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林伯渠 > 全文图书 > 林伯渠
|
| 第十章 卡米萨诺夫在苏联 |
| 涂绍钧 |
|
|
1
一九二八年春节之夜的上海，没有一丝新年的气氛。
外滩上，几道惨白的探照灯划破漆黑的夜空。大街上冷飕飕的。警备司令部的一队队绿色摩托车和一辆辆黑色囚车鸣着尖厉的喇叭，穿梭来往。电线杆子下，街道的拐弯处，里弄的窄巷里，时不时地冒出戴着大口罩，鸭舌帽拉得很低的便衣们，瞪着饿狼一般的眼睛，扫视着每一个过往行人……
就在这天夜，林伯渠几经辗转，回到了阴森森的上海。
党的交通机关都转入了地下，他找了好几处地方，才接上了头。同志们转告他，中央认为他暂时不宜在国内露面，决定派他到苏联学习，并指定与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同往。
国民党反动派对港口的封锁相当严密，他几次在上海登船都没有成功。为了安全，他不能住在自己家里。好在贝楴鏖路桃源里、美人里一带，住着他的几家亲戚，于是，征得党组织的同意，他便暂时在这一带避居，寻找机会去苏联。
桃源里尽头的一间小阁楼上，是林伯渠的妻子伍崇贤一家亲戚堆放杂物的地方。因为比较僻静，他便在阁楼上架了一个简单的床铺，整天在里面看书。到了深夜才到楼下弄堂院子里散散步。蔡和森、李立三等同志夜里也偶尔来看他，每次总要带不少书来。
小阁楼整天都反锁着，里面光线很暗，房东是伍崇贤的堂姑，老太太担心这位侄婿会看坏眼睛，好几次悄悄打开锁，劝他歇歇。林伯渠总是笑笑，风趣地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平常哪来这么多时间让我读书?这倒是要感谢那些国民党的先生们啰!”
夜很深了，他怕开着灯引起特务们的怀疑，就用一件青布褂子把电灯罩起来，只留下一道光亮照在书本上。一个多月过去了，他读完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这样，本来就近视的眼睛，越发更近了，只得让人给配了一幅更深度的近视眼镜。
一天晚上，党中央派了一个交通来转告他，蔡和森、李立三他们已经先走了，指示他取道日本，转船去欧洲，然后再去莫斯科，并且派人送来去日本的护照。
这时，我们党正处在困难时期，不可能给他很多活动经费，而他自已呢?早就不名一文了。往日本走，钱又要花得多些。离启程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怎么办呢?这倒使他为难起来。
他经过周密考虑，提笔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他的三弟林祖烈，他最近知道，林祖烈已定居上海。自从担任九江关监督以来，已积资颇富。尽管如此，他估计还不致于会出卖自己的兄长；另一封信写给自己的妻子伍崇贤，叫她想办法借一些。两封信同时送定以后，林伯渠便开始进行启程的准备工作。
伍崇贤接到丈夫的来信，又是高兴又是着急。想不到自己和伯渠分手半年多，音讯全无，今天总算有了消息，可一想到马上又要分离，又不免黯然落下泪来。更使她着急的是，她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拖着一群儿女，家计都难以支撑，一时哪里去借钱呢……然而，不管怎样，既然人已到了上海，怎么也得见上一面。
是啊，回来好些天了，是应该去家里看看，林伯渠接到妻子的回条以后，这样想。于是，经过仔细化装，他扮作一个出诊的郎中，在堂姑的掩护下，穿过两条冷僻的马路，回到离别已久的家里。
“你，你到底还是回来了呀!”
一进门，伍崇贤望着消瘦、苍白的丈夫，便伤心地抽泣起来。身旁的大女儿，也扑上来跟着哭了。
“哭什么呀!我不是好好的吗?”
林伯渠虽然脸上带着微笑，眼睛却也潮湿了。他想到自从和伍崇贤在吉林结婚以来，转眼便有十多年了。这些年，东迁西徙，颠沛流离，她为了支撑这个家，付出了多少艰辛哪!
未成年的儿子和两个小女儿不懂事，白天妈妈告诉他们，晚上爹爹要回来，所以，孩子们都不肯睡觉。眼下，爹回来了，妈妈和姐姐尽哭，出了什么事?他们不懂，一个个躲得远远的。
这时，伍崇贤止住抽泣，走过来对孩子们说：
“还不快叫爹，你们不是天天望着爹回来吗?快叫呀!”
孩子们这才一齐扑进父亲怀里，“爹!爹!”一个劲地叫开了。
林伯渠亲亲这个，又亲亲那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啊!他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说：
“你们是爹的好孩子，听妈妈的话，噢?爹下次回来，给你们买好多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回来。去睡吧，去睡吧，听话。”
孩子们很懂事，都去睡了。只有大女儿还守在妈妈身边。忽然，里屋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伍崇贤连忙跑进去，把孩子抱了出来，递到丈夫跟前，说：
“看看吧，这是你的老五啊!小丫头才满月，还等你回来取名字呢!”
林伯渠接过孩子，幽默地笑了起来：
“难怪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梨山老母摘了一大把兰草下山，嗬!原来又添了个小千金啊!好，就叫圣荃吧!”
“又多了一张要吃的口，人家都快愁死了，你还快活。”妻子在一旁嗔笑着埋怨道。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好日子，在前头呢!”林伯渠安慰着妻子，也象是在鼓励自己……
这时，他的三弟林祖烈接到他的信后，也连忙赶来了。看见自己的兄长平安回来，林祖烈自然也十分高兴。寒暄几句后，林伯渠望着自己面前这位西服革履、毕业于法国朗西大学政治经济科的三弟，随便地说道：
“听说你近来发了财，是不是?祖烈!”
“大哥，别挖苦我，我也是叫这社会逼得没有办法呀!总得找一条出路啊!”他向来惧怕大哥，这样解释着。
“祖烈，别说这些了。人各有志，大哥也不能强求，该走什么路，你自己拿主意。以前我已说得很多了，只是一条，可不能为了钱，把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老祖宗都不要了。”
“这个我晓得，大哥尽管放心吧。找我来还有什么吩咐吗?”
“谈不上吩咐。这几年，大哥的家底你是一清二楚的。好吧，这些都不讲了。眼下，我需要一些钱急用，你能借给我二千块吗?”
林祖烈听了微微一怔，连忙说：
“二千块?哎呀，实在抱歉得很，我前几天刚买了一部小汽车，德国货，花了一万多块，一些存款全顶上去了，等一两个月再想办法行吗?”
“是这样的吗?”
“是的，大哥。”
“好吧，你回去吧。”
“大哥……”
“走吧!你走吧!”
说实在的，林伯渠这时简直气极了。这些年，他在祖烈身上没少花心思，想不到弟弟竟变得这样。他后悔，不该让他上这里来，后悔不该向他借钱……
伍崇贤见此情景，也是气愤不已，这哪里还有什么兄弟之情?待林祖烈走后，她拿出一个小布包，交给林伯渠，安慰道：
“自古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穷了，就是这个样子。算了吧，我接到你送来的条子以后，把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当了，我保存了十多年的陪嫁首饰也卖了，再向亲戚们挪一点，虽然凑不齐这个数，也可解一下烧眉之急吧。”
“那我走以后，家里的日子怎过?”林伯渠接过妻子递过来的布包，望着自己这位无限深情的内助，心里充满了感激。
“你只管放心去吧，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叫老大停学，让她去做女工，我也可以找点杂活干，两个小的，我托人带到南京亲戚家去，万一不行，我们就回湖南老家，我可以去当小学教员，不要紧的。”
“这年头，大家都有困难，为了少给组织上添麻烦，只好这样了。”林伯渠对妻子的意见，表示赞同。
“你放心吧，我生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决不会给你脸上抹黑，低三下四去求人，日子再艰难，我也能挺得住。”
听伍崇贤这样一说，林伯渠更是感激不已。他深知，妻子虽然对自己的事业不完全理解，但她相信自己所信赖的人，是个正派人，反动派要抓他，更说明他跟那些国民党官僚不同。因此，她总是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支持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重负。多年来，东迁西徙，毫无怨言。
林祖烈走后不久，林伯渠的堂侄林永言进来了，他听婶母说叔父要钱急用，连忙掏出带来的钱说：
“这是我们两口子平日的一点积攒，数目不大，实在拿不出手，就算是我们的一番心意，请大叔收下吧!”
“这怎么行呢?看样子，你的光景还不错么?”
推了一会，硬是推不脱。伍崇贤接过钱包，数了数，里面刚好是二千块大洋，于是感激地说：
“永言，既然你有份心意，我就收下了，以后我慢慢还你。”
听伍崇贤这样一说，林永言倒显得很慷慨地说：
“大婶看您说的，还还什么?大叔这些年东跑西颠，性命都搭上去了，都怪我们太穷，要不说什么也得多凑几个。”
林永言原来在第六军的一个兵站里工作，经常得到林伯渠的教诲，第六军被解散以后，他只得逃到上海做起小本生意，近来已小有积蓄。林伯渠见他这样说了，于是拉着他的手说：
“永言，那就谢谢你啦!”
鸡叫二遍了。林伯渠告别了亲人，消逝在茫茫黑夜里。
此刻，伍崇贤立在弄堂口，望着丈夫渐渐模糊的背影，心中不免升起无限的惆怅，此番离别，谁知哪一天才能再见面呢……
2
当林伯渠再次横渡日本海，面对这滚滚波涛，他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正如这茫茫的大海，此时此刻，他的心境也是一片苍茫……
在上海避居的日子里，同志们向他转达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对于会议强调提出的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以及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主张，他表示衷心的拥护。然而，对于会议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如在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的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入社公主义革命”此外，还断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投降了外国资本”，“由动摇犹豫而终归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现时亦已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因此，主张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认为当时的革命“无疑是在高涨”，主张组织以城市为中心的总暴动，强调指出党的责任是“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在组织问题上，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农化，提出要对全党进行“改造”，要“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核心建筑在工农身上……”凡此种种，不能不引起林伯渠深深的忧虑。
在上述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党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策略”进行的。这期间，党中央给各省发布指示，制定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布置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工农总暴动”，并提出了一系列左的口号。但是，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匆忙发动，组织不良，特别是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的暴动，都先后遭到了失败，使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更使林伯渠感到愤懑的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们，竟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对起义的领导者在组织上采取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打击政策，以至滥用组织手段，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对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不作具体分析，硬说是由于“机会主义之遗毒”、“犹豫动摇”、“违背中央策略”等造成的，从而处分了周恩来、毛泽东等一大批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在决议案中，无理指责南昌起义中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作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林伯渠、韩麟符等共产党员同时也受到警告处分，谭平山甚至被开除了党籍。
这一切，不能不使林伯渠深深感到，革命之路，是一条何等艰难的路。然而，他对产生党内这些忽右忽左偏差的根源，在理论上还难以得出圆满的解答，因此，这次派他去苏联学习，倒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来到东京以后，直接去莫斯科并非易事。几经周折后，林伯渠找到了两位同乡学生邓伯粹和林增平，他们的父亲都是他过去的好友，由于邓、林二人的掩护和帮助，得以弄到一张赴欧洲的护照。
一九二八年夏天，林伯渠由日本毅贺港乘船到海参威，终于辗转抵达莫斯科。这时，吴玉章等已先期到达，战友们异国相逢，无限感慨又无限兴奋。不久，他便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址，座落在城内莫斯科河西岸一条不怎么热闹的瓦尔芬柯街上，这是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四层洋楼，原来是沙皇时代的一家企业公司。学校前面，便是皇家大教堂和大彼得铜像。因为校本部的房子不够用，国内来的男女生都住在依加恩街的一座公寓里。俄名卡米萨诺夫的林伯渠，和大家欢聚一堂，研讨革命理论，总结过去的教训，开始了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就象一只风浪中的小船，蓦然驶了僻静的港湾，他的心情马上平静下来……
3
林伯渠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后，被编入特别班学习，先后编入这个班的，还有吴玉章、徐特立、江浩、何叔衡、叶剑英、夏曦、方维夏、董必武、李文宜、李国宣、赵世兰、杨之华、钱亦石、杨子烈等。
这些人大都有卓越的经历，受过高等教育，也有比较丰富的革命经验。基于这些原因，校方不得不对这些有特殊资格的学员有所考虑。就拿年龄来说，他们当中有的人已超过半百，记忆力大为减退，因此，他们学俄语的课时必须相应减少。其次，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有学问的学者，所以教这个班的教员必须比普通班有更老练的水平。此外，他们大都是领导人，回国后还得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因此教学重点必须放在领导方法的训练上。
实际上，老头子们也不大愿意学俄语。一是因为年龄关系，实在学得吃力；二是在这里学习的时间短，花很多时间学俄文，不如多读点革命理论方面的书。因此，特别班每星期只有三个钟头的俄文，应景而已。
特别班的课程，主要有唯物史观，妇女运动史，联共(布)党史等。教授唯物史观的是那位温文俊美的布哈林夫人。夫人不苟言笑，课毕后就静静离去。妇女运动史是由德国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德金的儿媳妇教授，她圆圆的脸，皮肤微黑，讲课声音宏亮，除上课外，并不与同学们交谈。共产党史是由拉荻克教授，但他本人很少来上课，多是请人代教。
这期间，林伯渠除了认真学好学校规定的课程，他还每天和吴玉章一道上列宁图书馆看书。为了驳斥托洛茨基派拉基卡尔说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没有封建主义的谬论，两人经过反复讨论，执笔为文，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合作写成一篇有关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他们开宗明义地写道：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难解答的问题，就是中国从秦代推翻了封建诸侯制度，二千多年，商业资本和手工业已十分发达，为什么不发展到近代的工业和资本主义?……主要的原因是财产资本的土地私有制度，作了经济向前发展的大障碍。地主变资本为土地，作为生产利息的财产资本以榨取农民的膏血。这是可怕的农奴制度，这是倒退的生产方法，减少了货币交换的作用，它是商业资本的取消派，变大部分货币经济回转到封建的自然经济，这是封建余孽的保障。”
因为这两位作者都出身于农村，对中国农民的情况有较为透彻地了解，因此，他们在阐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情况时写道：
“将土地租与自由的佃农耕种，坐收地租的地主，……佃农纳租子达他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因此，不仅佃农的利润已被剥夺尽净，即佃农自身劳动的血汗，也被剥夺大部分去了。……佃农不得已卖劳动以求生活，而又受重重剥削，安得不日益穷困，中国的经济安得不日益萎缩。”
最后，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残酷的地租剥削，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导致农民暴动。文中曾引证历史上农民暴动的史实，最后作出了要在中国这个有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革命成功，必须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结论。他们写道：
“土地渐集中于富者之手，农民不堪剥削，结果只有暴动。汉武帝的董仲舒说：‘秦用商鞅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使民得买卖，于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后曾循而未改。古井田之法虽难獐行，宜稍近世，限民名田。武帝不能用，后师丹建亦如之。而言帝亦不行，故官惠优于三代，豪强酷于亡秦。如张京占郑白之田四百余顷，他人兼并者类此，而民弥困，至王莽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然制度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未几而亡’。(见《广冶平略·田赋篇》)王莽的时代，就是赤眉大乱，农民暴动的前夜。”在列举若干历史史实之后，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所以中国革命，若要成功，非推翻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不可。要推翻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非推翻小资产阶级的绅士封建家族社会不可，而唯一的就是要推翻他的经济基础，就是说唯一的手段，就是土地革命，(将土地)收归国有，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
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论文中，有些论理观点虽然是幼稚的，甚至有一定缺陷，但是，它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不难看出，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处于低潮的日子里，林伯渠和他的战友并没有被失败所吓倒，而是在继续探求革命的道理。这种执着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说不显得格外地难能可贵。
林伯渠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正值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对托洛茨基发起批判的时期，留苏的中国学生中，因为也有一些原来国民党派去的部分学生，思想情况极为复杂。加上大革命的失败，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我们的同志们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林伯渠和特别班的老头们，却能洞若观火，与托派分子进行坚决地斗争。后来，他曾这样回忆到：
我在苏联那几年，正是苏联共产党清党时期，这对于锻炼我们党的意识与健全党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无可否认的在国内时这方面注意得实在不够。……两年多的学校生活，对我们训练如果说是理论方面的，还不如说是关于怎样把握党性恰当。
这期间，林伯渠按学校的要求，常到莫斯科市区工厂和郊外农场，参加工人和农民的会议，听取他们对苏联经济政策的讨论，了解基层产业单位的经营情况与劳动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精神。同时，还到较远的列宁格勒等地旅行，参观夏宫，冬宫，巡视工厂和船坞。每到一地，他总爱把自己的见闻和感受，一一写进自己的日记里。此外，他还和吴玉章、何叔衡、徐特立、方维夏等几位老同学一道，经常接受由叶剑英任教官的军事训练，准备毕业后回国参加武装斗争。
林伯渠也十分关心年轻的中国同伴的学习和思想。原长沙女师学生刘英，是徐特立的学生，她去看望老师时，也常看望林伯渠。每次，林伯渠总是热情地和她谈心，解答疑难问题，生活上也关怀备至。当一些中国学生向他了解国内情况时，他总是认真介绍和回顾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并谆谆告诫他们，多多联系国内实际，好好学习革命理论，真正把自己武装起来，将来好为中国革命出力。这一切，给一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年轻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们中间的吴亮平在回忆林伯渠时说：
“他是非常正派、和善、德高望重的恂恂长者，在政治上有高深涵养、在学习上极其勤奋”，“对王明一小撮拉拉扯扯、鬼鬼祟祟的卑污行径，非常鄙视，不屑与之搭界。”
4
时光就象莫斯科河水汩汩流淌，一晃两年多过去了。
一九三〇年夏天，林伯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业。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苏联政府决定在远东中国工人中培养政治和教育工作干部，开办了海参崴苏联远东边疆苏维埃中国党校。学校的师资和工作人员，多为在中山大学中选调。年底，林伯渠亦被派遣到这所学校任教。
林伯渠同其他中国同志一样，由于工作需要，加入了苏联籍，并转为联共党员。这个学校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林伯渠为了把自己担任的中国语文和中国革命史这两门课程让学生学懂，便釆用了分进度教学的方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并且对一些疑难问题，反复向学生讲解，经常进行个别辅导，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一九三一年初，吴玉章也被派到这所学校工作，两位老战友又开始了并肩战斗的生活。当时，党校条件很差，学校没有食堂，学生和老师都得上普通的“中国工人”食堂用餐。对此，林伯渠从不叫苦，只是在非常偶尔的情况下，才和吴玉章一道到当地中国餐馆吃一顿饭，稍稍改善一下生活。
党校的中国职工和苏联当地的党政干部，对中国革命都极感兴趣，但对中国的现状又不甚了解，于是，林伯渠便和吴玉章、杨松等人积极倡议，促成学校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
为了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宣传中国革命，林伯渠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在那里集中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研究中国问题的图书资料，还申请外汇向国内订购了中文报刊，自己绘制了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状态图表。定期主办报告会、座谈会，林伯渠、吴玉章常常是会议的主讲人，
三十年代初，苏联政府决定在苏联少数民族中推行少数民族文字的拉丁化改革运动。负责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拉丁化委员会，也决定在远东中国工人中试图用拉丁化汉字来进行扫盲工作。林伯渠和吴玉章深感改革中国文字的必要性和扫盲运动的迫切性，对此极表赞同。于是，他们便和几个苏联语言学家一起研究，在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并且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间，两次召开新文字代表大会，对原方案不断加以改进。这之后，他们便用拉丁化中文出版报纸和书籍，开始在中国工人中用拉丁化中文进行扫盲，并且规定每个中国干部都要学习拉丁化中文和进行结业考试。这些措施对中国工人的扫盲和普及拉丁化中文的工作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也为以后的汉语拼音方案奠定了基础，开拓了道路。
当时，苏联办这类学校，既缺乏经验，又有语言障碍，困难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林伯渠被推选出来协助学校党委书记工作。他办事认真，坚持原则，深得学生们的赞扬。此外，他还经常给党员上党课，找同志们谈心，并且结合自己的经历向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使大家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因此，学校曾几次受到苏联教育部主管该校工作的副部长、列宁同志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热情嘉许。
三十年代的苏联，党内斗争日趋激烈和复杂。远东边疆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在海参崴的中国托派分子相当活跃。一次，他们利用吴玉章编写的一本中文教科书中的错误，向边区党委告发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面对托派的无耻行径，林伯渠极为气愤，敢于坚持正义，和托派分子作不调和的斗争。在吴玉章针对自己工作的疏忽向党组织写出检查报告，并在党的会议上作了检讨后，有的主张从轻处理，有的则企图趁机进行严厉打击。最后，林伯渠据理力争，在发言中指出既然吴玉章同志已经自觉认识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就应从轻处理，由组织作一决议，勉励其改正错误就行了。指出如果人家已经认识，改正了，还来个严厉处分，就是不正常的了。结果，会议通过了林伯渠的提议，同时也赞扬了吴玉章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在苏联学习、工作期间，林伯渠无时不惦念着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和一群幼小的儿女。头两年，他跟伍崇贤还常有书信来往，甚至几次动员她携儿女来苏联，但由于国民党封锁严密，她一个孤立无援的妇人，是无法弄到出国护照的，更何况是往苏联的护照。好儿次，她曾经托人寻找党的关系，希望得到党组织的帮助，但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几次严重破坏之后，她根本无法找到原来那些熟人了。这时，她不得不违心地求助于那位三弟林祖烈，那个颇有神通的海关监督。同时，也请在上海的亲友帮助。几经周折，护照虽已办妥，但由于“中东路事变”发生，交通阻隔，终于未能成行。
中东路事件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断交，林伯渠便再也得不到妻儿们的一点音讯了。
除了对家人的思念，国内严峻的革命斗争，无时不强烈的吸引着他，召唤着他。一九三二年秋，正当蒋介石纠集数十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的危急时刻，林伯渠再也按捺不住回国参加实际斗争的强烈情绪，毅然地放弃了海参崴安定的教员生活，趁赴南俄养病的机会，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申请回国。获得批准后，他返回海参崴，移交完工作，即启程回国。后来，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回忆说：
从苏联秘密回国时，明知非常危险，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
|
|
|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