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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理财红都 |
| 涂绍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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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早春，林伯渠由海参崴乘三北公司的轮船回到了阔别五年多的上海。
码头上，国民党特务盘查着每一个乘客。与林伯渠同船的，已有好几个被当成“可疑分子”被抓走。这时，林伯渠早已化装成水手模样，等乘客都走了，才随着几位船员上岸。由于他高度的机警和沉着，在码头上总算没有遇上麻烦。
一上岸，迎接他的是一场哗哗大雨。他提着一只黑色提包，打着雨伞，穿过几条马路，天色便渐渐暗了起来。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走过当年工作过的环龙路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国共合作时期那段令人难忘的生活，那些亲密的战友，又浮现在他的面前：毛润之、邓中夏、肖楚女、张太雷，还有那个嘴巴挺厉害的向警予……如今，你们都在哪里?
拐过那座幽静的法国花园，不多远，便是热闹的霞飞路。
十里洋场，依然是旧日容颜。一辆辆豪华的小汽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溅起点点污水，他愤然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朝接头的地方走去。
然而，就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紧紧尾随着两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他们把身子紧紧裹在雨衣里，悄悄跟在后面。
“看样子，这老家伙不是船长，也是个大副，你看呢?”一个家伙说。
“看样子有点油水，妈的，敲他一杠子。怎么样?”另一个答道。
“怎么?玉楼春的姐儿等着钱花啦?”
“屁话!你昨晚上夜里赌帐催急了还差不多。”
两个家伙一边走，一边小声议论着。
雨，仍哗哗下个不停，本来就很僻静的小巷里，行人就更少了。
说时迟，那时快。两个家伙紧追几步，横在林伯渠前面，突然问：
“大副，侬要人力车*(口伐)?”
“谢谢侬!不用了!”林伯渠略一镇定，客气地答道。
“那好吧，既然不要车，咱们就公事公办，站住，检查!”
这时，两个家伙同时亮出手枪，晃了两下，吼道。
林伯渠一点也不慌张，从容不迫地说：
“好吧!刚才在码头上已经检查过了，鄙人是亚洲远洋公司的船员。”说罢，示出名片。
两个家伙看了名片，贼眼一转，吼叫道：
“不行，跟弟兄们局子里走一趟!”
林伯渠估摸着，这两个家伙年纪不大，根本不可能认出他来。而且，上岸时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跟踪，半路上杀出来的这两个李鬼，八九成是瞧上了他一身水手打扮，乘机捞足油水。那么好吧，反正已到了上海，身上还有几块大洋。若是真叫他们带到警察局，叫人认出来岂不更麻烦?于是笑着说：
“二位兄弟莫开玩笑，我是顺便上岸看一个朋友的，晚上还得赶回去，如果一耽搁，去新加坡的船就要开了，那可就麻烦啦!”
“少啰嗦，走吧!”两个家伙十分强硬。
“二位兄弟一回生、二回熟，何必那么认真呢?”林伯渠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光洋递过去，说：
“小意思，留下打个牙祭吧，石头不转磨子转，以后二位有机会到我们公司里走走，我老哥请客!”
这两个家伙以为林伯渠果然上了他们的圈套，心中暗喜，故作严肃地说:
“咱们是公事公办，谁没有见你这几块臭光洋?还是跟老子们走吧!”
林伯渠按住心头怒火，掏了掏口袋，又摸出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说：
“实在对不起，几个钱都放在船上了，谁不晓得上海这地方扒手可恶，不敢多带呀。”
没等林伯渠说完，一个家伙夺过皮包，一个家伙在他身上掏摸着。最后，他们见这个老水手身上实在榨不出油水，把皮包里的一套西装和两件长衫全抢走了。
这时，林伯渠几乎气急了，但又不便发作，为了尽快把他们支开，说道：
“好吧，都让你们拿去吧，不过，二位是哪个局子里的?让我们公司董事长日后跟你们局长交涉一下，莫误会了。”
这一下，可把两个家伙给唬住了，亚洲远洋公司是外国的股份公司，他们是惹不起的。但仍强作镇定，为自己壮胆说：
“来吧，爷们等着你!”说罢，使溜之大吉了。
林伯渠望着他们的背影，骂道：
“流氓!简直是土匪!”
怎么办呢?身上已不名一文了，吃饭都成了问题呀，今晚上，无论如何也得找到组织。
雨，还是一个劲地下着。
他一连又找了几处接头点，同志们都转移了，就连他那个堂侄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此刻，他想到了回家，回到美人里那个温暖的小阁楼。也许，伍崇贤还住在那里，正等待着他归来呢。
然而，理智又清醒地提醒他，未找到党组织以前，决不能回家，也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已经回到了上海。
他一边思索着，一边在雨帘中继续寻找。幸而上海是个夜市，深夜里，来往行人并不少，所以林伯渠在大街小巷穿行，没有引起特务们的注意。正在这时，他突然被一个声音给怔住了：
“林家姑爷!您可回来了!”
糟糕!叫人认出来了!林伯渠警惕地扫了一眼这跟前的年轻人，问：
“小兄弟，你叫谁?”
“嗨!我叫您哪!不认识啦?我是伍志炎哪。贤姑姑和表弟表妹们前几年还在上海，唉，特务们逼他们搬了几次家，天天都望着您回来。这一两年，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好，不说这些了，我在南京做事，今晚上刚下火车，跟我走吧，先到我家住下，明天我领您去找贤姑姑!”
年轻人说了一大堆话，林伯渠一边听，一边激烈地斗争着，他已经记起来了，眼前这位年轻人，是他的一个远房内侄。眼下，自己身无半文，总不能露宿街头啊。好不容易碰上个亲戚，到他家先住下，再慢慢寻找党的机关也未尝不可。何况，在茫茫雨夜中穿行了大半晚，又冷又饿。可一转念，不行!这太危险了。离开上海多年了，这伍志炎是人是鬼，摸不透啊!自己历尽艰险，好不容易又回到国内，千斤重担还没有挑上四两，千万不可稀里糊涂地落入敌人的陷阱啊!
林伯渠立即警告自己。果断地说：
“小兄弟，你是认错人了吧，我不姓林，家也不在上海，我是顺便看一个朋友的。”
伍志炎一下楞住了，真的弄错了么?没有啊，几年不见虽说相貌老了些，这口音依然没有变哪!于是，他坚持说：
“不，您就是姑爷。跟我回去吧。前面拐个弯就到了，我不会害您的!”其实，他说的全是实话。
“哈哈!小兄弟!我姓李，不姓林。世界上相貌相仿的多哪!看，这就是我的名片。”
伍志炎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分明印着：
亚洲远洋公司 李春风
这下真给他弄糊涂了。还想问个详细。可是眼前这位老水手，已转身走了。他望着雨帘中“李春风”渐渐远去的背影，愕然地立在昏暗的路灯下，半天没有挪步……
直到海关大楼的钟声敲响四点，林伯渠才在风雨中找到党的秘密交通机关。接着，他便被一辆人力车拉到西摩路一座旧式洋楼的亭子间里住下。
这是上海临时中央的一个秘密招待处。第二天，临时中央组织部长杨天生(即黄玠然)来到他的寓所看望。见到自己的同志，林伯渠禁不住热泪盈眶，他紧紧握住老杨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象一个久离母亲的游子，一下子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到亲人们中间，怎能不叫人激动不已呢?
杨天生代表中央通知他，叫他就地待命，不要随便出门。
回国参加实际斗争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实在按撩不住激动的心情。但在等待通知的日子里，他严格地执行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很少出门。只是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打听了一下自己家人的下落，但是，由于一连搬了几次家，现在已不知去向。他想，这些年来，一家数口，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在上海这地方恐怕是住不下去的。是去了南京，还是回了湖南老家?他无从知道。
不几天，林伯渠接到中央正式通知，决定派他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这时，他再也顾不上对家人的眷恋，在上海临时中央外部交通处的安排下，迅速秘密离开上海……
2
一九三三年三月，正是江南漫山遍野杜鹃花盛开的季节。林伯渠离开上海以后，绕道广东汕头、经粤东大埔，进入闽西永定、长汀，来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掘地。
当他踏上这万绿丛中的黄泥小道，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我们的党在茫茫黑夜中，奋斗了好多年，终于找到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开辟了这块红色根据地。
这里的山山水水，他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北伐战争时期，他曾挥师在这一带歼灭过反动军阀，南昌起义后的南征途中，他曾在这崇山峻岭中艰难地跋涉。那时候，万物萧瑟，民不聊生，如今，这里到处是一片红火，充满生机。
来到瑞金的当天下午，他便前往叶坪。走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大院，又和当年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们重逢了。毛泽东、董必武、项英、何叔衡、谢觉哉、徐特立等同志都在这里。
徐特立轻轻抚摸着林伯渠缠着绷带的左臂，关切地问：
“怎么，挂花啦?”
“前几天夜里偷渡汀江时，胳膊上被搜山的白狗子开枪穿了一个洞。还好，没有伤着筋骨，算是留了个纪念吧。”
林伯渠进入苏区不久，便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
一天，他到医院去换药，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迎了出来。他们是南昌起义南征途中早就认识的老熟人了。两人亲热一阵后，老傅亲自给他解开绷带，看了看伤口，惊讶地说：
“啊，都发炎了，你怎么才来呀!”
“不要紧的，我挺得住。”
“不能大意啊，伯渠同志。”傅院长一边给他清洗伤口，一边说：
“我不是向您叫苦，现在有困难呀，就讲这清洗伤口吧，莫说是医院缺少碘酒，连浓盐水也没有用的啦。现在，我只好用淡盐水给您清洗了!”
林伯渠没有吱声，凝思了一会儿说：
“老傅，再困难，伤病员吃盐、用盐应该得到优先保证。”
老傅淡然一笑说：
“不行呀，现在到处都没有盐。你看，好多伤员伤口化了脓，缺乏盐水洗；因为没有吃盐，患粗脖子病的也渐渐多了起来……唉，不容易呀，白区的同志，为我们搞盐，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啊!”
老傅说完，麻利地把药上好了。扎好绷带后，带着林伯渠去察看病房。伤员们安静地躺在木板床上，没有听到一声痛苦的呻吟。尽管医院条件差，他们从不挑剔，强忍着剧烈的伤痛，生怕给医院增加麻烦。这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一天天逼紧，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根据地粮食不够吃，布匹和食盐也运不进来。粮食不够吃可以拌野菜，没有布匹可以在衣服上多打几个补丁，然而不吃盐，人就没有劲，打起仗来就跑不动。白区的同志为这件事也很着急，尽管反动派搞什么“计口售盐”，大伙儿宁肯少吃，也把省下来的盐偷偷运进苏区。为了弄盐，不少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林伯渠从医院回来，心情再也难以平静，盐、盐、盐，人民为了支援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这个国民经济部长，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医院尚且如此，苏区群众情况如何?一天，林伯渠开会回来的路上遇上下雨，在一户农民家躲雨时，正碰上这家农民炖上一锅香喷喷的鸡肉，房东老俵热情地舀了一碗送到林伯渠面前，请他品尝。林伯渠刚喝一口，觉得没有一丝咸味，老俵抱歉地说：
“对不起，实在太淡了，没有盐啊!”
苏维埃政府机关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毛泽东、林伯渠，还有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生活也同战士一样。一顿只有二两多大米，用蒲草包着煮，每人一小包。春天，没有米吃，就吃竹笋。没有油、没有盐的竹笋真难吃啊!
这时，林伯渠感到解决当前食盐问题，是摆在国民经济部面前的重要任务。于是，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在苏维埃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所有乡、区都建立起了熬硝厂。利用旧墙土、老屋地皮、以及厕所边的肥土，挖出来捣碎，用水过滤，澄出来的水用稻草火熬干，便可以得到少许白花花的硝盐，为了推动熬硝运动的深入开展，林伯渠经常下到基层督促检查，并亲自参加熬盐的劳动。
硝盐，又苦又涩。然而，总算是有了一点咸味……
与食盐困难同时到来的更大的一个困难，便是粮食的困难。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们，为了实现他们夺取大城市的计划，要求扩大红军一百万，又片面强调他们那种脱离实际的所谓“正规化”，这样，庞大的军费给养都压在根据地人民身上，而首先面临的就是吃饭问题。
“左”倾机会主义者们这种盲目扩大红军的作法，首先遭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毛泽东当时主张“征集新兵必须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就是说扩大红军必须考虑需要和可能，不能漫无节制。同时，在福建工作的罗明以及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也坚决反对这种盲目的扩军作法。为此，遭到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们的残酷打击。
对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们只知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断章取义、生吞活剥地背诵马列主义著作的个别词句，脱离实际、空谈理论、大搞宗派主义，对党内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恶劣作风，林伯渠表示极其愤慨。后来，他曾作《偶忆》诗一首，追述往事：
偶忆往事便心惊，
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
江西路线有罗明。
面对这种情况，林伯渠感到十分棘手，也十分苦闷。但是军队已集结起来，战士们是没有过错的。尽管自己对这种作法也强烈不满，吃饭问题还是得着手解决。因此，为发动群众节省谷子卖给粮食调剂局，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以部长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
为着争取战争全部胜利，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来回答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热河，进攻华北，以及各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我们必须有充分地准备，粮食一项，尤为重要。不独关系红军的给养，且直接影响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生活。目前粮食缺乏，谷价飞涨，中央苏区有些地方已经发生夏荒。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除由粮食调剂局分向各县区乡比较谷米多的地方采买外，各县国民经济部应即提出主席团召开区乡代表联席会议。此项会议，须有贫农团、工会及妇女代表的参加。热烈讨论在最近两月内每人要设法节约谷子一斗，卖给粮食调剂局的问题，要从各方面去鼓励群众，说服他们，使他们了解适量帮助战争。用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的竞赛方法，和过去一切节省运动的经验与教训，积极地去进行这一工作，造成群众节约谷子卖给粮食调剂局的热烈情绪，以便粮食调剂局能很顺利执行他的任务，去调剂苏区粮食，和保证红军以及战时粮食的充分供给。望各县国民经济部接到此文后，迅速切实执行，幸勿敷衍了事为要。
部长 林伯渠
这一年，苏区禾苗长势良好，夏粮丰收可望。于是他又以国民经济部名义发出第二号训令，倡导办好粮食合作社和建造谷仓。随后，又制定出《谷仓管理委员会规则》，对粮食的运输、保管等工作，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这些措施，对解决和缓和苏区粮食困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要发展经济，开辟财源，除了有正确的方针以外，还必须有大量的懂得经济工作的干部来承担这些工作。然而，在刚刚成长起来的红色政权中，这种经济管理干部是相当缺乏的。为了适应正在深入开展的查田运动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毛泽东、林伯渠等人及中央政府许多同志的积极努力，终于创办了一所苏维埃大学。
这个时期，林伯渠的工作本来已经十分繁忙，但他仍主动在苏维埃大学兼课，每每夜深人静，他还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备课，为学员批改作业。
林伯渠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十分爱护，但也要求严格。每次送去的报表，他都要亲自审核，不得有半点差错。一次，银行金库会计钱希均送出的一份报表，累计数字错了一点点，但林伯渠还是把她叫回来，说：“我们搞财务工作，一定要细心，半点也不能马虎，差一分一厘也不行。”同时，又热情地帮助她更正过来。
林伯渠主持财经工作以来，带领苏区广大干部群众，为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秋夜，天高云淡，月朗星稀。阵阵晚风飘散着桂花的幽香。
夜已很深了，林伯渠披着一件旧军装，独自步出沙洲坝苏维埃政府大门，来到门前不远的荷塘边，慢慢地踱步。
一阵轻风，搅碎了这明镜似的秋水，串串涟漪映着月光，象一片碎银闪闪发亮……
他是在欣赏这秋夜的荷塘月色么?不。
近几个月来，中央苏区红军的失利，以及苏区财政经济面临的巨大困难，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经常独自找一个静谧的环境，冷静地思考。
一九三三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央苏区周围，部署了一百多万兵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们，却依然是那么顽固地坚持和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方针，主张“不放弃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甚至不顾实际情况，命令红军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在黎川以北的硝石，一战不胜；接着攻打东南面的资溪桥，又损失了不少主力。于是，根据地一天天缩小了……
战斗的失利，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我们便不能象以往那样，在向白区进攻中进行筹款，向着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去扩大我们的财政收入。但是，如果完全依靠根据地内部有限的收入和物质供给来满足战争的需要，显然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的财政也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路线的追随者们，不但没有认识这是错误路线带来的恶果，相反，对当时负责财政部工作的邓子恢同志进行了一系列不客观的批评。开头，他们批评财政部的收入基础是“建立在沙滩上”，意思是说财政收入没有建立在可靠的税收上，而是建立在没收土豪的财产上。在此之前，财政部曾草拟了一个向地主富农筹款的指示，项英认为这样的指示由中央机关签署“不光彩”，因而没有发出。尽管如此，主要收入仍只能以没收征发为主，并且逐渐增加发行纸币。当纸币发行到二百万元时，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斗争》发表文章指责财政部是“向石印机瞄准”。鉴于上述原因，邓子恢的财政部长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被撤消，改由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兼任。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林伯渠这个财政部长，也并不是那么好当的。这时，红军总数已达十万人，按照当时主力红军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毛二分计算，每月光伙食费就要三十六万元，还有其他脱产人员以及医院经费不包括在内。这笔钱从哪里来呢?此刻，“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路线不能不使林伯渠感到怀疑和不满。但是，为了苏维埃的生存，既要有利于支援战争，又要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就不能不要求财政部不断寻找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
为了摆脱眼下的困难，林伯渠经常就教于毛泽东同志。一天他来到毛泽东那个简陋的办公室，不无感慨地说：
“看来，吃过洋面包的人办法不行。”
这时，毛泽东同志也正是受机会主义排挤的时候，但他是非常注重组织原则的，只是从内心佩服林伯渠平常不屑与王明等人为伍，是个正派人。因此，总是从正面来和林伯渠商量摆脱困境的办法。
八月十二日，林伯渠主持召开了赣南十七县经济建议大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在第二次的会议上，林伯渠作了《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经过几天的讨论，大会还作了一系列决定。林伯渠在闭幕词中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它将使苏区的经济建设获得迅速发展。
嗣后，林伯渠领导的财政部和国民经济部，积极配合、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合作社，开展对白区的贸易，把坚持革命战争同加紧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大力提倡“开源节流，双管齐下”。
通过认真研究，财政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没收征发局”，由副部长邓子恢兼任局长。按照组织程序。林伯渠以财政部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份报告，分析了当前中央根据地的财政危机，阐明巩固根据地财政收入，只有走“没收征发”的道路，对于根据地人民的税收，只能适可而止。在铁的事实面前，把持中央领导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无法否认这一严峻的现实。
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土豪劣绅运动开展起来后，林伯渠总是告诫同志们掌握政策，并且亲自下到乡村，深入调查研究，哪家该打，哪家不该打，认真听取群众意见。
与此同时，以钱之光为局长的对外贸易局也很快成立起来，并在福建厦门、会昌乱石街、泰和值夏、赣县江口这苏区东西南北四大门户，创办了贸易分局。在江口分局负责的姚名昆同志，因初次做贸易工作，经验不足，一时难以打开局面，思想包袱很重。林伯渠听了他的一次汇报后鼓励说：
“同志，困难是有的，总要坚持，要想办法克服。‘直钩钓鱼’、‘守株待兔’是不行的。要走出店门，主动与白区商人搭桥拉线，做好争取他们的工作，这是搞好白区贸易的关键。”
同时，对在白区工作的同志的安全，林伯渠也十分关心，他知道姚名昆有亲戚住在赣州，因此特意嘱咐他改个名字，以免连累赣州的亲戚。这样，同志们都深受感动，也深受启发。工作起来，办法更多，劲头更足。不久，苏区的粮食、花生、豆类、茶油、生猪、竹木、纸张、钨砂、樟脑等物质，和白区商人一批批成交，换回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电池、炸药原料等。局面一打开，营业额也成倍翻新。
这期间，林伯渠对于那些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的同志总是予以同情，并且在工作上大胆使用，充分信任。邓子恢撤职以后，林伯渠经常对他进行安慰，并且对他十分尊重，认真听取他的意见，使他能思想轻松地积极工作。在财政部专门负责设计钞票和邮票的黄亚光，因抵制错误路线，险被当作改组派杀害。被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救下之后，一直在林伯渠身边工作。虽然被停止了党籍，但林伯渠仍对他很好，把他当成自己的同志看待，使他感到无比温暖，觉得党仍是可以信赖的，一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
由于林伯渠坚决地维护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苏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正确方针，不仅受到群众的拥护，也得到了作战部队的大力支持。在各方而的配合下，中央苏区的财政情况逐步好转。一九三三年底，他在沙洲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但是，敌人的破坏是无孔不入的，他们察觉苏区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便把一批批特务派进来，有的化装成小贩，有的扮成客商，四处造谣说：中央军已把苏区团团围住，不用多久苏区就要完蛋，苏票就要变成废纸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手也够毒辣，一时闹得人们惶恐不安，苏票的威信也一天天降了下来。部队买东西，商人只收银元，不要纸币。他们说，现洋是银子做的，什么时候都值钱，这纸票子一旦作废，就只能擦屁股了。
同志们着急了，钞票用不出去，库存的银元有限，林伯渠把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同志们召集起来，进行认真研究。
“怎么办呢?”一双双焦急的眼睛望着林伯渠。
林伯渠不慌不忙地点燃了一支喇叭筒烟，抽了几口，从从容容地说：
“我们都是洞庭湖上的麻雀，见过风浪的嘛!莫急，天不会塌下来。”
接着，他又分析说：“敌人以为采取造谣惑众的方法就可以搞垮我们，实际上，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向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一方面把光洋拿出来，让群众兑换，这样，敌人的阴谋就会破产。”
说完，他郑重宣布了财政部的一项决定。
第二天一大早，好几处地方都贴出了国家银行的告示：大洋兑换钞票……
这样一来，人们议论纷纷：
“真有这样的好事吗?”
“一块钱苏票可换一块二角钱光洋呢!”
“大概共产党办事，不会哄人的。”
……
当人们拿着苏票，走到银行营业所一看，一点也不假。营业所里并排摆着三张大八仙桌，每张桌上堆着一大堆小山似的亮铮铮、响*(口当)*(口当)的银洋!营业所的同志告诉大家，不管多少苏票，随到随换，哪天来都行。
换了大洋的人回去之后，这消息一阵风似的传开了，都说银行的现洋多得很，说苏票不值钱，那是造谣。
接着，又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苏维埃政府对外贸易局从白区搞来了一大批百货，又多又便宜。可有一宗，卖货的不收大洋，只收苏票，一连好些天，都是这样。于是，有些人就后悔了，当初不该把苏票兑掉。从此，再也没有人换大洋了。
敌人的阴谋破产了。同志们心里都感到无比高兴。一天，国家银行的几个小鬼问毛泽民说：
“毛行长，您的胆子真大，要是再大量兑换下去，库存的大洋就光啦!”
毛泽民微微一笑说：“怕什么?林部长早就说，胸有成竹，遇事不愁嘛!”
原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财政部在开展大规模的没收征发的同时，还从汀州弄来了一台造币机，办起了一个造币厂。把没收来的银元宝，以及平时收购来的银首饰，都铸成了白花花的大头洋。
林伯渠对财政工作素有研究，除帮助政府和各机关建立建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外，十分注意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四个月节约八十万元的运动中，普遍地实现了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一分钱、一个铜板。这时，林伯渠更是身体力行，与同志下乡筹粮筹款，同年轻战士一道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砍柴、种菜、熬硝盐，样样都干。他的办公纸，正面写了写反面，一个信封用后翻过来又再用。
由于这种表率作用的影响，光节约一项而言，《红色中华》曾统计说：“除了各级党与政府及各团体机关的行政费，平均比较以前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各国营企业机关工厂等的工人节省工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自带伙食及其他种种节省的数目，都有很大成绩，这给战争经费以有力的帮助。”
后来，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遵义会议上，由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对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决议说：“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彻底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
然而，由于王明左倾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终告失败。因此，即使是再好的后方工作成绩也化为乌有。
4
当蒋介石集结五十万兵力由蒋鼎文、何健、陈济堂、顾祝同分东西南北四路疯狂向苏区压迫的严峻时刻，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们依然不顾敌我悬殊，仍坚持进行以垒对垒的阵地战。这种战术，虽然有时也能局部地挫伤来犯之敌，但却大大的束缚了自己的机动性，使我红军主力蒙受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却仍然顽固坚持采取单纯防御的方法，分兵把口，以致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
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已经打了将及一年，非但未取得胜利，敌人却步步为营，根据地更加缩小了。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红军应该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然而，他的意见仍不能为左倾领导者们所采纳。至十月，眼看根据地兵日少而地口蹙，他们才不得不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仓促转移。
转移前，中央命令项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等率领红军三万余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第一、三、五、八、九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雩都出发，开始长征。
临出发不久，苏区中央政府在瑞金西江的一座古庙里，召开了各部门的负责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和组织编队工作。孤立的山头上，几棵古树掩映着这幽静的小庙。会议室里，充满着严肃而沉重的气氛。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以及政府机关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这次会议。当毛泽东宣布会议内容，进行简单的撤退动员之后，便是同志们纷纷发言。
年近半百，头发灰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林伯渠讲话时，感情尤为激动：
“几年来，我们和根据地的人民一起，同甘共苦，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他们支持了我们，养育了我们，也依靠着我们。现在。我们就要离开这块地方了，苏区的人民一定公遭到白匪的摧残和屠杀，会吃更大的苦头……”
讲到这里，林伯渠已经泣不成声，到会的同志，也个个热泪盈眶。他接着又说：
“所以，我们一定要设法减少苏区人民的损失，迅速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和红军游击队一起，打击敌人。我们留下的东西，要统统给苏区人民，枪枝弹药要尽量移交给游击队和民兵。苏区人民热爱我们，我们也忘不了他们，我们一定要打回来……”
一年多来，为保卫这块红色土地，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林伯渠曾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工作，和苏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此番离别，怎能不叫他痛心不已?
离别苏区的头一天，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何叔衡在云石山梅坑驻地，备清酒约老战友林伯渠作竟夕谈。两位须发斑白的老战士，此刻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本来，何叔衡也已是年近花甲，留在后方打游击是不适宜的，还有，一直受王明等人残酷打击的瞿秋白，正患着严重的肺病，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们的宗派主义作崇，也未能获准随部队撤离。对此，他们只能徒有无限感慨而已。当时，林伯渠曾即席作《别梅坑》诗一首，抒发自己沉重的感情：
从梅坑出发(长征)之前夕，何叔衡同志备清酒、花生约作竟夕谈，临行前以其身著之毛衣见赠，诗以记之。
共同事业尚艰辛，
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
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事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情握手别梅坑。
为什么“去留心事都嫌重”呢?当然，这主要是对王明路线造成的这种被动局面表示愤懑，然而，林伯渠此时也有一丝难以排解的惆怅……
原来，自从他和妻子伍崇贤分别六年之后，加上近几年一直音讯隔绝。他在同志们的关心下，已经和范乐春同志结婚，而且，刚刚生下一个小儿子。按当时的规定，他是可以带家属撤退的。但由于范乐春还在坐月子，在决定去留时，组织上一方面考虑到闽西根据地工作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带着婴儿的实际困难，便决定把她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当林伯渠匆匆赶到家里，把组织的决定告诉她时，范乐春心里十分难受，默默无语。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呀，而且，又刚刚有了儿子……
这时，林伯渠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安慰她说：
“乐春，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多少同志已经在我们前头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想到他们，我们就不应该难过了，我们的队伍还是会打回来的呀……”
他望着默默无语的范乐春，并从她怀里接过初生的小儿子秉苏，又无限深情地说：
“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呀，也不是爸爸不带你走，这是艰苦的斗争啊!这是白匪的罪恶，不然，爸爸怎么能够离开你们呢?”
范乐春终于说话了，她擦了擦噙满泪水的眼睛，坚毅地说：
“你只管放心走吧，不要再说了。你自己多保重吧，我会挺得住的。如果万一我牺牲了，希望你能把我们的孩子抚养成人……”
林伯渠点了点头，又语重心长地说：
“你一定要和过去一样，坚持跟群众在一起，保持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本色，不能有任何特殊。有了老百姓，你就有饭吃，脱离了老百姓，你拿了钱也没处用……把目光看远些，要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范乐春不愧是一个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好同志，她没有辜负丈夫的嘱咐，在游击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她始终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一位深受闽西人民永远怀念的妇女英雄。
范乐春出生在闽西永定县古木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很小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带着年幼的弟弟给地主放牛、喂猪、砍柴，艰难度日。十七岁那年，她因出天花左眼失明，脸上也留下斑痕。从此，她挑柴到城里卖，总是被兵痞、流氓强夺强买，稍有反抗，便遭到拳打脚踢。有时候，别人的柴卖了早早回家，她的柴不是被人抢走就是无人过问，这样，她不得不降低价钱出卖，否则，卖不到钱，就得挨饿。那年月，有谁同情这命运不幸的弱女子呢?
自从闽西共产党成立以后，她便带着对黑暗社会的深仇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一九二九年入党，一九三〇年便担任了永定县苏维埃主席。由于她工作积极，又虚心好学，进步很快，一九三二年，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农民女干部，便当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红军主力撤出苏区以后，她和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一起，坚持领导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未能盼到革命的胜利，便病逝在闽西的丛林里……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范乐春是不能带着孩子参加战斗的。主力撤走不久，她便把刚生下的儿子秉苏寄养在赣南乡下一位堂姐的家里。同时送去的，还有邓子恢的爱人牺牲后留下的儿子。这位堂姐家境也不好，因为缺乏营养，自己的奶水不能喂养两个孩子，因此，她狠了狠心，又把自己堂妹的儿子送给别人喂养。
直到全国解放后，在江西省民政部门的大力协助下，这两个红军的后代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父亲身边。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人们发现，林伯渠的儿子瑞生越来越象邓子恢，而邓子恢的儿子苏生却越来越象那位不幸去世的范乐春。
这是怎么回事呢?最后，还是范乐春的那位堂姐，道出了真情：自从因为缺奶她把堂妹的孩子送人后，这个孩子从小就得了一次小儿麻痹症，双腿残废了。她悔恨，内疚，觉得对不起自己死去的堂妹。北京来人接孩子时，她便违心地把邓子恢的儿子说成是自己堂妹的，毕竟，这是只有她一个人才能说清的问题，有谁会怀疑呢?
问题清楚了，林伯渠便主动提出来把孩子交换过来，既然自己的孩子残废了，怎么能把一个残废的孩子给人家呢?这一举动，使得他的老战友邓子恢极为感动。他见林伯渠是这样胸怀宽阔，且无法推辞，只好坚持说：
“既然是这样，名字就不用改了吧?”
“不用，当然不用。”
最后，孩子总算交换过来。按照范乐春的遗愿，她的儿子邓苏生，在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仍回到了父母当年战斗过的赣南工作，若他的母亲黄泉有知，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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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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