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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针锋相对 |
| 涂绍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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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林伯渠受中共中央派遣，率王若飞、伍云甫等工作人员二十余人，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临行前，周恩来、谢觉哉、李维汉等都前来送行。
汽车在婉蜒南去的公路上疾驰着，林伯渠微微后仰着靠在车座上，思考着那将展开的一场新的斗争……
原来，早在去年夏秋之交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把他的谋臣张治中叫去说：
“文伯，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交谈一些问题，你看好不好?”
当时，张治中英明其妙，不知蒋介石用意何在，只好附合说：“那当然好哇!”于是蒋介石又亲笔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治中转给谈判结束后即将返回的林彪带回延安。
其实，蒋介石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一九四三年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各个战场上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歼灭敌伪十三万余人，攻克日寇据点七百余处，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发展到四十多万，解放区一天天在不断扩大，使得这位力主“攘外必先安内”的委员长惶恐不已。加上这年五月，第三国际鉴于各国面临日益复杂的国内形势，以及在此形势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国内革命问题，同时，各国共产党不断成熟，因此第三国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统一领导各国革命，遂决定解散。这本来是有利于各国共产党更好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独立地领导本国革命的正确决定，但蒋介石却借此题目大作文章，指使汉奸、特务假冒“民众团体”，大肆叫嚷第三国际已经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此时，各国反动派也纷纷趁此机会，要求国内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一齐解散。因此，一贯反共的蒋介石加入他们的合唱团，妄图“招降”中国共产党是毫不足怪的。同时，也因外受英美压力，战事吃紧，经济恐慌，民情激愤及国民党内部分裂，为求缓和计，这便是他“请”毛泽东来重庆的真谛之所在。
由于我党对蒋介石的谈判“诚意”已领教多次，故对他的“邀请”一直未与答复。直到一九四四年春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打通从中国的东北直到越南大陆的交通线，对国民党战场的豫湘桂地区发动了新的攻势，而国民党却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致使日寇步步为营，不断向南逼进。为了拉蒋抗日，重新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中共中央于四月五日作出决定，派林伯渠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通知国民党军令部驻延高级参谋郭仲容将此决定转告蒋介石。
林伯渠一行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了两天，于五月二日抵达西安。一路上，面对国民党为封锁边区所构筑的重重碉堡，以及那些虚伪的国民党官吏，林伯渠思绪万千，曾吟成《南行杂诗》一组，以述沿途所见：
阳关未许泥丸封，
何事星碉布几重?
明日东过交道镇，
今宵闷煞郭仲容①。
补牢辛苦为亡羊，
大计百年有主张。
沐雨栉风双手力，
恢宏新市一茶坊。
又是南游抵洛城，
官吏纷纷夹道迎。
祗今失却新奇感，
世上正多两面人。
行行中部又同官，
细草山花仔细看，
显得和平新气象。
将军几辈尽欢颜。
东行百里出耀州，
莽荡郊原麦苗秀。
日落长安恰在望，
飞鸟仍旧满城头。
当他下榻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看见四年前他亲手栽下的洋槐已长得高于墙头，小楼依旧，而周围的反共逆迹更张，对此，他感到无比愤慨，于是又写道：
四年不到七贤庄，
手植洋槐高于墙。
风景不殊气象改，
周围碉堡比蜂房。
林伯渠到达西安这天，蒋介石派出的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也于同日飞抵西安。
五月三日，张治中、王世杰偕胡宗南一同前往七贤庄访晤，相约在西安举行预备性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后，然后飞往重庆继续谈判。
张治中等下榻的终南山下弥陀寺，是西安近郊一个十分幽静的所在。普陀寺前，是一条小河，河边杨柳依依，风景宜人。柳荫下，摆了几把藤椅，几张茶几，自五月四日至十一日，双方进行的五次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经过激烈地争论，初步形成了一个会谈记录，原文为：
甲 关于军事者
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军十二师之数；
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
四、前项军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呈报请委；
五、前项军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部队同样办法，同等待遇。
乙 关于陕甘宁边区者
一、名称可改称陕北行政区；
二、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
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六、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由财政部妥定办法处理；
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交换意见；
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
丙 关于党的问题者
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之军人家属。
丁 其他
一、中共表示继续忠实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二、撤消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即先予便利；
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于抗战的原则去解决。
林祖涵
五月十一日
这个记录，曾经林伯渠亲自过目，并作了一些增减和修改。不难看出，我们是作出了重大让步的。这个记录，经双方议定，由各方代表签字后，汇报双方中央。为了表示我党对谈判的诚意，林伯渠当即在记录上签了字。
他签完字之后，也要求张治中、王世杰在记录上签字，而他们却耍了一个花招，说这只是由林先生所提出或同意他们一部分的意见，自只应由林先生签字；至于他们的意见，则要返回重庆请示后才能正式提出。于是，这就为他们后来推翻这一起码的方案埋下了伏笔……
2
一架银白色的飞机一声呼啸，离开了宝鸡机场，掠过高耸入云的秦岭之巅，越过大巴山脉的茫茫林海，直向重庆飞去。
这是一架小型的美制军用运输机，机舱里没有正规的座椅。上飞机前，张治中叫人买了两把藤椅，两个首席代表一人一把，并且还买了一些华山公司的潼关牌香烟，招待林伯渠。这说明张治中和共产党人的个人交情上，还算是比较友好的，他早年也同情过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周恩来、熊雄、恽代英等人过从甚多。另一方面，他对蒋介石也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因为自大革命时期起，蒋介石便对他一直重用，不断提拔。从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北伐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以至后来的武汉行营主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湖南省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管军事)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事会书记长，使得他对蒋介石颇为感激。特别是他一九三八年任湖南省主席时，当日军攻陷岳阳，他和湖南一些要员们畏日如虎，张惶失措，竟不顾守土有责和人民生命财产，及早执行蒋介石密令，逃走之前，借口实行“坚壁清野”和“焦土政策”，于十一月十二日深夜一时，派遣大批军警在长沙市区四处放火。城中居民正值熟睡之机，老弱妇孺，多葬身火海。一场空前的浩劫，繁华的市面只留下断垣残壁。三十万居民无家可归。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琨、公安局长文重孚三个替罪羊予以处决，而对张治中却只给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因此，他对此更是感恩不浅，一直是无微不至地效忠于蒋介石。
五月十七日下午五时，飞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徐徐降落。
林伯渠一边走下舷梯，一边向前来迎接的人们挥手致意。这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章汉夫、鲁明等早已来到机场，战友重逢，格外亲切，纷纷上前热情握手。
国民党方面也派了邵力子、康泽等官员前来迎接，寒暄一阵后，林伯渠便被一群中外记者团团围住。他向记者们简要地述说了这次来渝打算，便又兴奋地告诉记者，第十八集团军近日内已配合友军反攻河南，已收复林县等地，同时，在苏北淮安一线，大败日军，毙敌六百余名，生俘日军一部。随后，即偕董必武、王若飞等驱车前往曾家岩。
实际上，国民党对这次谈判是毫无诚意的。在林伯渠来渝之前，蒋介石即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召集梁寒操、张厉生、陈立夫、陈布雷、刘为章、潘公展、何应钦、徐恩曾等要员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中秘处草拟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方案》、《林伯渠来渝我方应付对策》两项极为机密的“特件”。
在《政治解决方案》中，国民党首先强调“国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污蔑中共“擅自调动军队袭击友军，扩编军队乃破坏军令之最著者。至于夺占地方、残害官吏、擅颁与中央政令抵触之命令规章，私制货币、邮票等，乃破坏政令之最著者”，并且限令“此种破坏军令政令之行为必须彻底革除”。在军令问题上，则要求中共军队“绝对服从军令纪律”，“人事应遵照中央法规办理”，军队教育“应遵照中央颁行之教育大纲、教育训令实施”，在军队编制上，只准“编为两个军，每军三师，每师三团”。并且“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在政令问题上，还要求中共“严格遵守政府现行法令规章，实行新县制，取消现有一切破坏政令之行为”。关于陕甘宁边区，令行“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改为“陕北行政公署”，暂隶行政院，归陕西省政府指导”，明确规定“区公署主任由中央简派”，其他“不合法组织一律取消”。最后，说明“以上各项如中共确实遵办以后，政府可准予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
这个意欲将中共严格控制在国民党手心中的方案，曾经蒋介石本人亲加圈阅，并详作批示，作为张治中、王世杰与中共谈判的准则。而在《林伯渠来渝我方应付对策》中，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国民党对这次谈判的基本态度。在这份所谓应付对策中，他们首先指示西安当局，注意林伯渠到西安后的活动，并指示密派干员随车来渝，注意其在途中动态与表现，随时电报中央。同时，指示军统、中统两局，在林伯渠抵重庆后，密切注意其行动，尤其是注意对外人之来往与对各党派之来往。在新闻检查和宣传方面，则指示中宣部新闻检查局加强对舆论的注意，特别是对于新华日报的宣传计划，要予以针对之应付，指示国际宣传处应加强对外籍记者的注意，尽可能使其少与接触或设法分散其注意力。此外，要求中宣部发动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舆论，并要“以不露痕迹为原则”，其虚伪与狡诈，昭然若揭。
更为阴险的是，他们还指示推选与林伯渠过去有友谊关系的国民党人士，和林伯渠保持密切接触，并以私人资格予以招待，一是探询林伯渠这次来重庆之真意，二是宣传国民党中央所谓宽大之诚意，三是于无形之中以“大义”相劝其“来归”。
在准备谈判方案时，指示推定适当人员负责，“先以试探方式”进行，而对林伯渠此次来渝，则“不必希冀有何良好结果”，但要求使其了解中央之“德意”，中央同人“一德一心”，励精图治之“精诚”，中央力量之“雄厚”与国际地位之“日坚”为不足等等。他们估计林伯渠来重庆后，必会见蒋介石及有关要员，对策中主张“先予接见，以示中央之光明磊落，开诚相与”……
凡此种种，国民党对这次谈判的“诚意”已是十分明显的了。他们其所以“热衷”于这次谈判，自然有其目的，而且上述两项极为机密的“特件”，也都是根据蒋介石所作《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及林祖涵来渝之准备事项》的训词精神制定的。在这个训词中，蒋介石明确指出：“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并且强调：“此次林祖涵来渝，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与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在另一份密件中，更是明令“运用各党派对我抱好感之人士与林谈话，表示劝告中共放弃军权政权，以谋国家统一。”由此可见，蒋介石最害怕的是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发展，因此长期以来千方百计力图限制和扼杀，可谓用心良苦。
五月十九日，林伯渠在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席间，他向蒋陈述了中共对这次谈判的诚意和基本态度，并力劝蒋介石以拯民族危亡为己任，坚持抗战到底。末了，微微一笑道：
“只恐本人非贵党对手，还望委员长海涵!”
蒋介石深知这位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毕竟也是国民党元老，论资历他自愧不如，况且，又是国共两党谈判老手，不可等闲视之。于是，只好敷衍着笑道：
“哪里哪里!祖涵兄过谦了。这次谈判，有祖涵兄鼎力转圜，定能有圆满之结果……”
随后，林伯渠和张治中、王世杰历时四个月之久的谈判随即继续进行。结果如何?尚难料定。但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重庆，他每天能和董必武等留渝同志在一起，又不胜欣喜，五月二十五日，他吟成《又至重庆喜晤董老及留渝诸友》诗一首，审时度势，感慨万千：
暌隔渝京四岁久，
再来仍是雾沉沉。
层楼依旧红岩老，
砌草恰如灌木深。
留得须眉皆健在，
漫将金粉结同心。
呢喃燕子报春晓，
故事重编壁垒新。
3
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整个山城都笼罩在扑朔离迷的浓雾之中。
林伯渠偕董必武、王若飞驱车来到上清寺附近桂园张治中的官邸，开始了在重庆的第一轮谈判。
席间，林伯渠将我党中央拟定的关于政治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我党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承认边区政府及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地方自治等二十条要求转交张治中、王世杰后，说：
“这个方案是我们在西安谈判记录基础的补充和完善，其宗旨没有任何改变，希望文伯、雪艇二先生对此提出坦率的意见，并予转呈。”
想不到张治中将我方提案阅后，立即十分强硬地表示：
“祖涵先生，恕我直言，这个方案所提要求太多，几乎足以使人生气。精诚为重，望能修改，否则本代表不能转呈。”
王世杰也随声附合，并把方案退还我方。
谈判初开，便陷入僵局。林伯渠为了打破这僵持局面，严肃地说：
“本人此次来渝，是应蒋委员长邀请，只要你们拿出一半诚意，谈判前途可望乐观。我们的方案，当然还可以修改，但基本条件决不会降低。至于你们何时转呈，我们只好悉听尊便……”
待林伯渠说完，张治中自觉刚才措辞欠当，连忙说：
“祖涵先生所言极是，只要贵党方面能将条件稍加删改，我们一定转呈。”
接着，双方就两党关系问题自五月二十二日开始，作了两天一般性会谈。林伯渠等一方面将来渝后情况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一方面对谈判形势作了估计。六月三日，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表示同意他们对时局的估计和谈判方针，同时将修改后的提案十二条和口头要求八条一并电告，指示据此同张治中，王世杰谈判。同时，我方方案亦可全部告诉美国人华莱士、拉铁摩尔及各民主党派人士。
六月五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为了利于谈判，以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我党中央复电指示将原二十条改为十二条，把一些小问题改为备忘录。同时，随函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转交张治中、王世杰。其大意为：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编中共军队为十六军四十七个师，目前至少给五军十六师的番号，驻防地维护现状；承认陕甘宁边区及一切敌后抗日根据地；撤消对边区的军事、经济封锁，停止对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的进攻；释放各被捕人员；两党均可以在对方地区内出版发行党报等。
同一天，张治中、王世杰来到林伯渠寓所，也将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面交林伯渠，该《提示案》中，他们仍坚持只给我方四个军十个师的编制，对我党的合法地位仍不予承认，至于其他各党派之地位，人民集会，结社，人身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等项更是只字不提。
林伯渠看罢，对张王二人说：
“看来你们的《提示案》与我党所提十二条，相差甚远，不过尽管如此，我将及时把你们的意见转告延安。同时，希望二位也将我党意见及时转呈。
然而，张治中却执意说：“上次先生所提出之二十项，因内容与在西安所表示的意见出入甚大，未便接受，当经先生收回。此次所提出之十二项，项目虽然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本不能接受，惟不欲过拂先生的意思，仅允留下，但不能转呈。”
“文伯、雪艇先生，既然你们承认林某是中共的代表，就不应当拒绝将中共的意见转呈，你们的意思是只能由我在你们的提案上签字，而对我们的意见却可不予理睬，试问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见张王二人竟是如此骄横无理，林伯渠十分气愤。
见林伯渠动了肝火，张治中只好自圆其说地答辩道：
“祖涵先生，不是我们不愿转呈，而是你们所提十二条与西安商谈意见出入太大，因此我们难以从命，请先生不要误会。”
见张治中这样说了，林伯渠也平静下来说：
“我们认为，我们两次的意见大致是一致的，略为出入，也不足为怪。谈判过程中，这种情况双方都有，不然，何以为谈判?”
“祖涵先生言之有理，不过，你们的胃口是不是太大?总不能贪得无厌吧!比方说军队问题——”
没有想王世杰却插进来倒搭一耙，没等他说完，林伯渠便严正地回敬道：
“雪艇先生!何止军队问题?我们要面对事实!就说军队问题吧，我们提出先给五军十师的番号，政府方面却只允许四军十师，并且规定‘限期集中’，编余部队‘限期解散’，这是其一；我党屡次要求政府承认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地方政府，政府则屡令取消，这是其二；我党要求给抗日党派公开合法地位，民主自由应有保障，而政府方面却继续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至今未见任何解善，这是第三。还有哪些分歧，不待我细说，二位先生谅也十分清楚。”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我们不想否认，国共两党分歧由来已久，但是在军队问题上，决非我们贪得无厌。大敌当前，蒋委员长不是说‘战局一开，地无分南北，民无分男女，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么?难道人们要求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你们不允许?”
对此，张王二人无言以对。嗣后，又经过几次交锋，他们不得不将我党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解决办法仍按原提案不变。因此，谈判仍停留于僵持状态。
在两党谈判的间隙中，林伯渠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通过反复宣传我党主张，介绍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种情况，使人们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他来到重庆的第三天上午，便和董必武、王若飞前往天官府四号访晤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次日，郭沫若设宴为他洗尘，阳翰笙、冯乃超、沈雁冰、孙师毅、杜国庠、何成湘等文化界人士多人作陪。席间，林伯渠向大家热情地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实施精兵简政以后，军队和地方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部队精壮，物价稳定，人人能立于各自岗位从事抗日建国工作。抗战热情空前高涨，连外国记者看到这些现象，无不热情称赞。对此，在座的各位无不深受鼓舞。
对于蒋介石的傲慢与刁难，林伯渠虽然表示十分愤慨，但对整个前途并不灰心。席间，郭沫若赠其数年著作一部给林伯渠，第二天，他在致谢信中说：
沫若先生：
盛意可感，容当后谢。你明日下乡，恐不及送行，如有机会，当专诚奉访。此来大事无法解决，即小工具②犹不能供吾人自由运用、尚何言他。某公③为人向来如此，弟等受骗十七年于兹，现在又令我作招待华莱士餐桌上之台布④，个人受辱事小，党岂可牺牲?所幸盟邦注目，人民觉醒，朋友同志，又皆奋力，灭亡惨痛，决不能再见于今日也。匆匆不尽，即颂撰安!
林祖涵
五月廾四日
由于国民党坚持限共、融共、反共的反革命策略，瞬息万变，诡计多端，使谈判陷入一个个死角，很长时间无法进行。对此，林伯渠在《答柳》(亚子)的诗中，作了这样的抨击：
伊谁无虑复无思，
欲种嘉禾惧蔓滋。
万变总寻新死角，
相消痛感旧生涯。
阴晴如梦浑难遣，
高下由心总不宜。
依样葫芦从何测，
苞桑自昔咏于诗。
七月份，林伯渠曾多次约见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并几次写信向他们询问国民党中央对我党所提十二条是否有具体意见，但他们一再拖延，迟至八月十日才写信对林伯渠说：
“自五月三日在西安晤面起，已逾三月，自六月五日面交中央提示案后，亦两月余，迄未得中共切实答复，殊出初料之外。此次政府提示察之内容，不但对去岁林彪师长所请求各款，几已全部容纳，即对先生在西安表示之意见，办已大部容纳。中共既表示拥护团结与统一，请即促其接受。”
又特别提出，允许中共军队扩编四军十师，“已属从宽核定”。而对我党之正当要求，他们在信中却污蔑为“或则与事实不符，或则与事埋不合”，根本无转圜余地。
对此，林伯渠一一严加驳斥，八月三十日，他致信张治中、王世杰，促其转呈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出张王二人八月十日对我方之指责，是“完令错误的见解”，并对国民党在提示案和十日来信中不合理之要求及无端取闹，均逐一驳回。但在信中，他仍然诚恳地希望国民党以抗战建国的利益为重，放弃一党统治的方针，认真推行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以争取全民抗战的前后胜利。并再次邀请张王二代表赴延安与我方继续谈判。
这样，历时三个多月的谈判仍未取得丝毫进展……
4
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日益孤立，在中国战场上也不断受到我八路军、新四军及国民党中爱国将士的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危机，当他们在一九四四年四月攻下河南之后，继而又向湖南大举进攻，不断对蒋介石当局施加军事压力，以图达到政治诱降的目的。不堪一击的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湖南大片土地很快沦于敌手……
此刻，林伯渠那个年迈的前妻伍崇贤，也被迫离乡背井，随着逃乱的人流，艰难地跋涉在湘西沅陵、溆浦等地的崇山峻岭之间，处境十分艰难。当她得知林伯渠已到重庆，加上二女秉衡此时也转成都工作，于是连发两信，告自己准备设法去成都，并嘱安排在蓉居留事宜。
收到伍崇贤来信，林伯渠十分为难。正值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情况虽已有好转，但他却无力帮助她满足这一要求，于是，他只得写信给女儿秉衡劝慰母亲。
秉衡：
前后得尔母两信，一家中发，一到阮陵后发(大约六月二十号以前)。称囡囡尚在衡校未回⑤，她自己打算设法来蓉，我想这些计划都不甚妥当。我看目下情形，仍以住在家乡不动为好，一则年老人不能耐溽暑路途的辛苦，二则也无法筹如此钜大的旅费，三则你处负担已重，未可再加重累。因尔父纵可筹得小款，寄至湖南乡下家中尚或少有帮助，万难供应如此物价高涨之城市居地也。请你速函商尔母，仍以原回籍家居为宜，俟将日寇驱逐出境，再图迎养。我因事日内回去⑥，并告。你如来信可寄前地址转。
近好!
邃上
七月五日
他深知，这种决定也许会使她很伤心，然而，国难当头，有多少同胞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啊!何独这一家?后来，他终究还是得到了她的谅解，仍然返回了临澧凉水井老家。因为，她从心灵深处感到他仍是可以信赖的，虽然天各一方，他心里总算是没有忘掉自己。两年前，她曾收到他一首题为《梦返故乡》的诗，是这样写的：
儿时心事浑难忘，
梦里仓皇返故乡。
腊鼓停弦过闹市，
牌楼驻马望阡冈。⑦
山容淡远青还在，
整合无间色亦香。
最是后园风景好，
百花如锦拂檐墙。
她深深懂得，这是发自肺腑的心灵的火花，字里行间，除了对故乡山水真挚的怀想，岂不就是对他们过去那十八年“璧合无间”的生活深深的眷恋?
……
在重庆的这些日日夜夜，林伯渠耳闻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竟于民族危亡而不顾，忍看半壁河山不断沦陷敌手，却仍然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对此，他时常深怀感慨，尽管他们大权在握，然而这只惊涛中的漏舟，不久终将沉没。他的两首《重庆即事》，便是讽谕蒋家王朝的：
其 一
漫说分羹及若翁，
谁能赌注自然红。
残山剩水知多少，
覆雨翻云鲜异同。
远道一线失粒米，
寸心千古只金融。
由来拍板寻常事，
行市从今漫涨风。
其 二
江山依旧绽新愁，
斜日挥戈独倚楼。
铜柱标勋殊落落，
道谋筑室仍悠悠。
三秋溽暑逼残夜，
万顷惊涛挽漏舟。
盖世漫言气力尽，
美人名马自风流。
这年八月，国民党正筹备召开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接党中央通知，林伯渠仍留重庆出席。
为了争取各民主党派人士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共同奋斗。在国民参政会期间，林伯渠经常与出席会议的民主同盟沈钧儒、青年党左舜生、国社党张君劢、第三党章伯钧等参政员保持接触，会商各党派参政员在会议期间应密切取得联系，采取一致行动，以增强民主政团同盟的力量。
九月十五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代表我党作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他回顾了与张治中、王世杰四个月来的谈判过程，并就这次谈判的重要问题，重要分歧，经过真象等方面向大会作了介绍。同时，阐明了我党对于七年前的四项诺言一直信守不渝，一贯坚持团结抗日方针，耐心的期待国民党政府观点的改变。
同时，他在报告中强调，挽救危局，准备反攻，应采救急办法，并正式向大会提“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最后，我应当声明：中国共产党很盼望把问题解决，我们所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希望政府能一切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按受我们的合理要求。现在敌寇正在作垂死前的挣扎，我们中国的抗战要保持今天的国际光荣地位，要打败日寇，要得到永久和平，都不能坐待盟友的奋斗，需要更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要团结与动员全国力量，才足以停止敌人的进攻及准备力量配合盟邦的反攻。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几天参政员诸先生的各项询问，也正说明了我们政府机构人事到政策都有很多毛病，不能适合今天抗战的要求。因此我坦白的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党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
林伯渠旗帜鲜明的报告，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士的一致赞同，在新华日报上载出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接着，他在十月三日再次致信张治中、王世杰，一方面答复他们九月十日的来信，一方面告诉他们谈判未能取得进展，他将准备近期返回延安。在信中，他表明我党对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所表示的“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态度表示赞成，同时也严肃指出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因此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不拒绝继续谈判，并保证来往自由，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也一定会有人出来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同时再次强调指出：挽救目前抗战局面的应急办法，就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尽快成立联合政府。
此外，他在信中对张、王二人指责我方“要求与时俱增”的谬论进行了有力批驳，并“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最后，他一方面质问国民党：“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一方面，则“敬告”张王二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指出对共产党的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
林伯渠这封措词强硬，语言犀利的复函，再次击中了顽固派的要害，当《群众》杂志准备将此信公开发表时，国民党中宣部新闻检查处却横加干涉，批示“触犯审查标准，应予免登”。……
历史是无情的，尽管国民党当局机关算尽，仍欺骗不了全国人民，相反，他们的假民主、假抗战、真反共的面目，更进一步清楚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5
在追求光明和民族生存的长期的生死搏斗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从普通战士到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不具备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没有一个不把骨肉分离，生离死别视若等闲，为此，他们曾屡被反动派污蔑为“无情无义”，然而，道是无情胜有情，正是他们，谱写一曲又一曲真正体现人类之爱的伟大而深沉的赞歌……
林伯渠在重庆谈判将近尾声的时候，我新四军负责人陈毅的父亲从四川乡下辗转来到重庆，董必武当即电告延安，由周恩来转告了陈毅。这时，陈毅正在延安养病，知道这情况后，立即复函董必武、林伯渠，情真意切，表达了他思念家父的一片拳拳之心。
同时，他们之间，也常互有酬唱，陈毅春天到延安时，林伯渠曾作了一首《答横槊将军》⑧的诗，书赠陈毅：
将军百炼挽时艰，
东海归来鬓未斑。
浩瀚襟怀扬子水，
光辉旗帜井冈山。
阵前壁垒严民主，
马上刀环却敌顽。
战后余情尤健爽，
佳篇赐我一开颜。
因此在这复信中，也谈及同志间的革命感情和诗歌创作问题，算得上是一段革命诗坛的一段佳话，兹录于后：
董林两老：前周恩来谓得董老电，判断系家父已来渝。我阅读电文后，在类似之间，因电文错字太多，但仍复了一个电报去，谅已入览。廿年离乡，思亲情切，不得不然。兹又写信、寄相片回去，已托刘昂同志办理。如果家父真到渝，其情况盼两老嘱同志代笔见告为感。我春间来延，决定对外不宣布，故多在闭门养病，参观组来后，应酬略多，学习也颇忙碌。但不断于恩来、剑英处拜读两老佳叶并柳郭诸公大作，倾服之至。一个职业革命家，终其身从事浴血战斗，精神紧张到极度，偶尔从事怡情悦性的小品诗文写作，倒是一个恢复疲劳的好办法。这其间是可以于无意中产生空前绝后的杰作的。因为我党二十四年来其处境是古今中外所未有，同志间弥漫着的革命感情也是突过前人，我们突进到前人从来未到过的境地。这种情感和状况，好好加以模写和表现，自然高人一筹。其材料是崭新的，处理之后必得出杰出之成果。这种意见萦绕我心多年，也想以余力从事，但所得甚少，因为学殖荒落，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岁中央大军长征，留守同志亡命于山林草泽之间，苏区沦陷，人民被屠戮，叛徒接踵，死伤累累，其惨毒较之亡国为尤甚。我们许多同志那时是以一种孤臣孽子的心情，从事最后的抵抗。“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秦陇消息人难问，故交鬼影梦中归。”诸如此类，描写甚多，得诗数十首拟都为一集，命名曰《横槊集》，但大都气骨略具，而辞拙难以达意。
两老所作我读得不多，但我很高兴，定足符我多年的心愿。中华民族应有本身的伟大诗歌，在吾党吾军亦然。两老以鄙意如何?旧作以后写来承教。匆匆。
致
敬礼!
若飞同志恕不另
陈毅拜
十月三日
的确，正如陈毅听说的那样，同志间的革命感情是突过前人的，林伯渠在重庆谈判期间，延安的同志们无时不在惦记着他们，在炎热的酷暑，叶剑英参谋长特意从三千里外的延安寄来瓜果，使得林伯渠十分感动，即赋《酬叶参座寄瓜果》二首，以示谢忱：
(一)
飞来瓜果三千里，
消却秋炎八九分。
这是最高之赠品，
遥情分溢锦江春⑨。
(二)
香江气候似延安，
扇子经秋未许捐。
苦忆何时收失地，
依然橙露一尊甘。⑩
返回延安之前，林伯渠在延安工作的儿子秉益曾写信给伍崇贤，劝说母亲来渝，和父亲同往延安。可她却未予接受，甚至连带在身边的小女儿没有让离开。林伯渠深知她心灵的创伤已难愈合，也不便使她勉为其难，于是，临行前，他写信对女儿说：
衡儿：
我不久要回去，大约未能迂道来看你们，盼望你们好好工作，更好保养身体。家庭中自然需要些忍耐说服，和睦为主。日寇总快打出去的，曙光不远吧。泽仁(11)、明芷(12)，拟带去学习，尔母因道途梗阻，难受辛苦，不远行也好。不让囡囡来，只好暂听之(身边有一亲人也好，只囡囡暂不必上学，至要)(13)。佑(14)、琪(15)都好，一时未能回来。
近好! 邃上
十月六日
这样，伍崇贤仍旧在乡下做她的小学教员，默默地打发着余年，直至全国解放后，才被儿女们接到北京，长期跟三女林利住在一起。一九七〇年，林彪下达“一号命令”，她虽已年过八旬，仍被遣回湖南，次年病逝于临澧，长眠在她居住多年凉水井村头的松树林里……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历时近半年的国共两党谈判终于搁浅。这时，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来到中国，表示愿意调停两党争端，于是，双方便决定开始继续商谈。十一月七日，林伯渠偕赫尔利由重庆飞返延安……
①郭仲容系于此次同返西安。
②指与延安通讯之电台。
③指蒋介石。
④华莱士：美国副总统，其时正来中国访问，故蒋介石策划的这次谈判，亦系一场装点门面的闹剧，意在乔装自己，讨好美国人。
⑤囡囡即幼女林秉元，此时正在衡阳上中学。
⑥后因参加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暂未回。
⑦林伯渠同志自注：“停弦渡，离家十五里之镇名。离家五里之牌楼岗，先人坟墓在焉。
⑧林伯渠同志原注：“横槊将军即陈毅同志”。
⑨锦江春：锦江在成都，把瓜果分赠给成都的同志。
⑩此二句说明收复失地愿望仍将落空，谈判亦属徒耗口舌，不过多喝几杯橙露罢了。
(11)林伯渠同志侄子。
(12)林修梅次孙女。
(13)至1948年，伍崇贤仍送该小女儿秉元至香港新华分社参加革命。
(14)林秉佑，即林利，林伯渠同志三女。
(15)林秉琪，林利之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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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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