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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在护国护法之役中 |
| 涂绍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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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艘小火轮“突突”、“突突”地离开了破败的长沙码头，顺着北去的湘江，驶进了烟波浩淼的洞庭湖。
这是一九一一年八月的一天黄昏，落日的余辉撒满湖面，湛蓝的湖水象一位温柔的少女，宁静碧透。林伯渠倚着船舷上的栏杆，凝望着夕阳下点点白帆，和那一只只在水天之间翱翔的沙鸥，脸上洋溢着惬意的微笑。
这时，伍崇贤把已熟睡在怀里的婴儿轻轻放在铺上，也走出船舱，悄悄来到伯渠身旁，温柔地说：
“又动了诗兴么?涵?”
“是啊，复明，你说这洞庭湖美么?”
“美极了!我原来以为天下真的只有西湖才美，哎，你看，那不是鸳鸯么?”
伍崇贤快活地指着不远处一对水鸟惊喜地叫道。
“哈哈哈哈!那是两只野鸭!”
伯渠见她把野鸭认成了鸳鸯，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妻子满脸绯红，也忍不住吃吃地笑了。
因为是第一次看见洞庭湖，又是在这晴朗的秋日，伍崇贤感到范仲淹笔下“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极涯”的那气势，“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的那神韵，今天才算是得以饱赏。由于激动，她情不自禁地哼起了苏杭一带的江南小调。轻快的歌声传开去，船上的乘客都朝这对年轻的夫妇投来惊羡的目光……
原来，这两年内地各省革命情绪又高涨起来。广东、四川及湖南等省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①湖北的共进会、文学社等反清组织也相继建立。这年四月二十七日，黄兴、赵声、谭人凤等在广州发动起义。虽遭清兵残酷镇压，但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敢死队”那种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自我牺牲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广州起义失败后，宋教仁、谭人凤等革命党人通过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提出了目前从事革命的上中下三策，即“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或北方进行为上策”。但经反复议论，权衡利弊，觉得在边地进行太不济事，在首都和北方进行又太不容易，遂决定把革命的重心放在长江流域，争取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并于七月三十一日，由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发起，在上海正式成立中部同盟会，以促进长江流域革命形势迅猛发展。
这次，林伯渠便是应中部同盟会之召，从吉林赶赴上海，再被派至湖南从事运动新军和巡防营策反工作的。
他带着伍崇贤和不到半岁的小女儿秉衡在津市起坡，第二天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母亲李氏见儿子远游归来，还带回了一个文文静静，娇美无比的媳妇，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孙女，那种高兴的心情，自不待说。左邻右舍，也都过来攀谈。满屋上下，充满了一片和悦气氛。
这时，只有伍崇贤独自坐在婆婆为她安置的房间——先前伯渠做过洞房的屋子里，心底升起一丝淡淡的惆怅。她举目四顾，满屋的红漆家俱，倒是很气派的。但这毕竟是偏僻的山村，比起南京、吉林，未免过于静穆，甚至，静穆得使人有几分怕意。她蓦然想到，那位可怜的司马，也许就死在这间屋子里……几天以后，伯渠便要离她远去，自己就要在这所房子里开始新的生活，尽管有婆婆、有小叔子和两个女儿(司马铀凤留下的那女孩一直由她带大)，也未免孤寂。
然而，伍崇贤不愧是一个颇有涵养，心地善良而又十分坚强的女性。既然把一切都交给了心爱的丈夫，她决心成为他事业的坚定的支持者，替他操起这个家，忍受着命运为她安排下的一切……
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嗣后数十年间，除了随林伯渠在外迁陟了一段日子，很长时间都没有离开过丈夫的这片故土，靠着清苦的教书生涯，养育一群儿女，直至生命的末梢……
2
林伯渠只是在家稍事驻足，简单作了一下安排，便前往常德。
这时，湖南、湖北两省的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林伯渠回湖南后，即奉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派遣，与廖湘芸一道在常德新军和巡防营中活动。
驻扎在常德的清军有两个方面的兵力，一是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生，是一个极为反动的旧军人；一是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三营，官兵大多是农民子弟。林伯渠原来在常德西路师范的同学，多在营中任职。因此，他便把活动的重心放在第三营上。及至武昌双十起义前夕，营中反正工作已基本酝酿成熟。
十月十日，武昌首义胜利，消息传来，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十月二十二日，长沙光复，最早宣布独立。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为正、副都督。
十月二十三日，即长沙光复的第二天，焦达峰便委任杨任为两路招抚使，余昭常为总参谋长，前往常德招抚。杨任率余昭常等人抵常德时，由于林伯渠等人预先布置，商民们“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常德遂告光复。三天后，澧水流域各县也全部反正。
正当林伯渠和同志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革命形势又发生了意外的变故。想不到革命党人执政刚刚十天，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们便恨之入骨，勾结封建官绅，用极其卑鄙的阴谋手段篡夺了革命政权，并将焦达峰、陈作新二人残酷杀害。
这件事对林伯渠震动很大，后来，他怀着无限痛惜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说：
焦、陈均是同盟会员。焦出身会党，陈为一教员，思想均激进。武昌发难后，焦、陈即领导会党，并联络新旧军，于九月初一(农历)进围抚署，杀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等。遂以巡抚署为军政府，众推焦陈为正副都督。当时秩序较紊乱，军政府什么人都可以进入。一班旧派人，一方面看不惯，一方面眼红，于是以咨议局及教育会为中心，长沙的豪绅地主秘密集议，阴谋夺取政权。新军五十标梅馨阳虽赞成革命，但思想守旧。由他诱焦陈“会商要事”(纵火烧和平火柴公司，讹言有奸细)，要陈副都督出城弹压，于中迷突然杀之，并杀焦于抚署前。时为九月初十日，谭延闿就做了都督。湖南独立，仅一形式而已。这是革命初起时，不懂得迅速建立正规政权的一个教训……
长沙的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湖南各界群众异常激愤。焦达峰、陈作新所招募的国民军、学队、马弁、卫队等，大都逃散。洪江、澧州等地会党，甚至发动武装起义，对反动势力的暴行以示抗议。
狡猾的谭延闿作贼心虚，一方面将焦陈余部加以整编，遣派甘兴典率往湖北支援武汉战事，调虎离山，以防湖南发生兵变；一方面又制造舆论，将杀害焦、陈二人的罪名嫁于无据可考的“乱兵”身上，并隆重收殓焦、陈遗体，令公署税关一律下半旗致哀，甚至宣称要为焦、陈二人铸造“纪念铜像”，极尽猫哭老鼠手段，用以掩盖和洗刷剑子手的血迹。
与此同时，为防止革命党人乘机起事，谭延闿还命令新军在新河口安设大炮两门，派兵驻守。如遇有“匪党”由下游进口者，即行轰击。
待反动势力采取两面手法，稍稍稳住局势，谭延闿便密令在常德的黄忠浩余党，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将焦陈所委任的两路招抚使杨任等捕杀。这时，林伯渠正在湘西一带活动，惊闻惨案相继发生，异常愤慨，决定偕数同志立即离湘，前往南京、上海。
临行前，林伯渠本想赶回家中，与母亲和妻儿告别，无奈形势险恶，只好匆匆给伍崇贤写了封短信，便又踏上了东去的征途。
3
林伯渠来到上海的时候，恰逢孙中山也从欧洲回国。他和在上海的革命党人一道，热烈欢迎孙先生归来。并坚信革命势力有了坚强的领袖，革命无疑将发生新的转机。
孙中山回国的第四天，即十二月二十九日，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从上海到南京。次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即一九一二年元旦，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新纪元。
孙中山虽然不愧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没有回避他出任大总统后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但是，他最后仍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当时弥漫在革命队伍中的那种不想彻底革命、向垂诞于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妥协的思潮的影响。他在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至专制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同时，他在致袁世凯电中表示：自己只是“临时担任”组织临时政府，并且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这样，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取，孙中山迫于时势，二月十四日正式提出辞呈，四月一日，遂被解除大总统之职。
作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和目击者的林伯渠，对此不能不感到万分痛惜，时隔三十年之后，对这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他回忆说：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政府组织法先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教仁)即极力主张修改为法国式的内阁制……袁世凯当时拥有北洋重兵，实权在握。一面借革命党之势，迫清廷退位，一面又挟清廷向革命党要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是不赞成向袁世凯妥协的，主张培养和扩张南方革命军的力量，“犁庭扫穴”，打到北京去，扫除一切旧东西。但宋教仁偏要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只看重国会、政党、责任内阁这套上层机构，主张国会竞选，同盟会改组，扩大基础，成为国会中最大政党(民元秋，由宋主持，将许多官僚党派合并于同盟会，改称国民党，同盟会成份遂起了基本变化)，以为法律是神圣，政党、内阁是双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黄克强也看不透，觉得不应再起战事，糜烂人民，还是以培养干部，兴办实业为上策。而同盟会当时许多党员，都抱着帝制一倒，万事大吉的见解。或者功成告退，或者忙于做官。最重要的是汪精卫的妥协。武昌起义后，汪从牢里放了出来，信仰很高。袁世凯就极力敷衍他，讲一套“南北统一，协和万邦”的道理。汪深受感动，极力主张将总统让与袁世凯。中山先生许让位后，即向袁世凯提出国都设于南京，袁亲来南京受任后，中山先生暨各国会职员才辞职，以及遵守约法三条件。袁表面都答应了，但等到迎袁南下专使到北京之时，袁却小施其伎，嗾使曹锟所部于北京兵变，火烧前门。袁乃借口要坐镇北方大局，不能南下。汪精卫竟为所骗，反责中山先生不顾全大局，提倡所谓“六不会”(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置产等)，完全放弃了政权斗争。整个形势如此，中山先生以及少数赞成他的主张的人，被迫陷于孤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迄今回忆，仍令人痛心不已……②
一九一二年年底，各省开始进行正式国会的议员选举。诚然，通过各种方法竞争，国民党获得了国会议席上的大多数。这时，正在湖南参加竞选的宋教仁非常得意，认为大局已定，马上可以成立以他为首的国民党内阁。殊不知，他的一系列举动，袁世凯极为仇视。正当他在湖南、上海、南京等地奔走呼号，宣传他的政党内阁主张时，这位年方三十二岁，颇有才干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于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在上海火车站惨遭袁世凯的党羽赵秉钧暗害。
孙中山毕竟是位敢于和反动势力相对抗的革命家，宋教仁被暗杀事件的发生，立即使他清醒过来。这时，他极力主张组织兵力，声讨袁世凯。开头，即便是黄兴和其他领袖们不赞成这个主张，但他预料袁之将变，仍将同意他的主张的革命党人一一安置在各军事要塞。不久，袁世凯果然下令罢免了国民党的三个都督(广东的胡汉民、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并出兵南下。仓卒中，国民党才被迫应战，号召各省力量，奋起反袁。
在这种局势下，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与同盟会旧友在湖南宣布独立。接着，他便出任以林修梅为司令的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同他一起并肩战斗。
但是，国民党人在仓惶中发起的所谓“二次革命”，很快在袁世凯武力镇压下宣告失败。林伯渠兄弟俩及大批革命党人都遭到袁世凯通辑，不得不离开由多少人浴血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纷纷亡命日本。
五月，一艘东渡的海轮缓缓开出吴淞口外。林伯渠回首遥望着灾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革命胜利，白白断送掉了，这不能不使他深深感到前途渺茫，忧郁、苦闷、惶惑的心情一齐向他袭来……
4
林伯渠来到日本以后，即进入东京中央大学，潜心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
这些天，每当他结束了一天的功课，总爱独自来到东京远郊的海滩上，踏着退潮以后柔软的细沙，来回踱着。俄而，望着夕阳中飞翔的海鸥，发一会愣。海滩上，留下了一串串清晰的脚印……
他，不是爱上了这异国都市海滨的静寂，也不是为了观赏这海滩夕阳西下时那绚丽的金辉。在这里，他可以静心地思考这些年自己所走过的路，下一步，又该怎么走……
他自从第一次留学日本到第二次来到日本，已历十个春秋。
十年过去了。他虽然是那么坚决地投身子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之中，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不能不使他感到迷惘。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转瞬十年，依然故我，家国身世之感，其曷能已。”“茫茫前路，直不知税驾何所也”。但是，他并不灰心，“以我经验所得”，认为“凡事只应向前作去，总有好处。”坚信继续坚持斗争，革命事业就一定会向前发展。
一九一三年冬，他在新宿区寓所里作《宗楼看雪》，真实地抒发了当时那种沉重、痛苦而又忠诚革命、决心继续战斗的情怀：
沉沉心事向谁说，
袖手层楼看雪霏。
远水如云欲断续，
寒鸦几点迷归依。
欺人发鬓垂垂白，
到眼河山故故非。
独抱古欢深不语，
明朝有意弄晴晖。
虽然是遭到通缉后置身异国，林伯渠却认为这是一个发愤学习的好机会。这期间，除了攻读经济学和法学，广泛研究财政学，同时对簿记学、统计学、工业政策也都潜心研究，渴望在中国“实行新经济学理”。当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关于人类社会财货之现象之学问也”，是“研究组织社会人类之各个团体为获得自己及公共所必要之经济的财货，而通于关于利用之事项之一切社会现象之原理原则学问也”。此外，对于民法、刑法、国际公法、海商法、宪法等，也极有兴趣，并经常涉猎哲学、史学，尤其喜读王夫之的《续通鉴论》。
为了广采博闻，他除了在中央大学上课，还常到日华、国英、东亚等学校听讲。每天读书的课程、时间、上课内容，读书心得等等，都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他认为“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觉“马齿加长，而知识愈陋”，更不能使时间有一刻的虚度。一九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行尔所能，死尔所职。
尔追职业，勿为职业所追。
今日一日，等于二明日之价值。
汝爱生命乎?其勿浪费时间。时间者，造生命之原质也。
怠惰如锈，其衰弱身体，速于劳动。是故常用之钥，必有光泽。
学问者，金库；研究者，即其键也。
智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
……
林伯渠深切休会到，要想真正得到学问，一是必具毅力。“成功者，毅力之结果耳”，要奋然前进，就得“力戒悠忽”，在“惩窒二字”上，“加意用功作去，方有进境”；同时，认为不集中学习的“兼鹜”乃是一种弊病，对于“不求甚解，嗣后要力戒”。二是力去骄惰。他认为学习与用兵、作人是同样的道理，“骄、惰二字，误人最甚”，而“怠惰者，人生之坟墓也”。因此，他总是时时自警自励。他在一天的日记中曾这样感慨地说：“综思此一月中，东涂西抹，无一停当处，长此因循，殊属可危，其速猛省，忽忘所以明强。”
林伯渠便是以这种自强不息，力戒骄惰的求学精神，不断追求新知识的坚强毅力，来度过他的流亡生活的。
在日本流亡期间，他的生活也是十分清苦的。幸好，当时来日本自费或公费留学的临澧同学不少，如辛衡若、于哲士、姜梅谦、刘小岑、徐鲁峰、裴晦夫、孙子厚、侯文化等十余人，此时都在东京留学，他们中间，有的家资颇富，加上受到革命思潮的熏陶，大家经常对他予以接济。而林伯渠对这种生活，则另有一番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
穷者，士之幸；士之穷，天下之幸也。
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
愈受刺激，愈制客气，愈宏坚苦之操。
林伯渠在日记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外格言以自励。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继承了我国传统的“慎独”思想，他认为“敛尽一切心思，不致东驰西鹜去作，便是慎独的精神。”这种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能不随波逐流，仍应视之为坚持自己政治方向的一种思想修养的积极方法。同时，从他选录的泰西格言中，其时的情怀、志趣、信仰，也依稀可见：
质朴者，英雄之本色也。 (玛哥黎)
不遇艰难者，不知己之力。 (品约翰逊)
为多事易，为一事而持久难。 (章逊)
欲制胜者，经常警惕。 (格父的里亚)
治事之大者，莫如自治。 (些尼卡)
每日勤劳一时，积至十年，虽愚亦智。 (斯迈尔)
人惟处独之时，最诚实。若见于人前者，皆虚伪粉饰耳。 (埃弥逊)
欲去贪婪，首戒奢侈。奢侈者，贪婪之母也。 (细亚洛)
怠惰者，生之坟墓也。 (亚西息尔母)
主宰人类者，何物乎?思想而已。 (拿破仑第一)
才学兼备而无德行，则为人所轻。是以才学虽为人所必要，而德行尤要于才学也。 (新杰尔)
国家之事业最切要重大者，在于国民修个人之道德，以进全体之品格。 (亚利士多德)
世间人，无无过者。 (法谚)
束缚人之思想者，自上帝之眼视之，其罪比于食人肉犹大。 (多黎帕)
政府者，人民之政府也，依于人民而成立者也，为人民而设者也。 (林肯)
我为民死，就令名誉堕地，但使意大利得以独立，我亦何所惜哉! (喀务儿)
5
“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中，思想极其混乱。当时的情形有人作了这样的形容：“精神溃散，相继败去，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
最使林伯渠迷惑不解的是，坚决反袁的黄兴此时也对革命表示沮丧，不主张对袁世凯采取“急进”的革命手段，而主张“缓进”。
这时，孙中山仍以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坚决反对失败主义的情绪。他一方面写信批评黄兴说：“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际，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③另一方面，再三苦劝各同志，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从前吾党当推翻满清时，何尝有力量?大家皆是赤手空拳。当武昌革命党发动时，亦未有何种方法。不过大家都明白满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种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种道理，但尚未有何种事实可以证明。今日吾等虽失败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经验益富，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故今次失败，比之三年前，较有信用，有经验，有证据。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败，无不继续奋斗；在三年后，便尔灰心，不肯继续奋斗呢?”④
林伯渠非常赞同孙中山继续革命的观点，当孙中山在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个新党。
孙中山本着坚强的革命信念，以图重整旗鼓，再次发动反袁斗争而创立的中华革命党，认真吸取同盟会的教训，将纯洁革命队伍，服从革命纪律提到了首要位置。它的成立宣言中明确强调：“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摒斥官僚，二，淘汰假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时代异党入据，以伪乱真。”并且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按指模，立誓约，宣誓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为此，在革命党内部，又引起了分歧。
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
按照指定时间，林伯渠来到了会场。
这是一间宽敞而又古老的大厅。明亮的吊灯下，浮动着一张张忧郁而又愤懑的脸。黄兴、居正、陈其美、汪精卫、李石曾、廖仲恺等从国内来的各路代表，都陆续到齐了。
孙中山用浓重而又洪亮的广东官话发言，他的神情十分严峻、坚毅。
“诸位，本党自同盟会始，组织各界热血之士，不惜流血捐躯，推翻了满清统治，实为一大壮举。民国之后，袁贼窃国称雄，为天下所不容。诸君在各地起事，旨在再造中华。然力量分散，未能成功，诚为憾事。文今邀集各路同人，重组新党，清除投机、变节和动摇分子，以期早日杀回国内，共图大业，不知诸君意见如何?”
孙中山说完，大厅里响起了一片赞同之声。众人公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这时，孙中山又说：
“文虽不才，众望难辞。不过——”他顿了一下，严肃地说：
“不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人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一党员之用，无所浮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等今天立此新党所以与前次不同者……”
说罢，叫人取出早已拟定的《中华革命党誓约》，分发给大家。众人看时，只见誓约上写着：
立约人。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中山再举革命。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掬谨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服从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X X X省X X府X X县
主约人X X X(按指模处)
介绍人X X X
接着，孙中山又叫人取出一个朱红印泥盒，一大叠誓约，摆在厅中案头上。
这时，会场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只听得汪精卫说：
“今日袁党称雄，人心涣散。国民革命，如云烟泯灭。若乎东山再起，目下恐怕还不是时机。而孙先生这打手印之举，兆铭以为委实不甚高明……”
在众人心目中，汪精卫是个毫无骨气的人。开头，因他曾参与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的行动，近年来，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和舞文弄墨写了一些煽动性的文章，迷惑了不少人，也骗取了一些声望。只是到了后来，他在袁世凯面前奴颜媚骨，又贯于投机取巧，首鼠两端，孙中山已经很不喜欢他这一套了。于是接过汪精卫的话头说：
“既然如此，兆铭兄就去留请便吧!”
“也罢，愿诸君各展鹏程。”于是，汪精卫带着京津同盟会李石曾等几个旧友，退出了会场。
“逸仙兄，我也有一言欲进。”
大家举目看时，却是黄兴。只见他接着说：
“国家兴亡，诚然是匹夫有责。而打手印脚模这一套，乃是绿林好汉，江湖会党之辈的玩意，我等革命党人做来，未必妥当吧!”
真想不到，追随孙中山南征北战，坚决反袁的黄兴也提出了异议。
而知道底细的人都知道，在商议筹建中华革命党时，大家就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却不道黄兴是个血性意气之士，他坚决反对如誓约所述“附从孙中山再举革命”条款，遂终不肯担任协理，而对打手印之事，尤为反感。至欧洲战争爆发后，一些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军界人物在东京成立了“欧事研究会”，别树一帜，与中华革命党对垒，黄兴则加入了该团体。
待黄兴说完，会场上的气氛象铅一样沉重。但见孙中山铁青着脸问：
“依克强兄之见，如何是好?”
“……”黄兴一时语塞，答不上话来。
人们小声议论着，时而有人悄然退出会场。
这时，只有居正、廖仲恺等少数人发言支持孙中山。
此刻，林伯渠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这些天来，一部分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发生分歧，他是知道的。他以为这不是单纯服从某一个人的问题。每一个人投入革命阵营的动机不同，政治态度也会不同，这不足为怪。对于那些投机革命的人，他一直是不以为然的。但自己追随孙中山多年，原以为只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中国就会兴旺发达起来。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反动势力依然此伏彼起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依然是那样遥遥无期，这些年，大家团结在孙中山周围，总算在黑暗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尽管革命又遭挫折，孙中山还是敢于重整旗鼓。革命总不能群龙无首啊!难道跟定孙中山有错吗?既然跟着他，打手印有什么关系?对!不能三心二意了。他霍地立起身来，从从容容地说：
“诸位，我来讲几句!”
众人见是素来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的林伯渠，微微吃了一惊，都静听着他用洪亮的湘西北口音坚决地说：
“当然，打手印不见得是什么高明的办法，但作为革命党，我们面前明摆着两条路：要么是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地去和袁世凯斗争；要么呢?就是无组组、无纪律，成为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不也有那么一些曾经是同盟会的发起者的么?后来呢?说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他们为了争权夺利，竟和立宪党人沆瀣一气，反对孙先生，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我觉得，既然拿不出比这更好的主张，总不能群龙无首吧!这打手印宣誓，总比乌合之众强。我愿意跟随孙先生干下去!”
说罢，取过一页誓约，飞快地写下了“林祖涵”三字，又将右手食指上涂上印泥，“啪"地一下，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上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林伯渠打完手印，会场上的局势也开始发生变化。林修梅这时也接着果断地说：
“我宣誓服从孙总理，共图拯救中华之大业!”说罢，也毅然地打了手印。
随后，又有一大批人跟着宣誓，打了手印。
林伯渠这种识大体，不拘小节的举动，孙中山极为感激。曾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林伯渠一直为孙中山所倚重。
后来，徐特立曾这样赞他：
辛亥革命后，
同盟会崩溃。
中华革命党，
欧事研究会，
伯渠于其间，
严格辨泾渭。
纪律打手模，
黄兴出反对。
伯渠重大节，
小节无所谓。
慷慨打手模，
峥嵘山岳碎。
……
对于这件事，吴玉章后来也曾作了这样的回忆：
“……当然，打脚模手印并不是什么先进的办法，但孙中山在没有学习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以前，他只能采取这类旧社会秘密结社的办法以谋求一致。那些出身高贵并已显达的人物既不屑于顺从孙中山，结果只有廖伸恺和伯渠同志等少数人能够识大体，不拘小节，毅然地追随孙中山左右。……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伯渠同志是完全站在革命的正确的立场上。”
并且，他还写诗赞道：
参加革命忆同盟，
民国虽成似梦空。
重组中华革命党，
伯渠襄赞著丰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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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后，林伯渠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新党的各项革命活动。
为了培养革命党人，孙中山在日本友人寺尾亨、犬养毅、副岛义一，宫崎寅藏等人的大力赞助下，于东京神田区办起了政法讲习所。林伯渠经常来到这里，或“听讲政法，经济学”，或“听讲欧战”，思想极其活跃。
他一方面刻苦钻研学问，但也无时不注目世界风云的变幻。他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这样记道：
“澳塞开仗期：七月二十八日。
列强相对宣战期：
俄对德，八月初二日；德对法，八月五日；英对德，八月四日。
和兰、西班牙、瑞典、诺威、丁抹、美国、伊大利，均先后宣布局外中立。中国亦于初六日宣布中立。惟日本尚未定。
一方面，他也极重视加强思想修养，以坚定自己的革命意志，他曾这样写道：
“……吾人立定志愿，欲为此世界之何种人?考察己之所缺，用毅力以补充之，按步程功，夙夜匪解，虽未中不远矣。
通过严肃的自我解剖和总结自己投身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林伯渠的思想更为成熟。一九一四年八月的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他和堂兄林修梅促膝而谈，相互交换了来日本后的学习所得。这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阅经济学。同仲兄⑤商量，决定实事求是法。
显而易见，这便是林伯渠一生坚持实事求是作风最早的思想基础。他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前，就具备了这种思想基础，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的。
为了培养革命党人的军事本领，孙中山还在东京大田区的大森开辟了一个秘密的军事训练场所，号“浩然庐”。林伯渠也积极参加了训练，特别是当他看到革命又有了转机，不能不使他十分激动。一次，他驱车大森赴约，写下了《日本大森看梅》这样一首豪迈的诗：
不负梅花约，
驱车赴大森。
寒云半岭重，
春色一湾深。
诗意似在描述寒云密布，气象萧森的大森景色，实则暗喻当时革命虽遭挫折，但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当时的东京，除中华革命党外，还有两个著名的革命团体。一是李大钊等人发起的中华学会，一是湖南易象等人组织的乙卯学会。这两个学会对于入会的资格规定都较严格，表面上是一种学术组织，实际上都是以反袁为宗旨的政治团体。于是有人提议，将两会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
一九一六年一月三十日下午，神州学会合并会在锦町政法学校召开。当时，拥有会员一百多人，设干事部，下设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工商等科，另设总评议会，推选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原是乙卯学会成员，在合并工作中，活动积极，也被推选为干事部干事。
神州学会的会务活动，主要是组织一些学术讲演和出版刊物。当时，由易象讲过《礼运·大同篇》，李大钊讲过《联邦与邦联》和《颜之学说大旨及其劳农主义》等，还聘请了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学者讲演。同时，会员集资印行，办起了《神州学丛》会刊。频繁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探讨，使林伯渠的思想不断得到升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当机立断，心无滞物。
要细致而勿拘牵，要精密而勿琐碎。好自养气，切忌退缩。
斗筲之器与乘势利用不问本来者，均坐无知识之过。此等人决不可与共事。
有美质而无确见，此时最易误入歧途。
提撕警醒，人之所以赖有良友也。
当时，李大钊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本科。为神州学会的工作，林伯渠常去早稻田大学与李大钊晤面。通过切磋学问、交谈志趣，相互的革命斗志经常得到启发和激励。每每谈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问题和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总是十分投机。因此，两人很快结成了最好的朋友。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林伯渠等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反袁战斗。临行前，李大钊来到江户为他们饯行，并口占一绝见赠：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从此，两人常有书信往来，革命的友情与日俱增。
①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1911年5月广东、湖南、四川、湖北人民，为反对清政府将已由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四省数十万人民组织起保路同志会，掀起保路运动。四川同盟会会员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
②《林伯渠谈辛亥革命》，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0日第二版。
③孙中山1914年3月致黄兴书，《总理全集》函札148页。
④《总理全集》，演讲丙32页。
⑤林修梅排行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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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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