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林伯渠 > 全文图书 > 林伯渠

第十三章 初抵陕北

涂绍钧

1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革命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不久，在鄜县直罗镇首战告捷，全歼敌东北军一〇九师，击毙师长牛元峰，旋即又歼敌一〇六师一部于鄜县黑水寺，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为了统一和加强中国西北各省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使中国西北各省的苏维埃运动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管辖重新划分的陕北省、陕甘省、关中特区和神府特区四个行政区域。办事处设七部—局，即财政部、粮食部、土地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司法内务部、劳动部和工农检查局。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林伯渠仍为财政部长，并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长。 　　本来就十分贫瘠的陕北地区，加上连年兵祸不断，人民更是穷苦不堪。因此，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部队和机关的供给，无异也是困难重重。林伯渠，这位共产党内屈指可数的理财专家，此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然而，他并没有为困难所吓倒，而是紧紧地依靠本地干部和群众发展地方财政，设法帮助红军度过难关。自从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他商谈供给问题后，他便顶着陡峭的寒风，带着财政部的同志由吴起镇出发，经保安、安塞，向瓦窑堡方向进发，每天行军不下七十里，一边行军，一边筹款筹粮，未有片刻余暇。 　　这期间，林伯渠十分注意团结陕北当地干部，对于受左倾错误路线迫害的干部，更是特别给予安慰和支持。 　　原来，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前夕，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大批干部，正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大搞“肃反”扩大化，把包括刘志丹在内的一大批陕北军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都监禁起来，有的甚至惨遭杀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才把他们释放出来，重新担任各种领导职务。 　　刚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青年干部刘景范，被任命为三边特委军事部长。临去三边前，他来到瓦窑堡西北办事处财政部找林伯渠商谈三边地区军费问题。 　　林伯渠见到这位年轻人以后，象久别的亲人一样，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说： 　　“你们是好同志，让你们受委屈了!” 　　此情此景，不得不使刘景范感动得热泪盈眶。对于这次会见，后来刘景范作了详尽的回忆： 　　“……那时我才二十四岁，而林老已是一位年过半百的长者。他经过了长征的艰苦跋涉，风尘仆仆，须发皆白，而精神饱满，坚定沉着，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他身上穿着一件没有布面的老羊皮皮袄，腰扎一条小毛绳，十二月天气还穿着两条单裤。他们办公室是只有二十平方米大的一间小平房，靠着窗户放了一张旧方桌，一条长板凳。办公桌对面是一张单人床，铺了一块麦草垫子和简单的被褥，这就是他办公和睡觉的地方。林老让我和他坐在一条板凳上，亲切地问我的身体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我将要领经费的报告交给了林老，林老立即叫会计将经费取来，并亲自点清交给了我。他嘱咐我说：苏区财政要靠自力更生，开源节流。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并向土豪筹款解决财政问题，另一方面要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克服财政困难等等。并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给我具体指示，为搞好三边的财经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我和林老的初次接触中，这位老前辈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干部热情诚恳的态度和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以后，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允许一切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参加革命根据地的政府。并正式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称号。不久，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走上抗日前线，连获多次胜利。但蒋介石正当红军准备东出河北、察哈尔对日作战时，竟下令调遣三十万部队拦截红军的去路。为了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红军随即回师河西。 　　然而，蒋介石不仅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仍旧不予理采，甚至加紧对陕北根据地进行围攻。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包围和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红军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开始西征，消灭了马鸿宾三个团以上的兵力，解放了定边、盐池、华池、灵武等广大地区，使陕北抗日根据地扩大到纵横七百余里，为保存和充实抗日力量，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对财政政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林伯渠作为党的一名主要财政干部，及时地提出了建立地方财政的主张。八月二十五日，他和博古联名签署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建立地方财政的指示》。 　　《指示》强调：“自主力红军西征以来，在陕甘宁扩大了纵横数百里的苏区……在财政方面集中中央通盘筹划的方式，需要加以变更和改变。尤其是会计上，各省县的收支，完全以中央为枢纽的办法，实不可能。因此，有建立地方财政制度的必要。” 　　并且明确指出：“所谓地方财政，是以省为单位，在自给原则下，建立各省单独负责的财政制度……但财政方针与收支概算，仍须经过中央财政部批准，收入状况，仍须定期报告。在概算范围内，如入不敷出，中央仍可予以协助，收入有余，中央仍得指令缴解。” 　　此外，林伯渠还以中央财政部和中央审计委员会名义联合发出通知，强调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向时要求健全各种财务制度。预算上没有的，不许开支，私人用费与公家用费严格分开，有病到公家设立的医院治疗，私人购药请医，应归自理等等。此外，要求机关和部队驻地相对固定，以便于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做鞋袜等生产事业。 　　而这一时期林伯渠的主要精力，则是集中在领导陕北人民发展生产上。在农业方面，政府大抓了改良与扩大土地耕种，增加粮食生产，并鼓励大养家禽，改良畜种，大种棉花，培植果园，兴修水利；在工业方面，注重开采煤矿、铁矿、银矿、石油矿、盐矿。并创办了织布厂、毛纺厂、皮革厂、造纸厂等。同时，大力发展商业贸易，奖励出口，大力发展运输业，以保证苏区石油、粮食、食盐、皮毛，药材等大宗产品的出口……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林伯渠的理财本领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他和陕北人民一道，终于在短期内较好地解决了红军初到陕北时的各种困难。当时，刚刚来到保安不久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苏区财政问题几次采访林伯渠之后，曾在他的《西行漫记》中留下了这样生动的记叙： 　　……就我所能发现的来看，这个问题主要是靠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才智来解决的。林祖涵的任务是使红军入够敷出，收支两抵。这位令人感兴趣的老财神一度担任过国民党的司库，他的经历令人惊叹…… 　　一天早上，这位五十五岁的长征老战士来到了我的外交部房间，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 　　…… 　　不错，在那种极其艰苦、繁忙的环境中，林伯渠总是以高度的乐观主义精补进行工作的，而他那一贯勤俭、朴素的作风，在陕甘宁边区几乎是有口皆碑。 　　面对根据地日益兴旺的景象，他在一首赠友人的诗中，追怀往事，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犹堪霜鬓时冬寒， 回首前尘非偶然。 　　小艇珠江劳絮语， 危楼歇浦驻红颜。 　　纷纷倒屣旧朋少， 落落间关去路宽。 　　尽有丰收待获取， 相看镰斧满人寰。 　　2 　　当红军西征至甘肃宁夏边境时，国民党反动派乘机进攻瓦窑堡，中央机关便向保安(今志丹县)转移。 　　保安经济落后，市面非常冷落。人口、住宅、商店都很少，林伯渠带领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西北分行的二十几名同志同住在一家商店里，作为办公地点。这家商店的铺面里，国民党军队曾关过马，地上积满了一层马粪。同志们一到，便在林伯渠的带领下，人人动手，很快打扫冲洗干净。 　　办公用的桌椅也没有，一时买不到材料，也找不到木工，大家便自己动手，找来砖头，两头垒起来，中间夹上一条木板，高的算是办公桌，矮的就作板凳，林伯渠也是在这种办公桌上办公。由于财政部系统人手少，他除了起草文件和主持日常工作，还常常亲自到银行营业所当营业员。 　　陕北的冬天十分寒冷，根本也没有火烤。手冻僵了，就搓一搓，脚冻木了，就跺一跺，毛笔尖上结了冰，用嘴咬咬后又继续写…… 　　这时，林伯渠身上仍穿着一件没有布面的羊皮短袄，下身穿一条灰色夹裤。满嘴巴的银白胡子长得老长，只是那灰色的八角帽檐下常常熬得通红的眼睛，依然是那么炯炯有神。尽管工作紧张，条件艰苦，但林伯渠对学习却一向抓得很紧。他有一个习惯，读书时声音很大，那声调，常常是过去老先生们吟诗的调子，讲究抑扬顿挫，怪好听的。 　　然而，有一天早晨，林伯渠读书的声音突然变了调子，对着一个小本儿，又是“啊——喔——厄”，又是“玻——坡——模”的，不知在念什么。银行营业部的几个小伙子听了，又吃惊，又好笑。于是，便怂恿警卫员小黄凑上前去，指着林伯渠的那个小本子，问道： 　　“林部长，您这是读的什么书呀?怪新鲜的!” 　　“哈哈!小鬼，你不晓得吧，这是拼音字母，它是我们将来的新文字呀!” 　　林伯渠一边说，一边把那个小本子递给小黄看。 　　小黄虽然识字不多，多少也还认得几个。他望着这小本子上的圈圈杠杠，越发懵懂，这哪象什么字呀!于是惊讶地问： 　　“什么?这就是新文字?!” 　　几个小伙子也都惊奇地围了过来。 　　“对!这就是将来的新文字，它的好处多着哪!”林伯渠笑眯眯地回答说。 　　“真的?”大家齐声问。 　　“哪会有假?我们不认识的字，要是注上拼音字母一拼读，就晓得读什么音了，再用不着问别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用的汉字笔划多，又难写，又难记。将来只要我们精通了拼音文字，就可以用它代替现在的汉字。这样，既简单，又方便，你们说好不好?” 　　林伯渠一席话说完后，大家点点头说： 　　“好是好，我们学得会吗?”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大家有决心，没有学不好的东西。” 　　“那好吧，林部长，我们就拜您为老师!” 　　“行!我们共同学习!” 　　接着，林伯渠以抗日的“抗”字为例，讲了每一个字音都是由一个声母和韵母拼出来的，单独成音的很少。比方说这个“抗”字，就是声母“k”(科)和韵母“ang”(昂)拼出来的。新文字一共有三十六个字母，又分若干个声母和韵母…… 　　听他这样一说，小伙子们更觉得新鲜极了，恨不得马上就学起来。林伯渠见此情景，笑着对大家说： 　　“我先讲清楚，你们可不能图一时新鲜哪!这样吧，你们回头先发动一下，多邀一些同志参加。我们现在是战争时期，还要一边工作，一边学文化。等将来打完仗，建设新中国，没有文化搞不成器，大家要攒劲学习才行哪!” 　　听林伯渠说完，小黄做了一个鬼脸，打趣地说： 　　“别看林部长是近视眼，看得可比我们远哪!”大家哄地一笑，跑开了。 　　林伯渠要教新文字的消息，风也似地传开了，第二天吃晚饭以后，财政部系统的工作人员都聚齐了，等着老师来讲课。 　　机灵的小黄没等林伯渠吩咐，搬来了一块门块，竖在财政部前面的空坪上。林伯渠今天也真象一位老先生一样，腋下夹着几张发黄的废报纸，他先把报纸摊开，钉在门板上，大伙儿一看，原来他在报纸上已经用毛笔写好拼音字母。 　　这时，林伯渠扫视了一下席地而坐的学生们，笑眯眯地说： 　　“嗬!我们的课堂不小哇!好吧，既然大家都有积极性，我就抓紧时间讲课了。” 　　林伯渠讲课十分耐心，对拼音也很精通。开头，同志们都觉得奇怪，这样一个老头子，对新文字为什么这样精通呢?后来，大家才慢慢知道，林伯渠早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期间，就立志改革中国的文字，在海参崴党校教书时，就和吴玉章一道，利用教学之余，参考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在苏联语言学家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第一套新的汉语拼音方案。 　　同志们学习拼音的热情很高。可是当时的条件极为有限，晚上没有煤油，蜡烛也很少，因此想学也学不成。白天呢，工作紧张极了，也不能放下工作去学拼音，只好利用每天晚饭以后到天黑的这段时间学一阵，晚上，就默默读、默默记。有的同志甚至在睡梦中也念着“啊、喔、厄”。 　　就这样，从保安开始，后来到延安，同志们学习汉语拼音一直没有中断过。特别是到了延安，在毛泽东同志的积极支持下，由林伯渠、吴玉章领衔发起了新文字协会。此后，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大力推行拉丁化文字，一时边区的新文字报刊、新文字学校，风起云涌，收到了很大成绩。不少人通过学习拼音文字后，识字能力大大加强，很快就能阅读通俗读物和书写家信了。 　　同时，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林伯渠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一到晚上，他就给同志们讲辛亥革命、南昌起义、广州暴动的革命故事。在保安，他还用他那节拍不甚太准的调子教大家唱《广州暴动歌》。 　　广州暴动苏维埃， 　　中国革命新纪元。 　　…… 　　这粗犷豪迈的歌声，打破寒夜的静寂，越过山野，飘散在茫茫夜空之中…… 　　3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深夜，林伯渠参加中央会议之后回到财政部驻地时，已近拂晓。他没有惊动同志们，曙光熹微中，独自在院子里兴奋地踱来踱去。 　　待起床号一吹响，他便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向大家宣告一条重要消息： 　　在我党抗日政策的召感下，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在临潼华清池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同时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的重要将领陈诚、陈调元、钱大钧、蒋鼎文、蒋作宾等十余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林伯渠还告诉同志们，党中央已决定通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二将军的主张，停止内战，召开和平会议，并且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参加西安谈判，以实现停止内战，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同志们得知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后，会场上顿时欢呼雀跃，期望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实现。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这样，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经过我党和张、杨二将军的通力合作，终于得以和平解决。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与我党在瓦窑堡会议以后所进行一系列复杂而艰巨的斗争是分不开的。一九三六年春，当日本侵略者正向着吞并华北与整个中国的目标前进的危急关头，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调派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到陕西进行反共战争。为了争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和红军停战，并签订停战协定，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不仅重申了我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联合抗日，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宁边区，共商抗日大计。这一切，不能不使奉命前来“剿共”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深为所动。特别是当他们在进攻红军时遭到沉重打击之后，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继续“剿共”只能消耗自己的实力，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三月，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前往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进行了谈判，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口头协议。紧接着，在四月九日，毛泽东应张学良要求，派周恩来、李克农赴延安和张学良再次举行秘密谈判，商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常驻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对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最初发现，则是林伯渠等人在一次偶尔的、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事件中得到的—— 　　那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国民党中央在左派人士宋庆龄、冯玉祥等人的推动下，透露了要求同共产党进行秘密的接触和谈判的信息，因此，宋庆龄决定把这一信息及时传递给中共中央。 　　一天，做过牧师的共产党人董健吾同志应邀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宋庆龄寓所。宋庆龄拿出一封信对他说： 　　“这封信非常重要，请你马上动身到陕北瓦窑堡去，当面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这件事情办成了，益国非浅……” 　　宋庆龄只字不提信的内容，但从她严肃的表情里，可以使人看出这封函件非同寻常。末了，宋庆龄同他反复研究了通行路线，最后决定：借道西安，直驱红都。为了绝对保证安全，宋庆龄还在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宋子文处为他争取了一个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头衔，作为合法身份，同时嘱咐他必要时可直接去见张学良。 　　董健吾抵达西安以后，借住在圣约翰大学时的老同学、西安禁烟督办钟可托家中。因值隆冬季节，大雪纷飞，交通受阻，很快一个月过去了。这时，董健吾决定求助张学良，以便迅速进入苏区。同时，他从钟可托口中了解到张学良曾经多次表示：共产党若有诚意同我讨论抗日，我愿移樽就教，面商国是。 　　于是，董健吾在钟可托的引见下，以中央财政部西北特派员的身份会见了张学良。 　　“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董健吾开门见山地说。 　　“什么?”张学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跳起来瞪着眼睛喝道： 　　“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么?” 　　这时，董健吾十分镇定，详细地向张学良作了解释。他说，他同共产党有联系，知道许多张学良应该知道也想知道的情况。他告诉他： 　　“红军为了争取南京方面抗日，愿意作出很大的让步。条件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张将军你不是愿意抗日的么?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为你安排一次会见，请共产党领导人同你进一步讨论抗日的问题……” 　　他谈了很久，张学良开始表示很惊异，后来却留心地听了。最后，决定用他的私人座机将这位“特派员”送到延安。 　　二月二十七日，董健吾平安抵达瓦窑堡。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以及林伯渠、张云逸等热情地迎接了这位来自上海的秘密信使。当董健吾谈到同张学良会面的情况和张对抗日的态度时，引起了博古、林伯渠、张云逸等的极大关注。当晚，宋庆龄委托董健吾传送的秘件和董所谈的有关张学良的内容，便十分及时地传给了正在石楼率领陈谢部队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 　　三月七日上午，董健吾被通知到博古的办公室，博古拿出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复函交给他，并转致二位领导人对宋庆龄的敬意。这时，在场的林伯渠又拿出三枚江西中央苏区铸造的银币和一套大小零整的纸币，请他随函转交给宋庆龄。 　　接着，董健吾便携带着党中央的密件①原路返回延安，仍乘张学良的座机飞返西安，向张学良转达了博古、林伯渠、张云逸等对他的谢意和问候。 　　——这以后，张学良开始了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 　　为了推动国共两党的谈判，作为国民党元老的林伯渠，奉党中央之命，开始同国民党旧友秘密接触。一九三六年五月，他通过南京政府铁路官员曾养甫的秘书谌小岑，与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谭振书信往来，力陈我党抗日主张，为两党接触打开通道。 　　这样，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的形势下，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努力，由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有识之士的鼎力推动，当然，也由于蒋介石当局的默许，国共两党几经曲折，终于恢复了中断已近十年之久的接触和谈判。 　　4 　　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和西北办事处从保安迁往延安。这时，博古已奉命全力为解决西安事变和进一步同国民党谈判，林伯渠即代理了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席。 　　三月二十七日，他参加了党中央在延安凤凰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他和与会的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凯丰、林彪、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一道，揭露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大搞军阀主义、土匪主义的罪恶事实，并且深挖了张国焘机会主义的历史根源。 　　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五月在阿坝公开分裂红军以后，十月五日曾在卓木碉非法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另立中央，其反党、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右倾机会主义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他率四方面军南下天全、芦山，与敌人硬拼消耗，企图在这里建立川康根据地。但由于这个藏民聚居区，人口不过十万，兵员、给养都非常困难，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处境极为被动，只得撤离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向西康转移。这时，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顽固坚持逃跑主义，部队由南下时十万余人迅速削减为四万余人。当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也率领二方面军经过长途征战，前来会合。这时，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一致要求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强烈要求北上抗日，张国焘只得被迫取消伪中央。 　　但是，当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以后，张国焘仍极力反对北上方针，后经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不得已才前往会宁与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了扩大以陕北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三大主力会合以后，中央决定继续向北推进，夺取宁夏。后因敌情变化，遂又决定先南下打胡宗南，然后攻打宁夏。这时，张国焘竟又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率四方面军所部组成的西路军二万余人，渡过黄河西进，深入河西走廊，把部队推向了死胡同。由于战略的根本错误，西路军将士虽经殊死奋战，仍几近全军覆没，最后，仅存七百余人突围入新疆。西路军的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彻底破产。 　　尽管张国焘犯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但与会同志仍表示服从中央提议，考虑张国焘在党内的历史，是个老同志，曾参加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已开始承认错误，为了挽救他，还是让他担任了陕甘宁特区政府副主席的重要职务，给他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工作中，作为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也与他积极配合。然而，张国焘却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借口祭黄帝陵，只身逃到西安，投靠了蒋介石，当了国民党特务，自绝于人民。至此，中央才决定将他开除出党。 　　随着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蒋介石迫于时势，不得不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对日战争问题。为了巩固初步实现的国内和平局势，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尽快形成，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共合作，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同时，也表示只要国民党能接受上述要求，中国共产党也愿意作出重大让步，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此后，国民党内部经过激烈的斗争，会议虽然没有确定坚定的抗日方针，但在对内政策上作了某些改变，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至此，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在这种形势下，陕北各地的地主、豪绅纷纷回到原籍，为了消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疑虑，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林伯渠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代主席的身份签署和颁发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明确指出： 　　以前逃跑的地主豪绅，现在都纷纷回家了。其处置办法如下： 　　(一)在已分配了土地的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的土地不许还原；已取消了的租债不许再索取。 　　(二)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但去年以前的欠租，应宣布取消，不准索取。至于债呢?甲：利息已超过本或等于本的，不再付利；乙：利息尚未及本的，可酌量情形，付给微利。 　　(三)地主豪绅回来，可与其他群众一样，受到苏维埃的保护，但同时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不得有欺压群众，反抗政权机关的行为，违旨依法处办。 　　五月二十五日，他又发布了关于普选问题的训令，强调指出：“革命形势已进入新的阶段，国内取消了两个政权的对立，苏维埃政府将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因此我们要进行新的选举。为着要把陕甘宁边区作为全国的模范，选举工作照规定严格执行。”即规定各级干部须彻底的了解这次选举的意义，尽快训练办理选举的干部，加强选举的宣传工作、登记选民、规定选举日期等。短短的时间内，边区各级民选政府便宣告成立。 　　由于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林伯渠的工作更加繁忙，除了处理各种文件，还得经常骑着毛驴到基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这时，他已获悉他在江西苏区的妻子范乐春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因为和他失去联系，为了掩护工作，已和另外一位同志结婚。对此，林伯渠没有抱怨，没有懊恼。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不少同志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他个人的家庭和幸福，算得了什么呢? 　　5 　　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下午，一位白发苍苍，身体瘦长，身着红军军装的老者带着一名随从，跨进了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政府那十分简陋的招待所的大门。通报姓名之后，负责接待工作的省政府秘书郑自毅暗暗吃了一惊，站在自己面前的延安方面的祭陵代表，竟是大名鼎鼎的林伯渠先生! 　　他赶忙通报进去，国民党中央的祭陵代表张继、顾祝同，以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特派代表，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等都迎了出来。这时，林伯渠也变戏法似的换上了一套长袍马褂，奇迹般地出现在张继等人面前，使之大为惊讶。既然眼下国共两党已开始了谈判，再度合作之势已成，因此他们见面之后，都互致问候，气氛颇为热烈。 　　特别是那位张继先生，原是林伯渠在同盟会时期的旧友，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两人已有十余年未曾晤面，寒喧一阵后，带着几分好奇和微微的歉意地问起江西苏区和红军长征时的一些情况。这在林伯渠来说，正是向他们宣传我党领导下的红军队伍不可战胜的英雄主义气概的机会。他从撤离江西讲起，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到爬雪山、过草地，一幕幕无比壮观的战斗场面，一曲曲所向无敌的英雄凯歌，他一气讲了三、四个钟头，听者无不瞠目。最后，他话锋一转，马上又回到团结抗战的题目上来，众人对这位精神矍铄，思想敏锐，谈锋刚健的祭陵代表，无不深感钦佩。 　　第二天便是清明节。上午九时许，林伯渠和国民党方面的祭陵代表一道，登上了古柏森森的桥山。祭陵仪式随即开始，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陵前，肃立着久历纷争又重归于好的一群子孙…… 　　在一片无限肃穆、虔诚的气氛中，各方祭陵代表开始依次宣读祭文。林伯渠清了清嗓子，声音宏亮地念道：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硫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河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故，欲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为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认其沧胥。东等不才，剑屡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此物此志，承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当他读到“各党各界，团结抗战”一段时，情绪更为激昂，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末了，他把这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祭文交给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的秘书刘茵农和郑自毅，希望他们带回西安发表，后因西安当局扣压，未能如愿。 　　随着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林伯渠开始用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在他祭罢黄陵不久，周恩来便于五月二十三日奉命前往洛阳会见蒋介石，相约在庐山举行继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的西安谈判和三月底四月初的杭州谈判之后的第三次谈判。 　　六月五日，当周恩来带着我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抵达庐山后，翻云覆雨的蒋介石却推翻了自己在杭州谈判时的许诺，花样翻新，提出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拟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指定国民党若干部和由我党推选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成，由他自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并且规定今后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此外，还设想将同盟会扩大为两党分子合组的党，与第三国际发生联系，以取代共产党的关系。在军队问题上，南京政府只肯给红军三个师十二团的编制，并无理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军队，出国留洋。对于边区政府，也应由国民党派出正职长官，边区所推选的林伯渠则只能担任副职等等。国民党的上述提案，中心思想是企图把我们的党和红军、边区严格控制在他的手心之内，然后予以吞并。因此，遭到我方代表周恩来的严正拒绝。 　　为了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以求解决“七七事变”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党中央经过反复研究，提出新的方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了些让步，于七月十七日命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再赴庐山，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继续举行谈判。 　　谈判中，林伯渠等人据理力争，蒋介石只得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在军队问题上则仍坚持红军三个师长、参谋长均由南京派遣，直属行营指挥。这时，我方代表根据党中央指示，坚持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我党领导，国民党不许插入一人，这一点，绝不作让步。因此，谈判又陷入僵局，林伯渠和周恩来等转赴上海等待时机。 　　其后，国共两党又在南京进行了两次谈判，直至九月二十二日，经过我党代表据理力争，加上“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全国抗日热潮势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迫使蒋介石当局发表了我党宣言，次日，蒋介石也发表了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才真正得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正式形成。 　　随着国共两党的关系逐渐改善，林伯渠的名字在国统区的报纸上重新出现。这时，和他分离多年的家人喜出望外，开始通信联系。一九三七年六月，他收到在南京做小职员的二女秉衡托人捎来的书信，知道了他们母子的大致情形，因为国民党当局要检查邮件，别后数年的具体情况仍不得其详。 　　收到儿女们的来信后，林伯渠无限感慨，十年内战，造成了民族悲剧，他的家庭也象千百万个家庭一样，妻离子散，毫无例外地蒙受着不幸。同时，他对伍崇贤也充满了感激。十年，对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六个孩子的母亲来说，该有多少酸楚，多少艰辛……如今，多亏她把孩子们都拉扯成人。此时此刻，他回首平生，自己于党于国，问心无愧；而对于和自己共同生活过十八个春秋的伍崇贤，却只有深深的负疚之情…… 　　他曾回信对女儿说： 　　秉衡如见： 　　得你六月七日手书，披阅之余，甚为欣慰。年来你已能自食其力，并能帮助你的母弟解决一些问题，这很好，这是你的孝心与友爱的表现。你的正谊二哥(秉衡未婚夫)近已毕业医校么?秉益来信说秉佑与圣荃都在你那里念书，圣荃是哪一个，我都忘记了，请告诉我。在你那附近的人及你的相片下次可都寄给我一张看看。可直接寄来(陕西肤施大街一一四号曹菊如转邃园)。我现在事情很忙，时常离开此地，或许快有机会来与尔等会晤的。现因交通阻碍的关系，你们暂不要来。我很挂念你的负担很重，你近来的生活怎样?希望告诉我一些。我有一次看中央日报尾巴上载玄武湖的湖匪很猖獗，想你会不致被湖匪围剿吧! 　　你的地址可告诉我么? 　　近好。 　　邃园手书 　　六月廿六日 　　不难看出，字里行间，充满着他对亲人的无限依恋之情……然而，当他和周恩来等从庐山转赴上海在南京作短暂逗留时，却只是和孩子们进行了一次极短的会见。 　　他到南京那天，曾去程潜处拜访。他在程潜的参谋本部当录事的堂侄林秉德将他的到来，用电话通知了他的女儿秉衡，相约当天在程潜公馆晤面。当孩子们匆匆忙忙赶到程寓，见到自己形容清癯，满头银发的老父亲，十年来的思念之情，纵有千言万语，此时也无从说起，见面后只是一阵抱头痛哭，哽咽难言。这时，林伯渠这位意志坚强的战士，也禁不住老泪纵横。他很想同孩子们多呆一会儿，无奈约定的时间已到，他当天还要离开南京去上海。所以，他只是简单地安慰和嘱咐了孩子们一番，又匆匆告别，接着便和程潜上车走了。 　　林伯渠刚出门，他在南京的老朋友、老部下来了几起，其中有位司法院惩戒委员会委员于哲士，他是林伯渠的同乡，又是留日同学。他的儿子是共产党员，牺牲于八一南昌起义之役。因为他的家眷在上海，连忙去赶林伯渠那一趟火车，居然被他赶上。他提前等在火车站口，果然等着，随即将林伯渠邀至家中，老朋友见面，十分投机，畅谈了三个多小时。这时，林伯渠才从于哲士口中得知家中全部情况。 　　原来，自“九一八事变”后至他秘密回国潜赴中央苏区，这些年的情况伍崇贤一无所知。当时，因为赴海参崴不成，在上海已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虽时有党的同志来家中看望，但党也值困难时期，不可能完全负担这一家众口的生活，由于生计窘迫，无奈之下，伍崇贤只得忍痛把最小的女儿圣荃送给了别人，然后带着孩子们离开上海，回到千里之外的湖南省临澧县，蛰居在凉水井林伯渠的老家。 　　好在林伯渠在家乡的老友愿为通融，不久伍崇贤便在临澧县城谋得一小学教员职业，从此，得以用其微薄之薪，维持一家生活。长女林秉权(司马钿凤生)因自幼腿部致残，只能呆在家中，待二女秉衡十六、七岁，她便托伯渠在国民党任立法院长的好友覃振，在南京为其谋得一份职业。因为南京是外婆家，远房姑表亲尚有不少，于是，把三女秉佑也送到南京读书，不久，将送给别人的小女儿圣荃也接回来，跟着姐姐们在南京上小学。而伍崇贤自己身边，除秉权外，还有儿子秉益、四女秉琪，母子四人，在湖南乡下艰难度日…… 　　难能可贵的是，伍崇贤女士不愧为一位贤达开明的知识妇女，当她知道丈夫已在别离多年之后曾再婚，她没有把他这种举动简单地理解为对她的负心。她认为，一个垂老之人如长期单独生活，确有诸多困难，他的再婚，并不全是他的过错。相反，她对自己的丈夫所从事的事业，依然是一如既往的给予支持。不久，她把自己的儿子及两个女儿都送往延安参加革命，并且还亲自介绍了二十多名进步青年投奔延安。而她自己只是把残废的秉权和年幼的秉元带在身边，一直在临澧乡下过着寂寞清苦的生活…… 　　①复信向国民党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基本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②即林秉元，一九二七年生。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