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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密使东北

涂绍钧

1 　　一九〇七年，东三省初改行省，江苏臬台朱家宝升调吉林巡抚，受任后，四处招募善办教育的人才，以图振兴新政。 　　林伯渠认为，这是进入吉林的极好机会。恰好，他有一个名叫汪德植的姑父从前在朱家宝那里做过文案，于是，经过汪德植的荐举，他得以和朱家宝见面。因为林伯渠原来是学师范的，又曾留学日本，很快受到重用，旋即被充作朱家宝的随员，同往吉林。 　　因为要和朱家宝同行，他从长沙来到南京。这时候，他满怀信心，认为革命虽然遭受挫折，但有无数革命志士前仆后继地斗争，胜利总会到来。正如这严冬后的春天，大地上又呈现出一片盎然生机。他在《过金陵》这首诗中，激情澎湃地写道： 　　咚咚更鼓逼岩城， 　　露冷征衫酒微醺。 　　隐约山川龙虎踞， 　　频烦车马剑书轻。 　　乘时未许甘泉石， 　　入海还期斩鳄鲸。 　　莫为六朝空叹息， 　　行看原上草重生。 　　林伯渠来到吉林以后，不久便被朱家宝荐至吉林提学司提学使吴鲁处。七月二十四日，吴鲁正式委任他和另一师范毕业生杨锟铻分别为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监督。吴鲁在提学司札委中说： 　　兹有优等师范毕业生杨锟铻、湖南学堂毕业生林祖涵，学务精通，堪充省城劝学总所监督、会办。仰即尅期开办，实力奉行，以及逐渐推广普及教育，仍将开办情形详细禀复毋延…… 　　于是，林伯渠利用吉林省劝学总所会办这个职务很快在吉林立下足来，加上自己学师范数年，旋即开始了立志改革教育的实践。他一向认为，强国之本，在于兴学，国人知识不开，国家则难以强盛。上任后他便和杨锟铻商量，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很快起草了一份筹办劝学总所及宣讲所的详细方案，于八月二十九日禀报了提学使吴鲁。 　　可以说，这份在光绪年间拟定的办学方案，无论是在指导思想还是在具体措施上，其爱国主义和民主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兹摘录如下： 　　监督杨锟铻 　　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林祖涵谨禀：为遵札禀复开办劝学总所兼宣讲所情形事。窃维列强竞争，时事日迫。兵战、商战、实业战，要皆根本于学战。国势强弱，视学务盛衰为转移。东西洋学校林立，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下至隶竖走卒，皆能手执一编而读之，灼知夫优胜劣败，强存弱亡之机，故其国之兴也。勃然三省，介乎日俄之间，森林遍野，矿产丰盈，土脉膏腴，沃壤千里。虎狼之俄，狠鸷之日，眈眈逐逐，各思攫为己有，三省殆全局危。当此千钧一发之机，兵战不可，商战不能，实业战则需时甚长，而有所不能待。推原其故，总由其士夫氓庶安于固陋，罔知学问，仇视新学，遑言智识。学校不兴，教育不能普及，民智遂未由而开，长此浑朴，伊于胡底。是故学战之在今日为必不可缓之图。而劝学宣讲各所所由，不可不立。即组织劝学、宣讲各所一切之设备，自不容不出之以详，慎之以周密。谨将拟定开办吉林劝学总所兼宣讲所章程，胪列如左，以备采择施行…… 　　在具体措施上，则“建设劝学总公所，为办公之地，劝学总所为吉林全省劝学所之总机关，全省学校之盛衰，统视劝学总所”。同时决定： 　　建立“接待绅董所”，与绅董密切关系； 　　建立“学生父兄恳话会”，以联络各地绅董，调查小学利弊，以期改良小学； 　　建立“教育研究会”，以备改良塾师，藉谋教育普及； 　　建立“宣讲处”，任一般社会人民听讲及宣讲员练习演说等等。 　　另外，对劝学所在全省的分布，劝学宣讲员的资格审查、要求以及管理办法，都一一作了规定。尤其是在劝学所内附设半日小学，专收家道贫寒的学生入学这一项，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同时，主张对热心办学并捐以巨资的绅董进行奖励，也深得当地绅董称道和支持。 　　紧接着，在林伯渠主持下，首先在吉林办起了师范传习所和四关小学，为全省的普及教育树立了样板，因此，这位年轻的会办深得吉林省提学使的赏识。 　　这样，林伯渠很顺利地在吉林扎下根来。然而，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经常利用到各地查学的名义，四出活动。面对万马齐喑的北国大地，强大的责任感无时不使他感到自己肩头的重负。一九〇八年秋天，他偕友人同游吉林松花江畔的龙潭山，曾作《游龙潭山》七律二首，抒发了当时那种沉重而又炽烈的感情： 　　其 一 　　龙潭铁锁久销沉， 　　山鬼无灵扰夕阴。 　　眼见群芳消歇尽， 　　何人重有惜花心。 　　其 二 　　揽胜绝顶南天门， 　　脚踏行云万马奔。 　　无限兴亡无限感， 　　兀揩倦眼对乾坤。 　　2 　　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园的领土野心日益明显。当时，有一个日本议员，公开散布谬论，说什么日本帝国的范围应以东京为中心，用三个不同的半径，划三个圆圈，第一个圆圈包括朝鲜半岛，第二个圆圈包括我国东北等地，第三个圆圈则应包括整个中国。这一狂妄的宣称，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一九〇七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唆使它的殖民地的韩国人，制造借口，派兵渡江，侵占我国吉林省延吉龙峪、光霁峪等地，后来，竟又借口要借老爷岭以南延吉、珲春，汪清、和龙、安图、敦化六县(今属延吉地区，因与朝鲜、俄国接壤，故日人称之为间岛)作为“下船入海”地点，公然向清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 　　然而，间岛水道虽多，但河水浅急，且多曲折，并无舟楫之便。所谓入海，纯系无稽之谈，间岛境内之牡丹江要经过敦化北走，至依兰入松花江，松花江又北走至同江汇入黑龙江，黑龙江再北走至庙街才能流入鞑靼海峡。然而，卖国求荣的慈禧太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明目张胆的领土要求，仍奉行她那“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外交政策，竟打算将间岛拱手相送。 　　清朝政府这一打算，遭到了东北人民的激烈反对，纷纷上书抗议日本的侵略行为。同盟会总部也密派宋教仁来到吉林，进行实地调查，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详尽地阐述了间岛问题的由来，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可奈何之下，清朝政府只得委派东三省总督军事参议吴禄贞①“密往调查”，担任延吉边务帮办，常驻延吉，“以军事机关兼理地方行政”。 　　林伯渠对于吴禄贞的到来，十分高兴，因为吴禄贞是一个颇具革命思想的进步军人。一九〇三年，曾应黄兴之邀，来长沙参与筹建华兴会，次年，又同李书诚、耿觐光等赴长沙，筹划在湖南起义。此后，一直同黄兴等人暗中保持联系，又先于他来东北，离开长沙北上时，黄兴曾向林伯渠作了介绍。 　　不久，两人便在延吉会面。虽说是初交，却是一见如故。吴禄贞来延吉后，根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记录，很快拟出《延吉边务报告书》，阐明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逐条驳斥了日本制造的“间岛”谬论。林伯渠看后，十分赞赏，对吴禄贞说： 　　“海岸离图们三百里，图们离老爷岭八百里，倭寇真是‘借地下船’么?” 　　“可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 　　“真是欺人太甚。” 　　“咱们不能买他的帐!” 　　……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十分投机。这时，只见林伯渠平静下来，对吴禄贞说：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可不可以，还望绶卿兄指教。”于是，附耳上前，小声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他。 　　吴禄贞一听，拍案叫好，坚决地说： 　　“行!多谢祖涵兄妙计襄助，豁出去啦!” 　　几天后，吴禄贞带着几个马弁，来到延吉龙井村日本领事馆。日本领事见来人是清政府派来划地界的代表，心中暗喜，以为清政府业已就范，连忙设宴款待。 　　席间，吴禄贞按事先予定的计划，试探道： 　　“本职作为大清边务督办，很想见见当初我皇上手谕，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日本领事不知是计，不加思索地答道： 　　“好的。”接着叫人将西太后手谕从文件柜里取出，交给吴禄贞过目。 　　没想到吴禄贞接过慈禧手谕，草草扫了一眼，蓦地勃然大怒，骂道： 　　“无耻!谁人竟敢狗胆包天，伪造我大清皇上圣旨，分明是图谋不轨!” 　　说罢，只听得“嗤”地一声，将西太后手谕撕得粉碎。旋即，带着几个马弁匆匆退席，飞身上马直奔延吉。 　　日本领事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等他明白过来，方知中计，慌忙命令武装追击。追到一个山谷口，突然闪出一支人马，将日寇打得人仰马翻，日本领事吓得落荒而逃……这时，林伯渠和几个同盟会员迎上前来，纷纷向吴禄贞表示庆贺②。 　　林伯渠来东北以后，发展了关显庭、陈仙舟、林武等十多个同盟会员。于是，他和革命党人们一道，在东三省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卫领土运动，全国各地都群起声援。清政府恐众怒难犯，加上光绪、慈禧相继死去，于是在一九〇九年春，与日韩订立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虽然允许日本在该地区设立领事馆，取得领事裁判和修筑铁路的特权，但也迫使日人确认间岛为我国领土。 　　为此，吴禄贞得到军机大臣张之洞的赏识，不久升为陆军协都统。遗憾的是，这位平生志大气豪的军人，片面地认为加强安全警备是怯懦的表现，以致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由袁世凯收买了他的卫队长，致使他壮志未酬，便惨遭杀害。 　　一九〇八年冬天，林伯渠藉查学再次来到敦化县境，游览了清始祖爱新觉罗誓师时点将台鄂达里台，面对莽莽雪原，口占《游鄂达里台》诗一首，对不久前与吴禄贞等人一起保卫延边的往事，作了豪迈的回顾： 　　故老争传传达里， 　　登临却趁大寒时。 　　西来峻岭连天白， 　　北走长江入海迟。 　　十里炊烟控朔漠， 　　三边狗盗越雷池。 　　和戎尽有诸公策， 　　满眼孤乌雨雪诗。 　　保卫延边的斗争，是林伯渠第一次参与组织群众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反动统治者面对面的交锋，最初的胜利，使他感到无比欣慰。 　　3 　　正当林伯渠在吉林全力投入这边省教育工作和革命斗争的时候，一天，他突然接到妻子司马钿凤暴卒的噩耗，这不能不使他悲痛欲绝。 　　本来，他自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会办以来，每月可支月薪白银七十两，加上他平日素甘淡泊，积攒下来的薪金，都及时汇回家中。虽然家里还有三个弟弟上学，但有此补贴，总算可以维持乡间一般生活。因此无论是母亲还是钿凤，都可不必再为生计发愁。特别是当他离开家乡后不几个月，钿凤便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秉权，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原来，司马钿凤在娘家时，就得过“女儿痨”的，十七、八岁时，还吐过一阵血。这种病，看上去面如桃花，家里的人并未察觉，她自己呢，因怕讲了出去，会被看成废人，也一直未敢声张。嫁来林家头些年，一直是肩负着生活的重担，也过分劳累了些，加上隐疾在身，身体一直不好。这几年，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总难免魂缭梦绕，终日郁郁寡欢。自从生下孩子，身子受损，终于一病不起，匆匆离开了人世…… 　　尽管林伯渠的个人生活蒙此巨大不幸，他却并没有让自己沉浸于悲痛之中，只是写了一封长信安慰母亲，嘱咐母亲带好钿凤留下的孩子，自己则为联络革命力量，仍奔走于松花江畔，长白山麓。 　　早在光绪初年，有一个外号韩边外的山东人，来到吉林南部挖药、淘金，经多年苦心经营，在牡丹江南北，延吉所与桦甸县间名叫南山沟子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自治政权。其势力范围南北约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他们另立制度，类似一小国(当时日本报纸称之为“东方秘密国”)，拥有四、五千支枪支。就连日俄战争时，双方都与之结好。这样，很自然的引起了同盟会的注目，认为吉林边界地的这支“马贼”力量，可以做为革命党的盟友。最初经黄兴和宋教仁商议，由宋教仁亲自带领几名同志前往，不料立足未稳，便被清军发觉，使命受挫，只好撤回东京，继而，又专派林伯渠和另一同盟会员前来，至一九〇九年，廖仲凯也被派来吉林，以吉林巡抚陈昭常的翻译为职业掩护，与林伯渠等人暗中来往，共同肩负联络之责。 　　在林伯渠等革命党人的争取下，东北的“马贼”终于成为同盟会的盟友。后来在延安，他向《解放日报》记者介绍辛亥革命情况时，曾作了这样的回忆： 　　……我们寻到该地时，韩(边外)已死，由其孙韩登举继业，似已受政府招安，但他仍是江湖气概。招待我们住了几天，并介绍我们往哈尔滨、宽城子(长春)去找几个马贼头子接洽。吉林和奉天、黑龙江的旧势力很大，辛亥革命时，即离清独立…… 　　除此以外，林伯渠还利用公余时间，校正了武陵留日学生程崇实纂辑的一本《法学大词典》，使其得以由吉林吉东印刷社印行。这部词典，是中国近代出版最早和比较系统的法学工具书之一，对推动人们对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的考验，林伯渠的思想日臻成熟。妻子不幸去世后，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丧事都是由族中几位本家代为料理。这种深明大义，以革命利益为重的举动，充分体现了他立志救国救民的高尚情操和他反帝爱国，追求民主，努力实践，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特别是这种精神在一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战士身上体现出来，便愈是难能可贵。 　　4 　　林伯渠之所以能在东北立足，并频繁参与同盟会的活动，是与他在藉以掩护身份的吉林省劝学总所会办岗位上的建树分不开的。  　　劝学总所最初在吉林城内中关小学余屋办公，后来移至巴尔虎门内旧有正黄旗官屋。在林伯渠主持下，很短的时间内，便办起了“教育研究会”，邀集各中、小学教员，研究教育行政、劝学宣讲等事宜。同时，经常主持召开学生家长恳话会，一则倾听社会对办学的意见，二则广泛联系当地绅董，动员他们捐资兴学。这些措施，深得地方拥护，一时吉林省中小学堂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 　　兴办新学，这在当时也是一场翻天复地的革命。事业的成功，使这位年轻的会办名声大振。一九〇八年十月，他被委为提学司一等科员，负责掌理全省优级、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并署理教学规则、设备、规划以及管理员、教员、学生等一切事务。此外，诸如“通俗教育”、“家庭教育”、博物馆以及与中小学堂相类似一切事务，也“均归办理”。 　　林伯渠自幼受父亲影响，极重人品修养。无论是对待同事和下属，总是敦厚和平，一概以礼相待，大小事情，也都能秉公办理。一九〇八年六月六日，劝学总所附设的简易师范班一班学生，因不满该所监督对学生们的压抑与专制，群起斗争，甚至砸坏监督的门窗玻璃。同时，全班学生写出禀文，公开抨击监督杨锟铻“任用私人”、“滥糜公费”等劣迹，而对林伯渠却毫未涉及。 　　一次，长春府中学堂学生刘宪孔，因对苛征租税不满，与蒙租柜③差役发生口角，遭到殴打。该校学生闻讯后，三十多人赶至蒙租柜，砸毁门窗，殴伤蒙员五人，并将书记员高汉清打成重伤。 　　为此，吉林提学使多次电令该校监督金倅，“将显系在场滋事之生一律开除，交府看管，听候惩办”，并派林伯渠和省视学詹珏前往长春查办。林伯渠赶至长春后，一方面与地方官按提学使的“成命”办理，一方面积极设法保护学生。他在致电提学使“力能转圜，必求一完善之策处之”的同时，联络长春府十余名绅董前往省城向提学使求情。这样，使几十名学生的学籍得以保全。这次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繁忙的公务，常常使林伯渠忘却丧妻的痛苦。但是，要完全把钿凤的影子从心灵中抹去却不能够。好些天，每当夜阑人静，他总是伫立窗前，遥望南天，脸上露出一缕淡淡的哀愁…… 　　是啊，这几年，如果说自己对同盟会赋予的使命问心无愧，而对自己孱弱的妻子，却没有能够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每每想及此事，便愈是觉得自己对早逝的钿凤实在是欠得太多，太多…… 　　因为常到各处查学，一九〇九年春天，林伯渠认识了吉林女子小学新来的年轻教员伍崇贤女士。这样，就象一颗石子投入水中，使他那平静的生活荡起了串串涟漪…… 　　伍崇贤，名复明，江苏南京人，比林伯渠小一岁，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祖上原系回族，因太祖伍长华嘉靖年间中了探花，皇帝赐宴而开戒。前两年，她在浙江女子师范学堂毕业，最近随兄长伍绍恒来吉林任教。 　　因为参加了教育研究会，伍崇贤也常和林伯渠见面，有时，还同几个相好的同事到伯渠寓所借阅图书，商谈教学，议论时势。每当她看到这位年轻的上司只顾忙于公务，东跑西颠，连自己的寓所也无暇收拾，书架上、桌椅上，以至炕床上，常常积满尘垢，对此，伍崇贤深表同情，有时也帮助拾掇。但时间一久，难免引起一些非议。 　　在林伯渠看来，这莫过于同行间的一种友好的举动，一种纯洁的友谊的表示。他对她根本没有，也不敢有任何奢望，因为，他结过婚，而且有了孩子。然而，偶尔他和她四目相对时，只有少女才特有的那羞涩、矜持而又充满温情、充满爱怜的目光，常常使他心慌意乱。何况，又是在这万物萌动的春天。 　　不错，这位年轻的女教师是对他充满好感，那是在她来吉林不久，就听见她在巡抚衙门里做事的哥哥说，劝学总所林祖涵人品好，连巡抚朱家宝对他都十分赞赏，说他“又聪明，又能干，笔下又能写一些东西。”经过一段接触后，果真如此。特别是当她知道他新近丧偶。更是对他充满同情。甚至，希望自己能抚平他心灵的创伤…… 　　然而，在那个社会里，一个未婚女子和一个丧偶的男人相好，是最不为人看重的。但是在这位颇具新思想的女性看来，丧偶只是他的不幸，不是他的过错。他为人正派，比起那些嫖赌逍遥的花花公子，不知要好多少倍。因此，她并没有因为流言而和他疏远。 　　尽管如此，那毕竟还不是自由恋爱的时代。好在提学使吴鲁，向来看重林伯渠的才干，对他个人生活的不幸也曾表示同情。后来，由吴鲁说媒，成全了这一对青年的姻缘。 　　一九一〇年春天，林伯渠和伍崇贤女士在吉林结婚。 　　①吴禄贞(1880——1911)近代民主革命者。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曾留学日本，先后参加兴中会和华兴会。历任清军练兵处监督、延吉边务帮办、督办和新军第六镇统制。1911年武昌起义后，赴滦州约蓝天蔚、张绍曾等举兵反清，又回石家庄与山西革命军联系，策划北方新军起义。同年11月7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石家庄。 　　②据李延禄同志1979年回忆。 　　③清末蒙古在东北各地占有不少土地，租给当地人民耕种所设立的收租机构。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