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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踏上新征途 |
| 涂绍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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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林伯渠看到革命不断受到挫折，深感苦闷、徬徨的时候，他接到了挚友李大钊的来信，知道了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使他感到无限振奋，仿佛在茫茫夜海中看到了灯塔，心灵深处又升起了希望的光芒。
接着，他又连续收到李大钊的几次来信，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情况，并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他的见解，更使林伯渠深受启发，于是，他立即写下了这样一首热情奔放的诗作：
春光作态已媚人，
路引平沙履迹新。
垂柳如腰欲曼舞，
碧桃有晕似轻颦。
恰从现象能摸底，
免入歧途须趱行。
待到百花齐放日，
与君携手共芳辰。
其时，他正和他的堂兄林修梅在郴州、衡阳一带抵抗北洋军队。一天，他拿着李大钊的几封来信走进林修梅的营房，向他报告了这个喜讯，林修梅自然十分高兴，不无感慨地说：
“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以单弱的力量为什么能打败强大的资产阶级呢?就是因为大家有了觉悟，才把布尔什维克实现起来。我觉得这种军队，不但不至遭人嫌恶，而且令人恭维；不但俄国境内人民非常欢迎，而且各国人民也希望他们作世界军队的模范。”
而中国军队的现状又是怎样呢?林修梅当时回顾说：
“自从段祺瑞专制以来，国会被他解散，神圣庄严的法约废除了，南方各省军人，举起护法旗帜，纷纷起兵讨贼。段氏意欲武力平南，拼命出师，首先攻打湖南，我想两军交战时，北方军人一定说，我是服从长官的命令；南方军人也一定说，我是服从长官的命令。这两方军人的服从，谁是谁非，若就形式上来说，实在难以判明。”
林伯渠非常同意林修梅的观点，两人都认为，军队本是人民的，现在政府却把它变成特权阶层的护身符，或因阶级关系，引起国内战争，政府还借维持秩序的名义，欺骗军人服从，用以压迫人民。
因此，两人曾经打算仿效苏俄的做法，把护法军建成苏俄红军式的工农军队，但在当时，这是不能得以实现的。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是使林伯渠的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转折点，后来，他在回忆护法运动失败后思想转变的过程时，这样写道：
……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和失败，也流尽了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遥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的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李大钊是我第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经常寄刊物给我。我就依靠着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把握住真理。记得在湘南驻军时，看见诚朴的农民热心欢迎南方的革命军队，而所谓革命军队其中侵犯民众利益的亦复不少。又因受了俄国建立红军的影响，曾想把当时与人民完全没有联系的军队改编成工农的军队，自然在那样的情况下只是空想……
对于一个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林伯渠来说，一开始就产生了这种设想自然也是非常可贵的。他的革命思想的转变，与李大钊的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对此，他一直十分感激。同时，对于李大钊在国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历史功绩，他后来在《题李大钊同志文集》一诗中，曾作了这样的评价：
登高一呼群山应，
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
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
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
敢抛热血护新生。
一九一八年冬天，林伯渠随部队退守永州，与友人白坚武同游当年柳宗元咏哦过的永州城西阴阳洞(亦称西岩)，曾留下这样一首小诗：
洞泉冷冷似清磬，
危倚石栏恰可听。
一滴终须归大海，
几人到此悟平生。
不难看出，已经初步得到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熏陶的林伯渠，此时已从一滴水珠汇成淙淙泉水，流入江河而终于注入大海的自然现象中，悟出了个人微小的力量都应该贡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这样一个看来十分平常又无比深刻的道理。
这岂止是一首纪游小诗?也是他思想日益觉悟的一个清晰的脚印……
2
孙中山被迫辞职以后，一直蛰居上海，一边从事《建国方略》的著作，一边创办《建设杂志》，继续进行反对军阀的宣传。同时，他还在环龙路四十四号设立了一个秘密事务所，找了林伯渠来帮助他工作。
在孙中山身边，林伯渠亲眼看到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在屡遭挫折之后，毫不气馁，仍不断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撰写成《孙文学说》并亲自校对出版。因此，林伯渠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人格，始终深深怀着崇高的敬意。他认为孙中山从青年时代起，数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用自己的心血给中国人民写下了一段有声有色，充满着光和力的伟大历史①”，唯有这位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这种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是自己仿效的楷模。
至一九二〇年，孙中山在革命党人的支持下，在广州重新组成军政府，林伯渠也因之担任了这个新政府的参议，经常往返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这一时期，他与廖仲恺等人一道，协助孙中山平定了西南局势。不久，又奉命前往上海开辟工作。
当时，国民党的活动还只能处于秘密状态，经费也相当困难。这样，林伯渠虽然终日奔走于上海十里洋场，身上常常是不名一文，生活十分清苦。后来，他的女儿林秉蘅曾回忆道：
……听我母亲说，他在上海，住在一个小小门面的糖果店的阁楼上。这个糖果店，是那时国民党的一个掩护机关，主持人是湖南同乡钟宪民。父亲住在楼上，领很少一点生活津贴，还要帮助两个兄弟读书，生活很艰难。又不便常到钟家吃饭，平时就吃点干粮，白开水泡馒头，大饼油条之类，过些时候，才得小饭馆里吃碗咸泡饭。……
这年春天，林伯渠的母亲不幸病故，他匆忙赶回临澧老家，为操劳半生的母亲料理丧事。这时妻子伍崇贤早已回到临澧女子小学教书，夫妻俩经过一番商议，决计在料理老人丧事时，彻底废除封建迷信和铺张浪费的陈规陋习。
他们在堂屋里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灵堂，两旁悬挂着亲友们送来的挽联、祭幛。整个守灵期间，没有请一个和尚道士来做道场，取而代之的是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追悼会。祭奠时，由林伯渠极其沉痛地追述了母亲勤劳艰辛的一生。
这在当时的乡下，不能说不是一件新闻。毕竟是名门之后，为什么有此种“不孝”的举动?附近的乡亲，与其说是前来吊唁，不如说是来看“稀奇”。对于林伯渠这种举动，虽然毁誉不一，但是在二十年代初的湖南乡村，首倡丧事新办，无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影响。
这一年年底，新得势的湖南军阀赵恒惕，为了排斥异己，独揽湖南大权，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杀害了程潜所部李仲麟、易象等九人。前政务厅长易象，是林伯渠多年的老友，在东京时，他们同组乙卯学会、神州学会，回国后的反袁驱汤之役中，一直并肩战斗。对于他的不幸遇难，林伯渠极为悲痛，当即在上海组织国民党人集合纪念，并且妥善安置易的遗孀。每当稍有余暇，便教跟在自己身边的女儿诵读易象留下的《绝命诗》，教育孩子缅怀先烈。几十年过去之后，父亲口授的烈士遗诗，孩子们仍能背诵如初：
天外飞来事可惊，
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
留此来生一恨吟!
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林伯渠对邪恶势力的强烈愤慨，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3
经过长期革命实践考验和革命理论初步武装的林伯渠，这时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爱国主义者了。一九二〇年冬天，经过李大钊介绍，他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从此，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里程。
这是一个严寒的冬日。霞飞路附近渔阳里的一座黑漆大门的公寓里，陈独秀、李达，以及刚从北京来的邓中夏三个人正围着一个铺着白色桌布的八仙桌摆弄着麻将。他们，便是最早的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这些日子，正在酝酿着把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组织CP(中国共产党)。
“今天找二位来，有一件事情要商量一下。”蓄着长发，身着西服的陈独秀一边说，一边把麻将拌得哗哗作响。
“好吧。”
李达、邓中夏同时答道。
“最近，我连续收到守常兄几封来信，向我谈起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林祖涵，他是守常兄在日本时的拜把兄弟，是多年的挚友了。现在，林祖涵要求加入CP，守常兄愿作介绍人。此人现在就在上海，我见过他几次，今天约了他上午到这里来。对他的情况，我们先议论一下，二位都是湖南人，比我了解得多，听听你们的意见吧。”陈独秀对李达、邓中夏说。
牌局已经摆好了，李达点燃一支香烟，不紧不慢地说：
“林祖涵君是湘西北临澧人，他的情况，我略知一二。他早年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的。后来又去东北工作了几年。武昌首义前夕召回湖南，从事过新军和巡防营的策反。护国之役中，因参与反袁遂被通缉。亡命日本时，支持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自此以后，一直为孙先生所倚重。”
邓中夏接过话头，继续说：
“我所知道的林祖涵，算是国民党里的正派人。外柔内刚，斗争性很强，近十多年来，每一场革命斗争，他几乎都参加过。前两年，赶走袁世凯的走狗汤芗铭以后，曾一度在湖南省公署任职。护法之役中，他辞去一切职务，毅然参加了刘建籓、林修梅发动的衡永起义。护法联军夺取湖南以后，曾任过一个短时期的财政厅长。不久，段祺瑞大举南犯，他被迫离职。但是，他并不象前几任财政厅长那样，趁着兵荒马乱，离职时便卷财而去，而是将民脂民膏一一封存，两袖清风，分文不取。廉正之名，一时在湖南传为美谈……”
“是么?守常兄来信中还说，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前途，也有一些认识，等会他来了，我们好好同他谈谈吧!”
陈独秀这样说完，又摆弄起麻将。
约莫十点钟光景，林伯渠来到了陈独秀这处秘密住所。今天，他穿一身毛蓝色长衫，一顶深咖啡色的礼帽，鼻梁上夹着一副金丝眼镜，俨然一副学者派头。
进得屋来，林伯渠呈上名片，三个人都站了起来，热情地说：
“久仰，久仰!林先生请坐!”
大家坐定之后，陈独秀作了一番介绍：
“这位，李达。这位，邓中夏。二位府上都是你们湖南。”
“如此说来，我们是同乡啰。看样子，我比各位稍长几岁，大家还是兄弟相称吧。”林伯渠十分轻松地说。
“行啊!伯渠兄，咱们打牌吧!”说着，邓中夏、李达已摆好了牌局。
这时，陈独秀沏上一碗茶来，微笑着对林伯渠说：
“伯渠兄跟守常兄认识很早吧!”
“也不太早，不过说来也有七、八年了。他是我民国三年亡命日本时认识的朋友。那时，守常兄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为神州学会合并的事，我们常有来往。别看他平日言语不多，但谈起天下大事和古今得失，却口若悬河，极有见地。因此，我和他便一见如故。那时候留学生中结盟兄弟不少，说来我们还是把兄弟呢!我比他大四岁，论年龄，我是他的兄长；论学问，他却是我的先生。这几年，经常得到他的指点。”
对于林伯渠的谦逊，大家都表示敬佩。这时，他又说：
“我这个人是个爽快性子，今天赴约前来，能见到诸位，甚感荣幸。就我要求加入CP的问题，够不够条件，想听听各位坦率的意见。”
此刻，只见门外有条黑影一闪，李达高声叫道：
“八万!”
“碰起!”
“好的。守常兄的来信我都收到了，今天特意约伯渠兄前来，就是谈谈这个问题的。”
陈独秀听林伯渠说完，压低声音又说：
“对于伯渠兄的过去，我们都比较了解。还是先请谈谈你对苏俄革命和CP的认识吧!”
邓中夏、李达也附和着说：
“那就请伯渠兄谈谈吧!”
林伯渠端起茶碗，呷了一口，清了清嗓子，不无感动地说：
“好吧。怎么说呢?还是先谈谈我自己的教训吧。说实在的，从十几岁起便追随孙中山先生投入了反清斗争，清朝推翻了，民国虽然建立，中国的现状又怎样呢?孙先生呕心沥血，为革命奔走呼号，但是他一直没有能掌握一支强有力的武装，而是依靠军阀打军阀，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怎样才能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新的道路呢?怎样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呢?难哪!”
“伯渠兄这种苦恼，我们在坐的都经历过，一切真正有志于改革中国社会的志士们，也都经历过。”
陈独秀接过林伯渠的话头这样说，李达、邓中夏也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林伯渠接着又说：
“对于这个问题，原来以为照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可以拯救中国，事实上，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才使我真正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正说着，几个叼着烟斗、身穿格子西服的汉子闯了进来。无疑，这是租界豢养的“包打听”。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说：
“谁是这屋的老板?”
陈独秀从容地拿出自己的名片，那家伙斜了一眼说：
“这几位呢?”
“都是我的朋友。”
这时，李达和邓中夏都从容掏出自己的名片，只有林伯渠没有答理他们。
“你呢!”一个声音朝他吼着。
“要看吗!”林伯渠慢吞吞地示出大元帅府参议的名片，几个家伙面面相觑，尴尬地说道：
“对不起，打搅了。”说罢，溜了出去。
牌局又开始了。
林伯渠接着说：“说来，我们也实在幼稚，前年，我和林修梅还想把湖南护法军改建成工农的军队呢。除了十月革命对我的启示，去年的“五四”运动，真正使我看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守常兄告诉我，中国也有了CP，我是多么高兴!我认为，只有CP，才能真正领导无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以，我希望成为CP的一名战士!”
“好!我们CP，需要更多象伯渠兄这样的同志!”邓中夏高兴地说。
“守常兄来信多次谈起伯渠兄，今天唔面，果然您已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了透彻的理解。”陈独秀也十分满意地说。
“哪里哪里，仲甫兄过奖了。这两年，只是读了些守常兄寄给我的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小册子，才如梦初醒的。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今后还得蒙各位多加指教!”
这时，陈独秀征求了一下李达、邓中夏的意见：
“怎么样?”
“没有意见。”
“好吧，从今天起，伯渠兄就是我们上海小组的成员了。根据守常兄的意见，我和守常兄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陈独秀说罢，紧紧握住林伯渠的手，李达和邓中夏也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此刻，林伯渠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不无感激地说：
“我觉得，从今天起，我算是踏上了一条新的征途；我坚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我现在该做些什么，请尽管安排吧!”
陈独秀微笑着说：
“伯渠同志还是回到孙先生那儿去吧，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今后可能还得同孙先生合作，那时候，够你干的。”
林伯渠兴奋地点了点头，告辞了。大家都立起身来，目送他走出大门。
繁华的法租界，车水马龙。他没有叫洋车，迎着凛冽的寒风，向前走去……
4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第二次在广东建立起革命政权，林伯渠应孙中山之召，从上海来到广州，仍在孙中山身边工作。
这时，广东的共产主义小组也早已成立，因此，林伯渠便经常与广东小组的谭平山、陈公博、杨匏安等人聚会，继续研讨共产主义理论。同时，参与广东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担任了广东省共产主义青年团财政部审计股股长。当然，作为秘密共产党员的林伯渠，这时候的身份是不宜在孙中山面前公开的，由于工作关系，他和孙中山接触频繁，在促成孙中山思想转变上，起到了一般人不可能起到的作用。
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及时地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到了上海，帮助筹备党的成立大会。七月下旬，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一大以后不久，经过李大钊通过林伯渠联系，马林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在广州，曾由广东共青团组织出面请他作了两次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党组织的报告。
当时，孙中山为了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在桂林设立了大本营，致力整顿和训练军队。林伯渠按照李大钊的意见，预先与孙中山联系，年底，安排了共产党人张太雷陪同马林前往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陪同前往的还有国民党人张继、陈友仁等。而林伯渠为了掩护身份，则仍留广州。
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第一次与孙中山会晤。这次，马林在桂林住了九天，对孙中山陈述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两条建议。后来，林伯渠回忆当初马林对孙中山的谈话时说：
……你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不过你这个方法不行，搞不成功。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有纪律的、由各革命阶级各阶层联合的党；现在你们的军队也不行，要有革命的军官、干部，要开设军官学校。
孙中山十分赞赏这些建议，曾致电廖仲恺，说这次会谈使他“心中非常高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始终坚持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正确立场，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也历尽了艰辛，历尽了曲折。一九二二年八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因为反对孙中山准备北伐而公开叛乱，孙中山被逐出广东，避居上海，心情十分郁闷。
这期间，林伯渠又几次安排了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的会见，讨论“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种种问题。孙中山对这样的会见，十分高兴，总是“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宋庆龄后来回忆说：“在上海，林老看望孙中山先生时，他常是我们家受欢迎的客人。”
由于共产党人的帮助，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支持工人运动，并且开始接受我党关于反帝的某些主张。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专门作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议说：
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目前的一切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中国军阀，……而现时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
接着，苏俄政府的特使越飞来华，经过林伯渠、李大钊的联络介绍，越飞派代表马林在上海再次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见到马林，极为喜悦，当即在楼上客厅开始会谈。林伯渠、李大钊也参与其间。会谈一共进行了六天，内容是进一步商讨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建设军队以及苏俄如何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会谈期间，孙中山吩咐侍卫，无论任何人都不许通传和不许登楼。会谈之后，又经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热海进一步磋商，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
这一时期，由于林伯渠与孙中山的关系密切，中国共产党常常通过他将自己的主张向孙中山转达。后来，吴玉章在《回忆林伯渠同志》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由于伯渠同志和孙中山的密切关系，在推动孙中山的思想进步和促国共合作方面，他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桂林和孙中山会晤，就是由李大钊同志写信给伯渠同志从中介绍的。其后凡是孙中山和苏联代表的接谈，都有伯渠同志参与其间。正因为这种关系，所以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伯渠同志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并担任农民部长。
在评价林伯渠一生的组诗中，吴玉章还这样赞扬说：
十月光芒照万方，
联俄联共好主张，
中山改组国民党，
还仗伯渠作桥梁。
然而，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林伯渠与孙中山的晤谈，总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宋庆龄后来在致罗叔章信中曾回忆说：
……每次他来访，我总是不在场的。因为我在另一屋里有指定的工作要做。因此，从未听到他们的讨论。林老和其他来访者在楼上图书室，我也不知道他们讨论什么。因为，图书室未得邀请是不能进入的。在广州林老来访时和上海一样，甚至任何秘书也不能听他们的谈论。
国共合作开始时期，林伯渠经常往返于上海、广州之间，他一方面受命担任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同时，为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以全副精力投入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中共中央对他这一段历史曾这评价：
……在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林伯渠同志曾起了积极作用。
5
林伯渠自从加入共产党以后，踏上了新的征程，开始以崭新的革命姿态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他的思想的转变，对和他患难与共，并肩征战的堂兄林修梅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当湘南护法斗争失败以后，林修梅即转战湘西，被推举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一九二〇年底，被孙中山召回广东，次年二月十八日聘为军政府顾问、国民议会参议员。不久，又被委为总统府代理参军长，协助孙中山组织革命军队，积极准备北伐。
在此期间，林伯渠经常与他聚会，研讨革命理论。林修梅有感于自己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十数年，出生入死，流血奋战，仍然未能使中国走向光明，亲身所历的痛苦告诉他，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但自从和林伯渠一起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及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思想迅即产生了飞跃。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撰写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精神讲话》等著作十万余言。在《社会主义的我见》这篇文章里，林修梅满腔热情地赞扬了社会主义，揭露私有制的毒害。他指出：“现在社会中，有一种最大毒害，就是私有制度，我们想把这种毒害设法扫除，只有社会主义是它的对症妙药。”
当他看到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潮，“已有如百川归海沛然莫御之势”时，高兴地说：“我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
同时，林修梅也和林伯渠一样，十分注重革命实践。他在撰文中批驳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改良主义之后，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前途，不是各种政策可以达到的，是要用革命的手段达到的，又不是准备的空言可以解决的，是要用实际的方法解决的。”
在《精神讲话》一文中，林修梅从战争发生的原因，到军人的服从、爱国、牺牲、修养以及军队农工化等各方面，论述了军队的改造问题。他指出：“倘使战争发生，为侵略的，为政府少数人的，这是不正当的战争，就不应该去奋斗；为自己的，为人民的，这是正当的战争，就不该恐怖。”
此外，他还从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以单薄的军事力量战胜了强大资产阶级的实例得到启示，提出军队应当“亦兵亦工，亦兵亦农”的口号，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凡此种种，林修梅在一九二〇年前后就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来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军队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极为罕见的。因而，这位优秀的湖南军人的思想、言行，对他的湘籍部下彭德怀、贺龙等人都有过重要的影响。
正当这位思想激进，精明强干，骁勇善战的将军以全副精力协助孙中山组织北伐军，运筹帷幄，共济幽艰的时候，因牙疾突发入广州中法韬美医院就诊，误于庸医，以致感染败血症，不幸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暴卒。
即便在临终前，林修梅仍关心着北伐大计，他向守候在他身旁的林伯渠询问总统出巡日期，并对林伯渠说：
“孙先生以六十之年，不顾跋涉之苦，我怎能安病偷闲?牙痛稍止，当兼程前往。”谁知一小时之后，便溘然长逝。这感人肺腑之言，竟成永诀。
对于林修梅的逝世，孙中山也极为痛惜，他在治丧通电中说：
林公从戎廿载，为国勤劳，辛亥、丙辰覆满讨袁，俱建奇绩。六年护法之役，首义衡阳，身经百战，尤著殊勋，尽瘁国家，一疾遽终，同深悼痛。
同时，发布《大总统命令》：
“已故代理总统府参军长林修梅应得恤典。前经陆军部队从优议拟在案。现据该部呈复前来，林修梅着追赠陆军上将。并着在首义区域铸立铜像，建造专祠，以彰忠荩而慰英魂。”
为了表达对林修梅的悼念，孙中山还亲撰祭文，悲切之情，溢于言表：
维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五日，陆军中将、总统府参议、代理参军长林君浴凡病殁于广州，出师未捷，遽殒干城，呜呼痛哉!十二月十八日，广州诸同志设位追悼，本大总统特派陆军次长程潜，敬谨致祭于浴凡之灵，并为文以诔之。诔曰：
唯君之生，曼殊方恣。翳君之逝，国难未已。君之一生，艰难历史；宝剑长埋，英雄何恃!君始从戎，志切西封②，谋抗充国，彼皆如聋，发张愤楚，辛壬之际；茧足三湘，功存经制。国有之凶，醢凤贼龙，空山伤足，东海栖踪。济济平社，助争同功。护法讨贼，转战千里；三度衡阳，屡仆屡起。岳云昏昏，湘流沘沘，振臂一呼，鼓声不死。疮痍载途，民亦劳止。律如秋霜，壶浆*(讠永)喜。惟食如货，为民之天；豪强抢夺，民乃颠连。君目如炬，其论蔼愁；军民宝筏，仁者至言。政府草创，祭酒军诹，方赖明达，宏我远猷。溘然长逝，何不少留!天湖此醉?抑我之尤!我不遑宁，驾言西适，挞彼群凶，以安四国。徒御戎行，君方绵缀，语出呻吟，不忌跋涉。以此励军，士气弥炽。君志必成，我行未已。靖国弭兵，君固不死，呜呼哀哉，尚飨!
林伯渠料理完堂兄的后事，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在林修梅逝世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为了悼念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即在广州将《林修梅遗著》整理出版。他在跋中写道：
“予观兄年来志愿，在指导人群归往于世界最新之趋势，其后此之精诚与毅力，已决心尽量灌输社会主义事业。”
此外，他还回忆了林修梅准备资助他“往游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新俄罗斯，视察苏维埃实际施设种种，以备参考。为其希望理想实现之心事，至为诚挚而迫切。”只是后来因为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未能成行。悲痛中，他曾赋诗祭悼，长歌当哭：
六柳③依然未改颜，
谁怜零涕湿栏杆。
流传勋业方朝日，
新涨思潮付逝川。
……
十口竟为盐米累，
一棺犹阻道途艰。
卅年兄弟兼师友，
审抚遗篇墨未残。
这首挽诗作成后，林伯渠曾教九岁的女儿每日诵读，可惜时隔数十年，中间一段已不能追记，当时的诗稿亦不复存在。但在这短短的残稿中，作者对亡兄悼念的痛切，革命功绩和新思想的评价，甚至死后亦不能归葬故土的那种纷乱世界的痛恨，无不跃然纸上。
林修梅一生俭朴，起居服御如寒素，治军十余年，未尝以家私为念，而是勇于探求真理，追寻平等。当他不幸病殁以后，报界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上海《民国时报》一则报道说：
“……至于才能的高超，性情的淡泊，在近时军人中尤谓绝无仅有。他并且想望社会经济的改造。有几篇著作发表过他的意见。值此新机正待发展之时，失掉了这样一位深有觉悟的有力人物，真堪为民国前途痛惜。”
另一篇报道则评论说：“近代吾国军人中奋斗有为，而抱建设的新思想者，林君实为首屈一指。近人评吾国新军人，南有林修梅，北有冯玉祥之言，实则冯固不能望林之肩背也。”
后来，林伯渠曾亲往湖南为林修梅踏看墓地。直至一九二八年九月，林修梅的棺椁才得以从广州经上海运回长沙，于十六日举行国葬典礼，葬于长沙岳麓山上。
①林祖涵：《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载《西北周刊》第5期，1938年3月10日。
②1908年林修梅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次年由同盟会派往西藏从事革命活动。
③林修梅在广州的寓所前有六棵柳树，当时曾自戏称六柳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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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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