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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奔赴南昌 |
| 涂绍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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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军被蒋介石解除武装之后，南京便成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政治中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一个星期，即四月十八日，蒋介石便在这里成立了一个蒋记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他自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
这个政权成立后的第一号命令，便是全力“清党”。明令通缉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其他革命人士近二百余人，接着，便在上海、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实行大规模的反革命屠杀。
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林伯渠感到极为愤慨，在武汉，他积极参与策动和投身于各种形式的反蒋斗争。由于他同邓演达、谭平山、吴玉章等积极活动，促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进行国民革命，声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罪行，并且发布命令，斥责蒋介石，开除其党籍，免除所兼各职，下令全国将士及革命团体，逮捕蒋介石，按反革命罪予以惩治。同时，他和在武汉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杨匏安、董必武、夏曦，恽代英、吴玉章等一道，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及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通电。
……顷阅蒋中正汤日通电，知其已由反抗中央而进于自立中央，蒋中正此种阴谋，蓄之已久，由其平日以中央为傀儡，及见中央所为不便于一己之私，于是则纠集督军团式会议以谋反抗，继则纠集西山会议之会议以谋分裂。同人对于蒋中正此种阴谋，虽早已觉察，惟制裁已迟，及今横决，始谋隄障，实所疚心。蒋中正通电辞气之间，犹以劳苦功高自矜，试问北伐以来，牺牲无量数同志之血，是否为蒋中正一人成就功名?晚进吴佩孚、张作霖等，以战事自矜，颐指政府，其结果遂使北京致陷于无政府之状态。蒋中正欲师其故智，其如革命的民众已非复己欺，徒见其不知量而已。同人犹有欲为革命的民众告者，蒋中正所以反抗中央，自立中央，自其抵沪以来，首与帝国主义妥协，不惜拾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之唾余，以反共产口号，博其欢心；更不惜屠杀民众，为其贽见之礼物。明知此种行为，必中央所不许，故不得不出于反抗中央之途，对立持正不附逆之军队，则以总司令名义，驱之出战，而绝其援应，委之于敌。对于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则随意逮捕，拘囚杀害。对于各省市党部党员，则嗾使走狗横加摧毁，追至异己渐去，狡窟已成，则悍然自立中央而无所顾忌，于是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麕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以共产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今已开始进行，将来必变本加厉，东南革命基础，由之崩坏，革命民众，将无噍类。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之成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临电痛惯，不尽欲言……
尤其是在这腥风血雨之中，不少曾经与他共同战斗的亲密战友如著名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肖楚女、陈延年等，相继惨遭杀害，更使他深痛不已。然而敌人的暴虐，也更加激起了林伯渠为死难烈士复仇的决心，这期间，他与共产党人杨匏安、李富春、易礼容、熊骥才、吴玉章、张太雷等频繁往来，酝酿着新的斗争。
五月中旬，革命形势继续恶化。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原驻守在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联合十五军刘佐龙部和二十军杨森部东下进攻武汉，在这紧急关头，林伯渠即呈军委令，调叶挺率部从河南回师湖北，在仙桃镇大败夏斗寅，武汉局势才得以稳定。
然而，湖北反革命叛乱的影响，很快波及湖南。国民党右派代表三十五军军长何健也趁机反共，收买了土匪出身的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于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省党校、省工运训练班等革命团体和机关，枪杀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便是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继长沙大屠杀之后，许克祥又派部队到各市县镇压工农群众，仅十多天时间，全省便有一万多人惨遭杀害。
使林伯渠更为痛心疾首的是，当中国革命值此分化之际，帝国主义也趁火打劫，公开为反动势力撑腰，而我们一向信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却主张退让，他在四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外国兵舰除前日美国七千吨之一艘外，英国尚有大舰开来之说。帝国主义在此分化之际，当然极力进攻。五时开政治会，鲍顾问提出退让策，借免借口。
正当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五月指示，提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正确意见。明确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参加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的军队。这些指示，虽为时已晚，如果迅速贯彻执行，或许能使革命少受一些损失。但是，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等的支持下，既不向党内传达，又拒不执行；相反，罗易却把指示内容送到汪精卫看，使汪精卫找到了公开反共的借口。
紧接着，反革命逆流开始弥漫武汉，窃居武汉国民政府要职的汪精卫宣布解除国民政府聘请苏联最高顾问的合同。继而，为反革命逆流所动摇的国民党领袖冯玉祥、唐生智、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张发奎等，与汪精卫在郑州秘密集会，策划反共。六月中旬，冯玉祥又亲自赶到徐州会见蒋介石，与李宗仁、胡汉民等参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的三天秘密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宁汉合作。
直到六月二十三日，在党中央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在会上发言，要求陈独秀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党内公布，此时陈独秀仍拒不接受，后来，在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才得以透露。
临近汪精卫公开“分共”前夕，武汉三镇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此刻，林伯渠心急如焚，几次约陈独秀来他的寓所晤谈，几经周旋之后，陈独秀始为所动，与程潜进行了一次秘密谈判。后来，第六军政治部代主任李世璋对这次谈判作了这样的回忆：
一九二七年武汉形势危急时，林老陪陈独秀找程潜秘密谈判。预先指示我布置一个僻静地方，不要有别人来打搅。后来就在汉口友谊街六军办事处，他们三人见面谈判。谈的内容是，陈独秀打算把六军培养成中央工农军，但是骨干不够，准备把六军的中下层人员送往海参崴培训①，程潜同意。林老问程潜谁带队?程潜说，你讲吧。林老说要做政治工作的人比较合适。程潜说那就让李世璋去。后来因为宁汉分家，南昌暴动起来，事情没有办成②。
诚然，这仅仅是陈独秀的马后炮而已。七月十四日晚上，汪精卫便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和大屠杀计划。这天夜里，林伯渠和吴玉章深夜还在家中等候消息，直至午夜十二点多钟，参加会议的彭泽民向他们报告了汪精卫当晚召开“分共”会议的情况。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汉口召开了公开的“分共会议”，宣布正式和共产党决裂，彻底叛变了革命。紧接着，汪精卫集团提出对共产党“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霎时，武汉地区阴风惨雨，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牺牲在反革命叛徒的屠刀之下……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告失败。对于大革命的失败，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曾引用毛泽东的谈话向我们作了这样的描述：
……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顾问鲍罗延。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延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一九二六年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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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
革命转入了低潮，每一个革命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曾几何时，有些一贯以左派自居的国民党人向右派们妥协了，有的甚至一头扎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有些则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产生怀疑，希图标新立异，重组第三党来挽救中国纷乱的时局……此刻，林伯渠当然也面临着严峻的抉择，是屈从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以自保，还是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林伯渠毅然地选择了后者。
自从第六军被蒋介石用阴谋手段解除武装之后，显赫一时的程潜军长实际上成了光杆司令。然而，反革命两面派蒋介石并没有忽视他的作用，对程潜总是极尽拉拢，贿赂之能事。汪蒋合流前夕，蒋介石派他到武汉充当说客，美其名曰宁汉之间的“调停人”。当然，这并非程潜所愿，但在蒋介石的淫威之下，他也无可奈何。
一天，程潜来到汉口紫阳里五十二号林伯渠的寓所，以老同事的身份和林伯渠寒暄一阵后，便劝起降来：
“祖涵兄，你我兄弟之间，情同手足，共事已是多年了。你是国民党的元老，当然啰，又是共产党里的人，兄弟有几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说到这里，程潜把话打住，林伯渠说：
“颂公向来都是爽快人，有什么话，只管说嘛!”
于是，程潜接着说：
“目下，武汉政府已是名存实亡，人家蒋介石有美国人在后面撑腰，依我看，当今的局势，恐怕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这后路嘛——”
“依颂公之见，如何是好?”
沉吟半晌，程潜终于说道：
“人生如梦，能得几何?想你祖涵兄在党人中德高望重，依颂云之见，犯不着抛妻别子跟人家瞎起哄。眼下嘛，只要你声明脱离共产党，回到南京那边去，我敢担保，你这位孙总理当年的宠臣，蒋介石不敢拿你怎么样，而且，他亲口向我担保过。”
在林伯渠听来，程潜这番话未免太欠思量，他们虽是同盟会旧友，又是多年的同事，有时虽偶生口角，终可很快说通。然而，在政治信仰上，是不尽相同的。眼下，孙中山先生生前倡导的国共合作，即将毁于一旦，但他坚信，革命事业终将取得胜利。回想起来，自己在茫茫黑夜中探索了多少年，才从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中找到一条新路，找到共产党。现在，尽管革命遭受挫折，党内有人向反动势力妥协，自己决不能因有人为蒋介石说项而改变革命立场。于是，他淡然一笑，十分果断地回答说：
“多谢颂公的美意，兄弟实在不敢劳颂公大驾，也犯不上去南京投靠蒋某人，也请颂公为我‘谢谢’他的担保吧!”
林伯渠深知自己面前这位老同事的底细，有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跟他说清楚的，但他仍耐心地继续说道：
“颂云兄，你不要以为蒋介石杀了我们不少人，共产党就一切都完了，你应该知道，现在坚决反蒋的共产党人决不是少数，共产党是杀不绝的。你我是老同事了，我的性格，颂云兄当然清楚。照实说吧，我现在跟你走的不是一条路，我是要干就干到底的，决不后悔!颂公何去何从，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相信，我们今后还会有共事的机会的……”
程潜这时还能说什么呢?他这位处境尴尬的“调停人”心里当然明白，眼前这位老同事，决不是自己说服得了的。于是，只好悻悻告退了。
后来，林伯渠在1941年写的《自传》中曾简略地回忆了这件事的经过：
……(自己)虽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缺点虽有不少，然而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始终是严肃的，在临难不苟这点上是当之无愧。上次国共分家时，程潜曾想说服我登报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加保护，但我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不久，林伯渠便接到党中央通知，要他和吴玉章等迅速离开汉口。撤离武汉之前，林伯渠仍异常镇静，嘱咐尚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经理处负责人谢晋，设法给刘伯承等我党掌握的部队提前拨出重款。随后，立即赶赴江西，参与筹划南昌暴动的准备工作。
3
由于敌人疯狂地大屠杀，中国共产党内曾经一度出现了慌乱。因为我们的党毕竟还年轻，有相当一部分新党员没有经过严格的教育和考验，所以对革命产生了动摇，有的变得消极，有的成了逃兵，有的甚至叛变了革命。经过这次空前的劫难，全国五万七千名党员及三万五千多名共青团员，仅仅剩下一万多名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骨干分子。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为代表的著名共产党员，坚决主张用武装暴动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与此同时，陈独秀一伙窃居党中央领导地位的投降派，遭到了全党同志的强烈反对，终于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被迫下台。
七月十三日，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并于同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的宣言》，明确提出武装斗争的思想，同时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七月十八日，林伯渠参加了党在武昌召开的一次秘密的活动分子会议，这天的会议，参加者除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等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朱德、毛泽东、刘伯承、苏兆征、谭平山、鲍惠僧等。
这次会议，既是一次共产党在武汉的活动分子会议，又是一次统一战线会议。会议开始，由张国焘作了一个政治报告，接着，由军事部长周恩来作了撤退部署报告，随即酝酿了联络叶挺、贺龙部队，举行武装暴动。这是我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最初决定。
革命即将发生新的转机，林伯渠对此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在这前后，他十分繁忙。因为健康的原因，党的负责人刘少奇、瞿秋白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都由党中央安排前往庐山养病。而在九江、庐山的接头和安排工作，几乎全是通过林伯渠进行的，因为他的三弟林祖烈这时正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九江的外交专员兼九江海关监督。林祖烈自法国留学回国后，由于林伯渠的影响，思想是倾向进步的。一九二六年，他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员，后来又到武汉任鲍罗廷的翻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作为我党在浔的接头人，为安排南昌起义决定阶段的数次九江会议、庐山会议地点以及掩护我党来往人员，作了一些极有益的工作。
七月十九日，因为武汉形势更加险恶，准备参加起义的负责同志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林伯渠等都陆续汇集九江。来到九江之后，林伯渠随即嘱咐林祖烈在英租界九江海关内准备了一间房子，由谭平山主持召开了一次谈话会，就南昌暴动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因为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等都在庐山牯岭，于是，李立三、邓中夏代表九江的同志连夜赶赴庐山，林伯渠也一同前往。当天夜里，在牯岭仙岩饭店举行了第一次庐山会议。因为林伯渠的一位叔父在仙岩饭店当洋厨师，经林伯渠预先让林祖烈和他联系，会议选在这个饭店的厨房里召开。为了保密，厨房的窗户都用桌布遮得严严的。④
明亮的灯光下，闪现着鲍罗廷、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林伯渠、彭湃、叶挺、郭亮、聂荣臻等一张张严峻而又激动的面孔。会议上，大家进一步分析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有利因素，认为当时我们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防九江的叶挺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有南浔路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二十五师，贺龙部第二十军也从湖北开到九江，此外，南昌方面还有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而南昌守敌却比较空虚，总共兵力不过一万人，而且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所部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朱克靖，也是共产党员。另一方面，党所领导下的数千万开始觉悟的农民力量，分布在江西、湖南、广东各省，有这支革命势力作依靠，如果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对于发动组织湘、粤、赣的农民运动是极为有利的。况且江西为鱼米之乡，足可与南京、武汉成鼎立之势，可攻可守。
因此，会议再次决定起义地点选定在南昌。同时，决定了南昌起义的具体计划、领导机构的安排、行动日期、办法等等。并决定会议结束后，派瞿秋白赶回武汉，将起义的具体安排报告中央常委。
党中央得悉在九江的同志主张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的时候，中央常委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滋都表示赞成，并且决定了经费的筹措和将许多同志及苏俄顾问都陆续派往九江。同时，明确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指导前敌方面的工作，确定在必要时，令南浔起义部队南征，与广东东江农民汇合。
一场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武装暴动，此后又经过了一系列反复酝酿，慎重研究。这些重要的决策活动，林伯渠大都参与其间。暴动前夕，正当大家为土地政纲问题，即没收二百亩还是五十亩之地主土地发生争论的时候，前委书记周恩来由汉口来到九江，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从而统一了同志们的认识，在九江稍事驻足，周恩来即于二十五日赶赴南昌，下榻在朱德同志花园角二号寓所，开始了紧张的军事部署工作。
林伯渠在离开九江之前，曾主持召开了九江地方党政机关负责同志会议，会议上，他分析了叶、贺部队撤离九江之后，九江环境将很危险，要求大家随部队同赴南昌。这样，九江地方党的负责人邓鹤鸣等也参加了这次举世闻名的起义。
我们的行动，此时敌人已有所察觉。二十九日，武汉反革命首领汪精卫、孙科等气急败坏从汉口赶至九江，召集张发奎、朱培德等到庐山召开反共会议，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并逮捕其负责人，同时下令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四人。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反动舆论和精心策划，国民党军阀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急忙调兵遣将，麇集九江、庐山一线，企图以三个军的兵力，对贺龙、叶挺部队形成合围之势，阴谋将贺、叶部队调到九江和南昌之间出德安一带，一举全歼。
然而，当敌人的阴谋还在酝酿之中，情报即被我方掌握。原来，作为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自协助贺龙、叶挺部顺利开往南昌之后，他一直留在敌人身边，严密地监视着敌情的变化。二十九日这天，他亦被邀请参加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的庐山会议，于是，连夜把这一重要情况通知了党组织和恽代英、高语罕等人。
九江的环境已十分险恶，而林伯渠等人也完成了在这里的使命。于是，他便和谭平山、恽代英以武汉政治军校派来的两位女战士彭漪兰、彭文等，迅速撤离九江，直赴南昌。
4
一场无比雄壮的战斗即将拉开序幕。
各路英雄齐聚南昌城……
林伯渠抵达南昌以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江西大旅社二楼东头的一间房子，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在这里，他和前来参加起义的同志们频繁交谈，楼下住的便是徐特立、方维夏、郭亮、张同基等湖南同志，大家淡起“马日事变”中惨遭杀害的烈士们，心情都异常沉痛。然而，在这即将冲破茫茫黑夜的激战前夕，大家的情绪又无不充满激动。
南昌是北伐时林伯渠战斗过的地方，熟人自然不少，除了在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他也常常走出去访问友人，争取江西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七月三十日，他来到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的公馆，极力劝说他参加暴动。林伯渠和他早就熟识，而且姜济寰也曾在他之后做过一任湖南财政厅长，所以交谈起来十分投机，林伯渠对他说：
“汪蒋之流暴戾恣睢，病入膏肓已将总理遗教背弃迨尽，同人举兵讨伐，实为忍无可忍之策，咏洪兄素明大义，如果愿和我们一致行动，我们将竭诚欢迎。当然，咏洪兄是国民党里头有地位的人，到了共产党里，也同样会有你的地位的。”
当然，姜济寰先生此事也并非迷恋自己的官场地位，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血腥屠杀，实在使他感到国民党已跌入黑暗的深渊，经林伯渠一番开导，他当即欣然应允。不仅如此，还叫自己的儿子姜治方也一同参加暴动。同时，他看到在暴动的队伍中，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谁不是国民党里有地位的人呢?从而，更加坚定了参加起义的决心。
就在林伯渠离开不久，朱培德的秘书长徐虚舟也来到姜济寰公馆，声称有极机密消息呈报姜代主席。姜济寰说：
“有什么事?请秘书长直陈其言吧!”
这时，徐虚舟一副惊恐万状的样子，退去左右，小声告诉说：
“据可靠情报，共产党这一两天内要搞武装暴动，卑职奉钧座之令，特来转告姜代主席，立即离开南昌!”
“啊?有这么严重么?好吧，让我考虑考虑。”
其实，他早已下定决心，还有什么考虑的呢?
起义准备工作正在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前委同志领导下紧张进行着，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在七月三十日早上以中央代表身份，匆匆忙忙赶到南昌，在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假传圣旨，胡说共产国际来电说“如果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并荒谬地提出共产党员可以退出军队到各地方工作。同时，他还强调暴动“要联络张发奎，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方能成功”，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阀身上。
在这严重的时刻，周恩来等前委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严厉驳斥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坚决表示，暴动绝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张国焘此时仍不甘休，胡搅蛮缠。周恩来不得不极其愤怒地说：
“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主持这场暴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是如此，我不负责了，我立即回汉口去罢!”
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大家一致主张：“还是干”!张国焘这种卑劣的态度把大家激怒了，性情急躁的谭平山一拍桌子，对张国焘吼道：
“把他绑起来!”
周恩来望了惊恐万态的张国焘一眼，出于顾全大局，仍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
“张国焘同志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
……
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起义推迟了。
第二天，张国焘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企图继续推迟起义，周恩来针对他在宣言问题上的无理纠缠，气愤地说：
“既然中央没有撤掉我的前委书记，宣言还是由我来改!”
这样，张国焘这一小动作也未能成功，由于前委和其他同志的坚决斗争，他无可奈何，只好被迫少数服从多数。实际上，暴动迫在眉睫，知道机密的人已经不少，任何阻止、改变暴动计划的企图也都是不可能的了。
晚上九时左右，暴动开始行动布置，十时半，南昌城内开始戒严。起义部队悄悄埋伏在敌军营房周围。夜幕中，起义领导者们分头来到几个主要火力点，再次检查起义的每一个细节。小巷深处，时不时地传来巡逻兵短促而激动的喝令声：
“口令!”
“河山统一!”
全体指战员都在静心地等待，等待着起义信号弹在夜空中升起……
此刻，林伯渠在他江西大旅社的办公室里，正紧张地和同志们研究着筹措起义部队的经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委已指定他负责财政经济和供给工作，负此重任，煞费运筹啊。
按前委指示，为了麻痹和稳住敌人，朱德借了南昌市市长李尚庸家阔绰的客厅，“宴请”敌军朱培德部两个主力团的团长和团副，巧妙地解除了敌军指挥官的武装。
起义原定八月一日凌晨两点打响，由于二十军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叛变告密，前委迅速通知总指挥贺龙，准备提前起义。
“砰!砰!砰!”八月一日零点刚过，在子固路圣公会三楼贺龙的起义总指挥部楼顶，三颗红色信号弹划过夜空，同时，江西大旅社参谋团的信号弹也立即升起。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打响了。
起义部队潮水般地冲向敌人。枪炮声，冲锋号声，交织成一曲雄壮的交响乐。战士们积压已久的对反动派的无比愤恨都倾注在猛烈的炮火中，仅仅三、四个小时的战斗，便解决了南昌守敌，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八月一日早晨，南昌《民国日报》即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参加署名的共产党员有：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此时未在南昌)、董必武、于树德、恽代英、夏曦、邓颖超、高语罕、杨匏安、许甦魂、谢晋、江浩、韩麟符等十五人。此外，还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此三人实际未到南昌)、彭泽民、张曙时、屈武等。
这个宣言，是党中央在九江会议上就决定了的，由前敌委员会负责起草。宣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相号召，主张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此它是一个最能体现国民党左派人士主张的宣言，是以共产党员为主体、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代表工农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联合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的宣言。
这篇气壮山河的宣言，猛烈抨击了蒋介石、汪精卫、何健之流背叛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及屠杀革命人民的滔天罪行，并号召全国同志，以百折不回的勇气，为实现革命主张奋斗到底：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等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惟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溯至去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来，具见革命进程中仍不免有少数拥有武力之野心家，企图勾结反革命势力，以逞其篡党自重之私意。……迄至今年春间，蒋逆中正始则欲移党部政府于南昌，以遂其反动独裁之私；继则公然叛变，割据东南，勾结军阀买办，残害同志，屠杀民众。……第二次北伐出师以后，唐生智部将何健即开始谋叛。嗾使夏斗寅等潜袭武昌，暗令许克祥等发难长沙。当此危急时机，武人之与勾结者拥兵坐视，不肯协力剿办。中央党部少数软弱领袖，震于反动之声势，不免动摇软化，对叛逆武人不敢毅然加以相当之惩治……于是武人之气焰大涨，党与政府完全成为武人之一种工具，唐生智回湘，更任意改组省政府省党部，并将屠杀政策推行不已，全湘忠实能奋斗之党员与农民断腰折躯者数以万计，全鄂以五千计，而武汉中央对此数万同志之被害……则加以违背中央命令之罪，其卖党卖同志，一至于此!……尤可痛者，汪精卫同志向居本党领袖地位，此次竟以模棱两可致受群小包围，终屈服于军阀武力之下；屈服以后，犹复巧鼓簧舌，淆乱听闻，言辞矛盾，举正反常。凡其所为，与其回国之初，回若两人。……总理逝世不及三年，党中旧的领袖竟大半为敌人软化以去。言念及此，痛心何及!……同人等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决不敢有所瞻徇，以贻误革命大局。……凡我同志，丁此艰时，务宜团结一致，以为下列之主张奋斗：
(一)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
(二)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
(三)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
(四)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
(五)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现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弱态度，须正确而勇猛的以此种革命主张口号天下，唤起民众。
(六)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秕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
(七)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及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
以上种种，同人等认为皆(当)前急务，唯有全党一致坚决为此等主张奋斗，然后中国革命运动才有成功之望，凡我同志，希鉴察之。⑤
接着，林伯渠参加了八月一日上午举行的新生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选举大会。会议在江西省政府西花厅举行，与会人员除起义领导人外，还有来自江苏、顺直、福建、哈尔滨、湖南、山西、甘肃、四川、新疆、东北、安徽、上海、绥远、江西以及海外党部欧支、日支、古巴、暹罗支等各地代表。
联席会议决议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定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于右任、陈友仁、何香凝、吴玉章、彭泽民、林伯渠、贺龙、郭沫若、苏兆征、江浩、黄琪翔、恽代英、朱晖日、叶挺、周恩来、张国焘、彭湃、张曙时、李立三、经亨颐、徐特立等二十五人为委员，并选出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为主席团成员。
主席团七人中，虽然都称主席，但名列第三的谭平山在此次行动中地位较为特殊，因为此时宋庆龄、邓演达均不在南昌，郭沫若未到，贺龙带兵，张发奎不肯来，因此，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很自然地以谭平山为主了。
在革命委员会之下，还设有秘书厅、参谋团、党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工农委员会，政治保卫处等机关，其负责人均由革命委员会任命。林伯渠担任了财政委员会的主席。
经过多方说服，张发奎、黄琪翔未能改变反动立场，对革命委员会采取敌对态度，因此革命委员会很快将他们除名。而作为江西省代理主席的姜济寰，则全力投入起义后的安抚工作，除协助林伯渠积极筹款，还于八月三日发布了《江西省政府布告》：
改造始自江西 原以攘除党贼
实行三民主义 遵守三大政策
武汉之与南京 背叛已同一辙
仗我中央委员 以及革命贤哲
并得二方面军 将士同心同德
毅然决然改图 守我总理遗则
赣省首承其庥 人民欣有喜色
凡属商学农工 务求各有安宅
中央代发江钞 毋得拒收短折
物价必求其平 以期军民相得
其他一切事宜 政府概要负责
力谋民众利益 实行应兴应革
贯彻本党主张 不与民众相隔
用特掬城相告 其各努力团结
代理主席 姜济寰
民国十六年八月三日
对于姜济寰的这种革命举动，林伯渠十分佩慰，后来在南征途中，两人为筹措部队的供给，一直并肩战斗。
5
南昌起义的成功，使得国民党右派们惊恐异常。
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等人急忙调兵遣将，在九江、吉安、樟树一线集结部队，对南昌形成合围之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前委为了保存起义军有生力量，决定撤离南昌。
然而，在这选择战略转移方向，决定革命命运的关键时刻，起义领导机关没有把队伍拉到湘赣边境的山区农村，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选择了南征回师广东，准备在广东重新立下足来，然后再举北伐，统一和解放全中国。另一方面，也想尽早接近潮州、汕头一带海口，以便接受国际军火援助。殊不知潮汕、海陆丰一带海口早被帝国主义封锁，任何船只都不能靠岸。而且，这一带地势低洼，无险可守。凡此种种，都为南征埋下了失利的隐患。
起义部队自八月三日便开始撤离南昌。
八月五日早上，林伯渠随起义领导机关负责人谭平山、周恩来、贺龙、郭沫若、恽代英、李立三、高语罕、吴玉章等一同向抚州进发。炎夏的暑热，是不能征服这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财政委员会主席的。眼下，最使他感到压头的是，起义部队有三万多军队，还有十多个机关，但财政委员会存款还不到三万元。虽然从武汉带来不少交通银行的纸币，实际上买不到东西，等于一摞废纸。广大干部战士暂时可不关饷，而伙食费不能不发，三万元能够三万人用上几天?
八月八日，南征部队抵达临川(抚州)，军饷和给养便发生了困难。于是，围绕筹款问题，前委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讨论。
当时，谭平山和林伯渠主张沿用旧政策，就是每到一地，即向地方派款；而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则主张应该以没收征发地主和劣绅等反动派的财产为主。从理论上讲，后一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毫无农民运动基础的赣东一带，谁是地主，谁是劣绅一时很难调查。因而，只得沿用旧的方法，以求筹得少量现金。
部队到了汀州以后，商会接受三天内缴款六万元。于是他们在城乡大量派款，连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和小杂货店都进行索要，而那些真正拥资十万以上的官商，则很少触及。结果三日内仅得两万余元，而且闹得满城风雨。这件事情使林伯渠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到沿用旧政策的结果，只能是使一般贫苦的农民和小商人受到盘剥，而富商劣绅们还可从中渔利。于是，决定采取周恩来等人的意见，领导财政委员会与李立三指挥的政治保卫处一道，在汀州发动群众，大捉土豪，实行没收罚款，并且发还许多贫苦群众已出的派款，深得群众拥护。这样，二天之内，便得到现洋四万余元。
南征途中，我军纪律严明，坚持以实际行动扩大党的影响，传播革命种子，后来在广东发现的一张南征途中的布告，这样写道：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告示：
照得本部各军 富于革命精神
此次南昌起义 原为救国救民
转战千里来粤 只求主义实行
对于民众团体 保护十分严谨
对于商界同胞 买卖尤属公平
士兵如有骚扰 准其捆送来营
本军纪律森严 重罚决不姑徇
务望各安生业 特此郑重申明
同时，部队所经过的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县，都由革命委员会委任林伯渠为县长。每到一地，林伯渠便以县长名义贴出安民告示，以扩大革命影响。
虽然是溽暑远征，起义部队的士气一直是高涨的。八月十八日，贺龙率二十军在瑞金以北三十里的壬田展开激战，击溃钱大钧部两个团。八月二十四日，叶挺、朱德指挥教导团，二十军第三师，十一军二十四、二十五两师，又在会昌击破钱大钧、黄绍竑部的堵截，杀伤大量敌人，并俘虏敌军官兵九百余人，由于战斗激烈，我军也蒙受一定伤亡。
在瑞金经过短期休整之后，前委改变了由瑞金直杀梅县的行军路线，决定由闽西入粤，因为闽西敌人力量比较空虚，也便于由水路运送伤员，但这样一来，由于行动过于迂缓，给了敌人以逸待劳，集中兵力，对我军实行各个击破的机会。
由赣南进入闽西，一路上都是崇山峻岭，南征出发时，革命委员会曾给林伯渠配了一匹马，由于山高路险，根本无法乘坐。这时林伯渠虽然只有四十多岁，头发却早已灰白，在年轻的革命队伍中，他当然算得是老战士了。一路上翻山越岭，尽管常常累得喘不过气来，但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行军途中，一群男女青年战士高唱道：我们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
这时，林伯渠也跟着唱了起来。旧社会念私塾的读书人，是不善于唱歌的，这位财政委员会主席，当然也不例外，唱得非常可笑，可仍然不停地唱，尽管走了调，总是坚持用歌声驱赶远征的疲劳。
一位活泼顽皮的女战士看到林伯渠那种可笑的样子，不禁高声喊了起来：
“喂!林伯渠同志，你唱错了!你应该唱‘我们是工人和农人的老年先锋队’”!
这位女战士把“老年先锋队”说得特别响，大家都哄笑起来，林伯渠本能地摸了摸他灰白的上须，也忍不住笑了。
南征军进入广东省境之后，前委决定由朱德率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主力，驻留三河坝，以监视梅县方面之敌；接着，南征军解放了潮州，又决定周逸群率二十军第三师千余人留驻潮州。
九月二十四日，叶挺、贺龙部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二十军一、二两师，攻克了重要海港汕头。就在这时，我军侦察到敌人正在揭阳的山湖、汤坑一带集结，于是前委决定派叶、贺主力出发攻击山湖之敌。九月二十八日我军抵达汤坑附近宿营，第二天便向敌人发起总攻。想不到敌军薛岳、王俊等部主力，以及钱大钧、黄绍竑的后续部队都已集结于此，而且占领着制高点。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由于我军力量分散，前来参战的叶、贺主力已损失一半，弹药也消耗殆尽，敌众我寡，只好决定向揭阳撤退。
这时，敌军黄绍竑部又集中了两个师的主力，直扑潮州。敌军在帝国主义军火支援下，火力极猛，我军大部壮烈牺牲，潮州遂告失守。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舰“飞鸢号”在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向我汕头驻军发起突然进攻，海军陆战队三百余人登陆，与我军警卫团展开激战。这时，林伯渠和吴玉章等人非常镇静，从容组织力量将来袭的敌人打退。
敌人仍象潮水般地向汕头涌来，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前委决定放弃汕头。这时，苏联虽有一只接济军火的船只开到汕头海面，但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舰拦阻，无法靠岸。
正当起义部队处在危急关头，中央派张太雷从武汉来到汕头，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央通知如果潮汕不可守，起义领导人则疏散部队，前往上海报到。
“八七”会议的召开，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领导，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林伯渠知道此消息后，和同志们一样都感到十分兴奋。但眼前严峻的形势又不能不令人忧虑，敌人的合围之势已成，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呀。
十月四日，起义领导机关负责人都按撤退计划在普宁的流沙村集中了。在流沙村天后庙的一间侧厅里，前委书记周恩来主持了决定最后决策的会议。会上，他代表前委检讨了这次南征失利的原因，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对起义部队作了安排。而愤愤不平的贺龙则表示要继续干到底的决心。后来，郭沫若在他的《革命春秋》一书中对这次会议作了详尽的回忆：
……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发着虐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毕竟在汤坑打了败仗?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我们已经打到了筠门岭，应该穷追，由蕉岭、梅县打出，不让溃败了的黄绍竑、钱大钧们有整顿的机会。我们没有这样做，竟由筠门岭折回，绕道长汀、上杭、大埔而入潮汕。这样便把我们作战力最强的两师人不能不分开来，留了一师在三坷坝镇守。终竟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势，集中力量来把我们个别击破了。
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我们的另外两师人，竟至中了敌人的诡计而失掉了斗志——这说的是贺龙的两师人，两位师长——有一位是他的堂弟——初被敌人收买，但结果终被解决了。
其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不仅没有把民众发动起来，我们在进入汕头之后，反而还采取了类似旧军阀的作风，枪毙了两位工友，用以维持旧秩序。
把这些失败因素检讨了之后，接着又提说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报告完毕，大家的视线差不多都集中到贺龙身上。他向来是豁达大度，异常乐观的人，但现在显然抱着严重的责任感，面孔分外的沉郁和黝黑。他咬着牙关沉没着。
叶挺先以他平素带有几分兴奋的语调开始说起，但说得很简单：“我们再有得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啦。到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
贺龙最后以他宏亮的声音，带着愤怒沉着地说：“我被自己的家族出卖了，连累了革命，对不住大家，但我不甘心，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
会议开到这里，队伍正要开拔，忽然村外发现敌人尖兵，于是，指挥机关马上开始疏散，由于情况来得突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十分着急。这时，他虽然发着高烧，仍旧得指挥大家整队，冒险突围。这样，他带病指挥警卫营掩护领导干部，冲破了国民党金汉谋所部反动军队的包围，连夜急行军，赶到海边，挥手送别同志们分散到海滨一带渔村，准备分别乘渔船、舢板走香港，再转道上海找党中央报到。
南征部队的主力就这样失败了，但一部分坚强的战士不久就汇集海陆丰，重新打起了革命的大旗，还有一部分战士则由朱德率领，战胜重重困难，长途征战，沿广东边界退至福建，越过闽赣边境，进入江西境内，后来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会师，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对于这次失败，林伯渠并不象在护国、护法之后失败时那样沮丧。起义虽然失败了，然而它毕竟是我们党发动的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为革命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后来，他在《纪念建军节》一诗中曾这样写道：
英雄城市首南昌，
火种燎原不可当。
兴国男儿无敌手，
井冈旗帜有文章。
棋争一着局全活，
风识正邪帆好张。
为了和平建社会，
敢忘牧野论鹰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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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流沙和敌军遭遇之后，起义领导机关的同志们大部分都被打散了。直到十月九日前后，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恽代英、林伯渠、郭沫若、吴玉章、彭湃、李立三、郭亮等等，才先后来到甲子港、金厢港、碣石港一带海边。周恩来因为病重，由叶挺和聂荣臻护送到陆丰的南塘，在一个老中医家治疗，病情稍转，即由区委书记黄文秀送他们到金厢港洲渚村上船，前往香港。这时，同志们都先后出港，准备与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取得联系后，再折回上海党中央报到。
林伯渠是和李立三、张国焘、陶铸等同船从甲子港出港的。至十月中旬，贺龙、周恩来、谭平山、恽代英、吴玉章等都先后抵达香港。
十月十五日下午，林伯渠参加了来港的起义机关领导人会议。会议在皇后酒店举行，深夜始散。讨论结果，叶剑英、恽代英等留广东工作，周恩来因病未痊愈，暂留香港休养，其余人员均回上海向中央报到。
因为林伯渠是南京事件中的“国际犯”，南昌起义中又担任了革命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一上岸，帝国主义鹰犬和国民党特务便对他进行了追捕。
在香港站不住脚，林伯渠便和同志们一一道别，又去告别了住在荷里活道一间本楼里养病的周恩来，便带着随同来港的警卫员曾福，一个化装成商人，一个扮成店伙，趁着码头上的一阵混乱，匆匆登上了一艘去上海的英国轮船。
在一间四等舱的舱房里，曾福轻轻地嘘了一口气，一头倒在铺卷上，小声地说：
“‘老板’，您也几天没有合眼啦，只管歇一会吧，上了船，不会出什么事的。”
“海上风浪大，还是提防一点好。你先休息吧。”
曾福也是疲倦到了极点，倚在林伯渠身旁，一会儿便呼噜呼噜地打起鼾来。
多年来与反动派斗争的经验，养成了林伯渠习惯的警惕，尽管是条英国船，上船以后，也没有发现“尾巴”，他仍旧一直提防着，两眼直盯着前方的海面，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实在太困了，就步出船舱，走到船舷上，吹一阵带咸腥味的海风。
轮船在海面上颠簸着，他的心情此刻也难以平静，望着这波涛汹涌的海面，他想得很多，很多……
为什么改道由闽西入粤以后，我们会败得如此迅速?前天在皇后酒家的会议上，同志们纷纷对失败的原因作了检讨。他觉得，除了军事上的指挥失误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唤起沿途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相反，有的人甚至怀疑农民，以为农民没有什么力量，以致到了广东，未能与东江农民暴动打成一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因此，未能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成了无本之木，亦如游鱼离水，哪有不败的道理?
农民问题，该有多大的学问啊!
轮船向着上海疾驰着。此刻，林伯渠也归心似箭。离开在上海的妻儿们很久了，而且数月来，音讯全无。如今，家人都平安么?戎马倥偬中，他是无暇想到战斗以外的一切的。
海风，掀动着他的长衫，也撩动他无限的思绪，马上就要和家人团聚了，然而，但自己毕竟又是落难而归，萦绕在心头的，依然是一丝淡淡的惆怅……
黄昏时分，他估摸着轮船快到汕头附近海面。这时，只见一艘国民党海军快艇突然迎面飞驰而来，绕到客轮前面，打着旗语叫客轮减速。紧接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人蜂拥上船。
客轮又开动了。
林伯渠看得真切，连忙推醒曾福，拎着小包袱，把他叫到船尾的厕所间，小声地商量了几句。
从厕所出来，林伯渠又化了装。灰布长衫脱了下来，换上了一件破旧的青布短衫，眼镜也取了，脚上还套着一双麻耳布片草鞋。
他们来到伙房门口，见几个伙伴都是中国人，正忙着准备开饭，林伯渠拉着曾福走上前去，叫住一个领班模样的人说：
“大师傅!您行行好吧，我内弟在上海鸿利洋行做工，得了急病，这是他的儿子，我们去看病人，走得急，盘川也不够，让我们干些杂活，不要工钱，混顿饭吃好么?”
说罢，又对曾福说：
“阿来!把包袱拿过来。”
“嗯。”曾福连忙从包袱里掏出一小盒点心和两包三炮台香烟，递给了那位伙伕。
这伙伕接过点心看了一眼，皱了皱眉头，见是一包质量粗劣的饼干，扔给了曾福。只是把两包三炮台香烟塞进了自己的口袋。伙伕把这一老一少打量了一下，对林伯渠说：
“好吧!你到锅炉房去吧，那里需要人；这个后生我留下，帮助收拾碗碟。说清楚，工钱没有，吃饭一天两顿，管饱。去吧!”
“谢谢!真是好人!”林伯渠这样说着，机灵的曾福还向伙伕深深地鞠了一躬。
船舱里，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兵正在逐个盘查船上乘客，一个当官的手上还捏着一把照片。原来，他们是得到香港特务机关的报告，前来执行封锁海面任务的。
一个贼眉鼠眼的瘦高个子和一个矮胖子朝锅炉房走了过来。曾福心里直扑腾，连忙尾随其后。锅炉房里，林伯渠一副伙伕模样，从容拧开气门阀，顿时，小小锅炉间，雾气缭绕。
这两个家伙一前一后钻进锅炉间，只见雾气中一个伙伕正在一铲一铲地往炉膛里加煤，角落里，歪歪斜斜地躺着一个汉子，身上还胡乱盖着一件衣服。矮胖子以为捕到了猎获物，奔上去飞起一脚，吼道：
“妈的!起来!”
这躺着的是一位真正的锅炉工，见林伯渠来换他，连续干了十八个小时的身子一歪，倒下去便呼呼睡着了。林伯渠赶忙给他盖上了一件衣服。
这个工人被一脚踢醒，见是两个气势汹汹的副爷，不晓得出了什么事，一下子给懵住了。林伯渠连忙停下手中的活计，走过来一边擦汗一边说：
“副爷!他是这里的伙计，刚换过班，实在是太困了，让他多躺一会儿吧!”
林伯渠说得从从容容，不慌不忙。两个家伙打量了一下躺在地上的锅炉工，干瘦的身子，头发老长，满脸黑乎乎的，只见一双黯淡无光的眼珠在无力地转动，不象是共产党的样子。于是，那个矮胖子转过身来，没好气地白了林伯渠一眼，骂骂咧咧地说：
“呸!关你个屁事!”说完，扭头往别处去了。
这时，曾福走上前来，轻声地说：
“好险!”
“这算不了什么，他们这一套，早领教过了。”林伯渠微微一笑，又说：
“这倒是给我们发了一个信号，这样在上海登岸是危险的，因为上海认识我的人更多。”
“那怎么办呢?”曾福焦急地问。
“不要紧的，到厦门以后，你直接去上海，家里肯定是不能住的，先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落脚。我上岸去，找条货船再坐回来。”
曾福是跟随林伯渠多年的贴身警卫，从来没有离开过，听他这样一说，心里着实难受。林伯渠看透了他的心思，小声地向他解释了一番，然后说：
“就这样吧，我们上海见!”
曾福点了点头，眼睛也有些潮湿了……
①当时第六军虽被蒋介石解除武装，伹大部分中下层指挥员都投奔了武汉。
②这是笔者和林秉元同志一九七九年五月访问李世璋的谈话记录。据他说：“这是一件从未对人讲过的一件事。因为这件事牵涉到陈独秀，我根本不敢对任何人说。‘文化革命’中，有人调查林伯渠的问题，几次逼我交待。而且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相威胁(说到这里，李老难过得老泪纵横)，但我怕说出林、陈的关系越发不得了，始终没有说。今天对陈独秀是一分为二了，所以才讲这件事”。
③斯诺：《西行漫记》第138—13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④林伯渠参加南昌起义的有关资料，参考了张侠所著《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下同。
⑤1927年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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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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