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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澧水少年
涂绍钧

  1
  澧水河,象一匹受惊的野马,一路嘶鸣,一路咆哮,从湘西北崇山峻岭中狂奔而来。当它闯过石门滩,绕过望夫岩,将要注入洞庭湖滨澧阳平原的时候,水势才慢慢舒缓下来。河床渐见开阔,狂怒的咆哮嘎然而止。
  时值早春,太阳无力地挂在西边天上,北风夹带着几分寒意,从散落在河畔歪歪斜斜的农舍那边吹过来,呜呜作响。河水轻轻拍击着堤岸,发出阵阵低鸣。这声音,就象一个凄苦的老妇人在河边抽泣、呜咽,仿佛诉说着澧水两岸人民无尽的苦难,无尽的哀怨……
  当澧水流经安福县(今湘南临澧)境一个名叫停弦渡的古渡口一带时,它的南岸出现了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就在离这相传是因司马相如曾在此鼓琴而得名的古渡六、七里的地方,座落着一个群山环拱、名叫凉水井的小山村。绿树掩映中,居住着四、五户人家,都姓林。
  这村子虽然不大,青松翠竹的浓荫里,但见两幢青砖大瓦房毗邻而建,并且都是前后三进,宽敞明亮,煞有气派。这在当地,并不多见。所以四乡八里,也把这凉水井叫作林家大屋。
  说起这林家大屋,颇有一番来历。
  原来,这林家大屋的主人,是大清道光年间的举人,后来做过四川宜宾、邻水县令并擢升为叙永直隶厅同知的林长槐的后裔。南北两个院落里,都是这位县令大人的子孙。
  当你迈进南边这家院落的大门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高悬在中堂之上的黑漆金匾,上书“九牧世第”四个大字。无庸置疑,这是世代为官的标志。据考,这林家祖上,原籍福建莆田,元末明初,十一世祖林牌曾随朱洪武征战。再传五世,林茂为怀远将军,戍守九溪。万历年间,落屯安福县境。
  嗣后,府上虽然出过诸如县令之类的小官,但终于家道中落。自林长槐以后数十年间,族中便无人入宦。然而,即便不再是门庭显赫,倒也还算得是诗礼传家。林长槐的儿子鹤仙,以及孙子小鹤小仙,都是本县颇有名气的文秀才。
  光绪丙戊年二月十五,也就是公元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这天,约莫傍晚时分,随着几声呱呱坠地的婴儿的啼哭,林家大屋响起了好大一阵噼哩啪啦的鞭炮声。满屋上下,洋溢着一团喜气。年轻的母亲望着怀里刚刚出生的小生命,轻轻抚摸着他那红扑扑的脸蛋,宽宽的额头,此刻,已把分娩时的阵痛忘得干干净净。象所有的母亲一样,略显苍白的脸上荡漾着兴奋、自豪的微笑。
  按照本地风俗,三朝①这天,远近亲朋,邻里好友,都来道喜,争着来吃“祝米酒”。本来,这婴儿的父亲,年方二十二岁的林鸿仪,因屡试不第,一向少言寡欢,但少年得子,毕竟是一件快事,这天也显得格外高兴。
  三朝这天,也是给孩子取名字的日子。毕竟是大户人家,好几个算命先生,不请自来。一阵子丑寅卯之后,几乎是异口同声,都说这孩子八字好,福贵命。纷纷向老板讨封“利市”。林鸿仪虽为乡塾教员,收入有限,却不吝啬。除开酒宴应酬,还破例给每个算命先生赏封“利市”三百文。
  照算命先生所说,孩子命中缺水。于是,林鸿仪便把酣睡在襁褓中的儿子取名祖涵,表字伯渠,号邃园。
  林伯渠来到人间的时候,正值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五千年文明古国,很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为了维护自己风雨飘摇的统治地位,却对外国侵略势力日益勾结和依附。这就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统治者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日益激化。
  澧水两岸,本来是物产丰饶的富庶之地,大米、棉花、茶油、桐油、竹木、茶叶等农副产品名驰湘鄂,远销海内。但由于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使得物价大跌,有时候一担上好的稻谷,只能卖到四、五百文钱。这就不能不导致农民纷纷走向破产。若遇上天灾人祸,更是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加上地主豪绅的残酷压榨,激起了农民群众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清末年间,澧水流域时有农民起义斗争发生。
  林伯渠八岁那年,正值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堂堂大清帝国,竟被一个弹丸小国打得落花流水。皇帝老儿又是忙着割地,又是忙着赔款,甘心妥协投降。
  消息慢慢传到乡下,就连那些只晓得栽田拱土的老百姓,也愤愤不平,暗地里大骂皇上丢了国丑。这件事,对少年林伯渠震动很大,他不明白,当今皇上为什么如此无能?
  由于童年体弱,林伯渠在十岁以前,一直没有正式入学。好在母亲李氏,原来也是邻县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略通文墨。尽管丈夫在外执教,她除了操持家务,还经常教伯渠识字。所以,林伯渠儿时,《三字经》、《百家姓》等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诗云子曰,也背得出不少。并且,自幼练得一手好字。在贤淑、勤劳的母亲的怀抱里,林伯渠的性情自幼便得到了美好的陶冶。
  平日母亲对儿子管教极严,想不到有一天,竟然在儿子身上发生了一件万万料想不到的事情。
  那是林伯渠九岁那年初冬的一天下午,住在隔壁的堂兄林修梅②去村头的松树林子里筢松毛。象往常一样,他也背着筢箕跟着上山。平常,兄弟俩很要好。林修梅比他大六岁,从小爱读书,并酷爱习武。懂得的事情自然也多些。林伯渠问这问那,这位堃哥总是摆出一副做哥哥的架势,回答得让他信服。
  回家路上,因为伯渠嚷着要编蛐蛐笼子,兄弟俩走进村口乐二庵去捡香棍。刚刚有人敬过菩萨,神位上的香炉里还燃着香烛。对着这袅袅香烟,伯渠忽然问:
  “堃哥!神堂上供的菩萨你晓得名字么?”
  “这还用问?观音菩萨呗。”
  “观音菩萨也跟财神菩萨一样,让人发财的是么?”
  “不是的。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菩萨,听说是专门救人危难的。”
  “你哄我吧?”
  “大人们都是这么讲的,不信你去问你妈去吧。”
  伯渠想了想,又问:
  “观音菩萨这么好,怎么讨米的不来敬她呢?敬了不就有饭吃了吗?”
  “......”
  林修梅被他这样一问,不只答不上来,而且对观音菩萨也产生了疑问。是呀,观音菩萨这么好,为什么讨米的年年这么多?他平日喜欢舞棍弄棒,生就一副火暴性子。于是大声嚷了起来:
  “我看,她坐在这里一动也不动,屁的本事也没有!”
  说罢,用筢子杆狠狠地戳了她一下。
  这一戳不打紧,谁知一大块镀着金粉的泥胎脱了下来,露出了泥胎里面的蔑片。
  这时,兄弟两个几乎同时睁大了眼睛:原来,这法力无边的观音菩萨却是用蔑片编的呀!接着,只见林修梅往上一纵,跃上神位,将观音菩萨顺势一推,“哗”的一声,菩萨被掀倒在地,泥胎摔得粉碎,一只蔑篓现出了原形。
  此刻,兄弟俩索性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只见哥哥一手将蔑篓从泥块中提出,弟弟扯来一大把刚筢来的松毛,取过香炉上的蜡烛,呼的一下点上火,顷刻之间,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便化作一团灰烬。
  这场祸委实闯得不小,两个书香之后,竟然干出这种败坏门风、辱没神灵的事来,一时间,远远近近,舆论哗然。
  林鸿仪得知消息后,气急败坏赶回家中,将不肖儿子责打一顿,又赶忙向村中父老陪情,并和隔壁本家一道,立即请人塑了一个观音金身,才算了事。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林伯渠的母亲格外伤心。好些天,除了耳朵里灌满了闲言闲语不算,丈夫也埋怨她对孩子管教不严。扪心自问,这难道真是自己的过错吗?为什么生下了如此孽瘴啊!那些天里,她暗暗哭肿了双眼……
  这一切,都被林伯渠看在眼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惹母亲生气。
  2
  林伯渠的父亲,虽然是前清副贡生,但终身未曾入宦,一直赋闲乡里。尽管家中尚有祖上留下的几石薄产,也常常是入不敷出。于是只得象当时多数落第文人一样,很早便开始了教书生涯。
  林鸿仪先是在本地乡塾教书,不久便被聘至澧州城中执教。春去秋来,光阴荏苒,不觉之中,已颇有名声,于是被召回本县县城道水书院任山长。
  自从伯渠闯出那次大祸,父亲便决定让他上学。伯渠十岁那年,先是送到邻近的家馆寄读,想不到这孩子生性颖异,长进很快。不到两年,四书五经,便已授完。后来,父亲把他带到身边,而且亲手编成一套《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励志曲选》,严加教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得有半点差池。
  在林鸿仪看来,当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今皇上,意欲废除科举,他林家一无权势,又无靠山,量这孩子也难出人头地。既然有几分天资,将来能象自己一样,靠教书混碗饭吃,倒也稳当。
  然而,这位县城书院的山长,本县学界泰斗,决非是那种未出柴扉,见识浅陋之士。多少年来,乡试、大考,他没有少参加;近至汉口,远至京师,他都是去过的。朝廷弊政,民众疾苦,无不耳闻目睹。如他在一次考察邵县石门的天门书院之后,去了一趟该县境内的雄磺矿,看到矿工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为老板卖命,而收入所得“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于是不免百感交集,口占一绝,书以咏怀:
  是谁凿破混沌天,石洞幽深百丈悬。上下千人纷若蚁,生涯大半在黄泉。③
  他对于目下风行的维新思潮,常常怀着极大的兴趣,潜心加以研究。对学生则也不再把他们禁锢在诗云子曰之中。新近所增开的算学、地理等课目,很受学生欢迎。此外,对于近年来介绍到中国的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他也极感兴趣。但最能吸引这位郁郁不得志,又充满着爱国情绪秀才的,则是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书。
  十九世纪末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派,极力主张变法,改革中国社会。继晚清刘逢禄、龚自珍等人之后,他把自东汉以来长期湮没不彰的公羊学说重新推荐给世人。虽然形式上是在阐述西汉时期公羊派的“三统”、“三世”说和孔子的托古改制论,但在实际上,他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塞进公羊学说的框框里,用以解释公羊学说,并使之成为变法的理论根据。这种维新思潮,在当时曾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林鸿仪对于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已完全失去信心,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所谓洋务,亦莫过如是……”
  但康有为等人的维新思想,对这位思想颇为激进的教员的影响仍是十分深刻的,这种影响,自然也波及他的孩子们。
  林鸿仪治学,素以严著称。对自己的儿子,更是毫不放松。每每夜阑人静,他总是秉烛临案,反复讲授“三统”、“三世”的理论。照康有为的解释,所谓“三统”,是指每一个新的朝代出现,都各自受命于天,自成“一统”。由此证明,刘邦虽出身亭长,地位卑微,但他所建立的朝代却是受命于天的一个新“统”,同上一个朝代虽然没有继承关系而完全有存在的权利。所谓“三世”说,即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世界由乱到冶,会愈变愈好……
  一天夜里,他问林伯渠:
  “几个月来,为父苦心教授,你可得康翁新学要领么?”
  林伯渠略加思索,便将康氏《论语注》中一段很快背了出来:
  ……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长制而为部落,而为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世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而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
  见儿子对答如流,林鸿仪捋了捋八字胡,满意地点了点头。
  林伯渠最早接受康梁改良主义思想,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后来他在一九一三年亡命日本时,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午后听讲公羊传于孔教会,就五始三统之义反复说明,尚有条理。惜讲师口吃,不能动听者兴味耳。忆儿时受经,先君子即以此书相督责,计六阅月毕业,颇解其义。
  林伯渠十二岁那年,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发动著名的“戊戌变法”。他们几次上书皇帝,要求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设“上书所”以广开言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以及各省设“民政局”以实行地方自治。这些主张,目的是要让资产阶级参加政权,试图在中国实行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
  这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的诏书,表示决心实行变法,并且准各自上而下实行一些资产阶级的改良,如兴办学堂、废除科举、开放言路、发展实业、裁汰繁冗机构、整顿腐败的军队等等。
  可是,当变法维新日益威胁到以慈禧太后及其亲信荣禄等顽固守旧派的切身利益时,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对变法实行了血腥镇压。不久,光绪皇帝被幽禁,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戊戍“六君子”惨遭杀害,仓惶之中,康梁二人被迫亡命日本。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不久,清朝反动统治者迫于时势,不得不作出些许让步。如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废除八股,改考策论,并开始在各地兴办学堂。
  一九〇二年,熊希龄在湖南创办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培养新学人才,西路师范设于常德(今常德市一中)。学校开办时,规定每县通过县考,选送二人。这时候,林伯渠已是十六岁的青年。几年来,他在父亲主持下的道水书院长进不小,因为读书多,思想也日趋成熟,特别是自从读了他父亲书架上那本广东人郑应观所著的《盛世危言》之后,觉得振兴国家,首先得重视国民教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值此列强意欲瓜分中国之际,自己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教育人才,以知识来唤醒国人,也是好的。于是,他决定投考西路师范。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马上得到了支持。这样,通过县考,林伯渠便以优异成绩被选送至西路师范就读。
  古城常德,地处湘西门户,濒临洞庭湖,水陆交通方便,市井繁荣。这对于来自闭塞山村的林伯渠来说,真是大开了眼界。学校所开课程,比起父亲的道水书院,也多了好几门。他这才晓得,世界原来是这样博大,而全人类都生活在一个圆球上… 这一切,他都感到无比新鲜……
  西路师范附近,有一家启智书店,专售港沪出版的新书,其中首推梁启超所著《中国魂》影响最大。它笔锋犀利,文字浅显,所述多为警世之论。林伯渠和同学们大多来自乡间,孤陋寡闻,忽闻梁氏警策,莫不振聋发聩,心醉神服。学校之东南隅,僻静幽深,同学们常常在此聚会,研讨救国道理。
  这时候,朦胧的仇满清绪和富国强兵思想在林伯渠心中已非常强烈。由于新思潮的影响,他决心立志为振兴中华民族干一番事业。因此学习极为用功,不久便由乙等班升为甲等班。
  这一时期,在常德求学的青年学生中,要求改革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潮已相当普遍。如常德府中学堂学生覃振,就是较突出的一位。
  覃振原名道让,字理鸣。出生在和林伯渠家乡交界的桃源县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幼时极聪颖,家里的人便节衣缩食供他读书。一九〇二年,他在本地小学读书,认识了同情革命、思想激进的同乡人宋教仁,两人思想迅速接近。次年,覃振考入常德府中学堂,不久便接触了中国留日学生发行的反清刊物。正是这一年,常德地方官厅办了一所小学和龙江书院藏书楼。开学这天,地方官吏、绅士以及各府学的学生们都来参加典礼,聆听典礼演讲。当演讲结束时,覃振忽然挤出人群,跳上讲台,慷慨陈词,声称必须进行根本改革以拯救国家,并且当场驳斥了一个本地名流发出的效忠皇帝的呼吁。刹时间,演讲台两旁的官吏和贤达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台下学生却齐声喝采。这时,武陵知县意欲将覃振当场逮捕,兼任学监的常德府尹则表示应把他开除出校。
  覃振离校以后,继续反抗当局,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死里求生》,表明自己的革命思想。对此,同学们争相传抄,并且张贴在大街小巷,吸引了不少读者。这样,覃振在常德的名声为之大振。
  林伯渠结识覃振,便开始于这个时候。从此,两人常有书信往来,相互切磋学问,激励斗志。后来,覃振还成了林伯渠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之一。
  与此同时,林伯渠的同学蒋翊武④,也在学校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在常德城内祗园寺组织秘密机关。林伯渠当时也积极参与活动。后来,进步学生的活动被官府查觉,蒋翊武即被开除学籍,并遭到通缉。这时,林伯渠暗中邀集同学,秘密捐资,帮助蒋翊武潜往上海。
  3
  正当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发愤读书的时候,传来了父亲病故的噩耗。年方四十的父亲的死,使林伯渠感到极为悲痛。
  在他的少年时代,父亲一直是他最崇敬的人。他认为自己的父亲不仅是一位觉悟、开通的知识分子,他那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永远值得自己学习。父亲平日除教书外,极爱读书。学识渊博,也极重视人品的修养。在当地,道德文章,无不为世人称道。
  自从林伯渠记事起,就发现父亲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并常常作诗。或议论时政,或咏物抒怀。只要看看他那一手工整隽秀的蝇头小楷,便可使人感到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洋溢在这字里行间。
  长期以来,林伯渠不仅一直珍藏着这些日记,而且将父亲这种良好习惯继承下来,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总是坚持每天写日记,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父亲去世以后,家境日趋衰败。兄弟四人,伯渠居长,母亲生怕荒芜儿子学业,一直不敢让他为家计分心。其余三个孩子尚幼,家中没有帮手,一个妇道人家,要维持数口人生活,也着实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只得和伯渠商量,合计着把父亲生前早就为他订了婚的媳妇娶过来,一则家里可以多个帮手,二则有什么事婆媳间也有个商量处。
  这门亲事,对于林伯渠来说,却不能说不是带着几分勉强。当时,他已经开始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自己正值青春年少,当为国家效力,对于结婚的要求并不强烈。然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违抗不得的。况且他又是个孝子,眼下家计窘迫,既然母亲有这意思,他又哪能不同意呢?
  林伯渠这桩婚事,原本是指腹为婚,是在他出生之前父亲就为他订好了的。现在说起来,还是一段趣事。
  早在林鸿仪在澧县城里教书的时候,县城里有个名叫司马瀚的同窗学友,两人一向友善。这一年,司马瀚新近中了举人,被朝廷放了四川浦江县令。他们虽然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但交往仍亲密如初。
  司马瀚比林鸿仪稍长,而两人几乎是同时婚娶。一天,司马瀚将他邀至府中饮酒。席间,嫂夫人也一旁作陪。
  酒过三巡,林鸿仪看了一下身怀有孕的嫂夫人,笑着对司马瀚说:
  “辛砚兄今年真的是双喜临门,又是黄金甲第,又要新添贵子,可喜可贺!”
  这位嫂夫人嗔笑着瞪了他一眼,回敬道:
  “小仙兄过奖了,尊夫人不也是有了么?”
  司马瀚这时也接过话头:
  “当真?”
  ……
  林鸿仪不语,表示默认。
  于是,司马瀚笑着说:“如此说来,真是上苍有眼。小仙兄若不嫌弃,倒不如咱们兄弟两个结个亲家,亲上加亲。也就是说,贱内如果生了个女儿,将来就是你林家的,尊夫人如果生下了个女儿,那就是我们司马家的人啰!如何?”
  林鸿仪先是推说不敢高攀,后见司马夫妇如此诚意,也便欣然应允下来。
  后来,司马家先生下了个女儿,不久,林家也偏生下了个女儿,但不到周岁便夭折了。当司马家的女孩钿凤长到五岁时,林家这才生下了伯渠。俗话说:“女大两,黄金日日长,女大三,黄金堆成山。”女子大于丈夫,这在当地,并不少见。钿凤比伯渠年长五岁,也并不算稀奇。于是,这桩婚事便这样铁定了。
  伯渠儿时,常跟着父亲到澧州城里玩耍,自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司马家中。钿凤把他当作小弟弟,帮他捉蛐蛐,折纸人,也算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有一次,伯渠独自跑上街头,竟在城中迷了路。半天不见孩子回家,司马一家人都急了,正要四下寻找,他却被人送回家来。大人们问他是怎么被送回来的,他似乎满不在乎,得意地说:
  “我说俺是司马家的女婿,他们就送我回来了!”
  听他这样一说,满屋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这位女婿,当时才刚满六岁。
  钿凤小的时候,也常到凉水井乡下住一阵的,只是后来大了,姑娘家晓得害羞,便去得少了。钿凤现在是什么模样?在伯渠心目中,印象是模糊的。不久,他听从母亲的安排,带上礼物到司马家去“求喜”,想不到几年不见,钿凤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儿时的欢爱,浮上记忆的长河,见面时,两人脸上同时焕发一阵蕴藏着腼腆和激动的红晕……
  司马家也算重情义,虽然林鸿仪已经过世,但对这孤儿寡母,并不为难。相反,在女儿出嫁时,还备上了一份十分体面的嫁妆。
  就这样,林伯渠在西路师范还没有毕业,就结婚了。
  4
  林伯渠结婚后,家庭困境仍然没有得到改变,一家六口,全靠几石薄产过活。收入所得,仅够维持一家吃饭,还要供他上学,常常是入不敷出。尽管贤淑勤快的钿凤日夜纺纱织布,家境也难改善。
  这时候,正好学堂选派办学干部赴日官费留学,林伯渠认为这正是摆脱目前经济困境的好机会。他平日学习就极刻苦,为了争取这官费留学的资格,更是废寝忘食。苦心人,天不负。考试结果,他果然名列第一,很快取得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的资格。
  消息传到凉水井乡下,这闭塞的山村几乎鼎沸起来。也难怪,这官费留学莫说在小小的安福县还没有先例,就是在堂堂常德府,也还是个稀奇事啊!
  是奇事也更是喜事。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没有不来道喜的。不几天,便到了启程的日子。这天,林伯渠穿着一件蓝竹布长衫,外面套着一件紫绛色马褂,身上斜背着一个小包袱,脑后拖着一条乌黑的长辫子,立在家门前两棵高大伟岸的古柏下,白皙清秀的脸上微微露着喜悦,向家人和亲朋一一道别。
  村里的人都赶来送行,几个正在整秧田的本房老叔也爬上田塍,糊着两腿泥巴加入了这送行的行列。大家一边走,一边议论:
  “哎,你说这不是俺凉水井转了风水么?”
  “是呀!族里出了个洋秀才,也是神明造化,祖德阴功!”
  “啧,李家嫂子这后半辈子衣禄饭碗可不用发愁哪!”
  “可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没有错的!”
  ……
  翻了一个垭,又过了一个坡,林伯渠站住,劝大家都莫送了。只有母亲和钿凤,见他此去万里迢迢,飘洋过海,实在难舍难分,送了一程又一程。一路上,母亲反复告诫儿子:
  “祖涵,我们林家世代忠厚,你在外头可要安分守己,发愤读书,千万别闯出什么祸事啊!” 
  母亲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她想起伯渠儿时和林修梅在乐二庵打菩萨的事,总是心有余悸。
  “您放心吧!妈妈,您当我现在还是个小孩子吗?”
  司马钿凤平日就少言寡语,虽然出身名门闺秀,嫁到林家后,纺纱织布,料理家务,却是样样都很在行。听到丈夫要留洋的消息,又是高兴,又是难过。昨天夜里哭了一整夜,眼睛还是红红的。本来,丈夫能出人头地,这是一个女人的骄傲,但毕竟是新婚,他这一去,不知何日才能见面,难舍难分,也是人之常情。此刻,纵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来。她一边揩着泪,一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积攒好久的“光绪通宝”递给伯渠,只是说了句:
  “到了东洋,你千万记着给家里写封信来啊……”
  “好。妈,您回去吧。多加保重。钿凤,你也和妈一道回去吧,我到了那边,一定写信来。”
  他接过钿凤手中热乎乎的铜钱,眼睛也有些湿润了。是啊,他望着鬓发中已露出银丝的母亲,望着年轻温顺、贤淑的妻子,还有这家乡茂密的丛林,葱绿的翠竹,漫山遍野的油茶树,争芳斗艳的杜鹃花,还有他屋门前那条他钓过鱼的小溪,那口他游过泳的静寂的荷塘,那片片梯田,层层麦浪……他就要和家乡的亲人,要和这块生他养他的热土告别了呀!
  送行的人们纷纷离去以后,林伯渠一边走,一边回忆着这几年的生活,思考着自己前面的路。想得很多,也想得很乱。特别是想到他刚才听见的乡亲们的一些议论,不免暗暗笑了。他这次赴日留学,哪里是什么“神明造化,祖德阴功”啊!
  自从进入西路师范以后,由于接触了当时一些进步书籍和热血学生,他的思想迅即产生了飞跃。开始,他由于深受康梁改良思潮的影响,把希望寄托在“君主立宪”上。不久,他读了爱国志士邹容先生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后,思想才开始同改良主义完全决裂,直到后来,渐渐懂得要想国家强盛起来,必须推翻满清皇帝,象西方国家一样,建立民主共和。
  在这种狭隘的、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支配下,林伯渠学习极为刻苦,很快成了全校出类拔萃的学生。
  一天,他被校长熊希龄叫进办公室。校长要摸摸这个全校优等生的底子。原来,这位校长先生也是个维新派,经过一番谈话之后,他发现这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不光学识渊博,谈吐不凡,而且也存在象自己一样爱国有心、报国无门的苦闷。真想不到,在自己的门下,竟出了这样有为的学生,心里自然十分高兴。最后,他勉励地说:
  “林祖涵,我相信,有象你这样一班热血青年,有四万万不愿当亡国奴的炎黄子孙,中国,是有出路的!”
  通过官费留学的考试以后,林伯渠虽然名列第一,但他没有什么靠山,争着要出洋的达官贵人的阔少们不少,而名额有限,林伯渠着实有些紧张。于是,他只得去找校长,因为成绩名列第一,也就理直气壮。
  后来,多亏这位熊校长在武陵道台孟昭常那里力荐,把学校唯一的一名官费留学的名额给了年方十八岁的林伯渠。他相信自己这名得意门生,将来必可成为栋梁之材……
  想到这里,林伯渠暗暗对自己说:这次浮槎东渡,我是肩负着救国的重托,无限的希望啊!
  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
  ①孩于出生的第三天。
  ②林修梅,名祖堃,号浴凡。早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曾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任湘军旅长。护国之役中,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司令。一九一七年八月与陵零镇守使刘建籓在湖南首义护法。一九二一年三月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同年十月因牙疾病逝于广州。著有《林修梅遗著》一册。作者在该书中曾满腔热情地赞扬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③见林鸿仪1896年农历3月11日日记。未刊稿。
  ④蒋翊武(1885——1913),近代民主革命者。湖南澧县人。于常德西路师范肄业后,1905年至上海,次年入中图公学学习,与杨卓霖创办《竞业旬报》,宣传革命。1909年入湖北新军,1911年被推为文学社社长,与共进会合作,部署新军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中,任军政府军事顾问。11月27日汉阳失守后,代黄兴任战时总司令。袁世凯窃国后,被调至北京授高等军事顾问,又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均峻拒不受。1913年7月在湖南参加讨袁战役,失败被捕,10月就义于桂林。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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