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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同盟会员

涂绍钧

1 　　傍晚，随着几声汽笛长鸣，日本火轮“长崎丸”离开了喧嚣的上海码头。 　　刚刚驶出吴淞口，汹涌的海浪便铺天盖地迎面打来。浪头猛烈地撞冲着船身，十多丈长的客轮，前颠后簸，剧烈地摇晃着。一群挤在四等舱里的赴日学生，在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个呕吐不止。 　　林伯渠没有吐，只觉得胸口闷得发慌，独自步出船舱，扶着栏杆，立在船头的甲板上。阵阵海风吹来，顿觉清爽了许多。 　　暮色苍茫中，他面对着滔滔海浪，心，象眼底的波涛一样不能平静…… 　　他从偏僻的湘西北的山村里，来到长沙。好个热闹的省城，药王街、八角亭，数不清的豪商富贾；坡子街、南门口，道不尽的灯红酒绿。然而，有谁见，多少乞丐露宿街头! 　　他来到上海，这里可是真正的花花世界。远看，大厦毗邻，烟囱兀立；近看，琳琅满目，车水马龙。十里洋场，洋人的汽车横冲直撞。南京路上，外国水手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任意侮辱中国同胞。凶神恶煞的巡捕，可以随意捆绑华人。外滩花园的门口，甚至高悬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木牌! 　　黄浦码头，停泊着无数只外国军舰、商船，一群群瘦骨嶙峋的码头工人，在洋人的皮鞭下，压弯了腰，压驼了背…… 　　更有那烟、娼、赌、盗，样样俱全。上海，你是魔鬼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他回过头去，望着远处黑*(黑戉)*(黑戉)的吴淞炮台，不禁感慨万分。听人说，这炮台原来是把守国境的。唉，如今还能守什么国境呀，中国，早已敞开了大门，强盗们谁也可以闯进闯出! 　　此刻，他才真正感到，一场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有如这低垂的夜幕，已沉沉扑落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他沉思着，久久地沉思着，海面上飞溅的浪花，打湿他的长衫。 　　轮船穿过东海，到达日本长崎，再经神户，最后在横滨靠岸。这时，林伯渠随同行的留学生们改乘火车，抵达东京。 　　一九〇四年，樱花盛开的时节，林伯渠考进了东京弘文师范学院。这所学校，是日人嘉纳治五郎新近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一所速成学校，一般六个月毕业。 　　林伯渠来到日本，正是民主革命的浪潮在日本激荡澎湃的年代，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很快。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从中国掠夺了大片土地、巨额“赔款”以及广大市场，加上对国内人民的残酷压榨，更加加速了它的进程。与此同时，日本工人阶级的斗争也随之激烈起来。片山潜、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等人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以及他们撰写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土地国有问题》等书，在日本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那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学说的书籍，对来自封建国度的中国留学生，无不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如饥似渴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和新的科学知识的中国留学生，一批又一批地来到日本，这时候，日本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革命志士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而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常常采取两面甚至多面的手法：一面支持清朝政府，一面又支持革命运动。在支持反动势力方面的时候，它同时培养两个以上的走狗，在支持革命运动的时候，也同时扶植几个不同的派别。其目的在于，中国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当权，都可以通过它的代理人在中国进行扩张和侵略。这样，反清革命斗争在日本得以迅速蓬勃兴起。 　　继孙中山在横滨设立兴中会分会不久，章太炎等在东京发起组织了“支那亡国纪念会”，特别是自一九〇三年的拒俄运动以后，宣传革命的刊物更是在留学生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诸如《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新湖南》、《游学绎编》等等都相继创刊发行。更有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陈天华等人的著作，以丰富激越的感情，明快犀利的文笔，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以及清朝反动统治者的罪恶，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个爱国青年的心灵。 　　林伯渠自从接受了这些革命宣传，又目睹日本日趋发达的社会面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清廷的腐败与国运的危急，觉将自己应该为挽救国家尽一份责任。这时，他的兴趣已不再只是在专业学科上，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日译的欧美书报，开始潜心研究改革中国社会的革命理论。他想，将来回国以后，与其当一个教员，还不如真枪实弹地干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痛快。 　　这时候，覃振因参与黄兴、宋教仁等人准备在慈禧万寿节举行起义的消息被泄露，遭到清政府通缉，而亡命日本。林伯渠和他异国相逢，格外高兴。一天，他们俩参观了东京麹町区靖国神社的“游就馆”，那是陈列日本帝国主义者“战利品”的地方。在这里，林伯渠目睹八国联军和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夺的大量财宝，简直蒙受了一场奇耻大辱。复仇的怒火，在他胸中更加强烈地燃烧起来…… 　　2 　　中国留日学生和从国内亡命日本的革命志士的反清斗争，宛如一堆堆熊熊烈火，在地下升腾着。 　　自从那次参观“游就馆”回来不久，林伯渠在覃振那里得到了一本石印的小册子。他接过手中一看，原来是陈天华编的通俗鼓词《猛回头》。林伯渠对它慕名已久，于是马上轻声念了起来： 　　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我中国，原是个，有名大国。……到今天，割了地，赔了款，快要灭亡。……这就是，满鞑子，为虎作伥。转瞬间，西洋人，来做皇帝。少不得，又喊圣皇。还有那，维新党，拥君主，倡立宪，胡汉一堂。这议论，都是个，隔靴搔痒……当时事，全不懂，好象癫狂。要知道，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意大利，独自充王。……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满奴，复我冠裳。 　　林伯渠声音越读越高，他的嗓门本来就很大，最后几乎是喊了起来： 　　“好极了!陈先生所言极是，我看比梁启超高出一百倍。你说他现在哪里?” 　　“就在东京，还是我们湖南人哩!” 　　“理鸣兄，你说咱们能见到陈先生么?” 　　“见倒是容易，不过，听人说，他是革命党，专和清朝政府作对的。你不怕杀头吗?”覃振有意这样试探他。 　　“笑话!你我认识也不是一两天了，还信不过我么?” 　　覃振笑了笑说： 　　“那好吧，我们明天就去看他。不过，你这脑后的辫子——” 　　“这还不好说?”林伯渠立即找来一把剪刀。“嚓嚓”两下就把拖在脑后的那条“尾巴”给剪了。 　　“早就该剪了嘛!革命党是不留辫子的。”覃振这样一说，林伯渠真有些惭愧起来。 　　第二天，他们在陈天华的寓所里，畅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分外投机。末了，陈天华还将自己的著作《警世钟》、《狮子吼》赠给林伯渠，使他感动不已。 　　这样，由于覃振和黄兴、宋教仁等关系密切，在短短的时间里，经覃振的介绍，林伯渠很快和他们熟识起来。 　　革命的烈火，继续在暗中升腾。 　　这时的东京，各种各样的反清秘密团体纷纷成立。影响较大的除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兴中会”，还有章太炎、蔡元培先生发起的“光复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发起的“华兴会”。这些团体，大都是爱国华侨和知识分子组织的。黄兴等人的“华兴会”，骨干大都是湖南留日的学生。 　　通过和革命的秘密团体的多次接触，引起了林伯渠的深思。他想，如果这些秘密团体能联合起来，力量岂不更大?一天，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黄兴。 　　黄兴见林伯渠虽然文文静静，平日谈吐不多，可思考问题却颇有见地，不觉心中暗暗高兴。于是对他说： 　　“你莫急啰!大家马上就会联合起来，筹备工作就快完了。” 　　说罢，露出一丝隐秘的微笑，并小声通知他去参加最近将要召开的一个大会。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东京赤坂区灵南坂人阪本金弥别庄，悬挂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的会标。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的领导人都坐在主席台上。一个身材魁梧，仪表端庄的中年人正在激昂地发表演说。会场内外，围得水泄不通。 　　“这不是孙中山先生么?对，是他!”林伯渠这样想着，一边拼命往前挤。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想不到大家这么快就联合起来了。忽然，他觉得有谁在背后*(扌通)了他一下，扭头看时，却是覃振。林伯渠禁不住兴奋地对他说： 　　“讲得多带劲!” 　　“静心地听吧!”覃振小声地答道。 　　台上，孙中山正在分析目前的革命形势，他说道：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互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为革命为要者。” 　　接着，孙中山表示有充分的信心能够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国，使中国迅速进步起来。那种以为中国“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他说： 　　“中国的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豪贤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手，蹉跎岁月，才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 　　顿时，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孙中山讲到国家的形式与内容时，以铁路历史为例，将康梁倡导的“君主立宪”不如民主共和的道理讲得淋漓透彻，从而，更加促使林伯渠在思想上荡涤过去那种改良主义的影响。 　　对这次大会的情景，林伯渠一直记忆犹新，直到岁月流逝若干年后，他还回忆说： 　　“那天到会的人很多，拥挤不堪。地址是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阪本企弥别庄。中山作了一篇很煽动的演说，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怎么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使马拖着车在路面上行走；以后发明了蒸汽机关车，牵引长列车厢，能在铁路上行驶如飞。现在看来，还有谁准备先修木轨而不修铁路呢?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岂不是最愚蠢的车吗?…… 　　由于会场不甚太大，而听众愈来愈多，忽然听得“轰隆”一声，这房子的后墙竟被挤倒。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 　　正在台上演讲的孙中山异常镇静，风趣地说： 　　“看!这是个绝好的兆头。预兆着满清王朝就象这堵危墙，不久必将倾覆!” 　　会场上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大会正式通过了同盟会会章，决定设总部于日本东京，作为同盟会指挥机关，公推孙中山为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由黄兴、马君武、陈天华、宋教仁等人分别主持各部工作。 　　听完孙中山先生的演说归来，林伯渠心里更加透亮。第二天，便拉着黄兴和宋教仁，请求带他去见孙中山，要求加入同盟会。 　　他的要求马上得到应允。于是，他由黄兴、宋教仁荐引，来到了孙中山的寓所。 　　今天，孙中山身着一套藏青色西服，那英俊的脸上，依然是那么一股严峻的表情。见黄兴和宋教仁带着一位陌生青年进来，忙放下正在披阅的电文，微笑着示意让坐。 　　黄兴把来意简单叙说了一遍，孙中山满心欢喜，望着林伯渠说： 　　“请问尊姓，台甫?” 　　“林祖涵，表字伯渠。湖南省武陵道人。” 　　接着，孙中山当场提出了一些问题，林伯渠对答如流，颇有见地，最后他对孙中山表示： 　　“孙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学生诚心拥护。为推翻满清，拯救中华，学生愿赴汤蹈火，流血捐躯，在所不辞!” 　　孙中山听罢十分高兴，当即说：“欢迎!欢迎!我代表同盟会总部，接纳林君入会。” 　　这时，林伯渠又是感激，又是兴奋，接过同盟会盟书，填写道： 　　联盟人：湖南省常德府安福县人林祖涵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己年七月二十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林祖涵 　　接着，他又由黄兴主盟，宣读了以上盟书。继而又由黄兴授以同盟会员相见时握手暗号和三种秘密口令：如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为天下事……宣誓完毕，便告辞出来。 　　林伯渠走后，孙中山对黄兴、宋教仁二人风趣地说： 　　“惟楚有材，此言极是。我看这林君伯渠，吐属不凡，将来必能成就一番事业。这荐举之功，全仗二位仁兄啊!” 　　刚说罢，陈天华又带着一群学生涌了进来，黄兴指着陈天华说： 　　“孙先生过奖，这荐举之事，还有星台兄一功呵!” 　　“哈哈哈!”大家高兴地笑了起来。 　　3 　　同盟会成立以后，清朝反动政府看到革命活动的中心已在日本形成，便无耻地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施以镇压，驱逐革命党人，限制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 　　对中国利益早已垂涎三尺的日本政府，自然应允了清政府的要求，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由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 　　这个所谓“取缔”规则，旨在禁止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检查书信邮件，强迫中国留日学生接受和遵守清朝政府的法令，等等。特别是当时的朝鲜，事实上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文部省在取缔规则中将清韩并提，更是暴露了它并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凡此种种，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 　　取缔规则颁布后的那些日子里，留日学生悲愤填膺，决定全体罢学回国，以示抗议。这时，林伯渠也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他丝毫没有考虑回国以后的出路，也顾不上母亲要他“千万不要闯出祸来”的叮咛，果断作出决定，罢学回国。 　　但是，留日学生们在一时的激情和义愤支配下所作出的这一决定实行起来却颇有困难。而既经决定，若不实行，必遭日本帝国主义的耻笑。 　　在这种情况下，留日学生总会的个别领导者居然不肯出面负责组织，互相推诿。鉴此，以其《猛回头》、《狮子吼》、《警世钟》等作品蜚声海内外的陈天华，格外伤心，忧时感事，决定愤而蹈海，以一己之死，来激励人们坚持斗争。他临死前，还写了一篇《绝命辞》，谆谆告诫留日学生们必须奋起斗争。 　　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湾蹈海自尽，进一步激起了大多数留日学生的义愤。大家立即召开追悼会，秋瑾等革命志士即席演说，慷慨陈词，壮怀激烈。但见她说到激动处，“嗖”地一声从靴筒里抽出“倭刀”，捅在桌上，大叫道： 　　“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不久，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回国。林伯渠也毅然和刘道一、秋瑾、姚鸿业等人一起于一九〇六年初回到祖国，从此，他的学生生活告一段落，开始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林伯渠抵达上海的时候，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回到湖南长沙，负责同盟会宣传品《民报》在湖南的秘密发行工作。 　　为了掩护身份，林伯渠一回到长沙便立下足来，便开办了一所“振楚学堂”，学堂规模不大，主要是用来掩护和联络革命党人。同时，在当时的西路公学(后改兑泽中学)任职。这期间，他一边负责《民报》发行，并与谭人凤、黄兴等人来往通讯。 　　在同湖南革命党人的交往中，林伯渠详细了解到了两年前黄兴、刘揆一等革命党人联络哥老会党首领马福益密谋在长沙起义事败后的有关情况。本来，黄兴通过各种关系，得以和具有强烈反清思想的马福益晤面。经两人在湘潭茶园铺矿山岩洞中秘密商量，决定在西太后生辰这天，趁省会文武官吏在玉皇殿举行朝礼之机，预埋炸弹施行爆炸，宣布起义，同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互为策应。然而，当他们邀集湘鄂赣闽四省会党首领在浏阳普迹集会时，被会党败类刘佐楫告发。消息走漏后，黄兴等人遁走日本，而马福益则在湘乡境内被清军捕获。解往长沙时，清兵用铁链锁着他的肩骨，刑讯极为残酷。在狱中，马福益虽体无完肤，奄奄一息，仍只承认自己与华兴会首领有关，挣扎着力辩那些被囚禁的同志与本案无涉。因而得以使一部分被清军抓获的同志出狱，他自己在遭受百般酷刑之后，终在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日被押至长沙浏阳门外惨遭杀害。 　　这位出生在醴陵瓦子坪一位贫苦农民家庭的会党首领，早年曾在清军水师飞翰营管理炊事，因以营内粮饷接济驻地群众，遂被开革。自此，他一直积极从事秘密的反清斗争。在哥老会中，由回仑山佛祖堂红旗递升至山长。对于马福益的壮烈牺牲，林伯渠无限感慨，他在这年重九日所作《游爱晚亭》诗写道：  　　到处枫林压酒痕， 　　十分景色赛天荪。 　　千山洒遍杜鹃血， 　　一缕难招帝子魂。 　　欲把神州回锦绣， 　　频将泪雨洗乾坤。 　　兰成亦有关河感， 　　不信沉沙戟已深。 　　诗中，林伯渠以深沉凝重的笔调，哀悼革命志士，坚信革命终将再起。 　　这一年，他虽然一直在长沙活动，却很少回凉水井老家。即便是偶尔回来一趟，也是很快就离去。 　　旧历年底，他冒着鹅毛大雪回到家里。本来，母亲见儿子从东洋平安回来，而且能在长沙做事，心里已经非常满足，现在，又给家里带来了些年货回来，更是满心欢喜。几个弟弟老远就迎接着，争抢大哥带回来的浏阳鞭炮。司马钿凤兴奋地接过丈夫手中的行李，又帮助他抖落满身雪花，接着，麻利地做好饭菜。 　　“快过年了，这回该不走了吧?” 　　吃饭的时候，钿凤微微红了红脸，小声问道，生怕丈夫又要远行。 　　“不走，不走。不是回家团年的么?”伯渠答得十分轻松。自然，母亲和钿凤也放下心来。 　　实际上，伯渠这次回来，既是为了团年，又是跟家人辞行的。只是刚刚到家，他不愿意使母亲和钿凤感到失望罢了。 　　原来，这一年秋天，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积极策划在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浏阳再举起义，由于清廷巡抚张之洞的血腥镇压，终告失败。同盟会组织的几次起义接连遭到挫折之后，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已暂时面临困难，于是，同盟会总部负责人极力主张边疆革命。孙中山、黄兴转而南图两广和云南，林伯渠也被派至东三省调查边疆，联络绿林。 　　尽管这时司马钿凤已经怀孕，母亲也日趋年迈，然而，毕竟是重任在肩，怎容得他儿女情长?春节一过，他便毅然告别家人，返回长沙。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