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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游击战里操胜算

江波，李瑗

一、跑圈 　　中国工农红军是从一支很小的部队逐渐发展起来的。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而且，这种强弱对比在革命初期又是异常的鲜明。当徐向前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这种形势。如何在这种形势下生存、革命，乃至打败敌人?就不能不成为一切革命者，尤其是领导、指挥员思考的问题。 　　跑圈——就是徐向前在用兵中常用的一个战法。跑圈，用徐向前的话来说，就是“整天和敌人周旋，他们来东山，我们上西山，他们来西山，我们又转回东山。”① 　　这一战法，徐向前是在实践中逐渐获得的。 　　1928年元月，徐向前随同红四师，经过艰苦转战，来到了海丰县城。 　　海丰，是东江人民革命的首府，也是中国革命的著名领袖彭湃首先闹革命的地方。这里，农民革命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标语。海丰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红四师来到后，和原在海丰活动的红二师会合，革命力量进一步增强。东江特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扩大红区”。于是，在彭湃的统一指挥下，红军迅速打下了陆丰、惠来、紫金、普宁、果陇、和尚察等十个县城，作战二十多次，敌人被打得望风而逃。 　　然而，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国民党很快调来了第四、第五、第七军等部，配合各县民团武装共几万兵力，分三路向东江“围剿”。东路是陈铭枢部，从河婆直趋海丰大安，西路徐景唐部，从多祝、新庵进攻高潭和海丰；黄旭初部进攻紫金的炮子圩、南岭和中洞；南路从海上出动“中山号”、“民主号”、“广庚号”和“飞鹰号”军舰，炮轰汕尾、甲子、石门等沿海村镇。 　　敌人来势汹汹。这时，红军两个师，总共不过2000多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红军已十分疲劳。然而，东江特委却不顾这一形势，坚持死打硬拼，提出的口号是：“同敌人决一死战”。 　　红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村庄被敌人占领了，交通要道被敌人占领了，不得已，红军只得退居深山。这时，徐向前和师长叶镛一起，带领部队和敌人兜圈圈：敌人来了，山上山下周旋，敌人退了，找个地方休息几天。 　　但是，东江特委不同意这种打法，坚持要把部队拉出去和敌人硬拼，还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徐向前不同意，认为这样做肯定要吃亏。于是，有的特委领导就自己带头往山下冲。他们冲，徐向前只好带些人跟着去，保护他们。 　　形势已很危急了。4月，东江特委在大南山的一个村庄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和行动方向问题。徐向前出席了这次会议。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他认为这样死打硬拼，攻城夺镇，不是好办法。因此，他提出，眼下最好把尚存的1000多人，收拢起来，打到粤赣边去。那里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机动游击。但是，有的领导人仍然认为东江形势大好，高谈“迎接革命高潮”的“反攻”。 　　徐向前的意见被联席会议否定了。 　　会后，彭湃等人到党中央工作(后被国民党杀害)。红军根据特委的决定，攻打海丰。“特委同志说，城里有内应，攻克不成问题。其实守敌是一个多团，仅8个士兵是我们的人。我军攻进城里，占领了小部分地方，再啃就啃不下去。没有办法，我们带上那8个兵，退出城来，又转到海丰附近的山里去。”② 　　环境更险恶了。6月，师长叶镛患了严重疟疾，隐藏在白木杨山后草棚内，后被敌人搜山时俘去，英勇就义。 　　师长的担子落到了徐向前的身上。他带领剩下的400多人，采取跑圈的方法，在山林里和敌人周旋。敌人到东山，他们到西山，敌人追上来，他们又跑出去。草棚被敌人烧毁了，他们再搭起来；粮食没有了，就挖野菜，摘野果。实践愈发使他确定了这样一个思想：敌强我弱，为了保存自己，决不能和敌人硬拼，决不去攻城夺镇，要依靠山区和敌人跑圈，坚持游击战。他坚信：只要“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热水洞的温水能洗澡，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③ 　　“野火烧不尽”。敌人虽然一次又一次的搜剿，红军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面对红军的“跑圈”战法，敌人要消灭红军，也只能是望山兴叹。残酷的敌人只得采取“扫平千里赤地”的手段，焚烧村庄，屠杀人民，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深山里。 　　党十分关心这支红军队伍的生存和斗争。1929年1月，广东省委和东江特委决定，把红军剩余人员分批撤出海陆丰地区。于是，徐向前在送走前几批人员后，最后带领一批人员，秘密地沿着省委安排的转移路线，从海丰附近莲花山的热水洞出发，几经辗转，到达九龙。 　　在九龙，徐向前看到了党的六大文件。文件是用《牡丹亭》之类的小说封面伪装的。这是他几年来第一次有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阅读党的决议。他开始从中国革命的形势、特点来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思考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 　　徐向前后来总结说： 　　“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④ 　　徐向前的这些认识正是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总结。他关于游击战战术原则的思想，也同样如此。敌强我弱，这是当时红军面临的一个严酷的事实。也正如徐向前后来所言，就“那么点人，几百条枪，四周都是敌人，凶得狠，整天要消灭你，逼得很紧。弱小的红军，需生存下来，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原则问题。达尔文讲过，要‘适应环境’，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山上的蝴蝶为了免受人和其他动物的伤害，把自己打扮得像花一样，它要生存嘛!红军要生存，要发展，也得‘适应环境’。搞游击战，开始难免吃亏，打些败仗。然而，‘吃一堑，长一智’，打来打去，逐渐就有了经验，摸到了点规律性的东西”⑤。 　　1929年12月，徐向前在经历了一段大别山区的游击战争后，又进一步和红军领导人戴克敏、曹学楷共同研究，总结出游击战的七条战术原则：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⑥ 　　七条战术原则，受到了红军指战员的欢迎。他们说，这七条太好了，以前吃亏、打败仗，就是因为盲目乱打瞎闯，今后打仗、走路有了章程。 　　徐向前说，这些战术原则是形势逼出来的。否则，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不能打胜仗。 　　二、避强击弱 　　敌强我弱，需要跑。跑，是为了保存自己。同时，还需要消灭敌人。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打败敌人的进攻，更好地保存自己；也只有不断消灭敌人，才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如何消灭敌人?徐向前认为：“关键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 　　1929年6月，徐向前来到了鄂豫边红三十一师。不久，就遇到了敌人的连续三次“会剿”。 　　第一次“会剿”，是1929年6月底，叫“罗李会剿”。 　　这时，蒋桂军阀混战已结束，蒋介石取代了桂系在湖北、河南南部的统治，迫不及待地要消灭红军。敌“会剿”的主力是罗霖独立第四师的两个团，由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驻潢川、光山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的一个营及光山反动民团红枪会五六千人，向南进犯；驻麻城的夏斗寅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地主武装，也出动配合，全力压向我根据地的腹心地带七里、紫云地区。 　　是时，红三十一师正分散在各处游击，徐向前身边只有两个队，100多人枪。面对长驱直入的优势敌人，徐向前首先带领部队和敌人兜圈子，根据地的10多万群众也纷纷“跑反”，漫山遍野，扶老携幼。部队转到未家河，打了第一仗。由于遇上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正规军，红军游击队有怯战心理，敌人一打机枪，游击队都跑散了。这一仗没有打好。 　　第二仗怎么办?徐向前决定：拣弱敌打。 　　7月初，北面较弱的一路李克邦部及红枪会数千人进占柴山堡、白沙关地区。徐向前指挥红三十一师两个大队，在大批手持土枪、长矛的群众配合下，扑向白沙关之敌。经连续五战，毙李克邦部营长以下百余人，捉住了红枪会头子戴五爷，把红枪会基本上打垮了。胜利后红军召开了万人大会，镇压了戴五爷等一批恶霸和红枪会的反动头目，群众拍手称快。此后，柴山堡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与此同时，七里、柴云、乘马、顺河等区群众和赤卫队也对敌罗霖部及夏斗寅师补充团展开袭扰，使敌昼夜不得安宁，没过两日，就退走了。 　　不到半月，所谓的“罗李会剿”，就这样破产了。 　　第二次是“鄂豫会剿”。 　　8、9月间，蒋介石又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的一部分兵力，加上反动民团，对我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根据地，同时发起进击。 　　徐向前还是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 　　首先是退却。十多天后，豫东南的红三十二师决定暂时撤出根据地，向光山、麻城一带转移，在内线和敌人周旋，并且抓住机会打敌人一下。经白沙关、鹅公山、磨角楼几仗，消灭敌人100多人。红军初期的装备很差，一仗打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排，“就是辉煌的战果，对士气鼓舞很大”⑦。 　　继而是跳到外线作战。8月14日，敌向鄂豫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内线作战不利，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待机破敌，徐向前率红三十一师，在赤卫队的配合下，迅速跳到外线，向麻城北部转移，调动敌人。到了八字门，同红三十二师会合。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麻城以北、光山以南，于是，部署新的合围，南北夹击，投入豫东南的部队也向西进击。红三十二师乘机返回根据地，消灭了敌人一批“编练队”。红三十一师则跳出包围圈甩开敌主力南下，先后消灭了黄陂的长堰、夏店，黄安的八里湾，麻城的谢店等地的民团，缴了一批武器弹药。9月下旬，敌人被迫收兵，第二次“会剿”又被粉碎。 　　第三次是“徐夏会剿”。 　　敌人的两次“会剿”被粉碎后，红军乘胜发展力量，扩大游击活动，打击土豪和民团，土豪劣绅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报警请兵。 　　10月初，驻河南信阳的敌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的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向鄂豫边根据地发起新的围攻。 　　大兵压境，地方党组织的同志坚持要打，生怕红军不打。目的很清楚，怕丢地盘，怕打烂坛坛罐罐。红军里也有人怕群众受损失，主张和敌人硬拼。 　　徐向前有自己的想法：“要打得有胜利的把握，自己的伤亡和消耗要少，消灭敌人要多。丢枪、伤亡一大堆人，打败仗，可不行。不然，有生力量消耗太大，部队情绪给打了下去，以后就不好办。”“我们还是坚持有利条件下就打，不利条件下就不打，这一点不能动摇”⑧。考虑的结果是打，但不与敌人硬拼。徐向前兵分两路，利用敌人的空隙，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敌后。 　　敌人围歼红军的企图落了空。 　　就在这时候，地方党组织送来情报，说敌人只有四五百人，正在撤退。敌人不太多，打得好有可能取胜；徐向前和几位领导研究后，下决心打。于是，决定在敌人必经的天台山铁子岗一带设伏，打它一个伏击，抓一把就走。 　　谁知战斗一打响，徐向前发现情况不对。敌人兵力不是四五百人，而是足有一两个团，黑压压的一大片，在机枪、迫炮火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徐向前立即组织部队实行交叉掩护，边打边撤。徐向前一直战斗在最前沿，最后连小号兵也撤下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这时，徐向前由于先前摔伤了脚，跑也跑不快，见前面有片树林，就钻了进去。敌人找不到人，乱打了一阵枪，就走了。 　　这一仗，情报不准，口张得太大，部队伤亡了十几个人。徐向前果断指挥部队边打边撤，部队损失不大。 　　收拢部队后，徐向前召集各队干部开会，主动承担了责任。会上决定，部队相对集中，以大队为单位，分路游击，发动群众，再寻战机。 　　机会来了。 　　这时，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军阀混战爆发了。蒋介石急忙调兵应战，只留下地方民团对付红军。 　　敌人的弱处、虚处暴露出来了。 　　徐向前立即调兵出击。趁敌向平汉线撤退，徐向前兵分三路，先后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消灭和击溃敌4个民团，缴枪百余支。黄陂六指店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慑于红军声势，在红军的政治攻势下，全部投诚。红三十一师发展到700多人，600余支枪。 　　11月间，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六安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成功，成立了红三十三师，开创了皖西武装割据局面，给鄂东北根据地军民以有力的支持和鼓舞。 　　敌人的“徐夏会剿”，又失败了。 　　三次反敌人“会剿”，徐向前采取的基本战法是避强击弱，避实击虚。他说：“打也好，跑也好，进也好，退也好，集中作战也好，分散游击也好，都离不开这一点。”⑨ 　　如何“击弱”?或者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弱敌打，徐向前针对三次反“会剿”的情况分析说，三次反“会剿”，红军面对敌人的三种力量：国民党正规军；地主民团；红枪会之类的乌合之众。国民党正规军的力量强，人也多，但从外线开进山区来“搜剿”，五个指头一伸开，兵力就分散了，使我们有空子可钻。反动民团和红枪会等战斗力差些，搞掉他们，一是利于发动群众；二是便于孤立国民党正规军；三是能够缴获点武器弹药。所以，我们就重点打击他们。像柴山堡一带的反动红枪会，成千上万，势力很大，我们在粉碎“罗李会剿”中狠打了一下，搞垮了他们，柴山堡革命根据地才完全巩固起来。有些地主民团的据点，是敌军进攻和分割根据地的跳板，又是供应点。我们避开敌人的主力，拔掉这些据点，“釜底抽薪”，既增加了敌军供应的困难，又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既要避强击弱，又要善于选择弱敌打。徐向前巧妙地运用战法，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三、积小胜为大胜 　　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和副团长汪乃贵奉命进入山西。陈锡联、汪乃贵都是有名的战将，而且都只是20多岁的热血青年。一到山西，他们就摩拳擦掌，要像平型关大捷那样，打一个漂亮仗，狠狠地教训一下猖狂的日本侵略者，也好向党中央报捷。 　　在一间不大的团部指挥所里，徐向前正在和这两位红军时期的老部下促膝交谈。徐向前耐心地向他们指出： 　　“不着急，日后有的是仗打。先‘占山为王’，像鄂豫皖初期那样，发动群众，搞游击战。到了山区，你们放开手脚自己干，独立自主嘛!这是毛主席的主意，要珍惜力量，注意研究日军的战术特点，积小胜为大胜，决不可死打硬拼。”⑩ 　　陈锡联、汪乃贵遵照徐向前的指示，积极捕捉战机，发动了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10月19日晚，汪乃贵亲率该团三营，偷渡滹沱河，以第九连警戒阳明堡方向可能来援之敌，以第十、第十一连组成突击队，秘密进入飞机场，第十连由机场西面突击，歼灭敌警卫部队，掩护第十一连安全，第十一连由机场东面突击，直接摧毁敌机。以第十二连作为营预备队。经一小时激烈战斗，即将敌24架飞机全部焚毁，并歼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尔后，迅速撤出战斗。战斗中，营长赵崇德光荣牺牲。 　　这一机断果敢的战斗，是一二九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使猖狂进攻的日军在急欲夺取忻口之际，丧失了空中突击力量，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加强其后方守备，这就大大牵制了敌人，有力地协助了忻口战役中的国民党军。这虽然只是一次夜袭战斗，却给全军将士以极大鼓舞。 　　几天后，陈锡联、汪乃贵见到徐向前。一见面，他们就向徐向前讲述了夜袭敌机场的经过。汪乃贵说：“徐副师长，我要向你检讨，打掉了几架破飞机，连个师长、旅长也没捉到，三营营长赵崇德还牺牲了。” 　　徐向前回答说：“还检讨什么，这是一个大胜利，我还要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哩。不过，赵崇德牺牲了，很可惜，才23岁!”(11)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必须量力而行，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这是徐向前关于游击战的一个重要战法。他还认为，这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的“关键”。敌强我弱，死打硬拼显然不行，从实际情况出发，只能是打小仗。小仗虽小，但却在一点一点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小的胜仗多了，就能变成大的胜仗，并最终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这是战争指导问题上的辩证法。 　　早在鄂豫边时期，徐向前就运用这一战法打击敌人，发展自己。那时，他在红三十一师任副司令，和戴克敏、曹学楷一起，带着几百人的队伍，神出鬼没，袭击敌人。“游击战零敲碎打，几乎天天发生，不是敌人打我们，就是我们打敌人。敌人多是国民党杂牌部队、地主民团、反动枪会等，战斗力不很强。我们今天在这里打一家伙，明天又到那里打一家伙，不断打胜仗，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自己”(12)。 　　这一战争指导上的辩证法，也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这些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共识。在抗战初期晋冀豫根据地的形成中，徐向前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成功地运用这一战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一面分兵控制其已占领的城市和交通干线，积极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巩固其占领区，一面抽集主力沿津浦路南犯山东。上海、太原失陷说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3)。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各师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八路军的当前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进全面抗战的实现。根据这一思想，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并决定一二九师主力由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造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此时，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在日军继续沿同浦、平汉路南犯，占领平遥、汾阳、安阳、新乡等地后，已处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一二九师迅速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政权。尔后，从1937年冬至1938年春，连续战斗，不断胜利，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在华北的日军。 　　首先是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六路围攻。 　　1937年12月22日，日军由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等地分兵6路，以马蹄形的阵势向活动在正太路以南、同蒲路榆次至太谷段以东、平定至昔阳公路以西寿阳东南的一二九师部队进行围攻。 　　徐向前和师长刘伯承一起指挥部队开始反击作战。战斗打响后，陈赓率领的七七二团在松塔方向与日军激战两日，毙敌百余人，但副团长王近山和三营营长负伤，部队减员60余人，遂撤出战斗，向榆林湾一带转移。 　　这时，刘伯承一面指挥外线部队积极活动，迷惑敌人，一面由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 　　日军采取粘网式的诱歼战术，引诱八路军攻击。徐向前则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与敌周旋，“抓住小股敌人，就打一家伙”(14)。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七七二团和平定游击队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诱敌主力，然后以主力绕到敌人屁股后面猛攻其背，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歼敌400多人。日军本想速战速决，但却被徐向前的游击战缠住了。战至第五天，日寇因捕捉不到八路军主力，地形又不熟悉，遂全部撤回。 　　是役，共毙伤敌700余人。 　　日军原想以大规模的围攻，消灭八路军有生力量，结果适得其反。一二九师取得了进入太行山后第一次反围攻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坚持游击战的信心。 　　进入1938年，一二九师决定以主力向平汉路东发展，首先进击昔阳之敌，尔后乘胜向东突进，在平汉路两侧建立新的游击区。2月16日，七七一团向正定、昔阳间开进时，昔阳守敌400人出动，企图阻止八路军。七七一团遂诱敌至凤凰山附近，打了个伏击。敌伤亡百余人，退回昔阳。 　　几天以后，一二九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将分散活动的各主力部队适当集中，与正太路北的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协同，向正太铁路阳泉至井陉地区的敌人进击。具体的战法是：于井径、旧关间之长生口设伏歼敌。经5小时的激战，将敌大部歼灭，计击毙敌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余人，俘日军1人，击毁汽车5辆，缴获追击炮3门、重机枪2挺、步枪50余支。八路军伤亡100余人。 　　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和徐向前一起及时总结战斗经验。刘伯承指出，长生口战斗，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一些，是不怎么合算的。以后我们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长生口战斗结束后，朱德、彭德怀命令一二九师南移，牵制晋东日军向黄河一线进攻，配合一一五师主力和晋西北的一二〇师作战。3月16日，一二九师一部在神头岭设伏成功。此战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敌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我军仅伤亡240余人。第二天，敌1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经一小时炮击后，再次进到神头岭，但我各部队已先行转移。 　　神头岭战斗后，敌在黎城以东的东阳关增设了据点，邯长大道上敌运输繁忙，汽车往来不断，以支援晋南、晋西之敌向黄河各渡口进犯。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研究决定，在邯长大道上再打一仗，由徐向前指挥，以师的主力伏击敌运输部队。 　　3月30日午夜，徐向前指挥各部队神速、秘密、隐蔽地开进响堂铺大道以北之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31日上午8时许，日军从涉县开往黎城的180多辆汽车进入伏击地区。八路军七六九团、七七一团突然出击，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经半日激战，共毙伤敌400余人，焚毁汽车181辆，缴获追击炮4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130余支，我伤亡317人。 　　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是一二九师坚决执行毛泽东“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的结果。八路军周密地侦察敌情，在其主要交通线上采取吸打敌援或预伏的手段，并巧妙地利用有利地形，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运动中的敌人发动攻击，因而打得迅速干脆。这些战斗的胜利，虽然规模都不大，却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破坏了敌人的运输线，而且也同一一五师主力在晋西的蒲县、大宁间和一二〇师在晋西北的神池、五寨、保德、偏关地区的作战相互策应，有力地钳制了敌人向晋南、晋西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配合了正面战场在黄河西岸和南岸的防御。 　　日军在晋东南连续受挫后，于4月初，从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及邯长公路的重要据点，出动3万余人，兵分九路，企图将一二九师主力围歼于榆林、辽县、武乡间。 　　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研究后，确定了反围攻的部署：一是集中主力，隐蔽待机，击敌一路，首先消灭从武安、涉县西来之敌；二是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结合，发动群众，空舍清野，破坏交通线，多方游击和袭扰各路敌人；三是机动作战，内线外线相配合，击敌一路不得手时即迅速转移，寻找战机，击敌另一路。 　　根据这一部署，一二九师和广大人民相配合，机动作战，袭扰敌人。长乐村一仗，毙伤援敌2200余人，打得敌人心惊胆寒。经半个多月的作战，一二九师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先后歼敌4000余人，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晋城等18座县城。 　　这一系列反击作战的胜利，使八路军很快扭转了战局，打破了日军的三面包围，晋东南地区基本上为八路军所控制，晋冀豫军区亦宣告成立。从此，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一二九师为什么能迅速开辟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趁国民党军队溃败之机，及时而果断地分兵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从而初步奠定了部队生存发展的基础，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徐向前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坚决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贯彻“小而活、快而稳”的作战原则的结果。 　　徐向前在总结这一作战原则时指出：“敌人装备好，机动力强，训练有素，骄横无比，是相当难啃的对手。我们的作战原则是：小打而不能大打(量力而行，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活打而不能死打(战术灵活多样，采取侧击、伏击、尾击、吸敌打援等战术手段，多打运动之敌)；快打而不能慢打(保持战斗的突然性，速战速决，打完就走)；稳打而不能蛮打(每战周密计划，细致侦察，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些作战原则和方法，证明是符合游击战争规律的。”(15) 　　四、会躲会藏会打 　　徐向前的游击战生涯是从山区起步的。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曾是他纵横叱咤的战场。巍巍山峰，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这是山区的特色。徐向前率领部队，依据这一有利地形，神出鬼没，打击敌人。 　　1938年4月，根据党中央发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徐向前率八路军一二九师“路东纵队”，来到了冀南平原。一望无际的冀南平原已经迥然不同于高山峻岭。显然，这种地形便于敌人运动和增援。但是，地势辽阔、平坦，乡村稠密，而敌人兵力有限，供应不足，不可能占领全部县城和村落，这又给八路军造成了便于分散和周旋的条件。 　　面对新情况，徐向前提出，要适应新形势，会躲会藏会打：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 　　1938年10月，日军在攻占广州、武汉以后，调整了侵华方针，逐渐停止向国民党军队进攻，而把主要力量转向“扫荡”八路军根据地。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严重威胁日军后方及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命脉，成了敌人的后方之患。冀中、冀南、冀东根据地，是日寇“扫荡”的主要目标。 　　11月15日，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开始。其独立第三混成旅、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约3700余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鄣、邢台出动，向冀南根据地腹心地带南宫合围。 　　徐向前的打法首先是：躲和藏。 　　敌人来势汹汹，又占据着交通要道，八路军按照徐向前确定的方针，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躲过敌人的锐气。同时，坚壁清野，把粮食藏起来，让“扫荡”的敌人既打不着我，又得不到东西。 　　接着是打：部队化整为零，利用广大的平原乡村，游击敌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杨秀峰率行署机关转移到广宗县一带乡村。徐向前率指挥机关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军民配合，同仇敌忾，作战28次，毙俘敌伪军600余人。 　　敌人不但打不着八路军，得不到东西，反而一次次遭到消灭。“扫荡”被迫结束，自动撤出了冀南中心区。 　　这一次，躲躲藏藏打打，历时16天。 　　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仍没有改变。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领的土地后，向华北大量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由12个半师团增至22个师团，其中用于包围八路军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即达11个师团，约20余万人。 　　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日军虽然撤出了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均落入敌手。聊城失陷时，守城的爱国人士范筑先誓与聊城共存亡，壮烈殉国。 　　日军形成了由东、南、西三面包围我冀南中心区的态势。 　　徐向前预感到，敌人很快会发动新的“扫荡”。 　　一个月后，日军对冀南的大“扫荡”开始了。这一次，敌人出动五个师团的主力共3万多人，兵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击，向我冀南中心区合围，采取的战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企图把八路军压缩于冀县、南宫、威县一带消灭之。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恰好也在南宫。徐向前和他们一起研究，商定的战法是：“先溃后收拾”。即先跑，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然后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时间消耗敌人，再转入反攻，收拾局面。 　　其具体部署是：将现有力量分成五个战斗集团，“完全以游击态势，分区活动，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保持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消灭敌人”(16)。 　　日军一开始就以其咄咄逼人之势，逐步侵占冀南主要县城，并进一步控制乡村要点，企图压缩八路军回旋余地。八路军且退且战，寻机打击敌人。首先，以一部兵力阻击和伏击进犯之敌，同时，以另一部兵力袭击宁晋、广平、肥乡、高唐等县城。 　　日军虽然步步进逼，气焰嚣张，然而，在八路军的零敲碎打之下，损失不断，步履维艰。 　　从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正在趾高气扬之时，却在途中遭八路军伏击，伤亡百余人，三天只前进了20公里，平均每天六七公里。 　　平乡日军企图东犯广宗、威县，但却不断遭到八路军的阻击、伏击，半月接近不了县城。 　　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寨，不料，“赔了夫人又折兵”，步兵骑兵均遭八路军歼灭。 　　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八路军采取夜袭战术，利用暗夜，频频袭击日军。日军留下了200多具尸体。 　　当日军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中心区域后，八路军又转到敌人侧后，重点袭击敌人的运输线，打击敌之守备部队。 　　于是，正太、津浦、平汉铁路不断遭到八路军袭击，火车炸毁，交通中断；从德州往临清行驶的日军汽船，也被击沉一只，船上30多位日军，或死于枪弹，或沦为鱼鳖之食。 　　敌人的交通命脉受到了威胁。 　　敌人守在城里，然而，八路军自有消灭它的办法。 　　2月10日，八路军在威县香城固一带设伏，布下“口袋”，然后诱敌出城。敌人乖乖地钻进了“口袋”，八路军激战8小时，歼敌200多人，还缴获炮4门，汽车9辆。 　　第二天，敌人出动2000余人和汽车70多辆，企图进行报复。然而，八路军已不知去向，走之“夭夭”。后来，日军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八路军主力则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淇县一带，留下一部兵力组成许多游击小组，在根据地中心区域与敌周旋。3月间，刘、邓率主力一部转战太行，徐向前率一部兵力重新回到南宫、威县、清河地区，继续与敌周旋。 　　至5月间，八路军和日伪军大小战斗达400多次，杀伤敌伪军5000多人。敌人的“扫荡”被粉碎了。 　　5个月的时间里，徐向前率领八路军、游击队，躲、藏、打，并巧妙地把三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平原地带游击战的新战法，坚持了冀南平原游击根据地。一年前毛泽东曾说：“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5个月的反“扫荡”证明，八路军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军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 　　徐向前的这套躲、藏、打战法，完全来源于他对冀南平原作战利弊条件的正确分析和利用。的确，“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然而，“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17)。 　　徐向前的确做了一篇十分精彩的平原游击战争的大文章。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他和战友们总结了一整套藏、躲、打的战术原则。 　　(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 　　(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 　　(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运输。 　　(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 　　(六)无固定后方作战。 　　(七)开展麻雀战。 　　(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 　　这些原则，不是机械地照搬山地游击战的一套，而是从平原的地形条件及敌情、我力出发制定出来的。徐向前的平原游击战，正是在运用这些灵活的战术原则中得以坚持。 　　五、平原造“人山” 　　徐向前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的另一个重要战法是：“创造平原地的‘人山’”。 　　“人山”是相对石山而言。石山，确曾给红军游击战带来了天然的有利条件。敌人的“围剿”来了，钻进大山；利用深山密林，打击敌人；山上有野菜、野果、野兽。红军真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树枝砍不完，根也挖不完，留得青山在，到处有红军。”这是当年红军在大别山传唱的一支歌曲。 　　来到一望无边的大平原，无遮无挡，一些干部和战士不禁感到茫然。怎么办?徐向前不但在作战方式上提出要利用平原的有利地形，会藏、会躲、会打，而且提出了著名的创造“人山”的战略思想。 　　1938年5月21日，徐向前在中共长江局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第23期上，发表了《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集中阐述了他的这一主张。 　　有人说：游击队既然没有山的依托与隐蔽，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敌人的汽车或坦克呢?徐向前回答：“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 　　徐向前进一步指出：“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面是与广大人民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结论很清楚：“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18) 　　根据这一思想，徐向前一到冀南，就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尤其是组织自卫队或游击队。徐向前认为，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的疯狂蹂躏，已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认识到，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民族亡了，个人还有什么? 　　为了使武装起来的群众具有真正的战斗力，徐向前还提出了具体而周密的组织形式和战术要求。 　　一、河北人户稠密，这些一望无际、连绵不断的村庄，就是游击队最好的辗转活动的依托。这些稠密的村庄，可以隐蔽行动，可以秘密企图，又可作为埋伏袭击敌人的据点。但是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而不是待敌人来打时，作为固守的据点。 　　二、平原地有利于骑兵活动，最好组织一些骑兵游击队的支队。因为骑兵的运动性大，可以迅速转移地区，不易被包围，可以远距离地向敌人防御疏忽与薄弱之点，实施突然的袭击，使敌难于防备，疲于奔命。但骑兵支队的兵力，不应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且难于隐蔽自己的行动与防空。 　　三、一般游击队的组成，不宜过大。尤其在敌人机械化兵种的袭击与飞机的扰乱下，必须以机敏的迅速的动作隐蔽起来，与迅速转移另一地区。但是，许多游击队中必须有基干游击队的组织，在基干游击队的周围，繁殖与组成或分遣若干的小游击队，进行侦察、警戒、袭击敌人，迷惑敌人，牵制敌人，截断敌人交通，配合基干部队作战。 　　四、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在情况有利时，可以迅速突击敌人；在情况不利时也可以迅速转移别一地区。所以游击队的根据地或休整的场所，应该多取几个，并且要相互间有很好的联络。 　　五、脚踏车在平原地上运动是比较迅速的，利用它作为交通工具是最好的。而且还可以组成脚踏车游击小组，作远距离行程上的活动。尤其对于施行突然袭击，炸毁敌人疏于防卫的土工建筑物与仓库等是有相当作用的。这种场合，不在于兵力的相当大，而在于乘敌不备的突然动作。 　　坚持和实行人民战争，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想。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徐向前的精明过人之处，在于依据实际情况，把这一战略思想化为具体的战略战术。不仅如此，他还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法，把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结合起来。这就使他的军事谋略既具有全局的指导性，又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全局的指导性和实际的可操作性，这是徐向前兵法运筹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冀南人民在很短的时间里被迅速地组织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18至45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队。各种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斗争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军的办法。长达万里的道沟，在冀南平原上纵横交错，既限制了日军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抗日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人山”，成为任何自然之山所无法企及的足以让敌人闻之胆寒的伟大力量。 　　在创造“人山”的过程中，徐向前不仅把眼睛盯住广大的贫苦大众，而且坚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收编杂色武装，是其中的重大行动之一。 　　当时，冀南形成了杂色武装蜂起的局面。这是国民党军队败退和日寇占领军兵力不敷分配的情况造成的。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有枪就是草头王”，于是，各地武装竞起，出现了“司令如牛毛，主任满天下”的状况。这些分散在敌后广大乡村间的武装力量，大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些抗日要求，实际上代表着农民群众抗战图存的自发愿望，但也有的纯粹是土匪，有的是带着迷信色彩的会道门武装。杂色武装这种政治上的复杂性，使其既有被八路军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收买、利用的可能，是敌友我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其时，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将要来冀南，收编杂色武装。 　　显然，谁走在前头，谁就能尽快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 　　徐向前在分析了收编、改编这些杂色武装的可能性、必要性后，提出了进行这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凡属不愿投降，不甘为日寇驱使，而愿意同八路军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共同抗战者，应一律欢迎并予以下列的保证： 　　一、与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同等待遇，一视同仁。 　　二、不缴枪。 　　三、不改编，保持其原有干部与编制，如因适应战争环境和提高战斗力，而在组织上必须适当调整时，亦应先取得他们同意，而不应出以勉强。 　　四、帮助其进步。 　　按照这一方针和方法，徐向前成功地收编了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和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 　　段海洲是地主出身的大学生，国民党员。他在冀南拉起的一支6000多人的队伍中，骨干多系旧军人和土匪，不完全听他的指挥。陈再道、宋任穷曾为争取这支部队共同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徐向前到南宫后，段海洲先是派秘书求见，后又亲自登门，表示愿率6000弟兄接受八路军改编。 　　徐向前热情接待，坦诚相见，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 　　“部队是你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收编时不给你拆散，保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为了统一序列，名字改一改，叫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吧!” 　　段海洲十分高兴，表示完全接受。回去后不久，就把队伍拉到南宫以西的苏村整顿，宣布改编，段海洲任司令，共产党派去的李聚奎任政治委员，徐深吉任副司令。 　　后来，由于那些旧军官和土匪出身的人，不愿受八路军纪律的约束，陆续拉走了一部分队伍。段海洲本人也由于害怕日军进攻共产党，不久也走了。剩下的有1000多人。 　　这次改编留下的人不多，但是，徐向前认为，收编段海洲这样的武装的意义，不在于他留下了多少部队，而在于他没有被日本人收买去，也没有被其他人利用，这就是一份力量。 　　徐向前的眼光是深邃的! 　　赵辉楼是旧军官出身，办过学校，具有爱国思想。他领导的抗日自卫军3000多人，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徐向前到冀南后，他派政治主任赵月肪(共产党员)来南宫谈判，要求正式改编。徐向前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又和赵月肪当面商谈，赵恳切要求将所部改编为八路军。徐向前最后与赵商定两条： 　　第一，编3个团，每团2个营，受八路军一二九师领导。后根据赵辉楼要求，番号定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 　　第二，暂编在原地区活动。 　　在徐向前的亲自组织下，该支队成功地得到了改编，赵辉楼任司令员，赵月肪任政治委员。不久，与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合并，组成东进支队，成为八路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赵辉楼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 　　有改编，也有打击。对杂色武装中的顽固派，则坚决打击，毫不留情。枣强县自称忠义救国军的杨玉昆，八路军去筹粮、筹款，他百般阻挠，甚至扣押八路军去交涉的人员。他还与日本人勾结，认贼作父。徐向前亲率一个团，逮捕了杨玉昆，把他送到了太行山。 　　改编段海洲、赵辉楼，打击杨玉昆，徐向前在收编杂色武装中区别对待，恩威并施，使收编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仅两个月的时间，就有大小数十股武装和20余县的保安队编入了八路军，队伍猛增到1.85万余人，拥有1.15万多支枪，分编为18个团及支队。 　　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以后，需要确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以更好地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徐向前进入冀南两个星期，就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 　　“路东工作将大大开展，干部成大问题，能拿在我们手上的十五县无县长，请刘邓设法抽调一批干部来。”(19) 　　派来的干部有限，徐向前就采取“考县长”的办法。即专门办个县长训练班，培养县长。这样，部队每收编一支队伍，接管一座县城，就派去一名县长，加上团结和联合一些开明士绅，县政权就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 　　7月，邓小平来到冀南，又提出了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方案。 　　8月14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共产党员杨秀峰当选为主任，宋任穷当选为副主任。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主任公署的建立，更加振奋起冀南人民抗日爱国的热情，把冀南的抗日活动进一步推向前进。 　　动员组织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收编杂色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徐向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这支大军，极大地壮大了八路军的力量。这是一座座雄伟的“人山”。 　　依靠雄伟的“人山”，和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徐向前在抗日的战场上纵横驰骋。到1938年9月底，八路军就解放了20多座县城，消灭日伪军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5000余人，建立了51个县的政权，人口达800万，控制了西起平汉线，东至辽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①《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②《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③《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④《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⑤《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6～87页。 　　⑥见《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⑦《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⑧《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⑨《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⑩《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11)《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12)《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 　　(14)《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94页。 　　(15)《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00页。 　　(16)《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 　　(17)《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32～633页。 　　(18)以上引文见《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19)《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徐向前兵法/江波，李瑗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