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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七贤庄的战斗 |
| 涂绍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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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主力红军三万多人，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招收、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壮大革命力量，同时，采购、转运抗战物质到前线和陕甘宁边区，支援抗战，党中央随即决定相继在西安、南京、重庆、武汉、太原、兰州等地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八月底，林伯渠奉命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我党与国民党打了十年内战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合法办事机构，办公地点设在西安后宰门旁边的七贤庄。这里是几座清静的西式庭院，过去是一个外国人经营的旅馆。
西安事变以后不久，七贤庄一号院便成了红军的秘密联络站。当时，通过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介绍，从上海请来了被希特勒驱逐出境后流亡中国的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博士，开设了一个“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诊所”，作为联络站的掩护。一时间，这里门庭若市，很多人都来这里“就医”。于是，大量的医疗器械、药品和无线电器材，通过这里源源不断运往陕北。
林伯渠来到这里以后，“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的牌子公开挂了出来。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又相继租用了三、四、七号院，设立了统战科、交通科、经理科、招待所和招生委员会。
林伯渠出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后，工作十分繁忙，其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不仅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更重要的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包括许多犯过错误或因其他原因离开我党、但又愿意抗日的人员，团结他们共同抗日。他初到西安不久，便接待了被刚刚放出监狱的陈独秀派来的代表罗汉、李侠公。他们向林伯渠转告了陈独秀出狱后，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林伯渠以为此事甚为重大，即将罗汉致中央的电报拍发延安，内容大意是说仲甫等已出狱，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敬劝他们回党工作。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即电告林伯渠，让他转告罗汉党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
当时，毛泽东、张闻天还将此原则转告在南京、上海工作的有关负责同志，只是后因陈独秀拒绝公开发表声明而未果。
当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我党我军在西安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也是延安通往各抗日根据地、抗日前线及国民党政府首府南京(后为陪都重庆)的门户和桥梁，工作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为了把办事处建设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林伯渠十分重视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划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亲自辅导同志们学习《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等著作，此外，他还为战士们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以及屈原的《桔颂》，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在未发表之前，曾寄来办事处征求林伯渠的意见，请他修改。林伯渠看后十分赞赏，自己反复学习之后，及时地给同志们逐条逐句地分析讲解，用以武装同志们的思想。
这期间，林伯渠以全副精力，放在做西安国民党当局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上。通过和国民党军事当局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多次晤谈和书信往来，交涉了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需给养的各种问题，包括供给八路军大米、军服、军械等。为了影响蒋鼎文，他还鼓励办事处其他同志广交了蒋鼎文以下的厅长、处长、秘书等作朋友，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和陕西省主席孙蔚如交涉，解决了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人民生产、生活等有关问题。这样，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八年夏这一段时间内，西安地区国共两党的合作出现了较好的局面。
一九三七年底，青海马步芳将俘虏我西路军一千五百余人强行编成一个“新兵团”，准备送往河南卫立煌部。这个“新兵团”除了连级以上干部是马步芳部的人以外，其余排长、班长、以及全体士兵都是红军失散人员。为了把这个“新兵团”收回来，林伯渠接到兰州办事处谢觉哉的电报后，立即作了部署。当“新兵团”刚一开到西安，林伯渠一方面派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前往驻地看望，使红军流散人员个个心情激奋，纷纷要求回到八路军的怀抱；一方面，他又与西安行营交涉，提出给“新兵团”每人发给一套军装，一支步枪，二十发子弹，在西安就地武装，因为正值国共合作时期，西安当局对我方要求无理由拒绝，不得不发给“新兵团”每人一套军装，同意将部队开到三原县安吴堡，由八路军三原留守处负责接收。不久，这批战士一部分被送回延安，一部分编入三五八旅，开赴抗日前线。
时隔不久，张国焘叛变革命，路过西安时，林伯渠和他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尖锐斗争。
那是一九三八年清明节后的第三天下午，办事处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
值班秘书王邦平拿起听筒问道：
“哪里?”
小王一时没有听清对方的口音，反问：
“是谁?”
“我是国焘，国焘，张副主席。找林主席接电话!”
“张国焘?”因为屋子里很静，坐在对面桌子上的林伯渠，已把对方的话听得清清楚楚。这时，林伯渠忽地产生了一连串疑问，自从他任西安“八办”党代表以来，边区政府工作都是张国焘主持，他怎么跑到西安来了?而且事前没有得到延安的通知。而且，我方来往人员到西安，都住八路军办事处，他为什么住进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高级宾馆?
多年的斗争经验，使林伯渠警觉起来。于是他向小王摆了摆手，让小王告诉对方，说他不在。
“噢!对不起，林主席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小王放下听筒，不解地问：“林老，怎么回事儿?”
林伯渠点燃了烟斗，狠狠地吸了两口，严肃地说：
“现在还不清楚，以后会晓得的。”说罢，立起身来，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习惯地踱来踱去，紧张地思考着。
张国焘的老底，他是一清二楚的，现在他不明不白地跑到蒋管区，实在是太可疑了。在未弄清楚他的来意之前，决不能和他单独接触。于是，他立即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文，向延安询问。
不大一会，中央即回电：张国焘系私自去西安，意图不明。并指示注意其动向。
第二天一早，张国焘又从火车站打来电话找林伯渠，相约在火车站见面。他要上哪里去?林伯渠预料情况有变，连忙带着警卫员，风急火燎地驱车前往火车站。
平常熙熙攘攘的西安车站，今天变得冷冷清清，车站入口处，由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宪兵队把守着，不远处也布了几层岗哨。林伯渠的那辆雷弗莱小汽车嘎然一声在候车室门口停下。推开车门，只见张国焘早已等候在那里。
今天，张国焘不再穿灰布军装了，换上了一套咖啡色西服。肥胖的身体显得十分臃肿。他见林伯渠神情严肃，忙迎上去招呼道：
“林主席，里面请。”
林伯渠冷不丁地劈头问张国焘：
“张主席，你这次来西安有什么任务吧?”
“祭黄帝陵后，顺便到西安看几个朋友。”
“你来西安，中央知道吗?”
“……”
张国焘吱吱唔唔不正面回答，只是一个劲地把林伯渠往月台方向让。
月台上，林伯渠看见国民党西安当局的几个头面人物都立在那里，心里明白了几分。他扫视一眼后，对张国焘说：
“既然这样，我们先回办事处去吧，你有什么活动，回头再安排。”
“嘿嘿，不，不用了。”张国焘额头沁出汗珠，又很不自在地说：“我马上就要走了。”
“你要到哪里去?”林伯渠紧紧盯住张国焘。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有些话咱们到车上去说罢。”于是，准备请林伯渠上车。
林伯渠没有理他这一套，还是很诚恳地对张国焘反复进行劝说，指出他不经中央允许私自来西安是错误的。
这时，张国焘显得十分尴尬，沉默半晌后，竟然赤裸裸地说：
“唉!祖涵兄，你真是个死心眼的人哪!本来我一到西安，就想跟你推心置腹谈一谈，你晓得我张国焘是个爽快性子，有啥子说啥子。”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见林伯渠仍不为所动，稳如泰山的样子，又说：
“恕找直言，这人生就象一场恶梦，我也是在外糊涂了二十多年哪!你我共事也不是三年两载了。依我看，祖涵兄才真不愧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世时，谁不敬畏你这位大名鼎鼎的林部长?跌跌撞撞也有几十年了，可是现在呢……好，不说这些了，现在我们一块儿走吧，说句不谦逊的话，这样兴许中国还有点希望；如果再跟毛泽东他们闹下去，谁能预料会有什么好结果?……”
林伯渠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说完，猛一抬头，只见刚刚开进车站的列车厢上，挂着一条“欢迎张国焘将军归顺中央”的红布，他一下子全明白了。但此刻他十分镇静，不紧不慢地对张国焘说：
“叫我怎么好说呢?我只能说，今天才算是把你认识了。你要我跟你走到哪里去呀?你以为，一个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就会这样轻轻易易放弃自己的信仰?你走你的吧，我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这时，前来为张国焘送行的几位国民党大员，对林伯渠这种凛然大义和出奇的镇定表示十分惊讶，而张国焘则恼羞成怒，不知耻地咆哮起来：
“林祖涵!你不要不识抬举。告诉你，现在你们的路线全错了，还不省悟，一条死路!”
林伯渠毫不让步，斩钉截铁地答道：
“无耻!快去南京领你的赏钱吧!看你那肮脏的灵魂到底能值几块光洋!告诉你，我林祖涵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没有党中央的命令，决不离开自己的岗位。”
说罢，轻蔑地瞟了张国焘一眼，愤然离开了火车站。
原来，张国焘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当其画皮一层层被剥去的时候，他彻底绝望了，于是横下一条心，在清明节那天，打着祭黄陵的幌子，暗中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勾搭，偷偷跑来西安，一头扎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回到办事处，林伯渠把张国焘的叛逃情况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半个月以后，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带着儿子从延安来到西安八办，说要去武汉劝说张国焘回来，当时，办事处几位女同志还好意挽留，林伯渠却对她们说：
“让她走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孩子都带来了，还回得来么?”
这样，张国焘叛逃时，除了他的老婆孩子，未曾带走一兵一卒。就连被他骗至武汉的警卫员张海，不几天也跑回了延安。
革命，就象大浪淘沙，荡涤了污泥流沙，留下的，便是闪亮的金子……
2
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内的反共投降活动也日益加剧。不久，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蒋介石则把政策中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战转向反共。
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确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并加派主力部队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
如何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将采购来的大量生产、生活必需品运往陕甘宁边区，成了西安八办的重要任务之一。
这时，林伯渠和办事处的同志们一道，人人出主意，想办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广泛接触同情革命、主张抗战的各界人士，争取他们为我们办事。因此，即使是在任何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急需的各种物质仍源源不断运进了陕甘宁边区。
为了解决边区军民的穿衣问题，边区政府决定在陕北大量种植棉花。当时，不得国民党当局允许，棉种也是禁运物质。这时，林伯渠便找国民党西北农本局局长杨亦周商量，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杨亦周原是武功农学院教务长，国共合作一开始，林伯渠便注意做杨的工作。所以杨一直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在此以前，他曾陆续为延安运去不少他们培育的玉米良种和西红柿种。林伯渠经常写信鼓励他，赞扬他是团结抗战的榜样。每次到西安，林伯渠都热情接待。
杨亦周也是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次，他专程来西安告诉林伯渠，国民党当局叫他做西北三青团总干事长，他不愿意担任这个专门跟共产党作对的职务。于是，林伯渠开导他说：“人家跟共产党作对，你不作对嘛!”后来，国民党当局见这个人反共不力，很快撤了他的总干事长，改任西北农本局局长。当他收到林伯渠要求在三原调运三十大车棉种的函件时，马上让我方拟了个报告，经他批复后，棉种顺利通过了边卡。
当时西北有一个外国红十字会医疗大队，一共五个医疗队，两个在延安，总部设在西安。大队长万福恩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医生。抗战以前，他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出名的“三雄”之一。他虽是无党派医生，但他不赞成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十分同情共产党艰苦奋斗，全力抗战的精神。当办事处联络副官王荫圃把这些情况告诉林伯渠时(王荫圃和万福恩是燕京大学预科班同学)，他十分赞赏万的抗日立场，几次亲自登门拜访，进一步向他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并多次请他来办事处作客，以诚相待，使得这位医生非常感动。后来，他逢人便说：“共产党并不象当局宣传的那么可怕，特别是林老，他德高望重，没有一点架子，我十分钦佩。”从此，他经常为我们提供方便，尽力给予支持。
一次，我们在洛阳买了一批奶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运到临潼，却被国民党武装特务给扣押了。并开枪打伤了办事处押运的警卫排长白天顺。这时，林伯渠又与万福恩商量解决办法，万当即以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总部名义，为我们开了路条，注明这批奶牛是英国大使馆给在延安工作的印度医疗队买的，因此，特务们只得放行。
为了加强中央和各办事处间的联系，除了电台之外，有时也依靠国民党的邮递，但这种邮递，又慢又不可靠。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延安寄给重庆的油印本《论持久战》、《解放》半月刊的纸版等，都是经西安办事处转邮的。可是寄出去的宣传品，重庆方面却大都不能收到。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林伯渠先是找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联系，让他们的马队为我们捎带。这样虽然没有差错，但是太慢。于是林伯渠又叫同志们通过各种渠道跟西安民用机场打通关系，托可靠的人通过民航班机把宣传品带到重庆，又快又准。
把从各地采购来的物质运往延安，还得常常借助国民党控制的铁路。为了开辟这一交通线，林伯渠经常教育办事人员，只要是对我们有利的办法，都可用上，要千方百计地让铁路为我们服务。
一次，同志们反映西安铁路局运输科的职员对延安出的羊皮筒子很感兴趣。林伯渠当即指示贸易处拨一批给他们。这样，为后来的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尤其是那位姓毕的运输科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政策的召感下，为我们办了不少的好事。为了巩固和他的联系，当他的母亲去世时，林伯渠亲笔写了一幅挽联，专程派人送去，并让伍云甫处长和联络副官王荫圃前往吊唁，使这位科长十分感动，对我们托办的事情更加热心了。不久，朱总司令要去太行山前线，他特地为他安排了一趟专车；我们在洛阳买得一批土布，他也马上让我们装车发往西安；甚至连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极严的汽油，也为我们运来不少……
林伯渠在各种复杂的环境里，总是坚持细心地、热情地做各界人士的工作，对人民群众，主要是加强宣传教育。尽管办事处头绪很多，他仍安排同志们利用休息时间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短小精悍的活报剧，经常走上街头演出。此外，还在通济坊设立《解放》周刊、《新华日报》分销处，经售党的报刊和毛泽东著作。对民主人士，则因人制宜，不卑不亢。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时，反复强调，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凶残的敌人，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垮日本侵略者，不然，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还是无党派，都得当亡国奴。一天，西安经委会主任韩安在西京招待所发起举办了一次大型报告会，邀请林伯渠主讲。中国银行行长李紫东、社会名流杜斌丞、李象九以及东北流亡西安的朱庆澜等均应邀与会，于是，林伯渠便以《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为题，分析了太平天国内部不团结，对外没有统一战线，孤军奋战，终遭失败的历史教训，论证了只有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才能抵抗外侮。他的声若洪钟、慷慨激昂的演讲，深得与会人土嘉许。对于那些坚持顽固立场的反动资本家，林伯渠则采取巧妙的斗争形式，改变他们对抗日的态度。
当时西安有一个大华纱厂，老板是一位广东资本家，他很瞧不起共产党。我们买他的布，他总是不卖，给他做了不少工作，也未能奏效。后来，我们获悉这个资本家每月给日本人三万元保险费，所以日本飞机不炸他的工厂。这时，林伯渠指示陕西省委掌握的《老百姓报》，将这个资本家勾结日本人的消息用头版头条登了出来，各家报纸一一转载，揭了他的老底，他再也不敢交保险费给日本人了。不久，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把他的机器炸坏不少，困此，他反过来向工人施加压力，说工厂炸坏了，不开工了。工人们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毫不示弱，说工厂不开工，咱们就上陕北开荒种地去。这位老板一听慌了手脚，请求省政府调处。结果省政府把林伯渠请来向工人们解释，他对大家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要努力做工，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现在上海、武汉、郑州都沦陷了，人民的生活需要布匹。工厂老板要想办法早日开工，不开工，工人吃什么?工人要努力做工，老板也不能尅扣工人，大家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这样，工厂不久就开工了，在厂地下党的组织下，工人们的工作有条不紊，使得这位工厂老板十分感激，终于同意将产品卖给解放区，解决了延安的急需。
除此以外，林伯渠十分注意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统战关系。一九三八年秋，他从前方要来两匹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的东洋战马，由晋西北送来西安。他吩咐同志们把战马刷洗得毛光水亮，由王副官带着两名警卫员把马送到天水行营后勤部鲁副部长那里，呈上林伯渠的亲笔信，说明这两匹战马是我前方总司令送给鲁副部长的。这位部长一见这两匹高大的战马，如获至宝，马上热情招待送马的王副官和两名战士。后来，我们用这两匹马的关系，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以每袋三元的价格，一下子在西安买了五万袋面粉，运往陕甘宁边区……
就这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我党、我军领取、采购和运输粮秣、服装、弹药以及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办事处釆购的物资十分丰富，但林伯渠总是教育同志们时时想到前方的战士，生活上面节俭再节俭。他身体力行，将每月五元钱的津贴，全部交给救亡室，为同志们添置书籍和文化用品，平时，和大家一样吃大灶，穿补丁衣服，从不特殊。他身材高大，公家发的军用被，盖上去总是短一截。冬天，为了不让脚伸出被子外，每晚睡觉前总是用麻绳将被头捆起来。他的两个侄孙女儿初到延安时，因为吃不惯窝窝头，想托交通科的同志从西安捎两包榨菜下饭，林伯渠知道后，批评代办这件事的同志说：
“大家都能吃，她们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延安所有的人都托你带这带那，你带得了吗?”
后来，硬是把这两包榨菜送给了办事处伙房……
由于林伯渠长期以来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在党内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3
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即成为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指挥中心和总司令部。千百万进步青年，一心向往这个革命圣地，他们越过万水千山，冲破重重阻力，为拯救民族危亡纷纷投奔延安。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七贤庄七号院设立了联合招生委员会，负责接待和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同时，经过延安学习、训练结业后奔赴前线的大批抗日干部，也由西安八办护送过境。然而，自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却千方百计阻挠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对奔赴前方的我抗日干部也不惜一切手段无故留难。当时，在延安至西安不到八百华里的路途中，他们在草滩、咸阳、耀县、铜官、中部、洛川等地，设立多处关卡。他们将截留人员或监禁残杀，或强迫当特务，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满足广大进步青年赴延安的要求，粉碎反动派的捣乱和破坏，林伯渠领导办事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秋，一批从重庆来的进步青年，已经参军编入八路军教导队，赴延安经草滩时，被国民党顽固派扣压，一个卖纸烟的内线送来情报后，林伯渠和伍云甫当机立断，决计将计就计，指示联络副官王荫圃立即乘坐办事处的小轿车，挂上中校军衔，带着警卫排长白天顺和战士黄金友等，把扣压的这批青年截回来。
黑色的雪弗莱小轿车飞驰在去咸阳的公路上，不一会，便远远看见一群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把我们十多名赤手空拳的新战士押在中间。黑色小轿车不减速，一直开到这群人面前，“嘎儿”一声急刹车。车门打开了，先是一个副官模样的人钻出身来，随后，一个身材魁梧、穿一身中校制服，戴着墨镜的军官不慌不忙地下了车。
高个子军官一下车，那位副官便对前面的一伙国民党兵大声喝道：
“站住!检查!”
那群国民党兵看见这个势头，都吓得不敢动弹了。一个满脸横肉的连长走上前来，“拍”地一个立正，恭恭敬敬地说：
“长官有什么吩咐?”
“你们是干什么的?”中校威严地问。
“押送共党，长官。”那连长战战兢兢地说。
“什么?押送‘共党’?眼下大敌当前，国共合作，全民抗战，你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押送‘共党’，这破坏抗战的罪名，你担当得起?嗯?”中校大声地对他喝斥着。
那连长觉得委屈，忙凑上前来，故作机密地说：
“长官，您不知道，这都是延安来的一些死硬分子，一路上他们还大骂总裁，我们是奉上峰指令将他们解往行营的。”
“混蛋!谁叫你们走大路?遇上截击，怎么办?你们不要脑袋啦!”
“这个……”
上校又趁机喝令道：“什么这个那个，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今天算你小子走运，要是碰上别人，非撤了你不可。你们回去吧，人，由我们来押，走吧!”
这时，赶来接应的一辆卡车也已开到，眼看着“共党”被接上汽车，狡猾的敌军连长贼眼滴溜一转，问：
“长官是——”
警卫排长白天顺大声喝道：“少罗嗦!老子们就是西安行营的!”说罢，坐上汽车，“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滴滴——”小轿车一按喇叭，后面的卡车也同时发动，顷刻间，两部汽车一前一后，飞也似的开走了。那连长望着车后扬起的一股尘烟，傻了眼。
当这批新战士被截回办事处时，大家都说林老这个办法想得妙，林伯渠却说：“还是靠大家机智勇敢，听说今天王副官的‘中校团长’扮得很象嘛!”
此后，一连数起扣押赴延青年的事件，经林伯渠多方周旋，都得以解决。仅一九三八年五至八月短短三个月中，办事处为延安输送的进步青年就达二千二百八十多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等学校招生满员后，我们又在安吴堡开办了一个战时青年训练班，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的抗日道理，然后输送到抗日前线。
但是从一九三八年底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方人员的扣留更加不择手段，因公往返于前后方的八路军工作人员多次遭到扣留、监禁、有的甚至被折磨至死。一次，北方局派遣从延安学习结束后返回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陈希愈、张越、杨清华、李克坚等六位同志，行至咸阳附近，又被国民党哨卡秘密截留，关押在西安行营。开始，办事处未能获悉这一情况，结果是在关押中的陈希愈等通过教育过来一个姓李的小勤务兵，给办事处送来了情报。这一次，林伯渠又是亲自出马，找西安行营交涉，但他们总是互相推诿，不予释放。因此，林伯渠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亲自拟了一份电文，对西安地区顽固派们非法扣留八路军人员的行为予以坚决揭露，并要求蒋介石及行政院长孔祥熙、天水行营主任程潜予以立即制止，他在电报中说：
重庆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孔、天水行营程钧鉴：查抗战进入二期，团结更为重要，而后方党政军中个别工作人员，不明斯旨，背道而驰。
如中部县卢县长，于上月三十一日将八路军护士学生陈*(钅监)等二十七名无故扣留，虽经委座电饬陕西省府转令中部县长释放，但仍武装押送拟往西安而未果。屡经据理力争，终被拘留六天，压抑士气，玩弄干部，莫此为甚，应请将该中部县长交付惩戒。
又去年十二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派少校参谋陈希愈、张越、杨清华(陈毅)、李克坚、贾克成、陈默君等六人赴前方工作，道经咸阳被联合检查站扣留，解押西安新城中。查陈希愈等六人为在职军人，毫无罪过，曾屡请所管机关查明开释，总是互相推诿，致令抗战军人呻吟囹圄，实违集中力量共赴国难之旨，抑且影响前方军人，仰恳令饬迅予释放。
前往呈请开释在汉中被扣之八路军教官苏克兰，现仍羁押于西安警备司令部，时逾半载，尚未释放，现苏克兰正生病咯血，岌岌可危，敬恳本爱护青年之意，早日恢复其自由。
又四月二十三日，八路军教导队孔繁阁等十七人，因公道经西安北门外，当被驻该地之二十八师补充团扣留，武装押回西安，并称系奉有命令。
按八路军为国军之一部分，在国境内因公务关系，当有来往之自由，其他友军不能无理扣留加歧视，应恳令饬防止，并严禁以后发生同类事件……。
这份理直气壮的电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以后，全国各进步报刊纷纷转载，一时舆论哗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理屈词穷，无可辩驳，蒋介石不得不电令西安当局将陈鉴等人释放，押在西安行营的陈希愈等，由林伯渠和行营主任程潜再次交涉，程潜亦只好写了手令：“陈希愈等六人要求赴前方抗战由，已饬第十战区司令长宫处理已。程潜。”这样，被押人员很快被接回办事处，休息几天后，即赶奔抗日前线。
这一时期，我党我军领导人进出延安，大都经过西安办事处扩送。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邓小平、左权、罗荣桓等，都在七贤庄居留过。此外，林伯渠还在这里接待了大批中外知名人士如茅盾、丁玲、闻一多、李公朴、冼星海、华君武、陈家庚、史沫特莱、斯诺、白求恩、艾黎、柯棣华、巴苏华、贝特兰、爱泼斯坦等，安排他们安全进入延安。
一九三八年白求恩大夫去延安途中，在西安办事处住了近十天。这期间，他不是上街采购药品和医疗器具，就是为办事处的同志治病，十分忙碌。在一号院警卫班战士居住的地下室里，他还为办事处工作人员张克侠做了急性阑尾炎切除手术。
一天，白求恩突然接到蒋介石的随从医生、国民党卫生署长的一份请帖，请白求恩赴宴，并约林伯渠一同作陪。当时，林伯渠完全尊重这位国际友人的意见，而白求恩却说：
“这个人是我在美国的同学，我知道他来西安的目的，他是想让我去武汉或者留在西安，不然他不会从武汉专程跑到这里请我吃饭。我不去。我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对白求恩这种坚定的革命立场，林伯渠十分赞赏，并亲笔写了与白求恩谢绝赴宴的回条，派一名警卫战士送到那位署长先生的寓所……
4
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中，西安一直是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共堡垒。林伯渠领导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对于顽固派挑起的一次次磨擦事件，大家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予以坚决地揭发斗争。
早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以“未经合法登记”为借口，提出解散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北民众抗战剧团、陕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等十三个抗日团体，并先后逮捕了西北民先队队长李连璧等五名爱国青年。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林伯渠根据中央指示，与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杨清①等领导西安各界民众与国民党陕西党部进行了一系列斗争。《西北》周刊发表了《关于解散西安十三个救亡团体》、《我们的意见》等文章，指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救亡团体，逮捕爱国青年，是违反抗战宗旨、破坏抗日团结、分裂抗战力量的非法行为。同时，组织各救亡团体与陕西省党部谈判，并动员社会舆论和各界民主人士发起声援。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指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抗议下，国民党陕西当局不得不在九月四日释放了被捕五青年。
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下午，我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在西安“失踪”，林伯渠当即向西安警备司令部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当时，西安警备司令周嘉宾对此也十分吃惊，因为他未接到逮捕宣侠父的指令。原来，绑架宣侠父是蒋介石亲自策划的一个极其机密的行动。原因除了宣侠父是西安力主抗战的活动分子外，是他应他的同乡胡宗南的要求，为其所部十五军团起草了一份抗日军政训练大纲，蒋介石得知此事后，认为共产党挖了他的墙脚(因为胡宗南是他的嫡系)，于是专门从武汉派了一个行动小组到西安。在宣侠父骑自行车回家路上，将其秘密绑架，不久即投入下马陵一口枯井中活埋。蒋介石唯恐事机不密，又派出一个行动组到西安，将前一行动组几名成员全部秘密处决，以图灭口。后来，我党中央派周恩来在武汉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要求放还宣侠父，而蒋介石却回答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②，他违反了纪律，我校长有权制裁。”强词夺理，不打自招。其用意是不致胡宗南涉嫌，足见其阴险狡猾。
至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西安当局公开提出“全党特务化”的口号，在人口不到五十万的西安，所置职业特务竟达四、五千人之多。为了对八路军办事处进行封锁和破坏，他们在七贤庄周围，筑起了高高的炮楼，紧挨着办事处一、三、四、七号院，他们在二、五、六、八号院设立了二十多个特务据点。无数的便衣侦探，化装成拉洋车的，修皮鞋的，卖纸烟的，收破烂的，还有穿长衫戴礼帽的“商人”、拄文明棍、戴墨镜的“学者”，整天象苍蝇一样，在办事处周围转来转去，盯梢着进出办事处的来访者。更有甚者，一些打扮妖冶的女特务，为了腐蚀办事处工作人员，走过办事处时，常常故意撩起旗袍，露出雪白的大腿……
磨擦事件不断发生。
一天，八路军办事处听到防空警报以后，按国民党西安防空指挥部的安排，把刚从迪化运来的六辆崭新的大卡车，开到南郊去隐蔽，附近紧靠一所三青团的学校，当时，我们派了三个司机看守。当防空警报刚刚解除，八路军办事处办公室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伍云甫处长拿起听筒，听到看守汽车的司机老鲁焦急地报告说：
“喂!喂!我们的汽车被顽固派抢走了!快，车子马上就会开走……是汽车团来人开走的……”
“知道了。”伍云甫撂下听筒，立即向林伯渠作了汇报。
原来这抢汽车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布下的圈套。当我们的汽车刚开到隐蔽处，一群彪形大汉便扑了过来，将几个司机扣住，关在一间教室里。随后，他们又去抢车上的东西，当他们翻到车上的两瓶酒以后，一个家伙高兴地说：
“来，咱哥儿们先喝两盅，警报解除后，叫团里来人把车开走!”
被关在教室里的司机见暴徒们喝酒去了，三个人赶紧磨断绳子，撬开窗户跑了出来。三个人分成两路，老鲁负责去打电话，另外两个跑步回办事处报告。
林伯渠得知情况后，一拍桌子，气愤地骂了一句：“无耻!”接着，又坚定地说：
“这一回，一定要把顽固分子的丑恶嘴脸公布于众!警卫排紧急集合，抄近路把汽车堵住，把他们的司机抓一个回来，车子让他们开走!”
伍云圃文即明白了林伯渠的意图，马上作了布置，于是警卫排一班战士跑步出发。
大个子班长刘万金，怒目圆睁，箭也似的冲在最前面。说时迟，那时快，等国民党的司机把汽车开到南门口，我们的十二名战士已经抄近道赶到了前面。大家八字形站在路口上，见汽车开近，出其不意，端起枪朝天放了一个排发，勒令停车。
听到枪响，几个司机连忙把车刹住。只见刘万金“嗖”地一个箭步，冲上前头那辆车的驾驶台，将司机一把拖了下来，还没有等后面开来的汽车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战士们早押着那个司机，跳上了办事处赶来接应的汽车。
第二天，林伯渠来到国民党军事当局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公馆。这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心腹，曾指挥部下多次挑起磨擦。但他又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他知道前来的林伯渠，是当年国民党的元老，孙中山的得力臂膀，眼下又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驻西安的全权代表，因此，不敢怠慢，听到传报后，急忙迎出客厅。
林伯渠步入客厅后，胡宗南吩咐左右，又是装烟，又是献茶，好不殷勤。然后，试探道：
“林主席是个大忙人，今天大驾光临想必是——”
“昨天你们的汽车团抢走了我们六辆汽车，司令长官恐怕不会不晓得吧?”林伯渠单刀直入，回话使得胡宗南十分尴尬。他却又强作镇定，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
“这不大可能吧，当前两党合作，同心抗战，我的部下怎么会干出这等事来?这种玩笑可不好开哟!”
林伯渠知道，胡宗南是不揪住尾巴不认帐的，于是，他吩咐同来的副官老王：
“既然他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你把汽车团那个司机的口供拿出来让他过目吧!”
胡宗南看了口供和司机的画押，脸色突变，再也掩饰不住他那镇定自若的面孔，发狂似的叫道：
“妈的!混蛋!”说罢，气急败坏的倒在沙发上。
林伯渠把口供拿过来，扫了胡宗南一眼说：
“我们不打算把事情弄僵，如果你派人把汽车送回去，并担保今后不发生类似情况，那就算了；若不同意还车，那我们只好将这件事情的真象在报刊上发表。这样做，对西安当局来说，未必妥当，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
就这样几句话，可把胡宗南给难住了，他暗自思忖：送还汽车吧，实在是丢净面子；不送还吧，事情一登报，必遭社会舆论谴责，人言可畏呀!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枝节……”想到这里，他便自己打开了圆场：
“林主席，这件事非同小可，待我查明后再作计议。如果确有此事，本司令官一定对肇事者严加惩处，奉还汽车，今后也断然不许有此类情形发生，如何?”
林伯渠见他在自找台阶，于是说：
“既然这样，那就一言为定啰!”
胡宗南很不自在的点了点头说：“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林伯渠走后，胡宗南大发雷霆，把汽车团长大骂一通，命令立即把汽车送还。
黄昏时分，国民党汽车团一个营长哭丧着脸，骑着摩托车，后面跟着劫去的六辆卡车。来到办事处门口，他呈上一份公函，说这件事情是西安市三青团总部干的。林伯渠知道胡宗南是在为自己开脱，但仍笑着说：“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胡司令官呀!”
那位汽车营长听了很不自在，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灰溜溜地滚回去了。
一九四〇年八月，彭德怀带着一排战士由延安出发，赶赴前方。路过三原时，竟被顽固派的检查站给拦住了，这些家伙又是要检查证件，又是要养路捐，故意刁难，并且叫嚣：“你们不交养路捐，天王老子也不许过!”这时，彭德怀火冒三丈，大喝道：
“老子是彭德怀!八路军在前方打日本，你们这群忘八蛋，专门躲在后方吃磨擦饭，给我捆起来!”
于是，几个警卫战士一拥而上，把为首的那个叫赵尔濬的家伙捆了，绑在车后。其余的一听“彭德怀”三字，早跑得无影无踪。
林伯渠知道他们扣了彭总的车后，也非常气愤，一面安慰彭德怀，一面亲自跑到胡宗南那里质问，为什么八路军副总司令的车也不让走?胡宗南自知理亏，只好答应当面向彭老总道歉。为此，林伯渠和彭德怀联名发出通电，历数蒋鼎文之流消极抗日，生活腐败，专门制造摩擦事件的劣迹，使顽固派们处境十分狼狈。
林伯渠的斗争艺术也是很高超的。一次，他应邀参加国民党西安行营的一次总结募捐工作的会议，一些与会的顽固派趁机在会上大放獗词，诬蔑八路军搞“摩擦”，指责我们的随营学校办得“太乱”，并提出西安八办的人员太多，要着即裁减……信口雌黄，不一而足，把会场气氛搞得十分紧张。
随同前来的警卫排长白天顺，站在一边为林伯渠着急，这么多张嘴，林主席怎么回答呢?然而，林伯渠却十分平静，听他们一个个讲完后，从容不迫的站起身来，镇静地说：
“本代表今天能与会聆听诸位的意见，很是荣幸。看来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意见不少，这并不奇怪。不过，有些意见，看来有必要给大家作些解释—”
他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是啊!搞摩擦实在太不应该。我们八路军全体将士都在前方英勇抗战，流血牺牲；而远在抗日后方的邠州，我们却有那么多伤员，实在令人痛心，这是谁在搞摩擦呢?”
几句话，说得顽固派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时，林伯渠接着又说：
“刚才有人说安吴堡青训班办得不象话，也许是这样吧。既然大家如此关心，我们干脆把它迁到西安来吧，也好让诸位指教指教，怎么样?还有，有人说我们办事处人多了点儿，是这样的。总共不下两百号人吧，是多了。不过贵军每个师在西安都有办事处，少则七、八十，多则一百有零，我们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是否也可以各在西安成立一个办事处，设在西关、南关、北关，诸位觉得如何呢?”
这样，不到十分钟，林伯渠“舌战群儒”，把他们那些所谓意见一一驳回。本来，一个办事处就够他们对付了，如果真办三个办事处，又把三原县的青训班迁来西安，那这西安岂不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刚刚还振振有词的先生们听完林伯渠一席发言后，暗暗叫苦，一个个都哑口无言。这时，主持会议的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俊为了打破这尴尬局面，站起身来说：
“诸位，我们今天开这个会，主要是请大家来总结募捐经验，不要扯远了。祖涵兄的办事处是办得不错的，募捐款最多。有些人说的不对，办事处人多一点，是人家需要嘛……”
林伯渠接过话头说：“不，不，有意见，还是可以提嘛，共产党人是不怕批评的!”
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刚才那几位措词激烈的进攻者，脸上显得很不自在……
还有一次，胡宗南派他的副官到办事处来，故意寻衅闹事。刚进门，他就提出要面见党代表林伯渠。一见面，就提出抗议，说什么八路军“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违背三民主义，宣传共产主义”等等，一派胡言，气焰十分嚣张。
林伯渠坐在办公室里，一边嗒吧着叶子烟斗，一边静听这位狂妄的副官大放獗词。待他讲完，才不紧不慢地回敬道：
“你还是不要激动吧，你睁眼看看，八路军在前方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那么多代价，怎么是破坏抗战呢?而你们把河防部队调集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把枪口对准边区人民，这才叫抗战吗?不打日军打友军，这才是团结吗?”
那位气急败坏的副官听罢哑口无言，林伯渠又接着说：
“我们宣传国共两党团结，共赴国难，有人却硬说这是宣传共产主义，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你我都是中国人嘛，不要敌人反共，你也跟着反共，敌人痛骂共产主义，你也痛骂共产主义。如果你和敌人的言行一模一样，没有区别，难道不怕人家怀疑你和敌人有所勾结，或者互有默契么?”
这位副官理亏词穷，十分尴尬。林伯渠见他一副狼狈样子，给了他一个下台阶的话锋：
“不过，我相信兄弟你是不会的，顶多也只是受了亲日派的挑唆，上当而已，对么?”
副官自知不是林伯渠的对手，想申辩，又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的悄然而去……
在白色恐怖笼罩中的七贤庄，象插在顽固派胸口上的一把尖刀，敌人恨得咬牙切齿，然而又无计可施……
5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为了装点门面，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公布了《国民参政会条例》，申明“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规定在抗战时期，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随即组成了这个最高民意机关。
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固然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开放一点民主的表现，但这是非常有限的，也根本不可能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当时，参政员是由国民政府“聘请”的，形式上包容了各抗日民主党派的代表，但国民党员在二百名参政员中，占有八十八名，而共产党仅仅只有七个名额。为了表示团结抗战的诚意，我党仍选派了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出任国民参政员。在此期间，林伯渠与其他同志一道，利用这个合法讲台，积极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争取中间势力，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一九三八午五月，林伯渠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前夕，他和毛泽东等七名共产党员参政员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阐述了我党对参政会的看法、意见和所取的态度：
“……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
在谈到当前的抗战主张时，林伯渠等七参政员则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数年来各种文件宣言的精神，如一九三五年的《八一宣言》、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等，并再次指出：
“为达到战胜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那么，首先在军事上必须求得前线作战部队战斗力之加强，敌人占领区域中人民游击战争之大规模的发展及有现代化之坚强部队的创立；在政治上，必须改善政治机构，促进省县区民意机关之建立，普遍地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战；在经济上，必须加紧创建国防工业，调整战时财政金融，提高工农业生产，而同时采取各种有效办法来保障与改善人民生活。”
最后，他们表示：“国民参政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使者，是人民的代表，我们将忠实地遵循人民的训示和人民的意志而努力工作。……巩固民族团结，驱逐日寇出境，是中国人民今天最迫切的要求。我们将不倦怠，不畏难，坚定忠诚地为着完满地实现这个最紧迫要求而在国民参政会内及会外去努力奋斗……”
林伯渠等人的《意见》在大会上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受到了爱国民主人士及部分中间派的一致拥护。这次参议会，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要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等提案，并发表了宣言，表示各党派“应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而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为止”。这些宣言和提案，无疑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林伯渠从武汉回到西安之后，曾对《西北》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这次参政会在精诚团结，发扬民主，推动抗战以及促进友邦对中国的援助等方面均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收获。然而，后来的实事都这样证明，国民政府只是把国民参政会作为一只花瓶，对各项提案，并无真正实施的诚意。
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军兵分五路向武汉逼进，国民党曾调集大量兵力投入抵抗，部署了颇具规模的武汉会战。当时由于广大爱国将士英勇作战，也曾取得一些重大胜利。中日双方在纵横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但是由于国民党只是坚持片面抗战路线，最后仍遭全线崩溃，武汉遂告陷落。
武汉失陷以后，林伯渠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风尘仆仆前往重庆参加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在会议期间，鉴于民族败类的投降活动日益猖獗，由他发起，拟定了《严惩汉奸傀儡、民族叛徒以打击日寇以华治华之诡计而促进抗战胜利案》。略为：
理由：抗战年余，全国军民莫不忠勇奋发，前仆后继，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奋斗，不幸有少数丧心病狂之徒，甘为日寇利用，粉墨登场，僭称政府。此辈民族叛徒，本会第一次大会宣言，已明白申斥之为“敌阀之俘囚，民族之败类”。目前因广州、武汉相继陷落，日寇阴谋更欲使南北傀儡合流，树立规模更大之傀儡政权，藉以蒙蔽世界，并假之以树立其在占领区域之统治。因之，必须对此辈甘心为虎作伥之民族叛徒，加以严惩，此又仅为维持我大中华民族之光荣所必需，抑且为打击敌寇阴谋、争取抗战胜利之必要步骤。
办法：(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一切参南北及各省傀儡组织之民族败类，消除其国籍，并公告全国人民，人人得诛之。(二)国民政府应明令没收此类傀儡之一切财产，以充抗战经费。(三)对被迫参加伪组织之人员，国民政府应明令劝告，限期脱离伪组织，容其自新。否则，即依(一)(二)两项办法严惩之。
参加此项提案署名的，除了秦邦宪、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员参政员，还有吴绪华、史良、章伯钧等十六位其他党派参政员。提案提出后，即为大会通过。这样，林伯渠在此后多次的参政会中，始终旗帜鲜明地代表我党和国民党顽固派及汉奸傀儡作坚决的斗争。
日寇的猖獗，顽固派的捣乱，从来没有使林伯渠这位满头银发的共产党员畏惧，相反，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更加激起他那坚韧的革命斗志。在重庆，他过去在国民党里共事的同乡、朋友和老同学们，常来他的寓所看望，金瓯残缺而人到暮年，常常使这些朋友们十分伤感。这时，林伯渠总是耐心开导，鼓励大家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心。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重庆作《留别诸友》诗一首，书赠黄右昌、于哲士、吴兰林等同学日本的湖南同乡：
秋深微霰菊花黄，
尊酒平楼意未央。
卅载心期原不负，
十年戎马独何伤。
竭来待整金瓯缺，
此去莫愁锦水长。
三户仅存能复国，
共看子弟满湖湘。
他在诗中引用《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句，鼓励诸位友人，也抒发了他对抗战充满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然而，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只能是一个平凡的人，在生活的道路上，有胜利，也会有失败，有欢乐，也会有痛苦，决非凡事都尽遂人意。回想起来，丧偶，结婚，却又几经离异，这不能说不是他的不幸。然而，他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相反，他常常深深地反省自己，经常表现出他对那位患难与共十八个春秋的前妻伍崇贤那种难言的负疚之情。一九三九年秋，他在重庆所作的《北泉即泉》那首小诗，足以表达他那痛苦、复杂的思想感情：
竟宵泉水吼不停，
倚枕清愁恰可听。
悔把余情随断梦，
吴江枫冷楚山青。
不难看出，他在后悔之余，既对前妻多年来的清冷生活寄予同情，又仿佛在对她安慰，如今，你抚育的一群儿女都已成人，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难道不能引为慰藉么?
后来，他回到西安，一次观评剧后又作《阅平调有感》，也流露了他那深深的怀念之情：
一曲歌成转黯然，
离情永绽碧云天。
春郊试马浑如梦，
风韵依稀在眼前。
遇挫折仍能奋发，遭不幸而能自拔，也许这便是强者与懦夫的区别。既便个人生活上的烦恼不时地侵扰，他仍然是那么专注地投入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
①即欧阳钦。
②宣侠父同志系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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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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