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林伯渠 > 全文图书 > 林伯渠
|
| 第七章 国共合作的桥梁 |
| 涂绍钧 |
|
|
1
一九二三年初，林伯渠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
对于孙中山的倚重，林伯渠十分感激。在国民党中地位的迁升，对于已是共产党员的他来说，所得到的并不是拥有优厚俸禄的爵位，而是能使他的才能得以施展，更有利于国民革命的战斗岗位。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他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说：
“祖涵频年相从，无补高深……近察世界潮流，国际趋势，欲导中国之强盛，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均有赖于吾党之工作……”
此后，他一直留在国民党上海本部工作，并请来共产党员张太雷担任他的干事。自从担任总务部副部长以后，他常有机会出席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并且担任上海本部中央干部会议记录。当时，我党已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如张太雷、夏曦、刘少奇、彭湃等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都在林伯渠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
在此以前，国民党在国内各地几乎没有什么基层组织，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才开始在一些省份建立秘密党部。当时，国民党总务部负责党务和组织工作，因此，林伯渠和各地负责发展国民党组织工作的共产党人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除了领导上海市以外，还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发展党员及组织、指导工人运动等事务。因此，林伯渠也积极参与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二三年七月，经兼区委员会讨论，他编入第三组(西门组)参加党的活动，并指定为教育宣传员。他和张国焘负责演讲政治，瞿秋白、邓中夏负责演讲理论。不久，兼区委员会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专负与国民党合作、发展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力量参加革命工作之责。林伯渠、张太雷等都是这个运动委员会的成员。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内，林伯渠除了负责国民党组织在全国的发展，对湖南、湖北两省的工作尤为关注。
当时，发展国民党的工作还处于秘密时期。在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工作的覃振，曾就如何组织湖南支部的问题征求林伯渠的意见：
“祖涵兄，现在两广、江苏、四川等省的省党部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湖南的工作怎样进行呢?”
林伯渠当时十分有把握地说：
“理鸣兄不必多虑，湖南我有办法，最近湖南来了一批年轻人，毛泽东在长沙搞新民学会，夏曦也是个活跃分子，我可以找他们接洽，不会有什么问题。”
接着，林伯渠找毛泽东谈了几次，他欣然答应下来。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曾致信林伯渠、彭素民①，述说了湖南支部的组织情况，他在来信中这样写道：
伯渠
素民二位同志：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②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量分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定，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这样，北方和湖北的国民党组织，都是在这个秘密时期，由于共产党人帮助，也很快发展起来。
对于各地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林伯渠一向极为关注。一九二二年初，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与军阀赵恒惕及华实公司反动资本家进行斗争，为要求年终奖金，举行全体罢工。华实公司资本家极为恐慌，急忙贿赂赵恒惕银洋五万元，将黄、庞二人秘密逮捕，未经审问，便于一月十七日凌晨四时被偷偷押至浏阳门外斩首。赵恒惕这一暴行，激起了湖南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并立即通电全国，在上海、广州、北京各地报纸上公开揭露赵恒惕的罪行。其时，林伯渠在上海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黄爱、庞人铨二烈士追悼会，并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看举世方以金钱造罪恶
唯二君能将颈血洗乾坤
一九二三年初，林伯渠前往武汉联系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时，正逢我党领导的京汉铁路二七斗争高潮。林伯渠来到汉口，对吴佩孚屠杀罢工工人的暴行愤慨万分。因此，他积极支持罢工领导人之一的施洋律师，利用法庭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后来，国民党一家反动刊物还指责说：“二七京汉路之役，林在汉口颇出力”，甚至“在施洋被捕前一小时，他还在施洋寓所。”
一九二三年底，林伯渠回到广东，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一道，积极支持孙中山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了广东海关关税余额收入，扭转了广东政府财政支绌的局面。随后，即以全副精力投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自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国共两党合作局面便完全形成。后来，他在回忆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时谈道：
……(中山)先生吸取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乃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国内民族平等，对外独立自主”的主张。忆此宣言未公布前，曾经国共两党多方磋商，我曾斡旋两党之间。据我所忆：中山先生之明确规定“对内建党建军，对外要求独立自主”为当时革命任务，实为两党合作基础之一。此后国共两党即同心同德，为求得民族解放而努力。后由于中国统一战线破裂，未达目的。
2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以后，国民党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由孙中山指定，林伯渠担任了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
林伯渠上任之后，便推荐已加入国民觉的共产党人彭湃为农民部秘书，并给他以代拆代行的权利。同时，把共产党人阮啸仙、罗绮园等也请来农民部工作。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由林伯渠提议，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个讲习所名义上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开办，但实际工作，都是由共产党人来领导的。第一任所长由彭湃担任，讲师有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李立三等著名共产党人。
在整个国共合作时期，这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一直没有间断，为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干部。
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汉口执行部，以指导湖南、湖北、陕西三省党务。并拟派农民部长林伯渠前往筹办。因此，林伯渠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十四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正式提请辞去农民部长职务，“调办汉口党务”，随即离开广东去汉口。
本来，国民党中央曾指派覃振、张知本一同前往，但覃、张二人因故未去。林伯渠来到汉口以后，尽管白色恐怖相当严重，他和几位共产党人一道，很快把汉口执行部建立起来。执行部常务委员会常委为林伯渠、覃振、张知本，秘书于若愚，会计干事宋南山，庶务干事曾国钧。组织部长由林伯渠自任，秘书李实蕃，干事李立三、许白昊，此外，还有工人、农民部长刘伯垂、干事项德隆、妇女部女工干事夏之栩。这一时期，覃振、张知本二人均未到职。因此，武汉执行部基本上为共产党人所领导。为了打开湖南工作局面，林伯渠又和包惠僧等人商议，委派刘少奇为湖南职工部筹备主任，夏曦为学生部主任，从而大大加强了共产党在湖南的影响。
北洋军阀吴佩孚对汉口控制极严，对林伯渠等在汉口的活动当然不能允许。五月，他指使湖北督军肖耀南将刘伯垂、许白昊等共产党人先后逮捕，执行部也被查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决定，汉口执行部暂告结束，所有湘鄂陕省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因此，林伯渠奉命返粤。
林伯渠回到广州的时候，正是广州商团这支帝国主义的别动队极为嚣张的时期，他们在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操纵下，与广东乡村地主阶级的反动民团相勾结，组成了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阶级三位一体的反动联盟，阴谋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发动了革命军事叛乱，妄图颠覆正在摇篮中的广州革命政府。
在这严峻的时刻，林伯渠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一道，积极支持孙中山坚定信心、平定商团的叛乱。于是，孙中山下令参加北伐的警卫军全部及湘、粤军各一部，星夜从韶关回师广州，并依靠黄埔军校学生军，在工农武装和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于十月十四、十五日将商团的叛乱活动彻底镇压。
广州局势基本稳定以后，他即以全副精力投入筹建国民政府监察院。次年七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国民政府监察院正式成立。林伯渠、谢持、黄昌谷、甘乃光、陈秋霖五人被委为监察委员，办公地点初设中央党部，后移文德路。
繁忙的工作，使得林伯渠无暇顾及家事。这时，伍崇贤已带着几个孩子前来广州，家中一切事务，都归她料理。
尽管林伯渠日理万机，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关怀备至。他的随身警卫曾福已跟他多年，一直没有婚娶。于是，林伯渠便在广州托人给曾裯介绍了一个姓张的孤女，由林伯渠亲自操办，就让他们在自己的家里成亲，因为张氏老实、忠厚，自幼失去父母，流落广州，一直没有正式名字，林伯渠便给她取名张实。他们成亲那天，广州各界的朋友们以为他的弟弟结婚，纷纷前来贺喜。得知其原委之后，无不称道林伯渠的为人。
3
广东革命政府在孙中山领导下，平定商团叛乱，无疑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及国民党右派是一个沉重打击。因而，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同时也导致了北洋军阀内部发生重大分化。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将军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下，突然竖起反直旗帜，发动了著名的北平政变，并成立了国民军，导致了直系军阀迅速土崩瓦解。这时，冯玉祥立即致电孙中山，邀请他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目前时局。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张作霖各怀鬼胎，也假意表示欢迎。
为了迅速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孙中山毅然决定接受冯玉祥的邀请，冒着极大风险前往北平。
十一月十三日，林伯渠作为孙中山的随员，偕孙中山夫妇同乘永丰舰离粤北上。抵上海后，改乘上海丸绕道日本去天津。
轮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疾驶着，林伯渠的心情也极不平静。眼下，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国共合作的局面虽已形成，但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仍相当复杂。有些人，因为孙中山还健在，明里不敢反对“联俄联共”的主张，而在暗中勾结、居心叵测者亦复不少。即使在这班跟随孙中山前往北平的随员中，口是心非者也并不少见。这一点，林伯渠心中是十分明瞭的。他作为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随时掌握国民党右派的种种不轨行径，并与之坚决斗争，肩头的担子不轻啊!
然而，就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平已组成了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政府，冯玉祥等却受到排斥。当孙中山扶病抵达天津时，段祺瑞公开发表了致外国使团书，公然宣称要“尊重”历年和各帝国主义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决定召开所谓“善后会议”，以进行政治分赃。国民党右派分子也趁机包围孙中山，劝其参加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在这严峻的时刻，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极力支持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在北平举行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各省的两百多名代表对“善后会议”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病危中的孙中山得到了极大鼓舞。
但是，由于孙中山所患不治之症肝癌已到晚期，又经长途跋涉之苦，同时，还要和段祺瑞和国民党右派进行不懈的斗争，终使病情恶化，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不幸病逝。
对于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民主主义革命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的不幸逝世，林伯渠的心情非常沉痛。自从孙中山病危起，他便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延、李大钊，以及同来北平的国民党随员，一直守候在他的身旁。其后，他又一直参加守灵等一些善后工作。直至三十多年以后，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仍无限景仰，尤其是对他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对后来国民右派叛变革命的行为也给予了无情谴责。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四周年》一诗中，曾这样写道：
泪尽铁狮子，
匆匆卅四年。
始终都不惑，
内外若腥膻。
合作正庆好，
忽惊赤胆寒。
先行弥仰止，
遗教已再翻。
革命运动的发展总是迂回曲折的。孙中山尸骨未寒，国民党的新老右派们便纷纷登台表演。尤为恶劣的是，他们害怕左派力量日益壮大，竟采取最卑鄙的阴谋手段，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将廖仲恺暗加杀害。为了悼念这位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林伯渠和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一起，组织广州各界民众进行了公祭。廖仲恺出殡那天，林伯渠和周恩来、包惠僧同坐在一辆汽车里，参与组织近二十万人的送葬队伍。
更有甚者，这年十一月，以林森、邹鲁、谢持、张继为首的西山会议派，竟公开冒用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孙中山灵前举行所谓第四次会议，做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等“决议案”，当时，被他们“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有谭平山、李大钊、林伯渠，于树德，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同时，他们还擅自决定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顾问职务，取消广东政治委员会，并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凡此种种，意在削弱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影响，以达到破坏国共合作的目的。
他们这一逆行，遭到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这时候，林伯渠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已日益提高，自北平返粤后，他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兼监查委员。廖仲恺被刺后，他即递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在广州的仅谭平山、汪精卫、林伯渠三名常委)。
十二月，他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汪精卫、谭延闿、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严厉驳斥了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并致电各省党部，决定于一九二六年元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后，林伯渠即以全副精力，投入了筹备国民党二大的工作。
4
尽管国民党右派们施展种种鬼蜮伎俩，诸如以反共为宗旨的戴季陶主义的出笼，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建立，终于未能阻挡住历史的车轮。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国共合作总的势头仍是好的。
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成立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邓泽如、林伯渠、毛泽东、谭平山、林森五人组成。而其时林森因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已离开广州，邓泽如也因故不愿与会。于是，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即由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三名共产党人负责。因此，在大会代表总数的二百五十六席中，共产党员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九十席，共产党中央和省级地方干部差不多大都列名其中。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如期召开。
大会开幕式上，林伯渠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他在报告中，肯定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本党就此改组，……虽未能完全达到目的，但确实有些进步。”指出这种进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大民众“觉悟到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非起来奋斗不可。”
接着，他又追述了本来决定去年八月十五日召开的这次大会推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五卅上海事变及六月二十三日的沙基惨案，以后时局又顿起变化，广东又有东江军事的再起。其时陈炯明虽已败北，而余孽还继续不断的起来。英帝国主义则大大的利用买办阶级，给我们以不利。因此政治军事的影响，都没有办法使开成这会。同时，又因罢工的缘故，交通阻碍，来往很不便，海内外各处的党部，都要求展期……”
这次大会，由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了很大优势，大会顺利地通过了进一步贯彻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出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决定将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石瑛、谭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十三人由大会用书面“提出警告，指出其错误，责其改正，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若有不接受大会警告者，即应开除其党籍，戴季陶亦“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
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担任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参加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工作。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等极力主张妥协退让，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共产党作了很大让步。在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七名；十二名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仅占一名。特别是对蒋介石的伪装未能看透，因为他假意反对西山会议派，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总司令)，让他窃取了军事实权，抬高了他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为他后来篡夺国民党中央领导权埋下了祸根。后来，吴玉章曾回忆说：
……在这次大会上，本来我们有条件使进步力量在国民党机构中取得优势，但是我们却自动放弃了。事实证明，不进行斗争，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换取“团结”，其结果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而使“团结”终于破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方面虽然是正确的，但在选举上片面让步的错误，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在一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林伯渠虽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农民部长，但不少优秀的共产党人却未能入选，后来，林伯渠和吴玉章等出席过这次大会的老同志，每每谈及当时情景，总是痛心不已。
5
自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惨案以后，全国反帝运动空前高涨，各地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因此，广东革命根据地迅速得到了巩固和统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大为恐惧，他们互相勾结起来，从各方面加紧对革命力量进行进攻。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北平举行了为期四天的特别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局，确定了党的主要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并指出我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政治纲领应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强调只有发展农民运动和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引导国民革命达到最后的胜利。
参加这次会议的粤区代表陈延年、谭平山回到广州以后，向林伯渠等人传达了这次北平特别会议的精神。这时，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和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的林伯渠，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如何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央的合法地位，贯彻我党发展农民运动的指示，推动全国农民运动更加高涨，这是摆在自己面前的重要课题。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武装，林伯渠这时在政治上已经十分成熟。无论是在正确处理同国民党人的关系还是坚持革命斗争方面，都显示出了他非凡的才干。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后来国民党叛变革命这一阶段，严格地说，林伯渠虽然很少从事理论著述，但他却是一位十分缜密、果决的实践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在林伯渠主持下，召开了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谭植棠、甘乃光、阮啸仙、罗绮园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包括地址、招生、预算等。同时，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担任本届农讲所所长，报请中央照准。并且决定请张太雷，肖楚女、熊锐、邓中夏、高语罕、林伯渠、阮啸仙、罗绮园等担任本届教员。
紧接着在三月十九日，即由林伯渠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三次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提议，由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并核定拨给农讲所经费七千九百八十元。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设在乡贤祠、日新斋，节孝堂等处，条件非常简陋，后经林伯渠多方交涉，让出原湘军伤兵医院，并增辟番禺学宫为农讲所新址。因为农讲所是专为全国农民运动培养革命种子所设，学员经过培训，仍返回原地开拓工作，所以，到顽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去招生，就困难重重。每逢这种情况，林伯渠就让招生人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前往，这样，便大大减少了阻力。
不久，农讲所第六期学员陆续到达广州，可是原核准经费尚未拨出，林伯渠便又主持召开农民运动委员会，研究解决办法。会议认为：“现在国库虽然支绌，但亦须设法筹措，当与军费同等重要，”决定立即函请预算委员会从速解决。经过林伯渠多方周旋，农讲所经费终于如数拨出。
与此同时，林伯渠还与毛泽东、李富春等在广州主持开办了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这是一九二五年年底由林伯渠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上决定的。会议决定中央政治讲习班的工作由“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指导。湖南政治研究会是由当时在广州的湘籍高级领导人组成，以研究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一个团体。受托主持政治讲习班以后，即推定共产党人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以及国民党人谭延闿、程潜、陈嘉佑、鲁涤平等七人为理事。一九二六年二月上旬，在中山大学招考，录取男女青年三百余人，三月一日正式上课，六月底结业。班址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西廊。学员多系湖南籍青年，段德昌、杨开慧等都是这个讲习班结业的。
讲习班学员结业后，一部分派回湖南从事农民运动，一部分分配到第二、六军担任连队指导员，大都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林伯渠之所以如此热心于农民运动，致力于农民运动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他对中国近代的农民和农民运动有较为透彻的理解。他在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所的《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报告中说：
……中国数千年来，内受封建制度遗毒，及近代外受帝国主义之压迫，遂激起革命而要求人民大多数之解放，最大多数的，就是农民。现在虽然没有精密的调查，但农民总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为农民而革命。在近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对于革命事实，首先表现的就是农民。怎样看得来呢?中国之沦陷于不平等的地位，就是因为受了不平等条约所致；鸦片战争，就是不平等条约的第一幕。当时广东的农民，有平英团之奋起，向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反抗，表示其革命性。其次还有一件与农民有关系的，就是太平天国的事。因为当时农民受了种种压迫，生活不能安全，所以起来为革命的行动。另外北方农民亦有一次暴动，如义和团的事件，就是帝国主义尽力保护教堂，袒护教徒，压迫农民的原因而起。最近几年来，各地农民亦常有反抗暴动事件发生……因此，如何组织农民的工作，是良心的工作，不特为自己谋利益，乃为中华民族之解放之重要工作；此工作在初期未必能得胜利，或者得了悲壮的失败。不过这种失败，是不要紧的，我们要愈失败愈团结。我们要知道，如果想得到中华民族之解放，必要中国农民起来负革命的责任，才有办法……
同时，林伯渠也是省港大罢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罢工期间，他在广州多次主持和参加声援罢工工友大会。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他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欢迎罢工工友大会”，到会工友达八百余人。在欢迎大会上，他首先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肯定了这次罢工的伟大成就，同时号召工友们将斗争进行到底。他在讲话中指出：“诸位罢工工友是为打倒帝国主义而罢工，所以罢工至今，帮助了国民政府肃清了杨希闵、刘震寰等反革命派，以及肃清东江南路，助成了广东统一。帝国主义常欲分裂广东，勾结反革命派军阀，现在肃清了反革命派，统一了广东，把帝国主义在广东的势力完全铲除，可算是罢工的胜利。”同时，他勉励工友们说：
“省港罢工支持了八个月之久，诸位罢工工人是很辛苦的，但是却引起全国革命潮流一天一天的高涨起来，给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的机会……希望罢工工友继续奋斗，最后的胜利是在我们的。”
由于林伯渠坚定地站在革命立场上，支持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无疑要遭到反动派的忌恨。然而，正由于他不同于一班国民党的官僚，却得到了人民群众更多的拥戴。当时，有一位国民党的下级军官曾这样描写他：
第一次会面，在我脑子里印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一个可亲而又可敬的忠厚长者似的领袖。他说着一口不纯粹的湖北官话(但他是湖南人)③在温和与诚恳的表情中，还带着极端谦虚的成份。这在占很高地位的政治领袖中，是一种极难得的态度。另一个好的印象，我觉得他的头发虽然几乎全白了，但他的精神，还有壮年的气概。显得老而不朽。他穿着一套质量很好的淡黄色的哗叽中山服，走起路来，胸脯挺得笔直，一点没有衰老的景气。他的头脑是很清晰的，从他这里，推翻了我向来就厌恶老人的固执观念……
其实，当时林伯渠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只是由于长期操劳过度，缕缕银丝过早地染白了他满头乌发。
6
林伯渠对于农民运动的指导，从来不尚空谈。除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部充分履行自己的职权，切实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还经常到各地潜心考察。
正当全国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开展的时候，湖南的农民运动更是轰轰烈烈。这时，他决定只身前往自己的家乡湘西北，了解他所熟悉的农村农民运动发展情况。
这次，他完全化装成一个小商人模样，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竹布长衫，小袖窄腰，布底鞋。头发也剪得很短很短，腋下夹着一把雨伞，就出门了。
经过长途跋涉，他终于又踏上了自己故乡的土地。当他乘搭一条民船经安乡前往澧州时，同船的一个小绅士模样的人，大约听出了他的临澧口音，问道：
“请问您这位老板府上是临澧吧?”
“是的，先生。”林伯渠也毫不隐晦。
“你们临澧有个叫林祖涵的你晓得么?”
“听说过的。您认识他?”
“不，不。哎呀，那可不是个好东西!”
“是么?林祖涵怎么啦?我只晓得他是读书人家出身，留过洋，而今当了土匪么?”
这时，林伯渠警惕地扫了这人一眼，估计他不会认出自己，故意反问道。
“岂止是土匪?简直比土匪还可恶!”这小绅士骂了一句，又说：
“嗯，你还不晓得吧，他现在是农民部长，跟共产党穿一条裤子，吃里扒外!你看，而今这里兴农会，那里兴农会，怎么搞起来的?你当真以为乡下几个栽田的吃了*(豸寸)子胆吗?都是你们县上的那个姓林的和一帮共产党撑腰搞起来的!”
“嘘——当心!你胆敢骂政府官员，不怕这个?”
林伯渠从小绅士口里，早听出来是一个仇恨农民运动的家伙，于是一边说着，故意用手在后脖子上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唬了他一下，又说：
“你们那里的农会，对你不好么?”
“别提起，哪里只是对我不好?你看，现在凡是家里有几石田的，手头有几个钱的，哪个过得成安静日子?不瞒你先生说，我这次还是悄悄跑出来的，唉!还不晓得要躲到哪一天哪!”
很清楚，这是一个逃亡的绅士，难怪他这样仇视农民协会。于是，林伯渠接过他的话头说：
“我看你用不着东藏西躲的，只要手里的钱来得明白，平常不有意坑人，你怕什么?若平素做过了份，老百姓什么时候也不会买你的帐。俗话说，是祸躲不脱，躲脱的不是祸。你往哪里躲?躲过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
这几句话，说得这家伙犯起难来，用疑惑的目光盯着林伯渠，似乎没了主张。问道：
“照先生看来，我该——”
“你呀，我看还是早些回去为好，该退的退出来，该赔个情的赔个情。农会上的人，都是本乡本土的嘛，也会通情达理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往后，多想想，你那些佃户也是爹娘养的，都要过日子，包你没事。”
这绅士见林伯渠说的句句在理，不吭声了。但又久久地盯着这位临澧来的先生，仿佛在心里问，这人是谁呢?
后来，林伯渠把这次船上“挨骂”的经过，当作一个玩笑告诉了伍崇贤，她听了嗔笑着说：
“你呀!以后也得留点神。我看你也不比人家多长一个脑袋。”
然而，林伯渠总是那样满腔热情地为革命奔走，从来就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一时期，他结交了大量的农民运动领袖，不用说，毛泽东、郭亮、彭湃、阮啸仙等，都是他家里的常客。
①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
②即夏曦，下同。
③林伯渠同志的故乡位于湘西北，属北方语系，与湖北话相近。
|
|
|
|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