五千四百四十头牲口随军出征。还组织临时担架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二副，缝制军鞋五十八万四千余双，运送大量军粮和马草，保证了前线的需要。他根据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兵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政治军事训练后，已经转入外线作战的大好形势，特别提出了“恢复经济，解放大西北”的新的战斗任务。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的形势下，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由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华北。林伯渠于十八日，专程前往送行。毛泽东就领导者如何掌握工作的主动性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城市问题、工商业问题等，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在送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离开陕北以后，西北局、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许多领导同志又都前来雷家沟祝贺林伯渠六十二岁生日。刚从陇东回来的谢怀德先到，林伯渠一见到他就说：“我想给你谈件事。一九四二年我在甘泉、富县检查工作时，说你们富县的群众工作不如甘泉的群众工作做得好，这个批评错了。实践证明，工作好不好，在去年到今年的自卫战争中得到了考验，富县是个半老区，群众工作做得很好，这说明我当时的批评不符合事实，请你一定向秦力生和县里全体干部、群众说清楚这个情况，表示我的道歉。”(30)事隔六年了，林伯渠还把这件事记在心里，谢怀德听了非常感动，急忙说：“林老，今天您过生日，咱们不谈这个。再说，我们的工作也确实有缺点。”林伯渠又认真地说：“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对工作，对我自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31)林伯渠这种严以律己的崇高品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曾传为佳话。 　　四月上旬，林伯渠赴绥德分区检查生产救灾工作，发现绥德分区在救灾中，为不饿死人，已经移民近四万人，而移往河东的万余人中，有一部分已经难以安置，延川县因安置了绥德县的二百户移民，使该县永坪等地灾民约六十户又不得不另移他地。在佳北及镇川、横山、米脂等县灾情严重的地区，由于灾民移走过多，劳力大减，已发生土地荒芜现象。根据不移走没饭吃、移走又荒芜土地这一具体矛盾，以及河东、延川等地不能再去移民的情况，林伯渠当即指示绥德分区不应再向外移民，各级领导要把力量放在组织群众生产上，依据灾区具体情况，有计划地组织劳动力，解决灾民吃粮、籽种等困难，完成春耕任务，生产自救，缩短灾荒时间。 　　为克服把救灾工作的重心转入组织生产可能遇到的困难，林伯渠指示各级领导一定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他向专署的领导同志说，我们的任何工作如果不是为群众着想，就会引起群众不满。他说：“昨天下午我在街上看到贸易公司的营业部，那时街上还有很多人赶集做买卖，它却早早关了门。贸易公司廉价出售各种必需品，原是为了便利群众，就应该多开几个钟头的门，让群众多买一些，多给群众以方便才对，否则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32) 　　西北野战军在转入外线作战以后，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两万八千五百多人，迫使延安守敌弃城南逃。四月二十二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经过一年一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林伯渠十分高兴，他立即发表谈话，指出民主圣地延安之收复，是西北军民力量空前强大与宜瓦战役的直接结果，它标志着整个大西北全部的彻底的胜利已为时不远了。五月十一日，林伯渠率领边区政府胜利返回延安城。 　　延安收复以后 　　林伯渠回到延安后，除继续领导边区政府支援战争以外，积极领导恢复经济和生产救灾工作。当时边区经过蒋胡匪军蹂躏之后，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边区人民被敌拉走和杀害的在四千人以上，粮食、牲畜、窑房、农具、家具及被服的损失甚巨。一九四七年因损害青苗五十万亩，荒芜耕地三百六十余万亩，再加上旱、涝、雹、霜等天灾，耕种失时，误锄误收，边区粮食大幅度减产，以致到延安收复时，全边区即有四十万以上的饥民，佳县、子长的局部地区还发生了瘟疫。 　　为了恢复边区经济，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土改中某些“左”的错误。还在回延安前，他即发出布告，郑重宣布：坚决贯彻保护工商业政策，凡遭受蒋胡匪军重大破坏的工商业，无论属公属私，均应本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方针，鼓励与扶助其恢复营业；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同样受到保护。曾因订错成分受到侵犯尚未纠正者，应一律迅速改正，退偿损失。他还提出，对尚有顾忌窖藏货物不敢营业者，应宣传解释鼓励其恢复营业。工商业的借贷和来往账债，应予保护。凡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不论合伙或个人经营的工厂作坊，均应保护和奖励，并免征本年度营业税。以农业为主兼营工商业者，在征收公粮时，只计算其农业收入，其工商业部分，不得计为副业征收公粮。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受边区法律的保护。 　　林伯渠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他在去洛川参加前委扩大会议返回延安后，六月六日延安降了一场透雨。七日他给甘泉县县长写信说：“前日路经甘泉，得悉你们在生产救灾中已从事安置移民工作，殊为欣慰!延安六日通宵大雨，想甘泉亦会普降甘霖，这对于安置移民发展生产极有帮助。望即抓紧时机加强组织领导，并将安置移民步骤办法，安置的户口人数等具体情况及典型材料早日汇集告我为盼。”(33)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林伯渠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新区不马上平分土地的指示，尽量减少新区的社会震动，以便增产粮食，支援战争。此后，他连续发出了几个有关农业生产的布告，宣布边区的基本区经过土地改革封建制度已经或者基本消灭，已不再是平分土地问题，而是普遍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并保障其不受侵犯，使人人安心生产，发家致富”(34)的问题。允许基本区在一定的条件下继续存在租佃关系和雇长工、揽短工、包月工、安庄稼、调份子等雇佣关系，以便调节劳动力，避免荒芜土地。边区政府还决定在废止高利贷的前提下，允许私人借贷，提倡农民在生产中相互借贷，利息由双方自由议定。提倡组织合作互助，研究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政策，边区很快又出现了生产热潮。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恢复生产从事经济建设的同时，对边区的文化事业也给予了很大关怀。一九四八年六月，边区文协的《群众文艺》创刊前夕，他致函编辑部，积极支持该刊创刊。他说：“从边区军民丰富的斗争生活和我们文艺界活动的广度与深度的相互比较来看，后者显然是稍嫌落后稍感贫乏的”(35)，很有必要出版这样一个刊物。他在信中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三条意见和希望：第一，我认为还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虽已体验和了解了一些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但体验和了解不足，或仅限于体验和了解，还不能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思想感情，真正结合起来。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健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作风，参加并深入实际斗争，去发掘创作的源泉，把伟大革命运动中的边区人民生活，即边区工农兵生活，特别是革命战争中，在攻坚或运动战的范例里，指战员们无比英勇的革命英雄主义，加以深刻理解和体会，踏实的反映出来，”并普及起来。把党的各项政策(战争、土改、新区工作、生产救灾、城市工商业、知识分子、宽大政策等)的具体实施，通过文艺的形式贯彻到群众中去。第二，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善于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未能使文艺作品更切合部队和边区的实际，更为群众喜闻乐见。希望我们的文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鞭策边区文艺工作者，扩大和整肃文艺阵容，普及与提高文艺作品，使文艺战线更加活跃起来。第三，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善于耐心地坚持地团结和改造各种旧剧班和旧艺人。而在新区，这一工作更较落后，但却更为需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总结民众剧团等对团结和改造旧剧班，旧艺人成功的经验，加以研究，指导其他，使旧的剧班、艺人，能推陈出新，转向为人民服务。(36) 　　后来，林伯渠在记者节纪念会上讲话时，对边区新闻工作的方针、任务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说：新闻战线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歪曲事实，更不能吹牛撒谎。在当前要注意战争、生产和土改三件事情的报道。“不仅要宣传每一个战斗、战役，还要宣传士兵的每一个勇敢的故事。”“生产很重要，不论支前、改善人民生活都基于生产的发展，所以对生产不仅要介绍经验教训，而且要发扬好的，批评坏的。”“过去是分散的农业生产，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城市工业生产更重要了。”土改问题在我们这里已基本解决了，现在应将这一运动推向生产运动。他告诫大家：“只要把我们的思想作风改造好，报纸就能办好。”(37) 　　林伯渠回到延安，在领导边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还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他就预感到全国革命胜利即将来临，提出应特别加强对党的土改与城市政策的学习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政策是我们的关键所在。稍后，在延安纪念中共诞生二十七周年干部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指出，现在全国已出现“以直接打倒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政权、建立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为目标的全国性的大革命了”，“旧中国的毁灭和新中国的建立都是必然的和为期不远的了”(38)。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他说：“党的二十七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根据我多年的体会，“我认为有两点可以说明而且必须说明的，这就是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出发决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的群众需要和觉悟程度决定工作的任务与执行任务的步骤与方法。”而为此“就必须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充分的阶级觉悟，有全面观察分析与综合问题的能力，……有高度的无产阶级原则性指导之下的高度的无产阶级的灵活性，就必须客观的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的夸夸其谈。”(39) 　　为了做好迎接全国胜利的思想准备，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讲了遵守纪律、民主与集中、研究理论和掌握政策、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应该了解，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领导，学习好坏就是工作和领导好坏的关键……学习是无止境的，学习是不可中断的，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应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认真确实坚持地学下去。为了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学好本领，迎接胜利，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胜利的前进!”(40) 　　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林伯渠还着重总结了政权工作的经验。他说：“革命的事业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政权问题，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就是要把旧的统治阶级推翻，联合各个革命阶层，建立自己管理自己的制度。党如何领导政权，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工作，过去有四条正确的经验，现在还需要坚持，这就是：(1)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应干涉和包办代替；(2)党团(党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执行工作，如果说服通不过，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超过民主集中制原则；(3)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服从党团决定的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4)调动党员时，必须经过党向政权机关取得辞职的手续。”(41) 　　林伯渠在这次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还说：“政权工作要做好，必须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贪污自私的现象打倒，真正的联系群众，要有民主的作风，建立民主制度，提高工作效率，真正的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发展生产，更好的支援前线。”在人事工作中，“干部的任用应与培养教育结合起来，只有培养与教育干部，才能使干部来源不绝，才能提高干部，适合开展大西北的局面”。“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必须重视团结党外人士，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团结，一方面政治上的提高，另方面适当的进行原则的批评与斗争，纠正过去某些过左过右的偏向。”“特别是在今后，我们党要领导全国政权工作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些。”(42)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下旬，林伯渠在合阳雷家庄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时，再次讲了纪律和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他说：纪律问题很重要。我军在初创时期，就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说明我党的建军思想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西北野战军开展的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半年来，又推广于全国各野战军，收效很大。过去，打一仗后，要整顿一次纪律，但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今年不同了，其原因即经过了新式整军运动，依靠群众把纪律整好了。所以，整顿纪律的基础，必须是发动军队的民主。(43) 　　关于自由问题，林伯渠说：只有阶级的自由，而无超阶级的自由。我们的各种政策，即是革命阶级的自由，而不给反革命阶级以自由。就是在革命阶级内部也得遵守纪律才有自由。从哲学上说，即懂得了必然，才有自由。比如，我们懂得了电，就可以利用它，就有了自由，不懂得即无自由。人类社会有一定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才有自由。机器发明了，商品产生了，私有制度成了法律上的规定。马克思研究了商品，知道生产是社会性的，而所有制是私有的，这是个大矛盾，于是得出了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所代替的结论。我们说改造思想，即是要改造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好方法。(44) 　　林伯渠这些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论述，许多都是发自肺腑的至理名言，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对当时人们认识形势，坚定革命信念，更自觉地了解和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帮助很大。有的即使到今天，也还值得人们思考、借鉴。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克服党内军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要各战略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必须经常就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报告。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林伯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恢复老区，发展新区”工作问题，给中共西北局、党中央写了一个系统翔实的报告。他以详细的数字和具体的事实，报告了延安收复后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群众负担、防疫救灾和教育工作方面的情况与问题，边区政府已经或者准备采取的措施。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城市工商业的状况，说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大商缩小、停闭以至外走，小商贩增多，以零购本销为主。”如绥德、米脂、镇川等地，战争以来大商外走者有一百二十余人。延安市商业和手工业现只恢复到战前的百分之五十七。其原因除交通外汇困难、过去负担过重、土改中“左”倾影响外，还由于战争和灾荒造成资金不足、商品缺乏、工业品产量减少，购买力降低所致。报告还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各县党和政府对于市镇工作的重视和具体领导不够”。边区政府“已开始注意研究市镇工作，并加强领导，有计划的帮助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结合求得发展。同时适当组织必需品的进口和土产的外销，以扶助商业之恢复和发展”(45)。这是林伯渠在延安所写的最后一个报告，他不仅如实向党中央汇报了陕甘宁的情况，其所提出的问题和措施也是切中要害的，对边区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 　　由于全国胜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回中央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提出：“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是否可行盼覆。”西北局本想挽留林，但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同意中央的决定，并于十一月七日电告党中央：林伯渠在年前赶到中央。 　　林伯渠临行前，在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他举行的欢送大会上，作了情谊深长的讲话。他分析了全国和西北地区的大好形势后，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提出了四点殷切希望：(1)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克服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2)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要继续为将来的工作奋斗；(3)要把眼光放远大些，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4)要站稳脚跟，发挥共产党的先锋作用。这既是同志、战友临别赠言，也是革命老前辈对后辈的衷心嘱托，与会同志听后都深为感动。 　　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林伯渠在陕北已经十四个年头子，对陕北的人民和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怀有无限的深情，现在因工作的需要马上就要离开了，他心潮起伏，很不平静。十四日，在临行的前两天，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前往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拜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曾经住过的地方，并在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和毛泽东、朱德住的窑洞前留影，以寄托对延安的怀念。 　　十二月十六日，林伯渠告别了他的亲密的战友和同志，离开了延安。习仲勋、贺龙以及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司令部的许多同志都来送行，祝他一路顺风，健康长寿，为党和中国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并请他转达陕北人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衷心问候。 　　①② 《解放日报》，1946年2月4日、3月13日。 　　③ 《解放日报》，1946年4月9日。 　　④⑤ 《解放日报》，1946年4月26、28日。 　　⑥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等由重庆飞返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因气候恶劣，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故称“四八烈士”。 　　⑦⑧ 《解放日报》，1946年4月20日、7月8月。 　　⑨(11)(12) 《解放日报》，1946年7月27日、2月26日、5月2日。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4页。 　　(13) 《边区建设的新阶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1页。  　　(14) 《解放日报》，1946年12月3日。 　　(15) 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16) 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三届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解放日报》，1946年11月13日。 　　(17)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1日。 　　(18) 《访问卢可、姚安吉等同志谈话记录》，1979年。 　　(19) 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20) 朱明(1919—1961)，原名王钧璧，安徽定远县人，1945年5月和林伯渠结婚。她曾于1954年3月22日亲自书写、投寄给江青一封匿名信，批评江青。“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以此事把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对林伯渠散布一些流言蜚语。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21) 《访问张养吾谈话记录》，1979年。 　　(22) 《边区政报》创刊号，1947年7月15日。 　　(23)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89—90页。 　　(24) 《新的辛亥革命将到来》，《大众报》，1947年10月11日。 　　(25) 《林伯渠同志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未刊稿)。 　　(26)(27) 《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 　　(28) 《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未刊稿)。 　　(29) 《访问常黎夫谈话记录》，1979年。 　　(30)(31) 《访问谢怀德谈话记录》，1979年。 　　(32) 《林主席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群众日报》，1948年4月22日。 　　(33) 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34) 《陕甘宁边区政府，晋绥行署布告》第9号，1948年12月。 　　(35) 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36) 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37) 《林主席在九一记者节会议上的讲话》(未刊稿)，1948年9月1日。 　　(38)(39)(40) 《学习毛主席思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群众日报》，1948年8月7日。 　　(41)(42) 《林主席在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关于政权工作的报告》(未刊稿)，1948年7月29日。 　　(43)(44) 《林伯渠同志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未刊稿)，1948年9月17日。 　　(45) 《恢复老区开展新区的工作方针》，1948年11月1日。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