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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窑洞岁月 |
| 涂绍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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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在咸榆公路上颠簸着，车后扬起阵阵烟尘。
汽车里，林伯渠神情严肃，两片深度的近视眼镜后面，不时的射出两道冷峻而愤懑的目光。
这是一九四〇年十月一个晴朗的秋日，林伯渠奉命离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返回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归途上。最近以来，由于日寇对解放区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包围和封锁，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华北解放区以及陕甘宁边区自一九四〇年以来开始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怎样和边区军民一道尽快战胜困境，度过难关?林伯渠感到自己身为边区政府主席，肩头上责任重大。
然而，一路上闯入他的眼帘的，是国民党为封锁边区而林立的碉堡和密集的关卡。他们抽丁抓伕，使得路断行人。顽固派们竟全然不顾民族危亡，认友为敌，这不能不使他怒火中烧。直到过了鄜县交道镇，进入陕甘宁边区，当他看到边区人民为抗战而努力生产，丰收在望，集市也渐见繁荣的景象，自然地形成了两个世界的鲜明对照，在风尘仆仆的归途中，他吟成《咸榆道中即景》二首，以记叙沿途所见：
(一)
北上咸榆道，
坎坷殊未平。
盘关微吏峻，
渡水一身轻。
筑垒山无色，
抽丁路断行。
人言又“剿赤”，
这个①昔又今。
(二)
车过交道镇，
气象便清新。
小米繁珠粒，
大麻裹茨针。
人争圜市集，
歌展国旗升。
海内风尘阔，
伊谁奠太平。
林伯渠回到陕甘宁边区不久，即参加了党中央部署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从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的。一九四一年一月，党中央开始组织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名党政军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论政策》等文章。通过总结过去的历史，林伯渠和同志们一样，认识到了从遵义会议以来，我党的路线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党内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是对王明路线的错误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歪风还严重影响着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顺利发展。
按照中央要求，林伯渠在精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历史文件的基础上，对自己进行了严肃的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并回顾了自己从反清斗争开始的全部历史，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自传。但是，他在自传中极少提及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诸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他所作的大量工作只字未提。他只是在自传最后这样说：
……这是我将近四十年生活与斗争的缩影，它是与中国这个世纪里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回忆过去，自己庆幸着此生并未虚度，生活充满了斗争，也充满了意义，瞻望将来，自己怀着从来没有过的信心与勇气，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前进。
参加整风运动的同时，林伯渠回到延安以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狠抓了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建设。当时，党中央明确指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并且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要求尽快组成民选政府。为了及时贯彻这一政策，林伯渠于一九四一年初主持制定和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通过充分发动和具体指导，二月底，陕甘宁边区便按照“三三制”的原则，进行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改选。同年十一月，边区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接受中共西北中央局于五月一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会上，林伯渠继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安文钦、李丹生、霍子乐等民主人士也纷纷在参议会和政府各厅局担任重要职务。
李鼎铭是陕北有名的绅士，当地曾流行这样几句谚语：“进得米脂城，先拜李鼎铭；不拜李鼎铭，狗官当不成。”足以说明他在陕北的影响。
为了使这些民主人士在边区政府内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林伯渠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工作中，他总是充分信任他们，让他们多参与领导工作，在会上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做到让他们有职有权。
开头，有些同志对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认识不足，工作方法简单，因此，民主人士则认为他们在政府中只不过是个摆设，觉得共产党只是拿他们做做样子而已，如工作中好多次征求李鼎铭的意见，他总是说：“你们党上决定的事，俺没意见。”但思想上仍有抵触。在这种情况下，林伯渠便让秘书长李维汉跟他们谈，然后他自己亲自找他们谈，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便及时向中央汇报。
在一次决定减租减息的会议上，李鼎铭、安文钦等人都坚持一个调子，不同意减租减息，他们不表态，文件就发不下去。但是林伯渠这时并不强加于人，既坚持团结，也不放弃斗争。跟他们谈过几次后，又向毛主席汇报，请他帮助做这些人的工作。
不久，毛主席把李鼎铭请去谈话，并招待吃饭，开导说：
“老百姓辛辛苦苦打下粮食，全交了租，日子过不下去，大家心里都不好过吧。你现在是边区政府副主席，也要替老百姓想一想。要是他们不交租，也不能把他们都关起来吧，你看呢?”
这些话，李鼎铭觉得不无道理。于是，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第二天，林伯渠、李鼎铭主持会议，继续讨论减租减息的问题，他把毛主席对他讲的一席话跟大家说了一遍，安文钦等人也不再坚持，意见终于得到了统一。
林伯渠当时住在山坡上的一排窑洞里，天一下雨，道路泥泞难行，即便这样，为了和李鼎铭等人商谈工作和征求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他总是亲自登门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时间长了，他们不在觉得我们把他们当外人，态度主动得多了。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李鼎铭向大会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的提案，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林伯渠将这个提案向中央汇报后，毛主席十分赞赏，专门把李鼎铭请去，对他说：“你提了一条很好的建议。”后来，中央决定将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这条建议在边区迅速实施，进行彻底的精兵简政，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轻群众负担。
这样，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人士对我们的工作满意了，从而也就更加主动，积极。一次，李鼎铭深有感触地说：“我身为党外人士，在边区政府工作，并未感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和排斥，共产党人对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信任和尊重的。”
一天，一位美国记者来边区采访后说：“共产党真厉害，连李鼎铭这些绅士也乐意为他们办事，中国人有句俗话，叫‘皮笑肉不笑’，我看李鼎铭是皮笑肉也笑了。”
为了团结延安各界人士共同宣传抗战，林伯渠与谢觉哉、高自力等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在边区政府交际处宴请民间诗人墨客，他们中大多数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少人还是前清秀才、拔贡。真乃是耆老荟萃，盛会空前，林伯渠即提议取《论语·公冶长》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之旨，组成“怀安诗社”，公推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主持诗坛。席间，林伯渠即兴作《延水雅集，赋呈与会诸君子》诗二首，以示祝贺：
(一)
目送征鸿远，
秋笼延水深。
朱颜何可驻，
华发漫相侵。
寰宇风云合，
高台长短吟。
会文信有托，
今古事同钦。
(二)
十年挟策费调停，
待整金瓯拱宿星，
抗敌计无分畛域，
匡时论共契兰罄。
边城重寄期安堵，
盛会嘉宾喜满庭。
四野风多秋气健，
及时樽酒慰遐龄。
怀安诗社成立后，战友、诗友们常互有唱和，或追怀往事，或激励斗志，一时佳作荟集，蔚成风气。
林伯渠此时虽年近六旬，仍经常骑着毛驴到边区各县视察工作，亲自调查了解基层情况。一九四一年底，待参议会一散，他就带着二十多个同志顶风冒雪前往甘泉、鄜县、延川等县乡村，深入到群众之中，了解基层对执行边区政府各项政策的具体情况，并广泛听取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人们望着这位身穿一件翻羊皮袄，走村串户，嘘寒问暖的老主席，心里充满了感激。
这次视察，历时两个多月，一九四二年的元旦和春节，都是在乡下度过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边区人民虽然困难重重，但抗日的信心仍十分坚强，节衣缩食，为抗日部队捐集粮秣，鞋袜。一路上，他常常用边区群众这种革命热情来激励同行的年轻同志，并且写下了不少热情的诗作，且选二首，足见这位老战士宽阔的革命情怀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
出巡边区各县早发高家哨
骏马坚冰踏洛河，
纷纷瑞雪舞婆娑。
载途公草驴争拥，
觅食饥禽陇见多。
天意难知厄重耳，
法轮无语笑荆柯。②
群山皆冷心犹热，
反著羔裘③当薜萝。
卅年除日巡次甘泉
甘泉小滞逢除日，
朋侣追从作浩歌。
相约廉隅共砥砺，
难忘大地正干戈。
心如止水波纹少，
梦似浮云间隙多。
樽酒及时共一醉，
那堪岁月共蹉跎。
正是由于林伯渠长期的兢兢业业工作，扎根在群众之中，受到了边区各界人民的拥戴，当他结束这次长时间的视察回到延安的时候，边区政府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会上，续范亭曾这样赞扬他说：
年来足迹遍神州，
革命先锋一老牛。
不学导引不避世，
童颜鹤发自风流。
2
如果说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个震撼世界的伟大奇迹，那么，延安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则也不愧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篇章。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面对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一次生产动员大会上这样对大家说。
同时，他向陕甘宁边区军民发出响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林伯渠回到边区政府，便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如何尽快使之成为抗日的模范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是摆在这位边区政府主席面前的重要任务。
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和《组织起来》等重要著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领导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并且强调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通过认定学习毛泽东这些精辟的论述，林伯渠回顾了自己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时期，以及后来的南昌起义、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长期从事过财政经济工作，对过去那种因循守旧，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保守观念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认识到财政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为基础，从而，确立了边区政府工作的两大基本任务：第一便是发展生产，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部队和工作人员的给养，努力提高人民生活，以储备充足的民力、物力和财力，准备胜利反攻。第二是加强干部教育和军队教育，用以提高工作效能和抗战力量。并且强调指出：生产是为革命战争解决物质问题，教育是为革命战争解决干部问题。只有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才能解决财政问题，才能解决教育问题，才能解决其他一切问题，所以生产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
在那难忘的窑洞岁月，林伯渠和边区军民一道，为发展边区生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王震率领边区警卫部队三五九旅屯田南泥湾，奋战三年，开荒二十七万余亩，年产粮食一万多担，把这古木丛生，野狼成群的荒凉山川，变成了陕北江南。
——延水河畔，杜甫川里，到处是劳动歌声飞扬，各机关、学校，人人参加开荒种地，纺线种菜，生产所得基本达到半自给，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边区农民纷纷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变工队、扎工队等集体互助劳动组织，移民、开荒、运盐、农业普遍增产，大部分地区达到耕三余一。至一九四三年，全区耕地由抗战前的八百六十二万亩扩大到一千二百四十八万多亩，粮食产量由一百一十万担增加到一百八十多万担，除去全年消费，还可节余二十二万担。
——边区工业也大大发展，纺织、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军械制造等出现了空前景象，仅纺织业一项，至一九四三年，全区有公营纺织厂二十三家，年产布匹三万二千九百多匹；而民营纺织业发展更快，年产土布达六万五千三百多匹。
此外，民用工业如肥皂、火柴、毛巾、牙粉、牙刷、纸烟、鞋袜以及纸张全部自给。至此，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完全被克服，“丰衣足食”的口号得实现。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全区军民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物质上最困难的岁月，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同时也锻炼了干部，加强了军民团结，从而使陕甘宁边区更加巩固与繁荣，对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也起到了较好的模范作用和推动作用。
面对三年多来边区军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林伯渠和同志们一样，感到无比自豪。因为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也浸透着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战士的心血……
每每夜阑人静，他那孔山坡上的土窑洞总是闪烁着明亮的灯光。灯光下，他不是找同志们谈话，听取对大生产运动的意见，就是和大家一起研究制定各种鼓励发展生产的政策、计划。无论酷暑隆冬，他经常深入群众中间，亲自调查了解，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困难。同时，他还身先士卒，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菜、割草，样样都干。延水两岸的沟沟峁峁，留遍了他辛勤的足迹，收获季节，他和同志们一道分享丰收的喜悦。当时，边区群众都亲昵地称他“林老头”，赞扬他是“人民的老勤务员”。对此，林伯渠的诗友续范亭曾在《延安五老》诗中这样说：
林老奇逸人中龙， 风流潇洒有大度。
胜任愉快政多宽， 不事吹求公令布。
童颜鹤发非导引， 公余且作长征赋。
漫天风雪巡洛鄜， 怀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争识林老头， 亲切有如家人父。
灯下细谈几件事， 米面油盐棉花布。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林伯渠便十分尊重知识分子，重视人才，善于充分发挥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的作用。
为了培育和推广各种农作物的良种，边区政府于抗战初期在三十里铺办了一个试验农场，但是由于那里土地瘠薄，气温变化无常，不大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后来，农场场长陈凌凤、朱明凯夫妇向林伯渠建议，农场最好能迁个地方。当时林伯渠认真听取了这对来自岭南大学农艺系的青年的意见，和他们一道顶着凛冽的寒风，骑着毛驴走遍了延安南面七里堡和杜甫川的山山峁峁。通过实地察勘，决定选用杜甫川几百亩向阳靠山临水的川地作为农场场地，并一同规划将川地种植各种农作物和蔬菜，靠山的坡地种植果树和建立牧场，将远远近近的荒山植树造林。
农场办起来后，正式命名为“光华农场”。由于林伯渠指示边区政府建设厅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没多久，农场便相继建起了简易的试验室、场部办公室、生活窑洞、糖房、烤烟房以及一座供提炼酒精用的酿酒房。
早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期间，林伯渠便通过各种渠道动员了一批有志来边区工作的农业专门人才，并帮助他们安全抵达延安。光华农场办起来后，他又把这学农艺、园艺、林业、植保、畜牧、兽医、水利和农业经济的同志从各单位调来，对他们充分信赖，大胆使用，使得这些技术人员都热心发挥各自的专长，很快选育出了优良的农作物品种狼尾谷、马齿玉米、春小麦、甜菜、白皮马铃薯和黄金烟。试种成功了梓树、核桃、大苹果、西洋梨、甜杏、法国葡萄、牛奶葡萄和草莓，还引种成功了三边回子白、广东芥蓝、金皇后蕃茄、茅台西瓜、花皮甜瓜、大甜椒、紫长茄、大叶菠菜等蔬菜果品一百多种。此外，农场还办起了一个奶牛场，让延安的机关，学校、医院以及缺奶的婴儿、外国记者都有鲜牛奶供应。
一九四二年，甘泉等县牛瘟流行猖獗，在那里工作的贺龙赶来和林伯渠商议，研究解决办法。最后，林伯渠将消灭牛瘟的任务交给光华农场。技术人员们接到此项任务，土法上马，利用极其简陋的条件研制出了牛瘟血清，及时扑灭了瘟情。
长期繁忙的工作，使得林伯渠积劳成疾。这年年底，他来到光华农场休养，看到农场的巨大变化，心情无比激动，在《赠续范亭》和《旧历除日养病农场寄怀红岩诸友》两诗中，借此对陕甘宁边区的一派生机进行了热情的歌颂：
赠续范亭
却因小病卧农场，
联袂枉顾不敢当。
边塞寒威仍凛冽，
郊原春意已潜藏。
负暄山脚情尤挚，
抵掌梅园语亦香。
踏遍崎岖多少路，
相逢峻坂总平常。
旧历除日养病农场寄怀红岩诸友
腊鼓声中又一年，
关河聊落感华颠。
报春回雁羡健举，
伏枥老骥赖策鞭。
兀兀窥园知叟苦，
亭亭不染爱荷妍。
纵然海上风云急，
扶病欣看陇亩鲜。
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看出他除了对周恩来、董必武、续范亭等的真挚地怀念之外，同时也尽情地抒发了他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迈情怀。
在发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至一九四四年，延安已拥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校、陕北公学、延安女大、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等三十余所军政干部大学。在国民教育方面，陕甘宁边区也拥有六所师范学校和中学、四十四所小学，此外，还有三千三百多个读报识字组和二百三十多所夜校或半日学校。这样，过去那个贫穷、愚昧、迷信、落后的陕北，很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持久进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战线也呈现出一派崭新的面貌。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边区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也使解放区的文艺园地，呈现出了一派色彩斑斓、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从而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丰厚基础。
对于陕甘宁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后来吴玉章曾这样写道：
抗战中心陕甘宁，
建议辉煌薄海钦。
领导全凭毛主席，
伯渠协力有殊勋。
3
一九四四年春节，延安城里，热闹非凡。
陕甘宁边区政府门口，扭秧歌的，舞龙灯的，玩狮子的，耍竹马的，演新剧的……远远近近，一片锣鼓喧天，欢声载道。人们怀着极大的喜悦，庆贺大生产运动以来又一个火红的丰收年景……
边区政府机关大门前，有几张新贴出来的墙报吸引了很多人。一个高个子外国记者也挤在人群里，翻开他的采访本刷刷地抄录着。
原来，墙报上刊登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生产节约计划》。上面写着：
一、在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方法)；
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
三、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
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套、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
在计划后面，还附了一首诗：
待客开水不装烟，
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菰一亩公粮缴，
糖萝卜两分私费赡。
施肥锄草自动手，
整旧如新不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
广辟草莱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
变工扎工唐将班。
看到林伯渠的生产节约计划，大家都赞叹不已，纷纷议论道：
“嘿!林主席这计划真棒!给咱们树了榜样啦!”
“这‘广辟草莱’是啥意思?”
“就是多开荒呗!”
“哎呀!林主席头发都全白了，还带头订生产节约计划，往后，咱们可得更加努力生产哪!”
……
当时，林伯渠在汇报边区新的一年生产计划时，也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对他的计划十分赞赏，当即回信说：
林老：
来示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
再说那位外国记者听到群众的议论，很受感动。不过，他不大相信，堂堂边区政府主席，哪能扛着锄头跟老百姓一道生产呢?
不久，这位外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出乎他意料之外，听人说林伯渠去年种下的糖萝卜，一棵有几斤重，感到十分惊讶，不由得联想到许多问题。
作为新闻记者，他到过全世界不少国家，这样的新闻还绝少听说。来到中国以后，他在蒋管区也跑了不少地方，国民党的那些达官贵人们，虽然口里整天高喊着国难当头，可谁又不是沉溺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象这样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样与人民同甘共苦的边区政府领导人，他在蒋管区，是不曾发现的。
这位外国记者怀着好奇、敬仰的心情，决定亲自采访林伯渠主席。
一天，他在警卫人员的带领下，弓着身子走进了林伯渠的窑洞。举目四顾，窑洞里，只有一盘炕床，炕上摆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被套上，满是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上，堆着一大叠书报、文件，还有一文笔杆发红的毛笔，一只四方形的小铜墨盒子。整个窑洞除了几把半新半旧的椅子，一口小木箱，此外别无它物。
林伯渠正坐在临窗的椅子上，戴着近视眼镜，低着头缝补一条旧裤子，见有客人进来，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让坐。
这位外国记者拿起林伯渠刚放下的裤子，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道：
“主席先生，应该换了，应该换了!”
林伯渠笑着回答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才穿三年半呢!”
“主席先生，能给我谈谈边区政府生产节约的问题吗?”
林伯渠吸了两口叶子烟，爽朗地说：
“完全可以。首先淡谈生产吧。你可能知道，自一九三九年以来，国民党政府便违背诺言，完全断绝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而且，设置重重封锁线，妄图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但是，他们的算盘落空了。”
林伯渠激动地一挥手，又继续说下去：
“头两年，我们几乎搞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油，没有菜，办公没有纸张，战士们没有鞋袜，到了冬天，还发不下被子……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等着饿死，更不能把队伍解散。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我们用自己的两只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陕北有三宝：咸盐、皮子、甜甘草。我们利用本地资源，办起了小盐矿、皮革厂、造纸厂、被服厂、肥皂厂……两年工夫，我们有了吃的，有了穿的，有了用的。”
“是这样的!了不起呀!”外国记者频频点头，进一步问道：
“你们是怎样创造出这种奇迹的?”
接着，林伯渠又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发展边区经济的一些政策和措施。首先，他介绍了边区的减租减息政策，肯定了这一政策帮助农民扩大再生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接下去又介绍了各种奖励政策，如优待移民，三年不交公粮，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推广植棉，棉地三年不交公粮，并给予技术指导；鼓励兴修水利，扩大水田面积；鼓励开荒，农民自力开垦的荒地，给予地权；鼓励二流子转变，帮助他们制定生产计划与适当解决困难，使全区三千多个二流子得到转变；用信用贷款和投资扶助公私农业合作事业的发展以及推广各种合作政策等等。最后，他还向这位记者介绍了边区政府奖励劳动英雄的政策，几年来召开了全区性的劳动模范大会，表彰在生产运动中产生的以赵占魁等为代表的劳动英雄，表彰他们在生产上的积极性、组织性和创作性，从而使他们在生产中更加发挥了带头作用……
林伯渠喝了一口水，又兴致勃勃地说：
“再谈谈我们的节约吧。我们节约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去年，我们整个财政支出取之于民的只占十分之一。”
“今年的情况怎样呢?”记者问。
“今年我们把生产和节约配合得更好，劝储团的工作极有成效，因此可以把更多的款项用来发展生产。人民的收入将大大增加，这对于储蓄民力，建设边区，准备反攻，非常的重要。”
“太好了!”外国记者合上了他的笔记本，提出要求说：
“主席先生，听说您去年种的糖萝卜长得不错，今年如何?可以参观吗?”
“可以。不过，今年的糖萝卜还刚刚种下去不久呢。”林伯渠说罢，把烟斗插进口袋，说：“请吧!”
林伯渠拄了根手杖，带着他走下山坡，来到延河边的一块滩地上，林伯渠停了下来，对记者说：
“到了。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
记者蹲下身来，抚弄着地里嫩绿的秧苗，赞不绝口地说：
“真是名不虚传哪!我信服了!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不仅发动群众干，还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了不起!了不起啊!”
这时，同来的秘书小王对记者说：
“您不知道，林老当时找这块地可真不容易啊!”
“啊?”记者疑惑地说。
接着，小王简要地叙说了个大概：“那是大生产运动刚开始发动的时候，林老一有空就带上警卫员和我四处找地，但延安党政机关，学校等单位多，大家部搞生产，找块闲散地极困难。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块。林老工作忙，身体又不好，地远了，无法种，近处的地又被别人占完了，怎么办呢?看着林老拄着拐杖上山下山，四处奔走，我们都很心疼。大家都劝他：‘您工作那么忙，年纪又大，近处又没有合适的地，还是算了吧!只要我们每人多开镢头荒，就够您那份了。’可是林老却严肃地说：‘我是边区政府主席，要求别人作的，我首先要做到。我不完成生产任务，怎么去要求别人?’实在拗不过他，我出了个主意：‘咱们在河滩上找块地吧。’林老担心地问我：‘河滩上种地行吗?大水来了怎么办?’我说：‘行!咱们种糖萝卜，等大水下来，糖萝卜已经收了。’于是林老带领我们几个人在河滩上开地，搬走石头，种上了糖萝卜。林老一有空就来地里锄草，松土，施肥，精心照管，收获后，林老和我们都完成了上缴任务……”
外国记者不时地点着头，连声夸奖说：
“真了不起呀，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全世界人民!”
林伯渠谦逊地笑了笑，指着延水两岸山坡上翻滚着绿波的庄稼说：
“这都是我们中央机关和部队，学校的生产区，在我们这里，从中央负责同志到每一个老百姓，都懂得自力更生的意义!”
此刻，这位外国记者闪动着激动的目光，紧紧地握住林伯渠的手说：
“谢谢你，主席先生!我在陕北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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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和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是著名的延安五老。在人们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慈祥剀切的革命前辈，同时也是一位实事求是、严于律己、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特别是他那关心群众，爱护干部的动人事迹，更是在人们记忆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下午，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议正在继续举行。忽然间，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只见一道电火花闪进窑洞，霹雳一声巨响，将正在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荣击倒在地。他当时紧靠着一根木柱子坐着，那根柱也噼啦一声劈下一半来。会场上八人触电，李彩荣当即身死。
天外飞来横祸，会场上一阵骚乱……
主持会议的林伯渠也被雷电击昏，被人抬到炕上。他稍一清醒，马上指挥大家对被击伤的人员进行救护，并安排料理李彩荣的后事，慰抚亡者家属……
就在发生这次雷击事件之后，群众中竟传出这样的议论：
“天老爷真不长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呵!”
同志们把这一情况反映给林伯渠后，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当时，有的同志认为这是反革命言论，主张把说这话的一个农民抓到保安处来。然而，林伯渠却不同意这样做。相反，他用这件事鞭策自己对边区政府工作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原来，在这几年经济严重困难的日子里，随着进入边区的各界人员的日益增加，政府机构也日趋庞大。开头，整个边区是十个老百姓负担一个公家人，后来，每七个人就得负担一个公家人。陕北本来就土地贫瘠，难得有一个好收成，老百姓负担过重，心里有气，这是明摆着的。但是，边区人民毕竟对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们有什么理由怪罪他们呢?
后来，他将这一情况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且认真检查了边区政府的工作。一再表示自己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愧对边区人民。当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他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指示不要对那个农民予以追究，反复说明，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压制群众的批评，并且经过反复研究，很快把公粮数目减了下来。
自从这以后，林伯渠更加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在边区的各项政策，领导边区军民努力发展生产，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不到两年时间，整个边区的形势便发生了根本好转。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陕甘宁边区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召开了为时近九十天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根据整风精神，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面检讨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检讨了边区党、政、军、民、财各方面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当时，在如何认识陕北苏区党的历史的问题上，会议存在着分歧意见。为了帮助同志们从思想上清算过去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内特别是边区高级干部对以往边区党的斗争历史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林伯渠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肯定了土地革命时期以刘志丹、谢子久为代表的许多同志开辟的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功绩。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历史的教训对同志们说，由于王明冒险主义的错误，白区的党组织都遭到惨重破坏，许多苏区也没有了，而只有陕北这个苏区还存在着，这使得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全世界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在中国今天还继续着。并且，他还引用《易经·否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句④”，来形容中国革命其所以能生存发展，是因为陕甘宁边区这块土地上，保留着民族的，阶级的不亡的一线生机。
有谁能否认这一铁的事实呢?如果当初不是这块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那种长期无后方的游击状态不知还要持续多久，而且，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中建设成这样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样，通过反复讨论，大家的认识很快得到统一，从而更加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党内的团结。
在大规模的普遍整风后期，由于揭发出了少数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托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因此，边区政府开始了审查干部的运动。审查干部，清洗混入干部队伍中的个别坏人，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掌握审干运动大权的康生，却别有用心地借此发动了一场完全错误的所谓“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他在西北公学用逼、供、信的做法，逼着一个叫张克勤的进步青年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并且利用这个“典型”，到各处“现身说法”，把从河南、四川、湖南、甘肃、陕西、湖北等省的地下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延安的党员、进步青年，大都打成“红旗党”、叛徒、特务，抓了不少人，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短短几天内，保安处便出现人满之患。
对此，不少从白区来的同志和边区干部群众，都表示怀疑和不满。一天夜里，从湖南来延安不久的青年干部陈永清，怀着满心疑惑来到林伯渠的窑洞，瓮声瓮气地说：
“林老，有几个问题我弄不明白，可以问您吗?”
“怎么不可以呢?坐下来慢慢说。”
“现在有人说湖南是‘红旗党’，我有怀疑，工委的成员大多是地下党的领导干部和老红年，是经党中央派去的，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如果说个别人有问题，那倒是可能的。这些天，延安的窑洞里都关满了人，他们都是坏人吗?还有，几天几夜不让人吃饭，不让人睡觉，在这种情况下‘坦白’出来的问题，靠得住么?”
待陈永清说完，林伯渠严肃地，又是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你第一次到根据地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斗争场面，有疑问，这是自然的。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影响时间比较长，比较严重，特别是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掌握不好，容易犯左的毛病。现在正是高潮的时候，出现逼、供、信这类情况不足为奇。高潮过去了，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会慢慢冷静下来。运动后期，整错了的人，全要进行调查、核实，错了一定要纠正。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不是提出要实事求是吗?我们要相信党中央……”
不久，康生要在延安召开公审大会，枪毙四十老干部，并且执意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召开这个公审大会。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府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准搞逼、供、信，不准乱杀人。杀开了不得了。如果延安一开刀，各解放区就会上行下效。
为此，党中央于一九四三年八月正式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强调指出审干运动中“大部不抓，一个不杀”。要求做到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等等。及时地制止了康生等人的错误，避免了三十年代初党内肃反扩大化的悲剧在延安重演。
“抢救”运动高潮那阵，林伯渠因病住在医院。回来之后，看到很多同志都被打成“特务”，甚至把火烧到了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张曙时头上，他十分气愤，反复对办案人员说：来边区的青年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求抗日，要求革命的，这一点要坚信不移。而且他们都是经过各地地下党组织介绍或八路军办事处招收来的。对少数来历不清的人要审查，要作深入调查研究，一时搞不清的，慢慢搞。还要看他们的表现，不要随便给人戴帽子。
后来，按照中央的决定精神，平反冤、假、错案，林伯渠亲自过问甄别工作。因为很多同志进入延安时，都要路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不少人是由他亲自审查过的。所以，他及时为同志们写证明材料，使问题得到及早解决，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林伯渠对干部的爱护，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政治上的关心和帮助，他从不是板着面孔训人，而是能叫人乐于接受。
他常对青年们说，年轻人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说在这方面自己有过深刻的甚至是痛苦的教训。他告诉大家，他有三个弟弟，由于父亲过世较早，全靠他一手培养，自己节衣缩食，送他们上学，有的甚至送到国外深造。可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辜负了兄长的期望，都未能走上革命道路，庸庸碌碌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当时，边区政府有个叫陈昌林的年轻秘书，是革命烈士的亲属，他的姐姐和姐夫都是在湖南马日事变中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林伯渠经常鼓励他走他姐姐、姐夫的道路，要坚持革命到底。一九四二年，党中央号召有文化的青年干部到基层去，到前线去，到农村去。林伯渠便找陈昌林谈话，鼓励他去绥德专区开辟工作。到了绥德以后，专员袁任远同志将他留在专员办公室当秘书，林伯渠知道后，立即给他写信，希望他最好去乡政府当文书，信中说：因为乡政府是未来工作的缩影，成天会有千头万绪的具体工作要做，会遇到很多头痛的事，如果你偷偷躲着哭鼻子，或者有人骂你的娘，说明你做了一点实际工作……后来袁任远同志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便让他到葭县去了。到了基层，林伯渠还常常写信给他，鼓励他多做具体工作，艰苦奋斗，少说大话空话。由于有了基层工作的经验，后来陈昌林担任县委书记和其他领导职务，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一直深深感激着林伯渠对他的严格要求。
林伯渠总是告诫青年人要谦虚谨愼，常用《尚书》中“满遭损、谦受益”这句话来勉励大家。
一九四一年春天，边区政府任命二十三岁的妇女干部邵清华去安塞县担任县长。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女县长，赴任前，林伯渠把她请到自己的窑洞跟她谈话，鼓励她对工作要有勇气，要深入群众，多调查研究，特别是要尊重本地干部，搞好团结。她下去以后不久，工作上出了些偏差，同志们对她有些意见。在边区高干会上，林伯渠又跟她谈，说年轻人有点缺点不要紧，要紧的是要认识，要改正。所以，要求她在会议上向同志们对自己的工作作出检讨。开始，她想不通，有些问题甚至意识不到。林伯渠又耐心对她进行开导，后来，她终于在会议上对自己以往有些事情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对县委不尊重的错误作了深刻地检讨，获得了同志们的好评。
从白区初来根据地的同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清高和散漫的毛病比较常见。一次，一位平时比较傲慢的湖南同志因工作失误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思想上便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写了一首诗，流露了对前途的悲观失望。林伯渠立即和了他一首，用以提高他对工作和生活的勇气：
立身不可太超群，
空谷由来有足音。
一例乡心思回雁，
十分红叶满霜林。⑤
瓮中鱼鳖气犹炽，
盖世功名武亦文。
莫遣长空太寂寞，
共同御侮有强邻。
在工作中，他对年轻人的要求十分严格，哪怕是一件细微的事情，也是一丝不苟。一天，一位年轻的秘书在给一位同志草拟通知时，由于笔下疏忽，将“你”写成了“你们”。送去签字时，林伯渠轻轻圈掉了那个“们”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末了，温和地对这位同志说：
“‘们’字是指多人的意思，在这里就用得不妥当了，以后注意些，不要弄出笑话。”
①林伯渠同志自注：“这个，指蒋介石，蒋口语有这个、这个之习。”
②厄重耳：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因晋国发生内乱而出逃，在路上碰到各种阻碍。这里借指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边区人民困难重重。厄：受困。法轮：佛教用语，指世运转变。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秦王，失败被杀。意指荆轲不懂得胜利不是一两个人赴险犯难就可以得到的，借喻抗战胜利必须发动群众。
③反著羔裘：即反穿着羊皮大衣。薜萝：薜荔和蔓萝，蔓生植物。《楚辞》里用薜萝作服饰，比喻品德高洁。
④苞桑亦作包桑，指根深柢固的桑树。孔颖达疏；“苞，本也，凡物系于桑之苞本，则牢固也。”
⑤林伯渠同志自注：“湖南衡山有回雁峰。”此二句写思念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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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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