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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迷雾茫茫

涂绍钧

1 　　林伯渠风尘仆仆赶回上海，立即开始联络反袁力量，先后被派到汉口、长沙等地组织反袁机关。因为日夜奔忙，终于积劳成疾，只得于三月二十三日入上海仁济医院诊疗。 　　困卧病床，他的心境却无一时宁静。自从袁世凯元旦登上“洪宪”宝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这个无时不在做着皇帝美梦的窃国大盗，迫于时势，“登极大典”一直不敢如期举行，并且最后在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然而神州大地，仍然窒息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桎梏之中。住院期间，几位湘籍同志常来看望，谈及湖南近况，对袁党鹰犬、湖南督军汤芗铭荼毒人民的罪行，无不深恶痛绝。 　　汤芗铭出身举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后来去英国实习海军。辛亥革命前夕，一度混入兴中会，因欲盗窃孙中山所藏兴中会名单向清廷告密事败露，即被开除会籍。从此，他一头扎进袁世凯怀抱，深受赏识，不久便由天津缉私兵舰上的一名小职员，升至海军次长。为了彻底根绝革命党人的活动，于一九一三年十月被袁世凯派至湖南任查办使，以夺取西南各省门户的湖南地盘。 　　汤芗铭一到长沙，谭延闿便被迫出走。于是，这个外号“汤屠夫”的杀人魔王，便大开杀戒。他一方面广植爪牙，刺探民隐，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他所修建的一所规模巨大的陆军模范监狱，很快便成人满为患；一方面，他为了使革命党人服罪，指使其军法课长华世羲滥施毒刑，轻则“皮鞭”、“铅鞭”、“铁杠”、“军棍”、“夹棍”、“拶子”，重则“钳指”(削竹针刺入指甲)、“煨烙”(铺红炭于地，令人裸体辗转于上)，“剥肤”(划人头顶成十字形，旁立四人，四向分扯)、“针刺”(以长铁针刺入女犯人下部)、“双龙拱手”(以大洋钉钉人手指悬于木柱)等等，惨绝人寰。故湖南人民称“汤屠夫要政：抄、押、杀”。仅长沙一地，先后被他杀戮的就达万余人之多。 　　汤芗铭的暴戾，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强烈反抗，反袁驱汤斗争从未停止。但是，正当林伯渠在仁济医院诊疗期间，他得到了辛亥革命时的战友、民义社领导人杨王鹏惨烈牺牲的噩耗，悲愤不已。他，作为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的党务科长，怎能不焦急万分?“无奈医生不令出院，殊为闷煞”。 　　杨王鹏是先他一步被孙中山派回湖南主持逐汤斗争的。潜入长沙后，便积极整顿反袁组织民义社，并且与湘军混成旅约定，由民义社发动，于二月二十八日攻打都督府。不料事泄，迫不及待，只好决定于二十一日下午提前起事，带领党人百余人，分头袭击都督府和警察署。当他和龚铁铮带人冲进府署大门，冲入署内前坪时，不料事先侦察不详，此时正值一营官兵在前坪内操练，一阵猛烈地机枪扫射，党人牺牲大半，杨玉鹏也因重伤昏厥就擒。汤芗铭命人将其抬入内厅，喷淋冷水令其苏醒。杨王鹏醒过来后，痛骂袁世凯叛国罪行。汤芗铭恼羞成怒，命人割断他的舌头，他仍瞑目举手，喃喃咒骂不止，于是，惨无人道的“汤屠夫”便令人挖取他的心脏，并加以肢解而死…… 　　林伯渠心急如焚，再也等不得病体痊愈，便匆匆赶赴湖南。这时正是湖南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汤屠夫的鹰犬遍及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清查“乱党”，长沙城内，执刑的号声经常是呜呜不绝。 　　汤芗铭对革命党人的疯狂屠杀，不但未能挽救其主子行将覆没的命运，他本人也很快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蔡锷在云南组组护国军起兵讨袁，并宣布云南独立。不久，以程潜为司令、林修梅为参谋长的湖南护国军司令部也宣告成立，林伯渠在这支部队中任参议，专负策动各路友军共同驱汤之责。及至一九一六年九月，湘西、湘南各县起义队伍纷纷宣布独立。 　　凶残狡猾的汤芗铭见云南、贵州、两广、浙江、四川、陕西等省都相继宣告独立，袁世凯取消帝制，失败已成定局。因此也随机应变，于五月二十九日宣告湖南“独立”，并致电袁世凯“深望毅然独断，即日引退”。 　　正在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中的袁世凯，忽得自己一手提携的宠臣亦已“倒戈”，深感大势已去，当即昏厥。六月六日，这个臭名昭著的窃国大盗，便在众叛亲离，举国唾骂的忧郁之中死去。为此，时人曾将汤芗铭之通电戏称为“送终汤”。 　　尽管汤芗铭发出“独立”通电，然而湖南各界人民并没有为他的花招所迷惑，一直坚持驱汤斗争。程潜、林修梅等得知袁世凯死去的消息，喜出望外，立即率部攻击湘潭，迫使汤芗铭令北军一部阻于长、潭之间。同时，起草《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芗铭罪状》，通电全省。 　　七月一日，护国军第二旅由宁乡的道林进迫长沙，汤芗铭此时已如惊弓之鸟，急派所部模范团两营来阻，两军在道林附近遭遇。林伯渠奉命潜入敌营，暗中策动，使两营北兵全部倒戈。这时，驻扎在省城的湘军意欲联合援湘桂军进攻都督公署，汤芗铭闻讯后，大为恐慌，四日晚，仓惶遁走。后来，程潜在记护国之役诗之小序中曾简要说明这一历史： 　　……六月，袁死。其党汤芗铭据长沙，驱兵来战。伯渠策军及道林，汤部悉降。汤遁，全湘底定。 　　汤芗铭逃走后，北洋政府继任总统黎元洪七月五日下令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省长，陈未到任前，推定驻湘桂军都督陆荣廷兼任，但遭到湖南各界人士的坚决反对，临时推举刘人熙代理。这时，觊觎湖南省督军兼省长宝座已久的谭延闿已在暗中控制了湘军实力，及至八月四日，北京政府见他有赵恒惕、陈复初等军界实力派的支持，正式改命谭延闿为湖南督军兼省长。相反，在反袁驱汤斗争中屡立战功的湖南护国军司令程潜却被排挤出走。 　　这场反袁驱汤斗争，林伯渠始终置身其中。自四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六日，因衔命奔走于湘鄂，情势十分危急，他的日记也告中断。但他在四月十一日的日记中，仍清楚地写道： 　　“午后启行。 　　此后奔走湘鄂，迄五月二十九日汤氏在湘宣布独立及汤氏七月五日之出走，皆危险时代，故不记。他日有暇，当略编政态与就中艰苦情形，备观览焉。” 　　2 　　刚刚登上湖南督军兼省长宝座的谭延闿，外号“水晶球”，素以圆滑著称 程潜被他排挤出走后，为了稳定时局，对程潜所部人士却多以委用。因为林伯渠在反袁驱汤斗争中是有功之臣，也被委任为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不久，又改任政务厅长。 　　林伯渠并不迷恋既得的官场地位和社会声望，而是继续组织革命力量，探求革命道路。 　　这时，覃振奉孙中山之命，已在长沙设立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人士，林伯渠又协同他组织起一个新的革命团体正谊社。推选龙璋为社长，覃振为副社长。 　　活动频繁的正谊社，实际上是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的公开联络点，作为党务科长的林伯渠，经常来这里参加会议，与覃振等人商谈时局，推动活动进展。 　　当时政局，表面上似乎已经平静，但实际上南北军阀间的互相倾轧并未停止，政权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林伯渠常常为此深感忧郁。一九一六年九月二日，他由长沙取道武汉来到上海，拜会了孙中山、蔡锷，并与黄兴、谭人凤等人切磋。 　　此次上海之行，对他启发很大，特别是孙中山那种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更使他深受鼓舞，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在返回湖南的归途中，曾作《江行》五古二章，触景生情，抒发了此次上海之行的所感： 　　其 一 　　江行我最乐， 　　况乃逢秋高。 　　仰面观飞隼， 　　依然翔九皋。 　　人生感百虑， 　　何日足逍遥? 　　好玩太上旨， 　　且去理残胶。 　　其 二 　　一矶中流立， 　　断崖若可攀。 　　急流回骇浪， 　　寺古挂岩边。 　　暖暖云中现， 　　日出影又添。 　　舟人欣共语， 　　此处足流连。 　　回到长沙以后，林伯渠一面应酬公务，一面邀集葛方焘、彭蠡、聂俊、张自雄、荆嗣佑、杨丙等原神州学会湖南会友，在榷运局召开筹备会议，决定恢复神州学会活动，并在长沙《大公报》联名发表公告： 　　神州学会会友鉴：启者，本会同人散居长沙，亟应整饬会务，以竟切磋问学之志。兹假吉祥巷洞庭寄庐为通信处。会友见报，希即投函该处，报告本人住址。以便有事通知。 　　公告发出后不久，神州学会的活动便很快恢复，而且每月召开一次演讲会。林伯渠不但每会必到，还多次主持演讲。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底的一次演讲中强调： 　　一、近来吾国人士，有专心求学而无会者；又有徒有会名而无学者。本会须学、会两字并重。 　　二、近内地各社、各会皆随政潮及社会风习转移者，本会则当以转移社会风气为己任。 　　三、凡一团体，必有一共同之精神及信条，颠扑不破，乃能永久存在。本会既合无数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之各种分子，宜取简章第二条“敦崇气节”一语，为本会最高之信条，联贯之精神。盖迩来留学生失社会信仰者，非关学识，乃人格问题也。云、贵起义誓师，有“为国人争回人格”一语，吾神州学会嗣后进行，亦当以为留学生争回人格为职志…… 　　林伯渠自从东北回到湖南，几年来一直是风尘四海，家中老少，从来无暇顾及。好在伍崇贤随他一道回来之后，得以受聘常德或家乡县城的女子学堂任教。收入所得，也能勉强维持—家生计。眼下，他觉得生活基本稳定，便把全家接到长沙居住，几个弟弟也来省城念书。即便如此，作为一个革命党人，他与当时一班官僚政客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后来，他的女儿秉蘅曾这样回忆父亲在长沙时的一些往事： 　　……我们住在长沙的时候，是和我父亲的堂兄浴凡二伯住在一起的……家中来往人客很多；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有些来客和他们高谈阔论，兴致很好。还有那么一种客人，畏畏缩缩，蹩手蹩脚，恭恭顺顺，还带着一大堆礼物。这种来客准会倒霉，父亲对他们先是训斥的态度嚷嚷一通，然后要听差的抱着礼物把他们送出去交还，经常指示家中上下人等，不许私下接受送礼。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之后，常听到父亲的朋友们赞许他为人正直，廉洁奉公…… 　　在长沙的时候，林伯渠有一个叫曾福的听差，是从常德乡下来当兵的青年人。因为家中贫苦，未曾上学。曾福人很机灵，也聪明好学。因此林伯渠每当忙完公务，常常抽出时间教他识字。这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少背后议论，说他把听差的“惯”坏了。其实，他的这些廉洁和民主作风，正是在身体力行他所倡导的“当以转移社会风气为己任”。 　　3 　　一九一七年——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年代。 　　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击败了黎元洪、张勋之后，担任了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当他从日本政府获得二万万元以上日元的卖国借款后，决计用武力统一中国，并且宣布废弃了《临时法约》，不得恢复旧国会，而自己却组织起“安福俱乐部”，不断扩大个人权势。但此举遭到了西南各省军阀的坚决反对。 　　这年七月，一些被解散的旧国会议员和一部分海军，拥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非常会议，组成了护法军政府，推选孙中山为大元帅，于是，南北对峙的局面很快形成。 　　段祺瑞上台以后，便武力向南进攻。谭延闿自己的宝座朝夕不保，于是主动向段祺瑞提出辞呈。很快，段祺瑞便另委他的亲信傅良佐督湘。 　　当时，省公署的职员们对傅良佐督湘均表示反感，纷纷向省署提出辞呈。林伯渠料到情况将发生变故，事先把一家老小派曾福护送回临澧老家。不几天，他果然得到委任他去美国研究财政的命令。 　　八月三十一日，他交卸了省公署总务科长职务。接着，谭延闿借词回籍扫墓，也微服潜往上海。 　　北京政府为了巩固傅良佐的地位，并筹划进窥两广，先后派直军王汝贤、范国璋开进湖南。傅良佐一到长沙，就下令将驻扎在衡阳、永州一线的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撤职，同时，感到零陵镇守使刘建籓是谭延闿特意布下的一着棋子，对他盘踞湖南深为不利，于是立即下令调省，另委派水上警察厅长陈璩璋前往接任。并派邹序彬接替林修梅的职务。不料刘建籓、林修梅两人早有默契，鉴于傅良佐来者不善，又闻海军、两广、云南各省已告独立。于是，两人便于九月十八日联合发出独立宣言，通电全国： 　　……时局变乱，欧战绵延，我国际此时期，政治革新，时机本善。 　　乃前者袁氏执政，以私害公，袁虽败亡，民力已挫。我大总统依法正位，方用中执西，以奠邦基。奈自徐州谋乱，段氏以国务总理任内主张，违法横行，破坏国纪。我大总统为保国起见，令免厥职。段随忿不奉命，嗾使蚌埠首先叛乱，辱迫总统，解散国会，国之纲纪，已被扫灭无存矣。然犹以我大总统守正居中，莫逐私愿，阴怂张勋复辟，将总统迫去，民国推翻，阳为讨逆兴兵，久据国家政治机关，集合私人，组设政府，自称总理，为所欲为，以借债备诛锄异已之用，并以元执国中当要之权。 　　乃两粤宣言护法，则易湘督以武力征服之图。川中构兵，其实刁煽，以便收拾西南之计。凡此种种，举国皆知，为国之殃，较袁为甚。倘承认所组织之政府，为可行使统治权，国之危亡，势可立见。 　　是以海军、两广、云南各省早宣言独立自立，誓不肯附私党以存民国之精神。建籓等治军湘南，保国卫民是为天职，特率湘南军民子弟，宣告自主，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一致进行…… 　　通电发出后，刘建籓、林修梅立即宣布湘南二十四县为戒严区域，傅良佐派来的陈璩璋、邹序彬一一被拒绝入境。这使得骄横的傅良佐极为惶恐，仓忙备战，宣布长沙各属戒严。 　　两广和云南独立后，孙中山就密派程潜回湖南运动护法，刘、林起义一星期后，程潜便从广州来到衡阳，被推为护法湘军总司令。 　　起义通电发出之前，林修梅便将起义决定告诉了林伯渠。这时，林伯渠虽然已明令委往美国研究财政，但当此多事之秋，他怎能回避革命斗争而只身去国呢?眼下，他正在临澧乡下小住，刘、林起义通电发出的第二天，便辞别家人前往衡阳。 　　林伯渠来到衡阳，即加入起义部队，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兼管部队供给。不久，便代表程潜等前往广州会见孙中山，报告起义情况。十月十七日，他被孙中山委为大元帅府湖南劳军使，返回湘南慰问起义将士。三天以后，孙中山在《复程潜刘建籓林修梅嘉奖起义讨贼电》中称： 　　段逆窃柄，国法攸斁，衡永首义，万方警省。既开天下之先，已褫奸人亡魄，会师武汉，直在指顾。疆场贤劳，曷胜系念。兹林祖涵驰往存问，藉致拳拳。惩奸回之奰逆，我武维扬。系国本于苞桑，共拜嘉贶。 　　不久，谭浩明率桂军一部进入湖南，奥军马济部也随后开到，组成了湘粤桂联军，推谭浩明为总司令。继而护法军分路反攻，战局急转直下，特别是萱洲河一战后，北军锐气大挫。十一月中旬，王汝贤、范国璋发出停战通电，吓得傅良佐张惶失措，慌忙逃出湖南。由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段祺瑞不久也告倒台。 　　护法军进入省城以后，推举谭浩明为督军，程潜为省长。由于谭浩明复电反对，均未就职。后来，谭浩明擅自取消省长制，在联军总司令部之下，设民政、财政两厅主持政务，林伯渠即被推举为财政厅长，易象为民政厅长。程潜因实力所限，又鉴于大敌当前，只得率军驻防湘阴、岳州一线。 　　由于林伯渠和易象同是革命党人，又是共事多年的好友，两人便携手合作，筹措军饷，大力支援前方将士。当时，人们都评价他们比前几届政府确实廉明，有一定程度的革新气氛。因此程潜出驻岳州，调度作战，仍能指挥若定。 　　4 　　然而，护法军刚刚在湖南执政几个月，段祺瑞又得到了日本第二批卖国借款，终于东山再起，重任国务总理。他上台后不久，即与冯国璋策划，下令讨伐谭浩明、程潜，兵分五路向湖南狂猖进攻。 　　一路以曹锟为两湖宣抚使，直辖直系军阀吴佩孚第三师和五个混成旅，统筹全局，以策应各方；一路以张敬尧为前敌总司令，统率皖系第七师，正面进攻岳州；一路以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率部由江西铜鼓、萍乡进攻湘东；一路以吴光新、冯玉祥所部由湖北沙市渡江攻湘西。兵力总数五十万余人，浩浩荡荡杀奔湖南。 　　一时间，湖南境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人民群众惨遭兵祸离乡背井，尤以洞庭湖滨诸县为甚。当时，民间曾流行这样一首民谣，述其惨况： 　　不得归，不得归， 　　北风何事向南吹。 　　洞庭青草都成碧， 　　堪叹群生性命危。 　　护法军虽然英勇抵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只得放弃长沙，往湘南方面撤退。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段祺瑞委任的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上台，湖南政权遂又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接着，吴佩孚又攻陷衡山、衡阳，护法军只得退守郴州、永州一线。 　　林伯渠一方面随军征战，一方面竭力为统一湘南事权，谋求护法营垒团结而奔走。因为这时谭延闿在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支持下，又回到了湘南，并以“督军”相称，驻节永州；而程潜则为湘军总司令，驻节郴州，一时间，两个统帅互不相下。 　　林伯渠对于谭延闿一向不以为然，特别是大敌当前，对他那种于护法宗旨而不顾，一心争夺势力的行为深为反感。但为护法大事计，他只好前来永州，力劝谭延闿隐退。但谭延闿固执已见，终于不为所动。 　　这谭延闿人虽刁滑，却写得一手好字。临别时，林伯渠为了讽刺这个既没有几个兵，又不能带兵打仗，却要争夺湖南地盘的空头督军，特地录了一段《诗经》请谭作书，诗云：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犭詹)兮? 　　诗意指责他既不耕种，却偏要获取农民的果实；既不狩猎，却在觊觎别人所猎取的兽物。而谭延闿这个厚颜无耻的政客，却毫不动声色，沉吟半晌，从容挥毫，有意在作书的宣纸上多留些空白，以小字略记林伯渠嘱书之事后，也别有用心地录《诗经》句于其后：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意思是说，偌大的桑田中，并没有几个人采桑，湖南地盘之大，大家同逐张敬尧，一道追回长沙，岂不为好?其奸滑狡诈，略见一斑。 　　不久，谭延闿暗中勾结与张敬尧素有积怨的吴佩孚，将其驱出湖南，他自己便又堂而皇之的再次登上省长兼督军的宝座。 　　这次南方各省的护法运动，形式上虽然是孙中山领导的，但他当时的处境却十分艰难。因为护法运动名义上是反对篡窃民国的北洋军阀，但其具体口号只不过是恢复民元约法、民元国会，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此外，广州军政府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南方军阀势力，而这些军阀始终所考虑的仍是千方百计保住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护法不过是幌子而已。因此，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孙中山北伐，一方面又暗中与北洋军阀势力眉来眼去。及至一九一八年五月，处于军阀势力实际控制之下的非常国会通过所谓《修正军政府组织法》，竟欲取消大元帅首领制，剥夺孙中山的职权，因此，孙中山只得辞去大元帅之职，愤然回到上海。他在辞职通电中说： 　　……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文于斯*口哓音，以致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 　　在这种极端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林伯渠仍能明察秋毫，对南北军阀暗中来往，借和议之名，行分赃之实的阴谋予以披露。而对程潜等人，则尽力说服。一九一八年底，他在香港致函蛰居上海莫里哀路的孙中山，力陈大义。对此，孙中山极为佩慰。他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复林祖涵论分赃割据之和议必须力诛函》中说： 　　来缄诵悉。彼辈果不复稍存顾虑，竟借议和以遂其分赃割据之阴私者，此于国家何与?人民又何与?而护法之旨又安在?吾党惟有竭力诛之，以求永奠民国耳。颂云(程潜)果有悔改之心，本于自觉而为奋斗，文自所乐予赞成。当此多难，相期报国耳。维转致斯意。 　　面对南北军阀勾结，孙中山深受排挤，林伯渠的心情格外沉重。有道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当时，他在《西湖纪游》一诗中，抒发了自己这种极其苦闷的感情： 　　俊游如许才三日， 　　山色湖光取次收。 　　到眼烟云纷万态， 　　何人台榭足千秋。 　　艰难自笑非宁计， 　　历碌看人共一丘。 　　犹有情怀消未得， 　　聚丰园里酒盈瓯。 　　一九一九年二月，欧战结束，国内南北两政府各自派出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但毫无结果。此时林修梅等郴州起义部队仍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护法，为面陈护法近况，林伯渠于三月上旬亲赴上海谒见孙中山。三月十三日，孙中山给林修梅复信中说： 　　顷令弟伯渠兄来沪，备述近况，并奉惠书，甚慰。湘中频年苦战，皆兄与诸同志历任其难，而兄主义坚定，贯彻始终，尤为吾党坚贞之士。南望郴中，良深注念。此次沪上和议虽开，然以北方屡怀狡诈，对陕中义军，竭力进攻，故和议又形顿挫；如再事迁延，北方仍无悔祸之意，则战衅不免再启。吾人为主义而战，为正道而战，自非奠定真正之共和，不能自卸其责。望兄与诸同人互相策励，力尽救国之天职，国事幸甚。一切除面告伯渠兄外，专此奉复。 　　就在这年七月，谭延闿在赵恒惕的支持下，终以通敌罪迫程潜出走，年底，林修梅等也被排挤离开湘南。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湘南护法起义，终告彻底失败，这不能不使林伯渠又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国家的出路在哪里，民族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