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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门所认识的习仲勋同志

孙作宾 吕剑人

习仲勋同志是在西北地区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忘我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为西北党的建设，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俩和习仲勋同志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20世纪30年代初，在西北军杨虎城部队从事兵运工作的时候，我们先后同他相识。从那时起和他并肩战斗，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接触，彼此了解越来越深。即使在遇到政治风浪冲击，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也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坚定性。1932年的两当、靖远等兵变相继失败后，他就辗转北上陕甘山区，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借鉴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诬蔑这是“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强令红二团南下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渭华地区，使这支革命武装受到严重损失。习仲勋同志坚决支持刘志丹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错误，在迅速恢复红二十六军之后，又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他在对敌斗争中，在与党内“左”倾错误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执行了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却诬蔑刘志丹是“勾结军阀”的“白军军官”，诬蔑习仲勋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在1935年9月的错误肃反中，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关押起来，进行法西斯式审讯，许多干部在莫须有罪名下被迫害致死，其中有不少是我们从杨虎城部队和“白区”送往根据地的地下党干部。在习仲勋同志被关押期间，有人偷偷问他，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他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表现出他坚持革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不畏死，受冤枉委屈无怨恨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挽救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挽救了西北革命。习仲勋同志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爱护，让他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倾注全部心血，激流勇进，很快打开局面，有所建树。毛主席还亲自为习仲勋同志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36年9月，党中央调参加西征的习仲勋同志回到保安(今志丹县)，让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等问题。1937年4月，习仲勋同志调任关中特委书记、关中特区司令部政治委员。当时关中地区的苏区包括新宁、新正、赤水、淳耀四个县的一部分，称为“小关中”，像一把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利剑，直逼国民党在西北统治的中心西安。由于斗争形势和开展工作的需要，习仲勋同志随关中特委机关多次转移。他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积极建立各种组织，向根据地周围发展不同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对每一个统战对象、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根据不同情况建立不同程度的统战关系。在国民党的县政府、保安团、保甲组织中也有我们的关系，在敌人的地方武装中工作的地下党员，给党送情报、送枪支弹药。如打入国民党县保安团的中共党员赵伯经同志，就与仲勋同志经常往来，向游击队输送武器和物品。到抗日战争时期，特委发展了关中根据地，在游击队武装的基础上组建起正规的地方部队；建立起专区政权；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实行了“三三制”，模范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运用“三大法宝”开展工作 　　习仲勋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深刻，应用得灵活。他一贯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特别是反对“左”倾错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一个重大是非问题。但康生却别有用心地发动了“抢救运动”，诬陷陕西、甘肃及十多个省的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把从陕甘“白区”来的地下党干部，或打成“叛徒”，或定为“特务”、“托派”，几乎全部关押审查。习仲勋同志心急如焚，却无力阻止，只能尽力保护了一批干部，使黄子祥、黄子文、蔡子伟、王柏栋等人免遭杀害。毛主席发现此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提出了“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反对“逼、供、信”，并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习仲勋同志当时主持的绥德分区，甄别得最快、最好，连一些被关押的人都赞扬“习仲勋是好样的”，“我党就需要有这样的领导干部”。 　　194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调习仲勋同志担任西北局负责人，领导西北地区的工作。他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的思想，非常赞同，十分佩服，十分重视学习，并注意运用三大法宝开展工作。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习仲勋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七大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西北局召开的会议上，他都讲毛泽东思想，讲三大法宝，还联系实际，现身说法，具体生动。我们和习仲勋同志在工作接触中，对领会毛泽东思想受益匪浅。他常说：“任何革命理论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因此，他特别注重抓调查研究工作，经常召开西北各省区工作座谈会，经常与各种不同人士交谈，提出问题，询问情况，并派人实地调查，及时了解掌握各地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工作。在他的指导下，甘肃省工委调查编印了甘肃省回族、藏族和蒙古族的调查概况和资料，呈报西北局。这为制定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习仲勋同志特别注重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正确地对待和使用干部，团结干部。他认为，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他担任西北局书记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支持下，有针对性地调整了西北局各基层组织的工作班子，恢复和建立了党在西北各省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委员会，选派有对敌斗争经验、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负责工作。他用人不论亲疏，工作需要就大胆任用；工作搞不上去，打不开局面，就坚决调整；既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这样，很快就打开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陕西先后建立12个跨县区的地方工委和15个县(工)委，建立起5支规模不等的游击武装；甘肃先后建立5个地级工委和17个县级工委，各工委都建立起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2月，习仲勋同志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6月任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贺龙)，主持西北局工作。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发动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于1949年5月20日解放了西安。7月，发动扶眉战役，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4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胡宗南和马步芳军的联合反攻计划，陕西各地相继解放。随即大军西进，打了兰州战役，消灭马步芳军2.7万人，于8月26日解放了兰州，宁夏的马鸿宾，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相继起义。这样，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两年半的时间就基本解决了问题。1949年11月，由彭德怀同志主持，在兰州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对解放西北的胜利是这样总结的：“西北五省已基本解放，西北战场经过两年多伟大而艰巨的战争，已基本上胜利地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这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西北局和一野前委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的英勇顽强，后方支前工作的努力，我区和解放区人民的拥护，以及各解放区部队的配合所获得的成果。尤其是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个总结是完全正确的。 　　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习仲勋同志一贯重视统战工作。在边区时，他就重视对受国民党中央军排挤的东北军、西北军及边区周围其他国民党军进行统战工作，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也做争取工作。目的是尽可能多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以顺利地开展根据地工作。在毛主席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发表以后，他认识更加明确，觉悟更加提高，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解放后，习仲勋同志从西北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在新解放地区要重视统战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团结的面应当更广，政策更宽，不仅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还要包括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人士。在陕西团结了张凤翙、韩兆鹗、孙蔚如、马平甫等；在甘肃团结了邓宝珊、蒋云台、黄正清、马辅臣等；在宁夏、青海团结了马鸿宾、喜饶嘉措；在新疆团结了陶峙岳、包尔汉以及三区革命的力量。1950年1月10日，他在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讲话，鲜明地提出：“我们共产党就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这个同党外人士实现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这篇讲话，不仅对陕西，对于当时西北其他各省区的统战工作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西北统战工作主要是要做好民族与宗教工作，在这一问题上是我们和敌人斗争的重要方向。西北周进驻西安时，就对西北总的情况有了分析：土地面积大，339万平方公里；人口少，2350万人口；少数民族多，有回、蒙古、藏、维吾尔等十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地区占据大部分土地面积，资源丰富，但经济文化落后；宗教情况复杂，不少民族绝大部分群众信仰宗教，而且宗教中的派别多，这就决定了西北民族统战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艰巨性，特别是政策性强，稍有不慎，考虑不周就会出纰漏。所以毛主席说，西北少了一个工业，多了一个民族问题。中央强调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凡涉及民族宗教、统战、外事、对敌斗争的事，一定要事先请示，事后汇报。 　　起初，有些同志对民族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轻视民族统战工作，认为是“吃吃喝喝，迎来送往”、可有可无的事(这种思想观点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在实际工作中，时常发生一些不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事，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毁寺拆庙，没收寺庙土地，促使僧尼还俗的事情，引起少数民族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不满和对立情绪，给反革命特务分子以可乘之隙，致使一些地方先后发生了民族宗教叛乱事件。毛主席指示：“凡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带有群众性的武装叛乱，一律按民族问题处理”，“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只要放下武器，一律宽大处理”。并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注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习仲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处理甘肃的西吉问题，争取了大阿訇马震武；处理阿木去乎事件，争取了黄正清；处理青海尖扎的问题，把项谦几擒几放，并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取得很好的效果。 　　习仲勋同志看到当时民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民族与宗教上层，提出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这是习仲勋同志理论与实际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体现。在镇反、土改中，他要求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只要靠拢我们、赞成土改的，坚决保护过关，集中打击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提出保留喇嘛寺、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霸，保护牧畜业等。这种采取保存一小部分封建势力中的开明人士，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去搞掉大部分封建势力的策略措施，符合当时实际，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条件。 　　民族区域自治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它既可以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使他们按照国家和自身的情况发展和繁荣民族，又可以在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的政治基础上，各民族共同管理和发展自己的国家，因而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西北局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面，是在加强民族统战，进行各项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在进行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教育，反对“民族自决”的民族分裂活动，坚决打击个别宗教上层煽动的宗教叛乱的前提下，自下而上，由小而大逐步进行的。由民族乡、区、县、州以至自治区，条件成熟一个，成立一个，绝不勉强进行。这样，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接着又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发展与进步。从此，西北各民族的政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文化繁荣较快发展，各族人民享受着安定团结、美好幸福的生活，目前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事实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完全正确的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我们相信，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一定会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积极依照民族区域自治法把各方面工作做好。 　　新时期以后，习仲勋同志仍关心重视统战工作。他认为，“尽管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三大法宝不能丢”，并提出统一战线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服从和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就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同党外人士合作，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对于推动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习仲勋同志是我党有统战工作才干和丰富经验的领导人之一。 　　我们通过长期接触和观察，认为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生涯最突出的思想作风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培养、信赖，无愧于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无愧于历史。 　　(作者系青海省原省长；陕西省政协原主席)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