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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记忆(代序)——怀念林伯渠同志

丁玲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刚从山西回到北京不久，林老的女儿秉元同志和本书的作者涂绍钧就到文化部招待所来看我，要我谈谈林老在延安时的一些情况。对于林老这位革命前辈，可惜我知道的不是很多，而且时间已过去了几十年，但他那豁达、慈祥、平和、诚挚，以及他那爽朗的笑声，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那么清晰。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位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逝世多年了，很少看到有人写他，宣传他，实是憾事。幸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逐渐恢复了本来面目。在不少老同志的鼓励、帮助和支持下，经过作者几年的努力，《林伯渠》这部文学传记终于捧献在读者面前，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庆贺的事。作者要我作序，我理当应承，我愿意借此表示我对这位革命老人的敬意和怀念。林老一生的功绩，现在人们已有定论，党中央也有了正确的评价，这本书里也写得比较详尽，翔实，我只是想追忆我和林老最初接触的一些情景。 　　那是一九三六年初冬，在党的帮助下，我秘密逃出南京，随后党组织把我送到当时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象一个孤儿回到母亲的怀抱，我从来没有感到那样快乐，那样幸福。保安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几乎无往而不觉得新鲜。保安就是现在的志丹县，那时虽是县城，但实际只是一个荒村，城里的房屋都被国民党保安队烧毁了，仅仅剩下一栋房子，做了苏维埃政府外交部办公的地方。外交部长李克农同志，便住在这里。这栋房子边上有两个大一些的土窑洞，一间住的是我，另一间住着三、四个从白区上海来的学生。我刚来没什么工作，整天串门，到党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这个部，那个部，去看这个首长，看那位首长。我进进出出，发现外交部外面的场院上，在一块石头上总是坐着一位老人，白胡子，白头发，穿一件老百姓的羊皮袄，老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位老乡。后来一打听，人们告诉我，他就是林伯渠同志，那时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这位财政部长，就坐在我们院子外面的大门口，我进进出出，他总是对我笑眯眯的。有一天，我挨着他走近去。他招呼我坐，问我在这里生活习惯不习惯。我说太新鲜了，什么都有意思。我便问他；“好象我们两个沾点亲戚。小时候听说我们有个亲戚，姓林，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参加北伐，那个人是不是就是你?”他朗朗笑了，说：“是我。”我说：“我应该称呼你什么?是叔叔，伯伯，姑爹，还是什么?”他说：“不，是表亲。”后来我又问他：“我伯父有个孩子，是我的堂兄，也参加了北伐，你记得他吗?”他说：“我记得。他就是跟着我出来革命的。北伐失败以后，革命更艰难了。他年龄还小，只有十五岁，我就劝他回老家了。这人还在吗?”我说：“不，不在了。我这个堂哥从外面回家不久就疯了。因为他在家里呆不住，亲戚、熟人，他的父母都逼他去自首，填脱党的自首书。他始终不愿意，分辩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但这样他就成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人了。在乡下很可怜，慢慢地成了一个疯子，越来越疯，总是躲人，不见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那一阵，他又出来了，讲要打倒日本，打倒国民党。有一天他死了，怎么死的谁也不清楚。他算是我们蒋家第一个参加革命的人，但不幸却成为一个人人笑话，得不到同情的疯子，最后去世了。”谈到这件事，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他也跟我谈到他怎么在北方满洲里参加辛亥革命，怎么跟着孙中山到日本去等等。这以后，我们的话就多了。今天坐在这个石墩上谈，明天也坐在这个石墩上谈。尽管他说我们是平辈，但对于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这个人，我是很尊敬的，我把他看作革命的前辈那样尊敬。从他的谈吐中，我感到他是一个平和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通人情的人。后来我们同在延安好多年，但工作不在一起。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我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或者编报纸副刊，守着一点编辑事务，写点小文章，同他就很少来往了。我这人还有个毛病，不喜欢跑首长家；也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有时甚至偏激到讨厌那种喜欢交际的人。但是到林老那里去，我没有这个感觉，以为自己到他那里是交际去了，是讨好去了，或是去表现自己了，都不是。我去只是因为很喜欢他，愿意和他谈天；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同我谈得来。他是一个通达的长者，从不拘泥于那种细微末节。有一次几位老人到《解放日报》社来玩，徐老特立、吴老玉章等，大家谈到屠格涅夫的书信集，这是一些情书。屠格涅夫在法国和他的房东，一个什么夫人产生了感情，可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住过，那个房东有丈夫。屠格涅夫经常到法国去租住在他们家里。老人们聊天，称赞这些信写得好。后来，有人说笑话了，说他们两个人究竟有没有夫妻关系，有没有男女的关系?有人说，没有，他们完全是纯洁的恋爱，精神恋爱。另外的人说，不可能没有，一定有。我问林老，他说：“唉，有或没有有什么重要呢?只要他们是真的恋爱。”大家都笑了，说林老开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解放。但林老却不是风流人物。他觉得结婚也好，离婚也好，完全是一件很平常，很偶然的事。他的一生，他的工作，他的为人，有口皆碑。在战争岁月中的边区军民群众，在建国年代的党内党外的干部人民，都认为他是一个最完整的人，最和气的人，最能理解人的人。他的作风最平和，最民主。我虽然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工作，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外界隔绝，和他不通信息，他后期的工作、生活，我一点也不了解。但他最初给我的这么一点点印象却是如此之深，至今我常常叨念他，常常想到他。这位革命老人一辈子做了许多好事，有益的事，他自然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 　　这部传记从林伯渠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写到他的晚年，历史跨度达半个多世纪。而且老人家已去世二十多年，和他早年共事的战友大多作古，搜集和研究他的生平资料很不容易。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书稿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不少地方颇为感人，作者是花了大功夫的。当然，作者还比较年轻，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但是我愿意向青年读者推荐这本书，我希望读过这本书的青年朋友，能从林伯渠同志一生的经历中，看到历史上的伟人，并不是什么“神”，他们同样有胜利和欢乐，也会有挫折、失败，会有彷徨和痛苦。不同的是，在崎岖的道路上，他们能百折不回，不断奋进。林老从本世纪初就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事业，他参加了辛亥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并站在斗争的前列。他的战斗的一生，是同中国近代、现代史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情操。通过了解这位历史人物，我还希望我们的青年朋友，能由此想到中国的昨天，并从中得到启迪。林伯渠同志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的儿子，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早年从湘西北那样一个偏僻、闭塞的山村出走，路漫漫其修远，历经了多少坎坷，遭受了多少挫折，最后终于走上革命之路，这是何等不易。他那样一辈子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更是何等不易。他永远是我们的师表，我们的楷模。 　　一九八五年七月廿九日 　　于协和医院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