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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黄埔生到元帅

江波，李瑗

一、师范生、黄埔生 　　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一个穷秀才家庭。父亲徐懋淮，靠教书养家糊口。由于在本地教书工钱很低，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就只好到远离五台县的内蒙古教私塾。尽管家境贫寒，父亲还是一心想让儿子念点书，以便将来能重振家业，出人头地。10岁那年，徐向前被送到本村私塾读书。这时的私塾，已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南北大炕，书桌摆上”了，而是有了专门的学堂。徐向前在村上办的学堂里，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年“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果然不负父望，以其聪明和勤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不久，徐向前转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就读。 　　沱阳学校是一所比较正规的新式小学堂。课程设置与私塾有很大不同，不学四书五经，学的是国文、算术、修身、历史、地理、格致，每日有体操，还时有军事体育训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这一切使徐向前感到很新鲜。他学习十分用功，尤其注重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然而，最使徐向前感兴趣的是，学生可以在学校住宿。他家离东冶镇只有五六里路，不住宿也是可以的，但他不愿意把时间消耗在路上，同时也很向往那种愉快的集体生活。和同学们在一起，可以谈论自己喜欢谈论的事情，又可以从别人那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于是，就向父母提出了住校的请求，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几年的“洋学堂”生活，使徐向前不仅学到了新的知识，也受到了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和熏陶。 　　正当徐向前在沱阳小学如饥似渴地读书时，父亲从外地教书回来了。在考察了儿子的作文之后，认定读“洋学堂”“误人子弟”，便令徐向前从沱阳小学退出，又送进了本村的私塾。徐向前只得再去读他不愿意读的四书五经。 　　在本村读了不满一年，由于家庭生活每况愈下，没有力量再供两个孩子同时上学。在他和哥哥之间，父亲选择了让哥哥继续读书，而他走出了学校的大门。为了分担家里的困难，15岁的徐向前顶起了成年人的劳动。冬天拾粪、砍柴、背炭、编箩篼，春天播种、挖野菜，秋天抢收高粱、玉米过后，又整天在地里刨高粱茬。两只手磨起血泡，瘦小的身骨，更加瘦弱。徐向前十分怀念过去的学校生活，很想读书。一次，听东冶的同学说，镇里书店来了好书，想要去买，家里又没有钱，就东翻西找，找到了一双耳环和一对手镯，拿到当铺去卖。当铺掌柜觉得不对劲，就告诉了徐的母亲，结果书没买成，还差点挨一顿打。 　　辍学在家的徐向前，心情很苦闷。他希望读书，又想到外面去闯一闯。父亲费了几番周折，终于在远离家乡的河北阜平县一家书店找到了一个学徒的位子。徐向前怀着喜悦和惜别家人的心情，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活。学徒生活是很苦的，说是当学徒，其实是勤杂苦力。进店以后，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水、扫院子、倒尿壶、抱孩子、磨面粉，夜里还要起来两次，给骡子添草添料，一天下来，累得他腰酸背疼。后来，老板看他本分、勤快，也还有个机灵劲，就让他到前边去站柜台。在店里，惟一能安慰他的，就是有书读。《罗通扫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荡寇志》等等，伴随着他熬过了一个个夜晚。书中的故事，常常使他入迷。他喜欢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钦慕那些为民除害的剑侠武豪、谋勇兼备的兵头将帅，却对《荡寇志》中丑化农民起义的描写感到气愤和不满。读书使徐向前萌生了为国效力的雄心壮志，激发了学军习武的浓厚兴趣。 　　三年的学徒期未满，一天，在店里干活的徐向前忽然收到哥哥从太原寄给他的信，说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正在招生，是官费，用不着自己花钱，并说已经给他报了名，让他速到太原去参加考试。他看完信，高兴极了，立刻打点行装，赶赴太原，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为山西国民师范第一期速成班的学生。 　　这所学校是阎锡山创办的，具有准军事性质，校长赵戴文，是阎锡山的亲信，既懂文又会武。徐向前一进学校，就过着“半军事”生活，穿的是军服，打着绑腿，扎着皮带，除了上军事课，还得参加野外军事训练，教官都是阎锡山军队里的营以上军官。 　　徐向前入学不久，正赶上“五四”运动。国师沸腾起来了，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徐向前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初步思考，“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课堂上是找不到的，他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叩问自己。他渴望读到那些与政治形势有关的书刊。在国师，他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报纸上看到了“里宁”(列宁)和“劳农政府”的新名词。这时，他对社会主义仅有一个朦胧的认识。 　　两年的国师学习期满毕业后，徐向前被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任教。他热爱这个职业，认认真真地教课。然而，寒假期间，正在家中休假的徐向前接到校方寄来的“辞退书”，被不明不白地辞退了。之后，他又在阎锡山老家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小找到一个任教的位置。任教期间，除了讲授正常的课程外，他经常给孩子们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帮助孩子们认识中国、认识社会。徐向前的讲课，遭到了校长的干涉，他当面与校长争执起来，结果又一次被辞退了。 　　1924年1月，失业的徐向前冒着风雪严寒重返太原，谋求职业，适逢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张榜招收学生。徐向前喜出望外，约了几个同乡，凑了一点路费，由阎锡山部队中一位姓郭的军官介绍，乘火车南下到上海参加初试。4月中旬，徐向前在上海环龙路1号参加考试，没过几天，通知来了，要他到广州参加复试。徐向前和一些参加考试的同乡，又乘上了从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复试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结果，徐向前与同来的十几个山西同乡，全部录取。5月初，徐向前踌躇满志，踏上了黄埔岛，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一队，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学校检阅，并作了重要讲话，以后又作过多次演讲。孙中山积极创建革命军的思想，给了他深刻的影响。徐向前在校学习十分勤奋。军校的训练文件中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在本校学生皆可阅读。”徐向前开始读到了《苏联研究》、《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三民主义》以及军校出版的各种书报杂志，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俄国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军事课中的四大教程，他更是感兴趣。《步兵操典》、《战术学》、《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等等，他都认真钻研。在课堂学习的同时，他还受到了军校正规的军事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有时，珠江潮水淹没了岸边的操场，仍在泥水中操练。紧张的军校学习，为徐向前后来在海陆丰、鄂豫皖、川陕以及以后战争中军事才能的发挥打下了基础。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徐向前在共产党员蒋先云的影响下，参加了周恩来支持创办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进行斗争。有的人问他：“你这样革命，为什么不加入CP?”他回答说：“我不做跨党分子。”(徐向前入校后第一天上课，就已经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此时的徐向前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还停留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阶段。 　　1924年9月，孙中山到韶关设立大本营，誓师北伐。徐向前所在的黄埔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同往韶关。不久，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他们又立即回师广州投入了平定商团的武装叛乱。这是徐向前第一次经受战场硝烟的考验，他以作战勇敢、沉着，赢得了革命军人的荣誉。 　　1925年初，徐向前又参加了著名的第一次东征作战。这时的徐向前已提前从第一期毕业，留校在第三期入伍生队第三队当排长。这次东征，徐向前率领入伍生队，一路高唱：“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日夜奋战在东江地区。他们每到一地，动员群众，宣传群众，队伍中响亮地提出“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他们以严明的纪律，英勇的战斗，赢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在东征中，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献身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走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岗位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腥风血雨的年代，也是对一切革命青年严峻考验的年代。 　　“4·12”，这是个臭名昭著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并且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昌这个革命的大本营。其先头部队，已逼进武汉近郊的纸坊车站。 　　严峻的形势下，一些人动摇了，逃走了。刚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徐向前，却坚定地站到了革命行列，率队参加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两个团，星夜开出了武昌城。 　　中央独立师是“学生军”，热情高，但不会打仗。许多人连行军、宿营都不懂。徐向前受过黄埔军校的严格训练，又参加了东征等战斗，已有了一些实践经验。他一路行进，一路教练。在武汉以西的桃花镇，中央独立师包围了敌川军范绍增一部。范负伤潜逃，中央独立师乘胜追击，经金口、紫阳、汀泗桥，直到通海口。与此同时，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在纸坊一带，把夏斗寅打垮。 　　这是徐向前入党后第一次领兵打仗。 　　形势在继续恶化。为保存革命力量，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徐向前调出武汉军校，来到了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但是，张发奎不久就宣布：“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向共产党员下了最后通牒。徐向前连夜离开九江，到武汉、上海，寻找党的组织。 　　1927年9月，徐向前在上海找到党中央军委机关。这时，广州起义正在准备中，工人赤卫队正缺少军事骨干。徐向前来到了广州。 　　工人赤卫队队员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得到了很大的锤炼，政治热情高，但军事训练很少。徐向前对当时组织工人武装的情形，有这样一段回忆：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是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成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覆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① 　　1927年12月1日，广州起义爆发。徐向前率领第六联队，按照预先的战斗部署，首先袭击了附近的警察局，得到了几支长枪。接着又参加运送弹药和保卫观音山的战斗。党代表牺牲了，徐向前一直指挥着联队的战斗。 　　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向前撤到了花县。在这里，广州起义撤出来的1400多人改编为红四师，师长叶镛，党代表为袁国平。下辖三个团，徐向前为第十团党代表。 　　1928年初，徐向前随红四师来到海丰县城。东进途中，徐向前升任师参谋长。 　　海丰，是彭湃的出生地。海丰人民热烈地欢迎红四师的到来。在彭湃的统一指挥下，红军横扫了海丰等十几个县境的反动武装。徐向前协助叶镛在两个月之中，先后作战二十多次。 　　徐向前在战斗中锻炼了指挥才能。 　　但是，敌人很快对海陆丰红色区域进行“围剿”。红四师陷入了困境之中。 　　1928年底，广东省委书记陈郁来东江视察后，决定保留武装斗争骨干，红四师剩余部队撤出东江。徐向前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经九龙，到达上海。 　　是时，已是1929年春。 　　在上海的一个小客栈里，中央军委书记杨殷秘密地会见了徐向前。徐向前急切地表示要尽快参加工作：“什么工作都行，最好还是叫我去搞军事工作。” 　　杨殷在了解了东江的情况后告诉他，中央最近得到鄂东北特委的报告，红军第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同志牺牲了。那边正缺少军事干部，中央决定派徐向前去。 　　6月初，徐向前和一同到那里工作的黄埔一期毕业生桂步蟾，在鄂东北特委派往上海汇报工作的何玉林陪同下，从上海来到了鄂东北。 　　吴光浩是鄂豫边红军的创建人之一，有着很高的威信。为不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东北特委还没有向部队和群众宣布吴光浩牺牲的消息。徐向前名义上是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副司令，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领导工作。全师号称4个团，其实是4个大队，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各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有些新兵还拿着大刀、长矛。 　　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带兵?怎样打仗?就成为徐向前经常思考的问题。 　　人生地不熟，他就利用一切机会熟悉部队。他尊重当地干部，决不以党中央派来的干部自居，埋头苦干，很快取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 　　仗怎么打，更是一件紧迫的事。从黄埔军校入伍几年来，他打了不少仗，失败多于胜利。特别是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争的结局，更是令他深思。到大别山区后，他经常找人交谈，研究各地游击战争情况。他要找出一套适合红军游击战争的战法。 　　1929年9月，徐向前在领导红军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后，和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一起，共同研究出了游击战的七条原则，写进了鄂豫边党代表大会的《军事问题决议案》。 　　七条原则，是徐向前参加广州起义以来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是他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 　　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的红军发展很快。1930年初，红军扩大为3个师，正式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戴克敏任政治委员。 　　这时，中共党内出现了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武汉，喊出的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徐向前和军长许继慎认为，在红军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攻打武汉是不切实际的。于是，他们指挥部队只向武汉游击，却并不向武汉进攻。从6月至8月，徐向前率红一师，西出平汉线，取得了“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有一首歌谣，唱出了当时的情景： 　　平汉游击五十天， 　　三战三捷三扩编； 　　红军声威震武汉， 　　革命烽火遍地燃。 　　12月，由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特委书记的曾中生派人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纠正“立三路线”。徐向前十分拥护。部队挺进皖西。 　　不久，中央作出关于合编红一军和红十五军为红四军的决定，归鄂豫皖特委直接领导，全军1.2万余人，编为十、十一两个师。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都是党中央新派来的。徐向前任参谋长。 　　在此期间，徐向前协助军长旷继勋，指挥磨角楼、新集等战斗，歼敌2000多人。攻新集城作战，采用坑道作业、棺材装黑色炸药的爆破法，炸开了城墙。 　　3月，他又参加指挥了双桥镇战斗，歼敌三十四师，活捉师长岳维峻，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4月，又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5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进行调整，旷继勋任军长，曾中生任政委，徐向前任十三师师长。7月，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委。原军长旷继勋改任红十三师师长。旷因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承认犯了“立三路线”错误，而受到中央的指责。 　　张国焘到鄂豫皖后，以太上皇自居，独断专行，打击压制不同意见，并且大搞肃反扩大化，以“AB团”、“改组派”的名义逮捕、杀害了许继慎、周维炯等高级将领，以及戴克敏、曹学楷等大批地方优秀干部。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也在肃反中被逮捕杀害。长征到达陕北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只好实话实说：“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1931年11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组建红四方面军。方面军下辖四军和二十五军，共四个师。原红四军军部改编为红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1月7日，鄂豫皖苏区的军民在黄安七里坪的河滩上，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大会。当宣布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全场掌声雷动。30岁的徐向前穿着灰布军装，骑着一匹高头白马，检阅了部队。他在讲话中号召全体指战员，要团结一心，戒骄戒躁，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努力奋斗。 　　红四方面军胜利粉碎了敌人一、二次“围剿”后，1931年秋，蒋介石调集了15个师的兵力，亲自坐镇武汉，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徐向前上任总指挥伊始，就遇到了一场考验。 　　怎么办?徐向前先发制人，还没等敌人部署好，就以积极的外线进攻来打破敌人的“围剿”。在半年时间里，红四方面军连续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 　　黄安战役，徐向前确定了三步走方案：第一步，扫清黄安外围据点，切断黄安之敌同邻近敌军的联系；第二步，加紧对黄安之敌的围困，并打击可能增援之敌；第三步，攻歼黄安守敌。 　　经43天作战，红四方面军以八个团的兵力，全歼守敌第六十九师和第三十师一个团，击溃和歼灭援敌五个旅，缴获各种枪7000余支(挺)，迫击炮10余门，电台1部。 　　这是红四方面军组成后的第一个大胜利。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革命区域连成了一片。 　　黄安战役是在南线。商潢战役是在北线。徐向前和方面军首长的计划是，夺取商城，打击北路敌人，把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连接起来。 　　商潢战役，歼敌5000人，缴枪1000余枝，给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二师以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因此被撤职。鄂豫皖苏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第三个战役是苏家埠战役，第四个战役是潢光战役，徐向前都打得十分顺手。虽然在苏家埠战役中，张国焘犹豫动摇，但徐向前决心坚定，又得到政委陈昌浩的支持，战役得以顺利进行。 　　四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向鄂豫皖红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破产。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发展达到极盛时期。 　　这是徐向前军事指挥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三、创业川陕 　　鄂豫皖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营垒的极大恐慌。1932年夏，蒋介石又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共调集了39万余人，其中还包括四个航空队，向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企图一下子消灭鄂豫皖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进攻，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拒不采纳徐向前关于休整部队，作好反“围剿”准备，寻机歼敌的正确建议，而是盲目轻敌，认为红军已从根本上消灭“围剿”，主张“不停顿的进攻”，强令红军南下围攻麻城，进逼武汉。徐向前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却遭到了张国焘的否定。 　　徐向前和红军被张国焘捆住了手脚，不能进行擅长的运动战，不是避实击虚，而是过早地同敌人决战，因而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在麻城、黄安、七里坪等地，接连苦战五个多月，歼敌近万人，但难以粉碎敌人的重兵合围。 　　困难面前，徐向前亲临前线，精心指挥，誓与广大指战员共存亡。新集反击战和土桥铺突围战，是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中进行的两场恶战。战斗中，敌人一度攻到离徐向前的指挥所仅50米的地方，子弹常常从身边呼啸而过。徐向前仍然沉着地指挥着部队，表现出惊人的镇静和胆略。 　　然而，红军还是无法改变被动的局面。许多杰出的指挥员倒在了血泊之中。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徐向前黄埔军校的老同学蔡申熙战死；红一师政委甘济时牺牲；十二师师长陈赓，身负重伤…… 　　1932年11月初，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转战到鄂豫皖交界的漫川关。这是一个险关隘口。当红军先头部队进抵漫川关时，发现陕军的三个团已占领漫川关，卡住关口，挡住红军西进去路。敌胡宗南等部又追了上来，从四面八方压向漫川关。敌人企图一举围歼红军于漫川关东十余公里悬崖峭壁的深山峡谷之中。 　　形势万分危急。“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开会，研究对策。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他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这怎么行呢?我说：这支部队不能够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办法。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陈昌浩等同志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决定集中突围。情势很紧张，分秒必争。所谓开会，无非是几个人碰碰头，商量一下，决定了就行动。”② 　　生死决战的漫川关突围开始了。 　　徐向前命令红十二师为开路先锋，在七十三师配合下突围；以红十、十一师各一部抵御南面和西面夹击之敌。 　　红十二师以三十四团为突击先锋队。这是一支特别能打硬仗、恶仗的部队。团长许世友是一名虎将。 　　战斗一开始，就异常的激烈。红军以一个英勇的反冲击，占据了垭口的有利地势。敌人以优势兵力，整连整营甚至整团地一次次向红军阵地反扑，都被许世友率领红军打了下去。 　　经过一番猛烈的厮杀，红军终于从敌人的结合部撕开了一条四里宽的缺口。全军冒着敌人的火力，胜利地通过了红三十四团控制的通道，脱离了险境。 　　当年从漫川关战斗中杀出来的罗应怀，回忆道： 　　“漫川关战斗，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当时，我军处境之险恶，战斗之激烈、残酷，是前所罕见的。枪子和弹片把无名高地上的松林枝叶削得光秃秃的，只剩下一根根半截子树桩。我们营上去的五六百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多人。我打的旗，被弹片撕成了一条条碎片，连旗杆也被子弹打穿了好多孔。二营撤离阵地时，发现有两个班的十几名同志由于长时间趴卧在冰天雪地里，竟被严寒夺去了生命。……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硬是顶住了敌人四十四师两个旅的进攻，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掩护了全军的胜利转移。这种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勇敢精神，在全军传为佳话。直到事隔五十年后的今天，徐帅同我们回忆起当年的战斗情景，还无限感慨地说：漫川关突围，真是危险啊，多亏了三十四团在山垭口顶住了。”③ 　　红军突破了敌人的重围之后，沿着山间小路，攀岩涉水，向北疾驰。1932年12月底，徐向前率主力红军1.4万余人，到达了四川北部通江地区。西行转战两个月，行程3000里，敌人前堵后截，红军多次面临险境，徐向前都处变不惊，果断指挥，终使红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此时正被大大小小的军阀统治着。这些军阀和蒋介石有矛盾，互相之间也有矛盾。他们各占据着一块地盘，称王称霸，作威作福。 　　然而，这正给红军创造了一个可以利用，可以立足的条件。 　　徐向前后来分析说：“当时，四川境内共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州等股军阀势力，各领‘防地’，独霸一方，连年混战，互争雄长，闹得不可开交。不仅四川军阀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同四川军阀之间也有矛盾。四川当时是‘国中之国’，川军的天下。各路军阀名义上接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统一委任和领导，实际上则以维持川人治川的军阀统治局面为本旨。他们生怕蒋介石‘剿匪不分地域’，把触角伸进四川，吞并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因而，在对付蒋介石上，四川军阀之间，又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有点不愿‘开门揖盗’的味道。我们入川，利用了这两种矛盾。” 　　“红四方面军进据通南巴，选在田颂尧倾其主力参加‘成都之战’的当口，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一着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田颂尧只顾在成都参加混战，没有防备这一点。这就便于我们迅速打开战局，立即生根。当时，蒋介石的势力想不想进川呢?倒是想的。而四川军阀呢?怕请神容易送神难，硬是不要他们进来帮忙。所以，刘茂恩部进到万源，不久便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处，爬上了巴山的，但也吃了‘闭门羹’、不得不悄然回兵。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川军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们，我们的处境将会困难得多。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同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川‘剿共’，那么，蒋军由北而南，川军由南而北，两边一压，我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脚，更是不可能的。”④ 　　四川的自然条件，也是一块天然的用兵、养兵之地。山川纵横，险峰交错，路隘林深，许多地方被原始森林覆盖着，大部队集结、隐蔽、穿插，敌人很难发现；以少数兵力把山口子一堵，敌人就难以攻上来；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飞禽走兽不少，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然而，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仍然不能代替红军主观上的努力奋斗。作为一位人民军队的一方领导人，徐向前不仅善于领兵打仗，同时深深懂得创造革命根据地对于这支军队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而川北恰恰没有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共产党的活动薄弱，群众对共产党知之甚少。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徐向前阐述了红军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重要意义。他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要使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正是根据这一思想，徐向前和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一)分兵发动群众。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各部队陆续抽调了数以千计的指战员，由师、团政治部主任带领，组成工作队，宣传和组织群众。工作队员走村串户，深入到广大贫苦农民之中，帮群众挑水、砍柴、背粮，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得到了群众的信任。 　　(二)开仓分粮，平分土地。这是红军发动群众的基本武器。广大农民祖祖辈辈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真是牛马不如。如今红军来了，打倒了土豪劣绅，分得了土地，有了耕牛、房屋、山林，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生活。他们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支援红军，努力生产，为建设根据地贡献力量。 　　(三)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这里党的基础薄弱。在红军的帮助下，地方党组织很快建立起来。1933年2月，在通江县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有了地方党组织，就有了领导根据地群众斗争的中坚力量。 　　(四)建立红色政权。红军入川之初，从省、县、区至各乡、村，普遍建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履行政权机构的职责。临时革命委员会担负分配土地、组织生产、支援红军、肃清反动分子、动员群众的任务。1933年2月，正式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各级临时革命委员会，也由正式的苏维埃政府机构取代。红色政权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五)扩大红军队伍和建立地方武装。土地革命开展后，广大穷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军，保卫胜利果实。 　　师、团均成立了新兵营、连，妇女独立营也组建起来了。全军发展到1.8万人。李先念为十一师政治委员，王树声为七十三师师长。各县区均建立了独立营、连，乡、村普遍有了赤卫军组织。地方武装的口号是“保卫地方，保卫家乡”。他们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捕捉反动分子，协助红军做工事、修桥铺路、侦察敌情等。 　　此外，还建立工会、妇女委员会等群众组织，戒绝鸦片烟，肃清反动分子，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等。大巴山下，出现了群众闹翻身、求解放的热烈情景。 　　徐向前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正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立脚在川陕边，继续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战斗着。 　　敌人不会坐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很快，四川军阀的混战暂告结束。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企图消灭红军。 　　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在通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从实际出发，规定战略战役方针和战术原则，是徐向前用兵的重要特点。他在分析了川北的地形和敌情后，建议以“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方针来打破敌人的围攻，即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险坚守，节节抗击，逐次退却，诱敌深入，消耗和疲惫敌人；待敌人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我军再举行反攻，重点突破，两翼迂回，一举歼敌。 　　徐向前进一步分析说，川北与鄂豫皖不同，鄂豫皖地区适合打运动战，搞“围点打援”，搞远距离奔袭，这里就得靠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要搞新的打法。 　　徐向前的独到见解，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完全同意这一新的作战方针，并确定作战事宜由徐向前负责。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1933年2月至4月，徐向前率军作战四个月，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紧接着，徐向前又接连指挥了三次进攻战役：从8月12日开始到27日结束的仪南战役，半个月之内歼敌3000余人，攻占嘉陵江以东、以南大片地区，占领了100多口盐井，解决了军民缺盐吃的困难；从9月22日开始到10月6日结束的营渠战役，历时14天，歼敌4000余人；10月中旬，发起宣达战役，历时10天，歼敌6个团，俘敌4000余人。 　　三次进攻战役，使川陕根据地扩大到4万多平方公里，红军扩大到8万人。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块最大的红色区域。徐向前的威名，震动了四川和南京。 　　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敌三十一军军长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140余团，兵分六路，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 　　徐向前运用“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经10个月作战，使刘湘的“六路围攻”彻底破产。 　　正当徐向前在川陕鏖战的时候，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1934年秋，中央红军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战略转移。 　　对于这一重大的战略行动，徐向前十分关注。他亲自向电台负责人交代：要随时注意侦听、破译敌人的电讯，及时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情况。徐向前深深感到，中国革命又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关头。 　　这时，蒋介石在大举围堵中央红军的同时，加紧“川陕会剿”的准备，企图一举消灭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虽然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红军和人民都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大巴山下，到处是荒芜的土地，到处是饥饿的人群。 　　形势十分严峻。张国焘整天愁眉苦脸，打不起精神。他曾探询徐向前的意见，想放弃川陕苏区，去汉中地区。徐向前不同意。他说：“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回旋余地不大。我们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 　　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徐向前提出了下一步的战略行动计划：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这一计划在会上被通过。 　　会后，红四方面军趁胡宗南部刚入川，立足未稳之际，发动了广昭战役。 　　正当徐向前指挥广昭战役之际，中央红军已离开遵义，向赤水城前进。1月22日，中共中央及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要求红四方面军积极策应。 　　为策应和迎接中央红军入川，1935年3月28日，徐向前率军渡过嘉陵江，24天之内，连克阆中、南部、昭化、剑阁、平武、北川等九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300里的广大区域。 　　6月8日，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亲笔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信。信中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情我情，认为：“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请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并热烈地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⑤这封机密信件，徐向前派警卫员带一个警卫班送到懋功。并再三叮嘱：“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 　　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号召红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所给予的一切任务。 　　在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张国焘同党中央发生了分歧。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在会后又提出与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制造谣言，诋毁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人，挑拨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的关系，进行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活动。当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从毛儿盖分兵北上时，张国焘又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危害党中央。 　　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决定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时，红四方面军中曾有人请示是否派部队拦阻，徐向前一听就火了，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在关键时刻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南下期间，徐向前和朱德、刘伯承等人对张国焘分裂党的罪恶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伪中央。徐向前表情严肃，坐在角落里沉闷地抽烟，一言不发。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⑥ 　　南下期间，红四方面军先后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芒(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苦战半年之久，虽歼敌近3万人，但自身也损耗了半数兵力，仅百丈关一仗，红军就伤亡近万人。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陷入了绝境。 　　由于南下方针的失败，也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央。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 　　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分别找领导人谈话。徐向前对任弼时的基本主张十分赞同，并坦诚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意是： 　　(一)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对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而且主力部队也不是一个人能带得动的。 　　(二)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但是谁说话他都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 　　(三)二、四方面军会合，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四)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⑦ 　　任弼时认为，徐向前的看法是积极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满怀信心地表示：愿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 　　10月25日，徐向前奉中央军委命令，和陈昌浩率二万多红军从靖远县的河包口渡过黄河，任务是执行中央军委决策的宁夏战役计划。 　　由于情况的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11月10日，中央命令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徐向前又经历了西路军的悲壮历程。 　　1937年5月，徐向前在历经磨难之后回到延安。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⑧ 　　四、再振雄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徐向前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毛泽东在全面论述了军事、政治形势后，明确提出了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我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的报告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⑨ 　　会议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徐向前当选为军委委员。 　　8月25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被任命为一二九师副师长。师长是刘伯承，政治委员先是张浩，后为邓小平。 　　洛川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交给徐向前一个任务：回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毛泽东对他说：“你是山西人，和阎锡山是同乡，下一步，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 　　在太原，徐向前和周恩来一样，会见各界人士，深入到群众之中，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徐向前还特别注意做国民党下级军官的工作，举行谈话会、演讲会，分析战争形势，介绍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阐述发动民众抗战的意义。这些在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938年2月初，徐向前回到一二九师师部，与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会合。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他们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是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八路军组织了许多小分队，到各地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改造那些旧的县、区、乡政府。很快，大部分县、区、乡都建立了抗日政权。 　　二是建立各县区的游击支队。师部先后派出约三分之二的兵力，下到各县区，开展这项工作。指战员多为老红军，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他们像种子一样，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于是，一支支游击队建立起来了。最早的有“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汪乃贵支队等。在游击队中，他们配备强有力的骨干，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其革命性和战斗性。 　　三是运用游击战的战法，打击与消灭敌人。从1937年冬至翌年春季，一二九师先后取得了反六路围攻、凤凰山战斗、长生口战斗、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反九路围攻等作战的胜利。这些战斗，有的是徐向前协助刘、邓首长指挥的，有的主要是徐向前独立指挥的。 　　巍巍的太行山，到处留下了徐向前战斗的足迹。 　　1938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趁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从华北抽调大批兵力南下，准备攻占徐州，进窥武汉。这就给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平原留下了发展的空隙。 　　党中央和毛泽东抓住时机，对一二九师作出了发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 　　根据这一方针，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二九师迅速分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一二九师的具体部署是：全师主力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平汉路以东)，由徐向前率领，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由陈赓率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 　　4月26日，徐向前告别了刘伯承、邓小平，带领“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翻越太行山，横穿平汉线，来到了一马平川的河北大平原。 　　部队初到冀南，中心任务是开创新局面，大规模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而部队的环境面临的一个重大转变是：由山区到平原。依靠山地开展游击战争，曾是红军的拿手好戏，如今，来到这广阔无垠的大平原，有些干部不禁怅然若失。徐向前坚信：人民群众，才是最高的山，最深的林。人山是永远挖不平，移不动的。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在平原发动群众。 　　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各方力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领导冀南军民进行大小战斗400多次，杀伤日伪军5000多人，开创了冀南抗日根据地新局面。 　　1939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军在被迫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集中扫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加紧对国民党实行诱降政策。于是，国共两党的磨擦反磨擦斗争，日益尖锐化。5月，党中央根据北方局的建议，决定徐向前和朱瑞率一批干部去山东，加强那里的敌后游击战争。 　　在徐向前到山东之前，山东的抗日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6月上旬，他们到达沂蒙山区的代庄，受到了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政委黎玉的热忱欢迎。 　　徐向前等人一到山东，就遇上了日军的一次大扫荡。日军2万余人以津浦、胶济、陇海路东段及烟(台)潍(县)公路要点为出发地，兵分十路，合击我沂蒙山区腹心地带。驻扎在莒县、沂水、蒙阴等地的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敌人“扫荡”的巨大压力，全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承担。徐向前来不及了解各根据地的情形，便全力投入到指挥反“扫荡”的紧张斗争中。 　　反“扫荡”结束后，徐向前和朱瑞开始着手统一建制，健全领导机构。8月初，经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部队。原苏鲁豫皖分局改为山东分局，由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陈光、彭雪枫组成，郭洪涛任书记。继而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黎玉为委员，朱瑞任书记。 　　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离不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个薄弱环节。徐向前刚到山东的时候，感触最深的是吃饭问题，“叫化子要饭”，部队走到哪里，要到那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于是，徐向前和山东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运用多种形式，迅速开展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斗争。1940年底，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平阳、泰安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90多个，设有一个行政主任公署，14个专署。有了政权，根据地巩固发展起来了。国民党的一些官员和将领不禁惊呼：“共产党真厉害呀!” 　　徐向前在山东工作整整一年。一年中，他为发展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工作，指挥八路军进行大小战斗200多次，消灭日伪军4500多人。八路军和敌后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 　　1940年6月，徐向前率领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四五十人，经过200多天的艰苦跋涉，于1941年元旦前夕到达延安。 　　毛泽东很快接见了徐向前。徐向前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的情况，并转交了朱瑞写的一封长信。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最后告诉他，七大日期还未定，让他先休息，抽空给大家介绍介绍敌后的情况。 　　1941年3月，党中央又派一批干部去山东，徐向前去为他们送行。路上，不幸被惊马踢伤，左腿胫骨骨折，被送往医院。 　　伤还没完全好，徐向前就被任命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和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响应等同志一起，为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而努力工作。 　　1943年春，徐向前又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毛泽东找他谈话。徐向前表示难以胜任，还是愿意到前方去打仗。毛泽东说：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黄埔生，又有作战经验，办学校有什么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嘛!你去了先抓组织，搞个核心领导小组，具体工作叫何长工他们管。 　　毛泽东还把抗大的任务概括为八个字，“培养干部，准备反攻”，并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组织学员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倾向，同党一条心，而不是半条心。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教职员工有好几千人，要吃要穿要住，怎么办?应像边区部队一样，自己挖窑洞，种粮、种菜，纺线、织布，边学习，边生产。自力更生，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我们。第三，审查干部，巩固内部。主要是清查内奸，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毛泽东还强调，教学要采取启发式，反对注入式。这些，就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针。 　　在延安期间，徐向前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大生产运动。 　　1944年7月，徐向前突患肋膜炎住进医院。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他缺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在病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内战。1946年11月，党中央作出暂时放弃延安的决定。徐向前因病和徐特立、王明、郑位三等一起疏散到绥德。 　　病中的徐向前，心系战场。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深深地激荡着这位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统帅。他无论如何不能安静地呆在后方。他和已有身孕的夫人黄杰商量，要到太行前线去。黄杰是1928年入党的老同志，完全理解徐向前的心情，支持他去前方。于是，他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晋东南。 　　党中央接受了徐向前的请求。1947年7月，正式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当时，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已受命率主力部队南移邯郸，准备挺进大别山。徐向前和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一起，担负起内线作战，解放山西的任务。 　　徐向前带病出征，来到山西，首先打下运城。接着，又取得了临汾攻坚战的胜利。 　　临汾战役，为解放军攻坚作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称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党中央发来贺电，勉励部队“为消灭全部敌军解放华北而奋斗!” 　　临汾战役尚在进行之际，徐向前就筹划了晋中战役。临汾战役一结束，徐向前就坐着担架，率6万之师，北上晋中，从攻坚战转向运动战。 　　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晋中战役历时一个月，歼敌10万。敌前线总指挥赵承绶，这位徐向前当年的同学，一下子成了徐向前的俘虏。 　　在后来的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让他讲讲是如何以6万精兵消灭敌人10万的，徐向前只是谦虚地笑笑，说：“是按主席的指示呀!”毛泽东笑着摇摇手。 　　晋中战役结束后，徐向前病情更严重了，每餐只能吃少许麦片之类饮食。医生的结论是：病情到了“极点”，要他至少静养3个月。 　　徐向前重任在肩，只休息了20多天，又来到太原前线，担负起指挥攻克阎锡山的最后一座“要塞城市”——太原战役的任务。 　　太原战役，先是外围战，接着是四大要塞争夺战。徐向前常常坐着担架，有时拄着拐棍，一个山头，一个阵地地走。周恩来亲自安排医生到太原前线为徐向前治病，并要他“静养”。徐向前仍然日夜为战局操劳。有时在病床上，还参与一些重大决策。 　　1949年4月25日，太原解放。徐向前又忍着病痛，率指挥部进驻太原，兼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徐向前为家乡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五、共和国元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隆隆的礼炮声中诞生了。徐向前没能出席开国大典。此刻，他正在青岛海滨养病。然而，他的心和全国人民一样，无比地激动、欣慰! 　　10月19日，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身体关系，他只能参与一些中央和军委工作的重大决策。总参谋长一职由聂荣臻代理。 　　1951年春，徐向前的身体有了明显的转机。5月，他就受命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赴苏就抗美援朝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武器装备，与苏联谈判。 　　当经过5个多月的工作，徐向前胜利完成任务归国的时候，他又生病了。列车刚进满洲里，他就肋膜炎复发，住进长春空军医院。此后多年大病不愈，仍然坚持为党和军队的建设努力工作。 　　195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徐向前为军委委员。 　　虽然身体不佳，他仍然坚持参加军委的会议，和其他老帅一起，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操劳。他还兼管空军、防空军的工作。 　　1955年9月，徐向前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63年起，军委分工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1964年正式任命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张云逸、彭绍辉、傅秋涛同志。傅秋涛是总参动员部部长兼秘书长，日常工作由他和动员部负责。 　　“兵民是胜利之本”。徐向前从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深深认识到这是一条真理。60年代前期，美国和苏联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在不断加强。美国的侵越战争，不断升级。中苏两党的分歧，愈加尖锐化、公开化，苏联在中苏边界不断增兵。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认为，我们的备战和民兵工作，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削弱。他不但听汇报，看材料，还带人去广东、浙江等地，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徐向前把贯彻三落实(组织、政治、军事)，作为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建设方向。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的时候，徐向前和许多老同志一样，缺乏准备，很不理解。但有一条很明确：军队和地方不同，军队不能乱。这一点他和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等老帅是一致的。面对着军队院校和机关开始出现的动乱局面，徐向前十分担忧。 　　1966年11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陈毅、叶剑英对许多“左”的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徐向前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 　　1967年1月，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面对着愈加混乱的局面，他更是忧心如焚。几次打电话给林彪，林彪都不见。实在憋不住了，他干脆去“闯宫”，直接趋车往林彪住地毛家湾，向林彪陈述军队的混乱状况，提出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一方面鼓吹“乱”，以便乱中整倒一些人，同时又不敢使军队大乱特乱。“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账，对他不利嘛!”⑩ 　　在徐向前的努力下，并最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习惯上称《八条命令》)，其基本精神是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保持军队的稳定。《八条命令》对当时的混乱局面起到了遏制作用。其后，徐向前又投身到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之中。 　　徐向前终于在劫难逃。批判、抄家、流放，厄运接踵而至。夫人黄杰，一个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几十年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党员，被诬陷为“叛徒”。 　　林彪反革命集团败露后，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时，紧握住徐向前的手，说：“好人，好人!”心情激动。毛泽东在斗争中认识了林彪，也认识了徐向前这些真正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老帅们。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结束了一场灾难，徐向前又开始了新的生活。1976年，他和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几位军委副主席一起，担负起领导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担，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日以继夜地工作。 　　1990年9月20日，解放军总医院六病室传出噩耗：徐向前因病逝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忠诚战士，人民解放军陨落了一颗璀璨的帅星。 　　临终前，徐向前对儿女们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在告别人世的时候，元帅想到的是他当年征战的战场，是当年战场上的战友和人民。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讣告指出：“徐向前同志在创建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为党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作出了贡献。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积极拥护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贡献。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与敌血战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讣告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先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他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一起领导开辟晋冀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军政人才。解放战争后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指挥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战役，山西获得完全解放。” 　　讣告指出：“徐向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以自己的战争实践和理论，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建设民兵、预备役力量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元帅虽然逝去，然而元帅的功绩、韬略、风范，却长留人间。 　　①徐向前：《奔向海陆丰》，转引自《徐向前传》。 　　②《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③罗应杯：《突破敌重围，转战三千里》，载《艰难的里程》。 　　④《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257页。 　　⑤《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⑥参见《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60页。 　　⑦见《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242页。 　　⑧《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53～554页。 　　⑨《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71～572页。 　　⑩《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29页。 　　 徐向前兵法/江波，李瑗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