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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六十载

王世泰

我与仲勋相识已60多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相互所建立起的革命友谊，每每回忆，无限感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都已是耄耋之年，很多往事已难道其详，唯有早年在陕甘边参加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之事反倒历历在目。特别是我们最初的三次重要见面，都是在秋天，这虽是历史的巧合，但却印象最深，由此所引起的种种回忆，也最为难忘。 　　一 　　我与仲勋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1931年秋。当时，国内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严重关头。党的八七会议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全国各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西北革命斗争也在蓬勃发展。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作出的《陕西问题决议案》精神，把瓦解敌人、变白军为红军的革命兵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并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在陕甘一带开展兵运工作。习仲勋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派进军阀苏雨生驻彬县部队搞兵运工作，我也是在这个时期离开延安四中，参加刘志丹在保安县组织领导的游击队。 　　1931年春，志丹经过认真思考，认为游击队虽然建立起来了，但部队给养无法解决，加之群众对我们队伍性质不了解，要争取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决定先争取国民党西北军的番号和给养，使游击队渡过难关，并利用公开身份，扩充部队，伺机打击敌人。经联系，军阀苏雨生答应收编我们，给了个补充团番号，并任命志丹为团长。说是一个团，实际只有100多人。大约是1931年夏，志丹带部队进驻旬邑县职田镇。苏雨生老奸巨猾，虽口头答应收编，实际上戒备很严，也不发给养。加之，此时部队为解决给养打土豪，造成大地主刘日新自杀身亡，苏雨生以此为借口关押志丹，迫使部队在职田镇缴械，编为苏部运输队，开往彬县。刘志丹后被杜斌丞、南汉宸营救获释，我们七八十人仍留苏部。 　　此时，陕西省委得到志丹领导的部队被缴械的消息，遂派史直斋到彬县与党组织联系。由于志丹去了平凉，杨树荣(支部书记)去了陕西省委，支部成员只有我一个，史直斋便与我接上头。我俩分析形势，决定与当地党组织联系，设法搞些枪把部队拉出去。此前，我并不知道习仲勋在彬县苏部搞地下工作，是史直斋讲，李秉荣和习仲勋两人搞兵运。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决定去找他们。初秋的一天，我只身前往他们的住地，先找李秉荣，李秉荣不在，后找习仲勋，习仲勋正巧在连部。没有见习仲勋以前，我对他毫无了解，谁知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小青年。由于是初次见面，仅仅作了些自我介绍，寒暄了一阵便离开了。 　　几天之后，我们又一次约见。这次见面，我开门见山地说了意见和想法，中心意思是：这支队伍中还有近20名党员，大家对职田被迫缴械耿耿于怀，早想拉出去找志丹搞武装斗争，目前主要是没有武器，看能不能想法搞些枪。仲勋仔细地听了我的意见，沉思了一阵说，缴枪谁都心情不好，但是，无论如何说，换得了志丹同志的平安是值得的。现在搞枪十分困难，也很危险。接着他分析了形势，他说，一是苏雨生虽然被杨虎城收编，但貌合神离，相互都有戒备；二是苏雨生刚刚在宁夏吃了败仗，被收编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有野心，不甘人下，时时准备东山再起，所以对部队控制得很严，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人更不放心；三是这里是西兰路的主干线，交通方便，敌人势力比较大，目前搞不到枪，就是搞到枪，部队也很难拉出去，而且不利于保存实力。听了仲勋对形势的分析，我认为有道理，便打消了搞枪的念头。 　　这一次见面，仲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虽只有十八九岁，但显而易见比较成熟；外貌文静，内里火热，谈吐清雅，谋略过人，是我党一位年轻有为的好干部。 　　回到驻地后，我把仲勋的意见告诉了史直斋，史直斋也觉得仲勋对当前的形势有较深的了解，分析得有道理。于是，我俩经多次研究，并同其他同志商量，决定寻找机会，分散离开运输队。此时，我已独自外出打听到志丹在陈珪璋部搞兵运的消息，准备直奔志丹处。正当我们积极寻找机会时，发生了事变，杨虎城派孙蔚如部趁进军甘肃之机，突然攻打苏雨生部。苏溃败，我们随即逃离，找到志丹，后被志丹派往平凉刘宝堂团搞兵运工作。 　　二 　　我与仲勋第二次见面，已是一年之后的1932年秋天。那时，我在陕甘游击队，他在照金搞地方工作。两人相见，格外亲切，相互问长问短，似有说不完的话。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都是在刀刃上生活，特别是搞兵运工作，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更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居然在一年之后，两人都安然无恙地见面，实属难得的幸事。所以，两人都非常激动，这种感情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能感受得到的。在这之前，我就听到习仲勋与李特生等在两当搞一个营的兵变，所以一见面就要他谈谈兵变的情况，仲勋便告诉了我事件的经过。 　　原来，自从我们彬县分手之后，他所在的部队被杨虎城收编，后又辗转驻军甘肃两当县。两当县是位于陕甘交界秦岭之南的一个小县，远离敌人统治中心兰州和西安，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度困难，驻军多有怨言。因此，有着搞兵变的有利条件。于是，他和李特生等抓住这个机遇，在部队内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士兵觉悟，开展各种活动，建立党的组织，经过半年多的准备，终于在1932年4月发动兵变，拉出了一个营的兵力，并把部队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向陕甘游击队活动地区靠拢。陕西省委得到消息后，派刘志丹带部队到乾县、永寿一带接应。当他们带兵变部队到达永寿县境内，准备攻打永寿县城时，遇到敌人的包围，经过激战，部队损失很大，兵变遂告失败。他秘密回到富平，后又被党派回照金工作。说到这里，仲勋不无感慨地说，还是志丹说得对：“多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我说，志丹这番话，是他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历史教训得出来的，道出了我们想说而又说不清楚的心里话。于是，我也将自己奉命在平凉搞兵运的前前后后叙述了一遍。说完后，我俩开心地笑了，异口同声地说，这下好了，我们有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又有自己的游击队，可以好好地大干一番了。 　　这次见面，使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对仲勋这位战友和兄弟打心眼里敬佩。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承担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重任。他能在短短的几个月搞起一个营的兵变，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所不能够了解的，而且居然搞成功了；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无论如何，两当兵变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但鼓舞了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们的士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震动了敌人。我当时也是从事兵运工作的，深知搞兵运工作的酸甜苦辣，要发动一个营的兵变，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无私无畏超人的胆略，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同代人中，他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这次见面之后，我仍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中南征北战，仲勋则被陕甘边特委任命为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带着志丹留下的特务队，开展游击活动，进行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准备工作。 　　习仲勋按照志丹的嘱咐，在照金地区一村一村作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特别是游击队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一下子发展到20多个，打土豪，分粮食，搞得热火朝天。 　　由于游击队发展迅速，数量又多，难免鱼龙混杂。加之有些游击队领导人对党的政策不了解，乱没收粮财，引起群众的恐惧与不满。正在此时，我带红二团回到照金。红二团党委召开会议，认为大发红旗，发展游击队，看来有些多，也有些乱，特别是不时发生一些抢劫式的土匪行为，有损于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形象，需要进行整顿。我根据团党委的要求，抽调了部队中部分骨干，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配合下，进行整顿，最后解散了18个部队，保留了耀县、旬邑、淳化3个游击队，严肃了纪律，进行了短期训练。仲勋曾经说过，这是由于当时游击队总指挥部经验不足造成的，并认为整顿是纠正了初期的错误。我同意仲勋的看法，并对他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表示赞赏。 　　1933年3月，根据陕西省委的要求和红军领导人的指示，正式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黄子文先后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特委和总指挥部成立后，立即开始巩固地方工作，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起更加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红军遂转入外线作战月余。 　　红军外线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又扫清了根据地边沿地区的很多敌人据点，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特委和总指挥部在根据地内打土豪，分粮食，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所有这些，都为创建根据地民主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准备了条件。 　　1933年4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周冬至(雇农)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肃反委员。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设在照金。由于有了根据地的政权机关，红二团的后方基地也设在照金的薛家寨，并成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当时，仲勋作为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作为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去组织和实施。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虽是周冬至，大量工作却是习仲勋做的。因为当时上级要求，主席必须是农民，所以仲勋虽是副主席，却总揽全局，可以说是个大总管，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亲自过问、亲自指挥、亲自操作。凡是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那种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典范，为建立照金苏区的民主政权，付出了不少心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我和仲勋第三次见面，又是一年后的秋天，1933年的中秋节。这次见面，是志丹和我率红二团南下失败，死里逃生后和他的见面，所以特别值得回忆。1933年6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忠实执行者杜衡，不顾革命斗争形势，不顾敌我力量悬殊，不顾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和我等的坚决反对，强行命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完成所谓创建渭华根据地的任务。结果，出发的第三天，杜衡便置红二团几百革命战士生命于不顾，借机离开部队逃回西安(后被捕叛变)，令红二团继续南下。红二团经与数十倍于我之敌苦战十多天，最后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打散。团代政治委员汪锋负伤流落山中，我和志丹被冲散，各自东西。我在终南山辗转两个多月找到志丹，后历经各种艰险，才回到照金。红二团被杜衡一手断送，志丹和我们的心情无比沉痛，特别是有几十位革命战士遗骨终南山，令我们食不知味，夜不安寝，直到今天回忆起来，心中还隐隐作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回到照金与战友们会合了，所以，那种激动的心情和动人的场面，确实让人难以忘怀。 　　我记得，当我和仲勋见面时，就紧紧地抱在一起，激动地流出了热泪。原来仲勋听到红二团被敌人打垮的消息后，一直为志丹和我等的安全揪心。两个多月后，他不但听不见我们的消息，反而听到了敌人的不少谣言，所以整日翘首盼望我们能够安全回来。而我们也唯恐遭到敌人的突袭和暗害，回不到照金；同时担心红二团走后，敌人大举进攻照金，根据地可能要遭受重大损失。现在我们终于见面了，能不激动，能不高兴吗?这一夜是感人肺腑的一夜，也是狂欢兴奋的一夜。 　　当夜，仲勋等同志向志丹和我介绍了照金苏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形势，我们也简要地说了南下失败和转战终南山返回照金的经过。痛定思痛，这次失败的教训，使我们更加懂得了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懂得了路线错误的巨大危害性，懂得了红军和根据地关系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性。有人说，红军和根据地是鱼水关系，我说是血肉关系。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红军，就创建不了根据地，没有根据地作稳固的后方，红军也难以生存下去，这种辩证关系，在当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 　　与仲勋交谈中，使我最感兴趣的是特委主持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原来，1933年夏，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省委考虑红军这杆大旗不能倒，立即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7月，王泰吉率骑兵团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辖6个大队1000多人，但是，时隔不久，抗日义勇军就遭受敌人围攻，激战一天而失败，仅留100余人转入照金苏区。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在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率领下，也进到照金。正在此时，传来消息说，杜衡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关中十几个县和西安市地下党组织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整个关中地区只留下了照金苏区这处红色政权，陕甘边形势非常严峻。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三支队、红四团虽然相继进入照金苏区，但这几支部队，没有在一起作战过，因此组织一个统一的指挥机关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一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陕甘边特委的身上。为此，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成员有特委主要领导和红军、义勇军、游击队连以上干部，高岗此时从西安脱险来到照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教训和当前的形势，讨论了今后的任务。会议中，有个别军事领导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提出了分散活动的意见。在习仲勋、秦武山、张秀山、高岗等领导人的一再坚持下，终于取得共识，形成决议：一是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二是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巩固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作战方针。陈家坡会议，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召开的，它充分显示了中共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对加强党对红军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志丹和我听了仲勋的详细介绍，非常兴奋。志丹说，这个会议开得及时，开得好，只有统一的思想，才会有统一的行动，我们坚决拥护会议的决议。仲勋说，你回来了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在谈陈家坡会议经过时，仲勋虽然没有说他个人的作用，但我深知仲勋作为陕甘边特委领导人之一，其功不可没，只不过他一贯谦虚谨慎，不愿突出个人罢了。正由于他有这种谦虚谨慎的品德，平时对志丹和我们都非常尊敬，而我也打心眼里支持他、爱护他、敬佩他。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集中兵力东西出击。9月初，在耀县、彬县一带消灭不少敌人武装。9月中旬，巧夺旬邑县张洪镇，随后又一举攻下合水县城，并打垮了赵文治一个整团。与此同时，陕甘边特委领导照金各路游击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也有很大的发展。由于根据地内外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敌人为之震惊，派出4个正规团和各县民团共6000多人，向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当时，根据地只有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等领导的游击队和赤卫军。敌人进攻开始以后，我游击队、赤卫军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后终因敌众我寡，我军只好突出重围脱险，照金和薛家寨失守。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等同志突围后，陆续与红军主力会合。 　　薛家寨失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根据地中心究竟建立在哪里好?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志丹站得高、看得远，他分析了陕甘边革命形势，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召开一次有红军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包家寨会议。会议于11月3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历时三天，会议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总结了照金苏区斗争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清算了杜衡“左”倾冒险主义，对当前陕甘边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作出三项重大决议：一是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建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任命王泰吉为师长，高岗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参谋长。二是决定成立一、二、三路陕甘边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今子长县)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三是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位于子午岭山区桥山山脉中段，连接陕甘宁18个县，山大沟深，梢林密布，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且远离敌人统治中心，便于我军回旋，打击敌人，确定在南梁建立根据地是非常正确的。包家寨会议是解决陕甘边实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陕甘边革命斗争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一次关键性会议。 　　包家寨会议之后，红军在合水莲花寺进行改编，正式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四十二师成立以后，打了一系列大胜仗，同时帮助地方党组织进一步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习仲勋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受命创建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工作。这期间，我任四十二师红三团团长，与仲勋的接触就更多了一些。仲勋等同志为创建南梁苏区政权组织，东奔西走，日以继夜地工作，在红军的帮助下，先后在华池县、合水县等地建起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组建起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5个赤卫队1000余人，担负着保卫根据地，保护群众等任务，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发展壮大根据地。1934年初，南梁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于2月25日，由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恢复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此后，南梁这块红色根据地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和四十二师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的有力配合和支援下，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不到一年就解放了边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个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工农兵政权。1934年11月，在荔园堡隆重召开了第一次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选举习仲勋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经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健全了苏维埃政府的下设机构。在庆祝会上，有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共3000多人参加，刘志丹、习仲勋讲了话，刘志丹还向习仲勋颁发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大印，同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不仅标志着西北地区革命有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主政权机关，而且标志着陕甘边区红军和特委的成熟和壮大。自此以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主席习仲勋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前线，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特别是志丹担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后，统率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围剿”，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接在一起，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 　　(作者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甘肃省政协原主席)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