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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的老首长

黄静波

仲勋同志是我的老首长、老上级和老战友，他忠诚革命，为党为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终生。他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伟大风范和革命业绩，将被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史册。 　　我和仲勋同志在20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结识。当年，我随李维汉去南梁联系革命工作时，见到了仲勋同志。他热情待人，快人快语。我感到他果断、利索、有魄力、年轻有为。 　　1943年，仲勋同志任绥德地委书记，我在清涧县当书记。那时康生搞“抢救运动”，搞得很“左”，到处乱说、乱打、乱斗，甚至发展到乱杀。有个叫杨波的人乱说，说每个县都有特务。这样乱哄乱斗，搞得人心惶惶。后来毛主席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才得到纠正。仲勋同志在绥德把握政策相当稳，损失不大。他坚持不随便打人、抓人、不冤枉好人。仲勋同志妥善掌握政策和他的工作方法，对我很有教育和影响。当时，我也在清涧县坚持不随便抓人，对于被坏人乱咬的好人，真保，所以这股“左”倾歪风，很快就煞住了。 　　由仲勋同志参与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长征后党中央的落脚点。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中国革命，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期间，仲勋同志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又主持西北局的工作，在延安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同小可的，仲勋同志的革命业绩是永垂史册的。 　　仲勋同志主持西北局工作是很出色的。党中央要选定一个西北局的负责人，那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有个培养选用过程的。这说明了仲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领导能力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赞扬，党中央对他是很信任的。 　　西北地区是个多民族、多宗教、贫穷落后、情况复杂、革命任务繁重的地区。仲勋同志首先在恢复秩序、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等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尤其在西北土地改革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他吸收陕北革命根据地土改的经验，顺利稳妥地完成了西北广大地区的土地改革任务，其中对宗教寺庙的土改又制定出特殊的政策(一段时间暂不进行土改)。在维持社会秩序、收编土匪、剿匪等工作中的举措果断而恰当。在政权建设方面，他注意团结党外民主人士。在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行政委员会时，他吸收有关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并在实际工作中让这些民主人士做到有职有权。这些民主人士有张治中、邓宝珊、黄正清、喜饶嘉措等。 　　仲勋同志的工作作风及其特点就是平易近人，善于处理群众关系和统战工作，因而他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谁如果有困难、有苦处，仲勋同志就去关怀、慰问。所以他以后到北京去广东，总有许多人还想念着他，去看望他。 　　仲勋同志就这样由西北局书记到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和副总理，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1962年，仲勋同志因为“《刘志丹》小说案”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造反派拉回西安关押批斗。我因为担任陕西省副省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黑帮”和“习修黑线人物”而一起批斗。仲勋同志坚持真理，坚持革命，实事求是，不以造反派的胡作非为而动摇。同时他又能顾全大局，不和群众闹对立，正确对待群众，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意志品格和博大胸怀，令人敬佩。 　　1978年仲勋同志复出时，我也刚出狱不久。我因为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发表了不同意见、讲了自己的看法，被当作“反党言论”而被投入监狱。后经王震同志的努力，才使我无罪释放。我在待分配工作期间，王震同志找我谈话，想让我去七机部当副部长。不几天，仲勋同志来对我说，中央决定让他去广东工作，他对我过去比较了解，认为我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广东。我说，我是王震同志帮助出狱的，王震同志对我分配工作有安排，要我跟你去广东，我同意，不过要先给王震同志打招呼。仲勋同志为此专程找王震同志谈了一次话，王震同志同意了，我也决定去。 　　我本来是要同仲勋同志一起出发去广州的，仲勋同志说，现在万里同志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正在肯定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你和齐心同志去安徽请教。于是，我和齐心大姐就先去了安徽。然后，才去了广东。到广东，我任副省长、省委委员兼秘书长，协助仲勋同志工作了两三年。 　　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情况复杂，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仲勋同志和我们一到广州，就召集各种会议，到各地搞调查研究，以便分清轻重缓急，开展工作。 　　仲勋同志经调查了解后，决定的施政方针是：(1)拨乱反正，纠正平反冤假错案，并清理“三种人”；(2)肯定和推广原先被批判和禁止的包产到户，尽快把生产搞上去；(3)抓紧解决偷渡问题，既治标，又治本，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根治偷渡现象；(4)争取灵活政策，加快经济发展。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开辟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仲勋同志曾屡遭迫害和冤枉，因而最能体谅受迫害者的处境和遭遇。他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急迫性和重要意义最有认识。在广东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仲勋同志表现了大无畏精神和正义感。当杨应彬同志揭露“文化大革命”中烈士彭湃的儿子被杀害的情景时，仲勋同志动了感情，表示要一定把所有类似案件一律彻底平反，包括反“地方主义”的案件。在解决“冯白驹、古大存反党集团”案时，仲勋同志为统一省委班子的思想，为使案件顺利解决，进行了多方努力，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在解决偷渡问题时，仲勋同志发现偷渡者被抓回来后被当作特务对待。他说，要对偷渡的组织者、操纵者严加打击，普通老百姓属找饭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抓、打，要教育后放人，让他们回家发展生产。当仲勋同志创办经济特区意见获得中央支持，使广东经济发展之后，当年偷渡出去的几万人又都纷纷回到家乡，说明仲勋同志把握政策的稳妥以及政策的强大威力。 　　仲勋同志还重点抓了团结干部和发扬民主作风问题。他收到一封群众来信，批评他的工作是“习以为常”。他开会表扬了这位批评他的人，并作了自我检讨，认为这封信是对他的鞭策和鼓励。由此，广东省领导班子的民主作风和民主空气大大发扬。 　　仲勋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正如毛主席所说，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我们要永远学习他。 　　(作者系中共青海省委原书记、青海省原省长)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