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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矫若游龙与收紧阵地 |
| 江波，李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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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飘忽战略
红军是靠游击战起家的，徐向前的战法也首先是从游击战开始的。同时，游击战和运动战也有着十分自然的联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是游击战，也是一种运动战，只不过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运动战罢了。当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以后，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就更是必然的了。
徐向前在运动战中十分讲究一种战法：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鄂豫皖时期红军的著名领导人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称做“飘忽战略”。
还在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过程中，徐向前就运用这种战法，取得了三次出击平汉路，取得三战三捷两扩编的重大胜利。
1930年4月，鄂豫皖边的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三个师分别整编为一、二、三师，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红一军成立后，许继慎军长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向二、三师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由徐向前率红一师向平汉路出击。
首战杨家寨。
杨家寨是平汉铁路南段的一个小车站，这里驻着国民党二十军的两个连。此地距敌本部较远，周围地形便于隐蔽接近。
6月11日黄昏，徐向前在二郎店的河滩上，向着整装待发的红一师指战员作战前动员，他号召说：“要干脆利落地吃掉敌人，打出红一师的威风来!”接着，徐向前率部队急行军40里，如同天兵天将一样，飘然而至杨家寨，敌人的两个连全部被歼。有的敌人被活捉时，还以为是做梦。直到红军发给他两块钱作回家的路费时，才完全清醒过来，连声道谢，说红军真是“天兵天将”。
整个战斗，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这一仗，缴枪百余支。
战后，部队撤至黄柴畈休整。红一师由5个大队扩编为3个支队，辖12个大队，另加1个师直特务大队，全师共1200余人。
杨家寨之敌被歼后，郭汝栋仍然积极调兵遣将，声言要报被歼两连之仇。6月26日，敌人一个团进入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地区，另一团进至小河溪地区。
来敌后援不继，是个好打的孤立之敌。徐向前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来犯的敌人。
28日，部队从黄柴畈出发，经半夜急行军，迅速地到达指定位置，隐蔽设伏。同时，师特务大队与孝感县游击队一部前出郑家店附近，引诱敌人“上钩”。引诱分队与敌不即不离，边打边撤。
敌人终于全团出动，向我扑来。徐向前看到敌已进入伏击圈内，一声令下，指战员们一跃而起，向敌人猛扑过去。顿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经两小时激战，敌人一个正规团千余人全部被歼。
战后，红一师除留少数侦察人员掌握平汉线南段敌军动态外，部队再次撤回黄柴畈地区，进行第二次扩编。全师三个支队扩编为三个团，每团二个营，每营三个连，共1500余人。
7月下旬，徐向前率红一师再次向平汉铁路出击。这一仗，徐向前采取夜间奔袭战术，出敌不意，一举消灭了花园车站之敌，全歼敌1个团14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枪800余支和大量物资、弹药。
战后，徐向前率领红一师转移到小河溪地区，进行了第三次扩编，将原两个团各由两个营补充为三个营，还组建了一个机炮混成团。全师已达3000人。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徐向前指挥红一师，三战三捷三扩编，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8月，徐向前率红一师在四姑墩与红二师、红三师会合。在此期间，许继慎率领红二、三师在皖西北一带活动，连克英山、霍山、罗田等县。
从6月至8月，许继慎、徐向前率红一军的三个师分东西两线出击，连战皆捷，先后共歼敌7000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5000余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特别重要的是，红军的战术也有了新发展。可以说，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过渡。过去只能跑圈子，伏击、袭击小股敌人，消灭国民党正规军的个把排和连；现在不同了，能主动调动大股敌人，在运动中整团整团地歼灭。过去只能攻打些小的民团据点，缴获也少；现在不同了，能打下县城或重镇，缴获大批枪弹和轻重机枪、迫击炮，武装自己”①。
如果说，以上几次作战还只是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话，那么，到1930年夏以后，红军的作战已经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前三年的游击战，到1930年夏，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和红军的力量不断壮大，群众得到广泛发动，根据地建设具有相当规模，而敌人则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正在进行，这就给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以有利时机。在这种形势下，红军主力先后开始整编，组成正规军团，在战略上是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则实行高度机动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
正是在实行这种战略转变中，徐向前的“飘忽战略”，更加显出它的威力。
1930年10月，蒋、冯、阎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阵营内部出现了暂时的稳定，蒋介石乘机收编大量杂牌部队，向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围剿”。这次“围剿”，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为重点，蒋介石亲自往南昌部署。对鄂豫皖区的“围剿”，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负责。敌人“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计划是：第一步先造成“圆箍式”的包围；第二步，主力突入根据地，占领集镇，控制要道，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第三步，分区“清剿”。敌人兵力共10万人。
当时，徐向前尚未知道敌人“围剿”企图。依照长江局指示，部队准备向长江沿岸发展和打通与红十五军的联系。
11月上旬，红军一战于黄陂北的姚家集，二战于黄安。敌人凭借坚固工事顽抗，红军与敌激战终日，屡攻不克，乃撤出战斗。旋即，向麻城转移，准备另寻战机歼灭敌人。
姚家集、黄安之敌也因受到打击而仓皇撤走，黄安县城再获解放。
在麻城，县委坚决要求红一军打料棚，说不打下料棚，地方工作无法开展。徐向前和军部同志考虑，两次攻坚都没打好，不能再攻坚，料棚是个硬据点，不打为好。地方同志不同意，双方争论十分激烈。
这时，红军得悉敌第十三师补充第一团一个营侵入谢店，红军决定乘敌立足未稳，突袭他们。
已是黄昏时分，红一、二师以急行军扑向谢店，向敌猛攻，一举全歼该敌。这一胜利，稳定了麻城的局势，地方党的同志也十分高兴。
11月底，天气已经渐渐冷了起来，部队却还是单衣单裤。冬装无着落，徐向前心里十分犯愁。
正在这时，地方党送来的情报说，新洲城空虚，只有些民团防守。徐向前和军部的领导商量后，决定奔袭新洲，搞点物资，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
这是一次神出鬼没的“飘忽”行动。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很清楚，出击那天晚上，正下雪。南方的雪，边下边化，道路泥泞难行，部队冒雨踏泥急行军，一气跑了50多里。这样坏的天气，敌人意想不到红军出击，疏于防守。我们没打枪，一问，出乎意料，里面驻着郭汝栋的一个混战旅，是当天晚上才开进城里宿营的。他们吃罢饭后，正在安顿睡觉的地方，乱糟糟的，毫无秩序，也不知道红军已经来到跟前。好吧，打!当夜就全歼了这个旅，俘虏敌人好几千，缴获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打了个大胜仗。新洲是个商埠，城内大的店铺不少，有金店、布店、粮店、当铺。我军将敌人的粮仓打开，分给贫苦百姓；把地主资本家的商店没收，从军长到战士，每人发棉布一匹，银元一块，并给愿意回家的俘虏发了路费；对中小工商业则采取保护的政策，买东西一律给钱。通过向群众广泛宣传红军的宗旨、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②
徐向前率红军在新洲城里住了一天，获悉敌徐源泉部有进击新洲的企图，立即决定部队撤离该城，东移但店休息。
红一军的原计划是向长江沿岸发展，会合红十五军。这时，红十五军已离开驻地去皖西，而皖西、商南正遭敌侵袭，情势危急。于是，红一军遂放弃原来向长江沿岸发展的计划，撤离但店，转赴皖西、商南，寻机歼敌。
这时，敌人还正企图在阳逻、团风和麻城、宋埠一带集结兵力，企图南北夹击红军。但是红一军飘然而至皖西，敌人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到达皖西，徐向前才知道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已经开始。
于是，徐向前又和军长许继慎率领红一军，开始了反“围剿”战斗。
这时，红军正在豫皖边的李家集，皖西的“围剿”之敌已进至金家寨地区，李家集距金家寨仅60里。徐向前和其他军领导决定，立即消灭这股敌人。
12月14日，红军利用夜袭，一鼓作气，首克金家寨，歼敌第四十六师一个营和反动民团共千余人，缴获步枪千余支、短枪300余支和迫击炮2门。
15日，红军又攻鹅毛岭，歼敌一个营，缴枪百余支。
紧接着，红军乘胜进击麻埠、独山，守敌仓皇逃窜。红军再经两河口渡淠河，克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又歼敌两个营。
红军旗开得胜，而后兵分两路，进逼六安县城。
六安县城为敌四十六师一部驻守，城坚壕深。在攻城战斗中，第一师师长刘英负伤，由副军长徐向前代理第一师师长。由于攻城作战不利，双方成对峙状态。于是，徐向前和其他军领导决定：向南撤兵。
这天夜里，大雨倾盆而下，道路泥泞不堪，路边的坑洼地带，全是积水，有的地方甚至齐腰深。部队在黑夜里行进，艰难，但却勇猛。
到达两河口地区后，红一军遂以第一师威逼霍山，第二师集中两河口地区。
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见六安一度被围，霍山告急，急忙令敌四十六师、警备第二旅主力防守六、霍，寻机向我反扑。同时，敌三十一师一个旅进占金家寨，二十五师一个旅进占叶家集，企图组织新的合围。
红一军鉴于上述敌情，将主力集中于麻埠地区，准备待机歼敌一路，以打破敌之包围。
12月29日，敌四十六师分左、中、右三路向麻埠进犯，而进占金家寨、叶家集的敌三十一师和二十五师，则处于观望之中，并未继续进兵配合。这样，敌四十六师就处于单独冒进的地位。
敌人为红军创造了战机。徐向前和军部领导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击破各路敌人。并具体分工：徐向前带领一、三、四团北出，迎击敌中路的两个团。
30日凌晨，徐向前率三个团从麻埠出发，经数小时急行军，在东香火岭与中路敌先头团遭遇，经4小时的激战，全歼其先头一个团。另一个团溃退至香火岭以东之同兴寺，亦被第一、三团包围歼灭。与此同时，敌右路一个团进据西香火岭，直接威胁红军侧后翼安全。徐向前立即率四团予以迎头痛击，当即歼敌一个先头营，另两个营敌人向北溃窜，徐向前乘胜率第四团追击20余里，在石婆店与第六团前后夹击，将敌全歼。
东西香火岭战斗，红军共歼敌三个团，缴获步枪1700余支，迫击炮数门和电台一部。敌四十六师遭到毁灭性打击，残敌赶紧溜进了六安城；敌三十、二十五两师，也吓得慌忙向商城、固始撤退。
敌人在皖西的“围剿”计划破产了。
随后，红一军即开往麻城县的福田河，同红十五军胜利会合。两军根据中央决定，正式编为红四军，全军1.2万余人，以中央派来的旷继勋、余笃三分任军长、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
这时，“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消耗作战，已被迫转为守势。合编后的红四军，决定实行战略反攻，收复失地，扩展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并确定以红军主力突击敌人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的作战方针。同时，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除根据地内部敌人的孤立据点，扫清后方。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反攻的第一仗是围攻磨角楼。徐向前和军领导的意图是：吸引麻城之敌出援，在野战中“出奇兵而歼灭之”。
磨角楼被围之后，敌第十三师副师长朱怀冰陆续调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六及补充第一团前来援救，行至骑骡铺以北地区，受到徐向前率领的打援部队的顽强阻止。激战三日，红军毙、伤、俘敌500余人，余敌溃逃而去。磨角楼守敌也大部被歼。这次战斗，歼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
这次作战也有教训，主要是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实行既攻磨角楼，又打援敌的战术，结果平分了兵力，没有完全达到在运动中歼敌的目的。徐向前后来总结说：“如果我们一开始用个把团围点，集中5个团的兵力在野外打援，待吃掉援敌后，再解决点上的敌人，那就好了。”他还说：“打仗，最忌平分兵力，不讲战术。”③
磨角楼战斗后，红四军迅速北上，将光山南部之敌重要据点新集团团围住，以红十师三十团担任主攻任务。攻城采用坑道作业的方法开辟攻击道路，取得了胜利。从此，新集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
红四军乘胜前进，决定西出平汉线，进击信阳、广水段，以飘忽战略，乘敌人不备突击敌人，使敌人的军事布置处于被动的地位，诱敌出阵而消灭之。
1931年2月下旬，红四军第十一师向信阳以南的平汉铁路进逼。
3月1日，获悉敌军兵车一列自信阳向南开出，红四军即以一部兵力以“飘忽”行动袭占李家寨车站，将站上人员和设备全部控制，拆除了车站以南的路轨，在站内布置伏击。2日晨7时，敌兵车进站，红军一声号令，全歼车上敌新编十二师一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物资。
5日，红四军又袭占柳林车站和再度占领李家寨车站，全歼守敌新编第八十二师一个营，击溃新编第十二师两个团。
红四军在平汉线上的作战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忙令第九师主力集结信阳，并令该师一部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敌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也同时令新编第二旅固守广水，三十一师主力由广水向信阳，岳维峻第三十四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企图南北夹击红四军。
各路敌人中，以岳维峻部最为突出冒进。8日，该部抵广水以西的双桥镇。
敌人被调动起来了。
在一盏小油灯下，徐向前向军部的其他领导人介绍和分析敌情，指出，岳维峻孤军北进，沿途又遭到我地方武装的袭扰，十分疲劳，是一支疲惫的孤军，打这个敌人是有把握的。徐向前还指出，我们是“以近待远，以逸待劳”，迅速实施包围分割，有可能打一个歼灭战。徐向前的意见得到了军领导的一致赞成，会上决定：集中5个团的兵力对双桥镇之敌实施突袭。其具体部署是：以第三十、三十一团分两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实施正面突击。第二十九团，向双桥镇西迂回，实施包围，第二十八、三十三团为预备队。
3月8日夜，部队冒雨向双桥镇地区疾进。
9日拂晓，总攻开始了。三十、三十一团首先从西北和东北方向突破了敌外围阵地，夺占了部分高地。敌仓皇组织反扑，岳维峻亲自督战，武汉行营还派出飞机，战斗异常激烈。
徐向前和旷继勋站在一个小山头上，镇静地指挥着战斗。子弹嗖嗖地在头上飞过，警卫员叫隐蔽一下，他们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上午10时许，第二十九团迂回至双桥镇西南，敌陷入四面包围之中。全面出击的时机到了，军部立即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迅速向敌人纵深猛插，直扑双桥镇敌指挥中心，很快就将敌分割成数块。敌指挥中心失灵，顿时大乱。岳维峻率溃兵狼狈逃窜，结果他的马弁骑上他的马逃掉了，岳被我军活捉。是役，俘敌官兵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0余枝，迫击炮10门，山炮4门。
至此，敌人夹击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
岳维峻是个老牌陕军，追随过冯玉祥。1925年，岳维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时，徐向前在他属下第六混成旅当参谋、团副。当岳维峻得知败在他的老部下手里后，不禁长叹一声，连说：“蒙多多关照，只要不杀我，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
双桥镇大捷，大壮了红军的声威。三个多月的反“围剿”，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和配合下，先后共歼敌1.5万余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口达200万，红军也发展到1.5万多人。红军在反“围剿”中运用的基本作战形式，就是运动战。徐向前在运动战中所采用的“飘忽”战略，成了战胜敌人的拿手好戏。
50多年后，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总结这种战法时指出，经验证明：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规模的扩大，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无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反攻阶段，部队能够连战告捷，整团整师地歼敌，都与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密切相关。我们的防御，是运动中的防御，我们的进攻，是运动中的进攻。有进有退，有攻有防，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谓“飘忽”，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
徐向前还总结说，这时，运动战开始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并非偶然。一是红军是从游击战起家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打，有游有击，有进有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那不是“运动战”吗?不过是一种低级的非正规的运动作战的形式罢了。力量发展起来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是很自然的。二是红军觉悟高，肯吃苦，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作风过得硬。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上下一心，不怕牺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越是艰难越向前。吃不饱，穿不暖，照样能连续行军，连续作战。这一条，白军就不行，没法和红军比。三是无论内线作战或外线进攻，都有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掩护。当时我们谓之“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群众站在红军一边，敌人就成了聋子、瞎子。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捉不到矫若游龙的红军，红军却能随时“从天而降”，突然制敌于死地。根据地人民的条件，是红军运动作战最可靠的保证。
二、围点打援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徐向前的圈点打援战法。这就是围攻磨角楼，吸打援敌。如果说，这一仗由于有的军领导主张既围攻又打援，犯了平分兵力的错误，因而战果并不理想的话，那么，在鄂豫皖根据地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四大战役中，徐向前的围点打援战法，已运用得炉火纯青了。
1931年秋，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被打败以后，仍不甘心失败，一面积极布置对中央苏区新的进攻，一面重兵云集鄂豫皖地区，由十多个师增加到十五个师以上。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高涨的抗日反蒋浪潮，敌内部矛盾加剧，在鄂豫皖地区国民党军中，自吉鸿昌8月底被迫辞职后，原西北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有发展。一时间，蒋介石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因而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部署迟迟不能就绪。
就在这时候，即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
方面军成立后，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规定的方针，积极开展外线进攻。在1931年11月以后的8个月时间里，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连打四仗。
第一仗是黄安战役。战法是：围点打援。
黄安县城是南线敌人靠近根据地中心的最突出的地点，处于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四面包围之中。守敌为国民党杂牌军赵冠英之六十九师，战斗力不太强。但是，师长赵冠英是湖北的地头蛇，奸诈狡猾。他在黄安城里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工事，防御比较严密。
赵冠英部的侧后及后方，尚有敌四个师作援应。黄安以东的麻城，为三十一师驻守；东南方向的宋埠，为三十师驻守；南面的黄陂，为三十三师驻守；西南方向的孝感，为四十四师驻守。红军根据地南部敌人的一线兵力部署，呈“山”字形。
赵冠英战斗力不强，但城防坚固，且有援兵策应。显然，对黄安这股敌人硬攻不利。
徐向前和方面军领导决定：就从敌人的“山”字头上开刀，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兵围黄安，吸引援敌，野外聚歼，以粉碎南线敌人的“围剿”部署。
战役的第一步，以十二师进攻城西敌据点，以十一师和黄安独立团拔掉城南桃花和高桥河据点，扫清黄安外围据点，切断守敌通向宋埠、黄陂的交通线。
10月11日夜，红军各部队从七里坪出发，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分别向敌据点发起攻击或准备打援。经10天战斗，拔掉了敌人外围据点，并歼麻城、黄安、宋埠的援敌一部，胜利完成了第一步的战役计划。
战役的第二步随之展开，即紧缩包围圈，吸打援敌。徐向前认为，围点打援的目的，着重在打援。这是战役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
徐向前的具体部署是：以黄安独立团配属于第十二师，紧缩对黄安守敌的包围，以第十一师与黄麻赤卫军配置于黄安以南，宋埠、黄陂以北的大小峰山、五云山、嶂山地区，筑成三道阵地，准备打援，以第三十团为总预备队。
黄安守敌为恢复与宋埠、歧亭的联系，改变被包围的处境，连续组织向南出击，均遭到红军回击。两次战斗，红军俘敌千余。敌人一出来就遭打，不出来则被困在城里，有耗无补。敌机前来投粮，则往往投到红军的阵地上，饥饿的敌人跑出来抢粮，又遭到红军杀伤。赵冠英急得团团转，频频告急救援。
果然，红军围城不到10日，援敌就来了。
一天，红军获得情报：宋埠葛振山三十师两个旅企图经永佳河向北增援。
敌人被调动起来了，徐向前十分兴奋，当即决定：以十一师部队诱敌深入，待敌进入主阵地前，集中兵力从两翼迂回包抄，予以歼灭。
12月7日，红军十一师以三十三团在大小峰山迎敌，稍一接触，便又撤至五云山、周家坳一带之第二阵地。敌占桃花店后于8日拂晓进攻周家坳。十一师部队予敌杀伤后，又撤至嶂山的第三阵地。敌人见红军节节后退，于是便一路进击，待进入红军主阵地嶂山地区后，埋伏在两翼的红三十团、三十一团向敌发起猛烈反击，将敌一个团大部歼灭，余敌连夜逃回宋埠。
敌第一次增援遂告失败。
接着，敌人组织第二次增援。这一次，敌人以四个旅的兵力，从宋埠、歧亭之线，分两路向黄安增援。敌人来势猛，兵力多，徐向前则决心把口袋张大一些，大胆放敌进入第三道阵地——嶂山、寨山地区，集中红十一师主力、黄麻赤卫军和总预备队，实施两翼包抄，围歼敌人。
12月19日，两路敌人并进到嶂山地区。20日，敌人在优势火力掩护下，猛攻红军嶂山阵地。红三十一团五连，因疏于守备，敌一度突破前沿阵地，逼进红十一师指挥所。如果敌人得手，下一步将直接危及红军总部安全。在此情况下，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亲自带上总部手枪营，火速赶到前沿阵地，调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配合第三十三团从嶂山以东王家湾向敌右翼包抄，总预备队第三十团向敌左侧迂回，第三十二团协同第三十一团由嶂山正面向敌猛烈反击。
这是一场恶战。山上山下，敌我相搏，杀声震天。周围群众及赤卫军、游击队也群起参战，呐喊之声，震动山谷。经半日血战，红军反击成功，歼敌两千多人，战局得以扭转。
翌日晨，红军兵分两路，向敌出击，进逼宋埠，彻底打垮了敌人的这次增援。
敌援兵被击溃后，赵冠英已无路可逃，山穷水尽，只有束手待毙。于是，徐向前决定走第三步：总攻黄安，解决点上的敌人。
12月22日上午，红四方面军总部以“列宁号”飞机飞临黄安上空。敌人原以为是给他们空投物资来了，纷纷跑出工事，准备抢东西。结果得到的是一些宣传品和两颗大炸弹。红十二师三十五团乘敌混乱之机，一举攻下城北的课子山。入夜，总攻开始。三十五团从城西北角，首先突入敌阵地。敌师长赵冠英见城已破，组织了一个“敢死队”，让一个随从装扮成他的模样，骑着他的大白马向外跑，而他自己却化装穿上大褂，利用夜暗，偷偷从西门溜走了。只是，赵冠英溜出西门，刚到河边就当了俘虏。
黄安战役历时43天，共歼敌1.5万余人。在这次战役中，徐向前成功地运用“围点打援”战术，第一次取得攻下敌人由整师兵力设防之强固据点的重大胜利。
第二仗是商(城)潢(川)战役。
1932年初，当全国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而掀起抗日高潮的时候，国民党却加紧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在鄂豫皖区，敌重兵集结于豫东南地区。其中，曾万钟第十二师位于潢川地区，一部置于城南商潢公路上的北亚港；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第二师及唐云山独立三十三旅，当于北亚港东南商潢公路上的傅流店、豆腐店、汪家集一线；陈耀汉第五十八师主力位于商城，一部置于城北商潢公路上的河风桥；戴民权第四十五师位于固始地区，与商潢之敌互为犄角。敌人的企图是：首先控制大别山北麓商、潢、固地区，以商潢公路为骨干，南经商城以南的地区、麻城东北区直至麻城，构成一条隔离地带，以分割我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便于在“围剿”中各个击破。
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领导决定，集中力量，在商、潢地区突破，夺取商城，使根据地东西两部连成一片。战役的第一步：“腰斩”敌第二师。
1月19日，红军首先向北亚港之敌发动进攻，歼敌一部，接着，占领了豆腐店、江家集、仁和集、河风桥等地。敌第二师及独立三十三旅仓皇逃往潢川，红军完全控制了商、潢间的全部公路，同时切断了商城与固始间的联系，使商城之敌五十八师陷于孤立状态。
商城工事坚固，兵力集中，不利强攻。徐向前决定“围城打援”，对商城围而不攻，伺机在商潢公路附近运动歼灭来援之敌。
徐向前以一部兵力，拉出了进围商城的架式。还没有来得及攻，敌援兵就来了。
2月7日，聚集潢川之敌3个师另一个旅共19个团，分路出援商城。右路为第二师、第七十六师，夹商潢公路前进，左路为第十二师及独立第三十三旅，经潢固大道之高店南下。徐向前连夜将部队主力调往豆腐店一带高地抢构阵地，担任正面阻击，另调三个师的兵力置于左右两侧，担任两翼迂回包抄的任务。
2月8日，战斗打响了。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红十二师，顽强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担任迂回任务的红七十三师由东面向敌迂回，歼敌一个团，继遭敌阻击。红十、十一师从左翼迂回成功，包围了敌汤恩伯第二师和曾万钟第十二师两个指挥部，一下子切断了右路敌人的后路。
敌人顿时混乱起来，纷纷夺路而逃。红军乘势展开猛烈反击，一气追到潢川附近，共歼敌4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汤恩伯的第二师是蒋介石的嫡系，此次遭到歼灭性打击，汤恩伯因此而被撤职。
敌援兵溃败后，商城守敌十分恐慌，连夜弃城突围，逃往麻城。红军遂克商城。
商潢战役是继黄安大捷后的又一重要战役。徐向前在该战的第二步作战中正确地采用了围城打援战术，打败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战而克商城。
第三仗是苏家埠战役。这一仗，取得了鄂豫皖红军创建以来空前的大胜利。战法仍是：围城打援。
商潢战役后，红四方面军在固始地区稍事停留后，决定东进打击敌人，向东扩大根据地。
这时敌人的部署是：皖西敌陈调元部在六安至霍山一线部署了12个团，以苏家埠为枢纽，沿淠河东岸构成一线防御。同时，敌二线兵力尚有3个师另2个旅，布于合肥、潜山、蚌埠一带，距六安、霍山都比较远。敌一线和二线之间，空隙很大。
面对上述敌情，徐向前的部署是：红军主力三个师，全部东渡淠河，从侧后分别包围六安、霍山之间的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吸打六、霍来援之敌。
3月21日晚，徐向前率部秘密渡过淠河。随即以第七十三师围攻青山店，其余部队向北激进。第二天上午，第十师行至茵草洼，与苏家埠出援青山店之敌两个团遭遇。红军当即向敌发动猛攻，将敌击溃，乘胜包围了苏家埠。第十一师继续北进，在六安独立团的配合下，完成了对韩摆渡的围击。
三天之内，徐向前指挥部队完成了分割包围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之敌的计划。
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后，徐向前并不着急攻。他认为，第一，敌据点均筑有坚固工事，我军火力不强，硬攻损失必大，划不来。尤其是苏家埠，寨墙高二丈，厚一丈五尺，环墙筑有九个三丈高的碉堡，居高临下，火力密集；寨壕深一丈，宽三十米，壕外设有竹围等防御设施，宽达七八十米。该地是六安与霍山之间的一个硬钉子，我强攻很难取胜。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军围点的目的，在于打援。霍山敌人兵力不多，出动的可能性不大；六安敌人众多，是我吸援击敌的主要方向。因此，徐向前在指挥部队继续围点的同时，以少部兵力布于霍山以南监视该城之敌，而以红十一师的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布于六安至韩摆渡、苏家埠之间的严岗头、樊通桥一线，占据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准备打击六安方向的援敌。十二师二十九团为总预备队。
到了3月31日，援敌果然出动，敌四十六师师长岳盛碹鉴于形势危急，乃组织六安、霍山两地敌人同时出援，企图南北夹击红军，解救被围敌军。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从六安出援的敌4个团，在飞机掩护下，曾突破红军马家庵、平头岗阵地，其先头部队直插苏家埠东北的凉水井、桂家坟一带。危急面前，徐向前当即命令围困苏家埠的第十师对敌人严加封锁，务必防止敌人突围；同时，火速命令总预备队第二十九团投入战斗，与担任阻援任务的第十一师从东西夹击，将窜入凉水井、桂家坟一带的敌一个团全歼，活捉其团长陈培根。余敌一部窜入韩摆渡，一部仓皇逃回六安。
南面霍山出援的敌警备二旅，在十里铺地区被红七十三师击溃。战斗中，青山店敌乘红军七十三师打援之机，冒死突围，也大部被歼，其余窜入苏家埠。
六、霍援敌遭此打击后，已无力再援。苏家埠、韩摆渡守敌被围一月，弹尽粮绝，十分恐慌，携枪投诚者日益增多。
在围困敌人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使据点内上万居民免于饿死，红军与敌军达成协议，先后将上万饥饿哭泣的男女老幼接出，由红军政治部门和地方党委妥善安置，表现了红军高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敌人已处于岌岌可危之中，敌四十六师师长岳盛碹连连向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呼救，陈调元只得频频向蒋介石告急。
4月下旬，蒋介石任命第七师代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第七师5个团，十二师2个团，五十七师2个团，五十四师4个团，连同警备一旅两个团，共15个团2万人，从合肥大举增援。
敌人来了这么多，打不打?徐向前和方面军领导认为：援敌数量虽多，但远道师疲，士气低落，我则以逸待劳，士气旺盛，因而有打破敌援兵的可能。
于是，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决定：留下两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分别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集中两个师的主力，在六安以西的樊道桥、戚家桥一线依托有利地形，布阵待敌。该地丘陵起伏，林木茂密。中有陡拔河横贯南北，是运动歼敌的好战场。随即以七十三师布于樊通桥以东地区构筑工事担任正面阻击；十、十一两师主力布于七十三师两翼伺机迂回包抄；以七十三师一个营和六安独立团至陡拔河以东，佯作抵抗，诱敌深入。5月1日，诱敌部队与敌接触后，边打边撤。敌先头第七师主力第十九旅尾随红军，渡过陡拔河，向红七十三师阵地猛攻。红军利用工事予敌以重大杀伤后，向敌发起猛烈反击，敌军大乱。适逢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遭红军沉重打击的敌十九旅仓皇后退，不明情况的敌后续部队继续前涌，陡拔河两岸敌之人马自相践踏。红七十三师乘势冲杀，敌中弹落水者无数，第十九旅大部被歼。
河西岸的敌后续部队，见先头旅失利，慌忙抢占老牛口、婆山岭高地，妄图继续顽抗。这时，红军左右两翼部队，已完成从敌侧后迂回包抄的任务，将敌完全包围。徐向前遂发出总攻击令，红军的七个团与游击队、赤卫军多路突击，向敌猛烈穿插、分割、围歼，并突入敌纵深，一举摧毁了敌指挥系统，活捉了敌总指挥厉式鼎。至下午5时，结束战斗，2万多敌军全部被歼。
战斗中，苏家埠、韩摆渡守敌曾几次冒死突围，均被红军围城部队堵了回去。援敌覆灭后，该两据点的敌人外失援兵，内无粮弹，在我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也全部缴械投降。苏家埠守敌缴枪时，还举行投降仪式，在大广场上把枪摆得整整齐齐；官兵列队迎接红军。
这次战役，历时48天，红军共歼敌3万余人，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1.8万余人，缴获步枪1.5万余支，机枪250挺，山炮4门，迫击炮40门，电台5部，手提式驳壳枪千余支，军用品无数，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
胜利是空前的。
在这次战役中，徐向前进一步运用“围点打援”战法，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消灭。围困苏家埠时，红军一直坚持了40多天，终于调动了大批敌人来援。在优势的敌人面前，徐向前镇定自若，指挥部队以逸待劳，并实行有力的迂回战法，从而迅速地全部歼灭了敌人援兵，并迫使困守的敌人全部投降。
连打三个胜仗以后，红军乘胜利之威，解决第四仗就十分顺手了。
红军在苏家埠地区作战期间，敌张钫第二十路军进驻潢川，趁隙南犯，进占我双柳树、仁和集地区，修筑工事据守，并准备继续向前推进。徐向前回到商城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歼灭双柳树、仁和集之敌，收复潢川、光山南部根据地。
6月12日，徐向前先以十师出光山南部，牵制郜子举新编第十二师；另以十一师秘密插到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彭店地区，割断潢川守敌与双柳树、仁和集之敌的联系，准备打援；而以十二师进攻双柳树，以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进攻仁和集。因敌人的防御体系被我突然割裂，使双柳树、仁和集被围之敌陷于孤立，仅5天时间，战役即胜利结束。总计歼敌正规部队8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中旬，徐向前连续指挥四次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次战役，总计歼敌约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正规部队近40个团，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速扩大，红军主力发展到两个军六个师，还组建了四个独立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地方武装、赤卫队也发展到20万人以上，创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四次战役的胜利，战法的正确运用十分重要，甚至能对战役战斗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四次战役中，黄安、商潢、苏家埠战役，主要的战法是“围点打援”。通过这一战法，达到了大量消灭敌人的目的。
为什么要实行“围点打援”?徐向前回答：情势所迫，逼出来的。他是这样具体认识这一问题的：
“我们要执行外线进攻的方针，但兵力少，装备差，‘乞丐和龙王比宝’，比不起。敌人优势装备，我们缺乏。我们的装备很落后，没有大炮，炸药极少；手榴弹有些，大都是土造的马尾手榴弹，杀伤力很小，扔到树上都掉不下来。敌人深沟高垒，凭坚固守，像黄安、商城、苏家埠的城墙，又高又厚，还有吊桥、城壕、栅门、炮楼、城垛子，防得严严实实，象铁桶一般。我们缺乏攻城的火器，攻得动吗?如果硬叫部队去爬城，那得死很多人。硬攻不行，就动脑筋，想办法，办法是‘围点打援’，野战歼敌。我军的装备固然差，攻城力量不足，然而，却长于运动，长于野战。于是依托根据地先用小部兵力把突出、孤立的敌据点围住，死死围上若干天，敌粮断炊断，自然告急救援。估计敌援兵从哪个方向来，我主力部队便预先选好战场，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援兵开来，运动在野外，立足未稳，正好给我以歼灭之机；消灭了援兵，守敌人心惶恐，不战自乱，我军可趁势解决点上的敌人。事实证明，‘围点打援’乃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的重要战法，运用得当，能收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之效。”④
三、打活仗
1948年6月，徐向前以带病之躯取得了运城战役和临汾攻坚战的胜利后，又和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等人，指挥部队由攻坚战转入运动战，发动了晋中战役。
解放军攻克临汾后，阎锡山慌了手脚，急忙调兵遣将，守卫晋中。阎锡山坐镇太原，指挥13万大军，扼守在同蒲路至灵石一线。阎的作战方针是：固点守线，以攻为守；以一部兵力据守县城、据点，控制晋中平原通往山区的隘口要地，其主力机动于铁路、公路沿线，摆出一副与解放军周旋决战的阵势。敌前线总指挥赵承绶，把三十四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组成了“闪击兵团”，准备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闪击”。敌人吹嘘，徐向前的“游击队”用土枪土炮能打下临汾，绝对攻不破太原。
面对敌人的骄横，徐向前早已成竹在胸。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北上晋中，割裂阎军防御体系，切断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清剿地方杂匪。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在野战中求得灭敌主力一部，以达削弱阎军实力，缩小敌占区，为攻取太原创造有利条件的目的。整个战役的重心，放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上，力争给敌以致命性的打击。
6月9日，徐向前发布了晋中战役的命令。
徐向前坐在担架上，指挥着6万精兵，首先采取包抄、围攻等战术，把汾河东岸号称精锐的“亲训师”大部歼灭。接着，不给敌人喘息机会，接连发动进攻，历时30天，歼敌10万余人，俘山西省保安司令兼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以下将官14名，解放县城14座。
赵承绶曾是徐向前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的同学。1937年秋，为了与阎锡山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徐向前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来到太原彼此见面多次。当赵被押到徐向前跟前的时候，徐向前问他：
“还认识吧?”
“认识。”赵承绶的声音很低。赵曾在阎锡山面前夸下海口，说“徐向前不堪一击”。如今败在老同学手下，不禁羞愧难言。
“你看我们在作战指挥上有什么缺陷?”徐向前进一步向赵承绶“请教”。这是他的习惯，每次俘虏到敌人的指挥官，他总要这么提出问题，以便总结经验教训。
“战败之人，哪能看出缺陷!要能看出来，哪能走到这一步!”赵承绶的头耷拉得更低了。
党中央、毛泽东为祝贺晋中大捷发来贺电，称这是一个“伟大胜利”，“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
的确，晋中战役是徐向前指挥大规模运动战的杰作。在这次作战中，徐向前把运动战指挥得灵活自如。
运动战一直是我军的拿手好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大规模歼灭战，几乎都是运动战。毛泽东指出：“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如何驾驭这种作战形式?毛泽东自然是军事大家，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一大批将帅们，也在勇于实践它，努力探讨它。
徐向前认为：驾驭这种作战形式。中心点在于一个“活”字，即高度的灵活机动性。如果说阵地防御战、城市攻坚战叫“打死仗”的话，那末，运动战就叫“打活仗”。离开了“活”字，便不成其为运动战，更谈不上保持战役战斗中的主动、优势地位，达到大规模歼敌制胜的目的。徐向前以晋中战役为例，指出：晋中战役，我兵力不如敌人多，装备不如敌人好，部队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但自始至终居主动地位，一月之间，鲸吞敌十万之师，说到底，就是充分发挥运动战的灵活机动性的结果。
在他的回忆录中，徐向前还具体分析了晋中战役中灵活性的表现。读起来真是精彩至极，令人拍案叫绝。不是身经百战而又韬略在胸的大军事家，是难以有如此妙语精论的。面对老帅的宏文，任何归纳、摘录都显得多余。还是让我们顺着老帅的思路，照录他的原文吧!
徐向前开宗指出，我军的灵活机动性，首先表现在出敌不意上。
他说，纵观整个战役过程，出敌不意之点，至少有四：我军攻坚临汾，苦战两个多月，伤亡很大，疲惫不堪，仅休整二十来天，即北上晋中，保卫麦收，完全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他认为：“共军在临汾伤亡两万多，大大损了元气，不可能很快恢复。”正在做晋中“万无一失”的美梦呢!此其一。我军北上作战，不是自南而北，逐步推进，而是以少部兵力佯动于汾河以西，主力则隐蔽开进晋中平原东侧山区，突然杀向敌军腹地，又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他以为我军兵力有限，只会依托晋南解放区，沿同蒲路向北平推，绝不敢实行纵深迂回，拦腰开刀。此其二。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南下，我军新组成不久，虽缺乏大兵团野战经验，但攻击力相当旺盛，确有伏虎吞鲸的能力，也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他在“亲训师”被歼后，仍不清醒，认为山西境内的“共军”，不过是些地方部队、游击兵团，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惜把赵承绶集团拿了出来，按蒋介石的旨意，“大胆与共军决战”。此其三。当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军大踏步北进，直插太原附近，拦头断敌退路，更是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他万万想不到，所谓机动力甚强的赵承绶集团，竟被逼入太谷、徐沟、榆次间，陷于进退维谷的绝境。此其四。古语说：“猛兽失险，童子曳戟而追之；蜂虿入袖，壮夫彷徨而失色。以其祸出不图，变速非虑也。”讲的就是出其不意的道理。我军的作战行动，连续出敌不意，阎锡山尽管重兵在握，又滑头得很，结果还是步步被动，一败涂地。由此证明，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出奇制胜，是运动战、歼灭战的诀窍所在。
徐向前接着指出，我军的灵活机动性，又表现在恰当创造战场上。他说：大兵团平川野战，敌我双方均容易集结兵力，展开兵力，转移兵力。有利战场的选择和创造，是我军争取主动和优势，实行大规模歼敌的重要条件之一。
晋中战役是我军向敌占区进攻，在敌占区运动作战。这与过去的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选择歼敌战场，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晋中平原被汾水纵贯南北，劈成两半，不便我军东西两面机动配合作战。北面紧靠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交通运输方便，利于敌人南援或北逃。因此，选择战场必须着眼于既有后方依托，又能抓得住敌人。有了战场而无后方，不仅部队作战需要的粮食、柴禾、武器、弹药供应不上，且有受制于敌，失去退路的危险。同时，仅有战场和后方，抓不住敌人，或是被敌人突围而逃，也不行。那就达不到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解放太原创造条件的战役目的。
战役进程中，我军给敌人的两次歼灭性打击，都与恰当选择和创造战场有关。第一作战阶段，主力东出，战场设在平遥、介休间，目的在于吸引河西敌“闪击兵团”主力第三十四军回援，在运动中歼灭之。那里前有汾河阻隔，后有太岳山区作依托；南面的灵石被我占领，与晋南解放区连成一片；北面的祁太铁路被我切断，敌人无路可走。可惜因通讯联络不好及敌情变化，未能抓住第三十四军，只歼灭了“亲训师”等部。第二阶段作战，以歼灭赵承绶集团为主要目的。我军在顶住该敌疯狂进攻的同时，一面拔除白(圭)晋(城)线上的敌重要据点白狮岭，控制子洪口通道，以保证大军作战的物资供应；一面将榆次、太原间的铁路切断，断敌退路。趁赵承绶集团惊慌失措，将其逼入我在徐沟、太谷、榆次间选定的战场。那里是个三角地带，村落星布，一马平川，利于我军展开兵力，发扬火力，分割歼敌；离铁路、公路较远，西有汾河阻隔，不便敌人来援；南面的平遥、介休、汾阳、孝义、文水五县之敌，均被我切断，只图守城自保；广大乡镇在我手中，群众纷纷起来参战支前，形成我得力后方。因而，数万敌人被我团团包围后，犹如瓮中之鳖，只能束手就擒。战役胜利的实践表明，我们将战场选在河东而不在河西，选在北面而不在南面，是恰当的，起到了既有后方援应，又能抓住敌人的作用。
徐向前指出晋中战役灵活性的第三个方面表现，是它的神速运动。他说：
打运动战，贵在抢时间，神速动作，不失战机。时间的因素，是关系战果大小、战局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两军对战，你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要调动敌人，围歼敌人，要应付战局中的各种变化，要在最后猛烈扩张战果，一言以蔽之，离不开争取时间。掌握了时间，主动权在手，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加上兵力集中等条件，打击敌人，必能形成雷霆万钧之势，容易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反之，“活仗”会变成“死仗”，主动会变成被动，歼灭战会变成击溃战，甚至得不偿失，与战役战斗的预期目的大相径庭。在这个意义上说，时间就是无形的战斗力。
晋中战役我军以少胜多，与分秒必争，神速运动，制敌机先，有莫大的关系。一是战役开始，出东山，下平川，当时，敌子洪口要塞拦阻于前，攻破需费很多时间，容易暴露我作战企图。我们令部队干脆甩开子洪口，夜绕白狮岭，直扑平遥、介休。这一着，迅雷不及掩耳，打开了战局。二是包围掉头北逃的赵承绶集团，如果耽误个一两天，这块眼看到手的肥肉，就有溜掉的危险。部队那么疲劳，天气那么炎热，咬紧牙关，北进猛插，上去一个班是一个班，上去一个排是一个排，不管三七二十一，能围住敌人就行，真是分秒必争啊!我们的口号是：“坚持最后一口气!”“爬也要爬到战斗岗位上去!”“抓住敌人就是胜利!”结果，抢到了时间，包围了敌人。三是扩张战果，乘胜追击。赵承绶集团被围歼，晋中敌军兵败如山倒，这个时候，正是我猛打穷追，大量歼敌的最好时机。所谓“归师勿遏”是指有秩序撤退的敌人，而不是溃不成军的敌人。我们大胆把部队撒出去，追!追!追!横扫千军如卷席，连克上十座县城，抓了几万名俘虏，那时敌人慌乱的程度，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几个战士，追击上百的敌人，敌人只知道拖着枪跑，不知道停下来射击，直至累倒在地，像摊烂泥，乖乖交枪投降。清源县有个老农，拿着扁担，一下缴了19个敌人的枪。3个新华社前线记者，俘敌37名，还缴了两门炮、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什么枪杆子、笔杆子、锄把子、伙夫、马夫，都跑去抓俘虏，抓都抓不赢。这些都说明，在战役战斗的节骨眼上，赢得时间，制敌机先，是多么重要。
时间是无形的战斗力，无形的战斗力要靠人的力量去争取。因而，指战员的智慧、觉悟、吃苦能力、牺牲精神、组织纪律性、战斗素养等，乃是取得这种战斗力的源泉。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在这些方面得天独厚，敌人望尘莫及。晋中战役的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徐向前指出晋中战役灵活机动性的第四个方面的表现是，在攻与防、集中与分散、正规部队与群众力量的有机结合上。他说：
晋中战役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大规模野外进攻战。敌我双方，在运动中反复较量，或我攻敌防，或敌攻我防，或我进敌退，或敌进我退，没有固定不变的作战线，没有单一的战斗形态。这就要求各部队既善于进攻，又善于防御，随时准备根据敌情、任务的变化，从攻击转入防御，从防御转入攻击。进攻时，集中优势兵力、火力，采取火力、爆破、突击三结合的打法，重点突破，迂回穿插，分割歼敌。防御时，控制要点，构筑阵地，组织火网，以一部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则布于纵深或翼侧，伺机向敌暴露之翼侧或后方进行迂回包围，实施反击。事实证明，部队掌握两套本领，攻防结合，交替运用，是灵活制敌，争取胜利的关键一环。
大兵团进入广阔的敌占区作战，地形道路不熟，到处都是敌人的据点，容易眼花缭乱，四面出击，导致兵力的分散，丧失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对此，我们特别注意防止。办法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兵团的命令，各部队不得擅自行动。(二)兵团下达任务明确、具体，赋予纵队指挥员以适当机动自主的权力，便于随机应变。(三)始终集中主力于主要作战方向，以一部兵力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担任佯动、助攻、钳制、阻击等任务。(四)控制战役预备队在手，以便随时机动。(五)大力加强通讯联络，上下左右及时通气。(六)先打分散、孤立、运动之敌，后打集中、守城之敌，每攻击一个目标，集中三倍、四倍于敌的兵力，吃掉一个再吃一个。(七)在追击阶段，则适当分兵，猛烈扩张战果。战役实践证明，这些办法是形成我军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我军的运动战，历来区别于单纯以正规军为作战力量的运动战。它是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作战形式，有坚强的群众力量作后盾，作基础，因而才能发挥巨大威力，立于不败之地。这次战役，我党政军民齐动员，主力部队、地方武装、老区与新区的群众，密切配合作战，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它是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根本因素，也是保持部队灵活机动作战的主要条件之一。据战后统计，一个月的后勤供应，即消耗粮食近1000万斤，烧柴600万斤，民工523万个工作日。如果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援，部队连饭都吃不上，还打什么仗呀!战斗中，许多支前民工拿起武器参战，消灭敌人，押送俘虏，弥补了我兵力短缺的困难。新区群众抢收保粮，给我军带路、送情报、转移伤病员、争取和瓦解敌军，也起了重大作用，尤其是战役的最后阶段，参战的群众甚多，追击敌人，捉拿俘虏，缴获战利品，声势浩大，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优越性。晋中战役的胜利，是广大军民共同谱写的一曲人民战争的凯歌。
徐向前最后总结指出，古往今来，优秀军事家指挥战争，驾驭战局，无不注重灵活机动四个字。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尤其如此。它是运动战的核心，运动战的命脉，运动战的奥妙所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论过去、现在或未来，都是我军研究和实践的主要课题。用这种战略战术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四、收紧阵地
徐向前超人的战争指挥艺术，来源于他坚持一切从战争实际出发，从当时当地的地势、敌情、我情出发。他认为：“在战争问题上，最要不得机械论。机械论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脚，招致战机的丧失，战争的失败。”他创造的“收紧阵地”这一作战形式，就是根据川陕根据地的特殊地形，把运动战和阵地战结合起来的一种新战法。
所谓“收紧阵地”，就是每当优势敌人的数路“围攻”来临时，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方法，依托根据地内的山险、隘路、垭口、密林，先以部分兵力分兵把口，节节防御，节节抗击，逐步退却，诱敌深入，待大量消耗和疲劳敌人之后，再集中兵力实施总反攻，大规模歼灭敌人。
这种战法的确既具有运动战的特点，比如在节节退却中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但又不同于鄂豫皖时期的飘忽战法，而具有新的特点。
第一，在战役上是持久的，在战斗上是速决的，战斗形态多样化。由于节节抗击，逐步收缩阵地，必然是战役的持久，而战斗上必须速决，才能以少胜多。如1933年的反三路围攻战役，历时4个月；反六路围攻战役，历时10个月。这就需要部队具有一种勇猛顽强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战役中，交织着攻与防、进与退、伸与缩、分散与集中、被动与主动、包围与反包围、突破与反突破、阻击与追击等诸多战斗形态：各部队往往刚结束一个战斗接着又转入另一个战斗，几乎没有间歇的时间。
第二，运动中的“堡垒对堡垒”，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红军节节抗击，不是大踏步后退。这就出现了工事对工事，堡垒对堡垒的交战状态。这里的“堡垒对堡垒”，是不是等同于“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呢?不是的。而是适合川陕根据地具体条件的一种新战术。徐向前分析说：“因为我们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不是‘不失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逐步收紧阵地，节节诱敌深入；不是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兵力，而是有主有辅，以主力集中于主要作战方向，以一部兵力钳制于次要作战方向；不是单纯同敌人拼消耗，拼实力，消极被动，疲于应付，而是充分利用有利地势和战术特长，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尽量保存有生力量，直至从战略退却转入战略反攻，等等。”⑤因此，这种战法正是打破蒋介石的堡垒主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
第三，战役展开后，红军要与敌反复“磨蹭”、较量。红军利用川北山路险隘、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以一为十，以十为百，节节抗击，大量地消灭敌人。敌人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样，经过一个逐步消耗敌人的阶段，使他们战线拉长，孤军深入，疲惫不堪，而后红军实施总反攻，把敌人一下子打垮。
第四，在兵力的集中与分散上，不同于一般的运动战。一般来说，集中兵力，是弱军对付强军的最有效的手段。指挥员通常是首先集中主力在手，避敌锋芒，择其弱点，待机破敌。而“收紧阵地”的战法却恰恰相反，首先不是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是“分兵把口”，节节御敌。这样，从局部上、一个防御方向上看，兵力相对集中；从全局上、整个防御战线上看，兵力则相对分散。这也是由红军的具体条件决定的。徐向前说：“我们只有四个师的兵力，要从三面抗击优势敌人的进攻，达到逐步消耗和疲劳敌人的目的，不分散行吗?是不行的。这种必要的分散，适应川北的地形条件，正是收紧阵地这一作战方针不可缺少的一环，是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决战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在川陕边的特定地形条件下作战，兵力分散和集中之间的关系上，呈现出的这种特殊性，证明了革命战争进程中矛盾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⑥
第五，战略退却的终点，选在根据地的后部。徐向前认为，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选择。“我们的根据地不大，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的根据地是新区，尚不具备军民一体从四面八方袭敌扰敌的条件。我们的兵力有限，必须最大限度地保存和集中。我们的敌人兵力众多，来势凶猛，占绝对优势地位。我们的作战地势是南低北高，易守难攻，愈往大巴山靠近，地形愈险要。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逐步收紧阵地，节节消耗敌人，待机举行反攻。所有这一切，都规定了战略退却的终点，不宜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中部，而应选在根据地的后部”⑦因此，一般情况下，反攻决战的文章，也必须从根据地的后部做起。
第六，实施决战反攻。只有决战反攻，才能打破敌堡垒主义的攻防体系。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做到：反攻前的最大耐心；最大限度地消耗、疲劳、沮丧敌人；反攻时一个拳头打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准敌人的薄弱环节，实施突然、凶猛、连续的突破，扩大缺口，直插纵深；得手后实行大纵深迂回包围，断敌退路，利用敌人的张皇失措，迅速分割歼敌。
第七，部队要掌握山地战、隘路战、河川战、丛林战、阵地战、攻坚战、夜摸夜袭等多种战术手段。这就对部队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⑧
徐向前的“收紧阵地”战法创立于川陕根据地。在反三路围攻中，这一战法就得到了成功的运用。
1932年，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突破重围，进军通(江)南，(江)巴(中)，开创了川陕根据地。
红军在川陕地区迅速分兵发动群众，平分土地，建立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政权，搞得热火朝天，给了敌人以很大的震动。蒋介石急令正在混战的四川各派军阀，要他们立即停战言和，共同对付红军。1933年1月，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20万元和100万发子弹，令其迅速围攻红军。2月中旬，田颂尧完成了对川陕根据地的三路围攻。
田颂尧率主力38个团共6万余人，设总部于阆中，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以其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
敌人的围攻部署和战役企图是：以左纵队为主攻，中央纵队和右纵队为助攻。左纵队17个团集结于旺巷坝地区，直扑南江，进而沿巴山南麓猛插猛进，企图切断红军退往陕南的道路。以中央纵队的10个团和右纵队的11个团分别进击巴中、通江，再以南面的杨森部和东面的刘存厚部相机配合，从而将红军消灭在大巴山下，至少是压回陕南境内。这就是田颂尧根据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制定的计划。
徐向前根据川北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地势特点，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即以少数兵力控制敌必经之山险要隘，构筑阵地，节节抗击和大量消耗敌人，逐步向心收缩，创造反攻条件，待诱敌进入根据地内对红军有利地区，则集中兵力实施反攻，歼其一路，而后乘胜扩张战果，粉碎围攻。
徐向前的部署是：以红七十三师、十一师扼守南江西南之木门、长池地区，抗击敌左纵队；以十二师屏障于巴中至通江以南，对付敌之中、右纵队和杨森部；以十师置于通江以东，抵御刘存厚部，形成扇型运动防御态势。
由于实行收紧阵地还只是摸索，徐向前定下个大致的预想。具体收缩到什么程度，则视战况的发展灵活处置。
1933年2月12日，敌开始出动，控制了巴河右崖地区。18日，左、中、右三个纵队向红军全线发动攻击。
敌人仗着人数和装备的优势，且熟悉川北地形，往往抽过大烟后，凭着股“烟劲”，发起冲锋。“敢死队”领头，军官压阵督战，羊群式的队形，密密麻麻，乱喊乱叫。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依托有利地势和工事，顽强抗击，采取阵地正面防御同两翼反击包抄相结合的战术，不断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侯家梁第一仗，俘敌500人，缴枪700余支。二战于高壁集，打退敌4个团的进攻；三战于中魁山，击溃敌6个团的进攻，杀伤敌约2000人。
仅10天时间，红军即歼敌左纵队官兵5000人。
第一步大量消耗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徐向前决定边打边撤，逐步收紧阵地，诱敌深入。至3月18日，先后放弃了南江、田中两县城，将防线收缩到北起贵门关，南沿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杀牛坪、得胜山，东向麻石场，北往龙凤场抵竹峪关一线，与敌形成对峙状态。
4月下旬，敌人在经过一个月的休补后，再次发起全线进攻。
这次进攻，敌以其中央纵队、右纵队和左纵队一部，分别向杀牛坪、得胜山、大明垭等地猛扑，钳击通江；左纵队主力则由南江向东猛插，企图将红军主力压缩包围于通江城以北地区而歼灭之。
红军继续以少数兵力，依托险要地形和工事，顽强地阻击和消灭敌人。两天之内，即毙伤俘敌3000余人。
经过一段消耗敌人以后，徐向前又指挥部队主动撤离通江县城，收紧阵地，布阵于平溪坝、新汤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这一带，山势更加陡险，鹰龙山、鸡子顶等要点，有“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之势。红军以几个连的兵力，就能顶住敌整团、整旅的进攻。方面军总部和红军的主力已集中到方圆不及百里的空山坝地区。
“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弥耳俯伏”。红军再三收紧阵地，示弱予敌，就是为了创造条件，发起致敌于死地的反击。
战略退却已到了终点，战略反攻的时机到了!
但是，敌人却自以为得计，认为红军是“溃不成军”，是要“兵退汉中”，他们要乘势进攻，以“竟全功”。
然而，红军的节节抗击，骄敌诱敌，已“造成了敌人的两个致命点：一是大兵团深入到深山密林狭谷地带，回旋余地小，兵力展不开，易遭杀伤。二是减员增大，疲劳加剧，补给困难，士气愈来愈沮丧。这就使敌人丧失了他们的优势地位，为我军的反攻准备了条件”⑨。
徐向前决定以冒进到空山坝西南的敌左纵队9个团，作为反攻的首要打击对象。这是因为该敌是敌人的主力，打掉了这股敌人，对敌人震动最大。同时，该敌冒险突击，与其中、右纵队之间，空隙甚大；已处于红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断其退路，插翅难逃。
红军的具体部署是：以第十一师由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后路，第十、十二师由空山坝以东及山坪地区攻敌右翼；第七十三师继续坚守通向空山坝的咽喉之地大、小骡马及小坎子等阵地，伺机转为正面进攻。
当担任正面阻击的红军七十三师顽强地抵抗敌人进攻的时候，5月20日晚，红军十一师以三十三团为先锋部队，冒雨从空山坝以北的深山老林中穿过，秘密插入敌侧后。
21日拂晓，总攻击开始。十一师突然向敌左侧发动猛攻，敌人一下子被打乱阵地，顿时大乱。接着，七十三师从正面反击，十师、十二师从右翼发动猛攻，将敌左纵队9个团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之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三昼夜激战，全歼敌7个团，溃敌6个团，毙、伤、俘敌旅参谋长李汉诚以下官兵近5000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机枪20余挺，迫击炮50余门。
敌人左纵队遭此歼灭性打击后，中央纵队和右纵队纷纷夺路而逃，敌全线溃退，红军乘势发起追击，扩张战果。川军向有“川老鼠”之称，溃败时不仅跑得快，而且还耍些小花招，往往把枪支、弹药、衣物、银元等，沿路丢弃，让对方去捡，以为自己赢得逃跑时间。红军则下令一律不许去捡，不许打扫战场，只管穷追猛打敌人。这次追击，俘敌官兵6000多人。红军中的一个炊事员，一人就俘敌50余人。
敌人的三路围攻被彻底粉碎了。这次战役，历时四个月，红军共毙伤敌1.4万余人，俘敌1万人，缴枪8000余支。田颂尧苦心经营的实力，一下子被打掉了三分之一，他的川陕“剿匪”督办头衔，也被蒋介石一纸命令罢免了。
反三路围攻的胜利，说明了“收紧阵地”战法的正确性。这一战法完全是从川北的地形和敌情实际出发的。徐向前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应该是战争指挥的根本出发点，他说：“古往今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都是同当时当地的战场实际相结合，是从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指导战争，驾驭战争，一刻也不容忽视地形、民情、敌情、我力，不能离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⑩
在反三路围攻中，徐向前的“收紧阵地”战法只是初试锋芒，而到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中，徐向前将“收紧阵地”战法更是运用得娴熟自如，而且把“收紧阵地”和实行决战防御、大纵深迂回歼敌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收紧阵地”这一战法显示了强大威力。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动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同时，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拨款20余万元，枪万余支，子弹500万发，限令三个月内将徐向前指挥的红军肃清。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刘湘制定了一个六路围攻的计划。
敌人的六路围攻部署是：以第二十八军为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侯，率18个团，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方向进攻，阻止红军“西窜”；以第二十九军为第二路，总指挥田颂尧，率24个团，由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以新编六师和第二十三师为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率15个团，由南充向仪陇、巴中东南的曾口场方向进攻；以第二十军为第四路，总指挥杨森，率12个团由逢安向鼎山场、通江方向进攻；以刘湘之第二十一军主力为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率24个团，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和万源方向进攻，并负责支援各路；以第二十三军和陈国枢部为第六路，总指挥刘帮俊，率18个团，由开县、城口向万源方向进攻。总计敌人在西北起广元、东迄城口的千余里弧形线上，集中了110余团的兵力，约20万人，另有两个队的空军，18架飞机，妄图分三期围歼红军于大巴山下。
真是气势汹汹。
面对军阀的联合进攻，徐向前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在通江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办法有两条：一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一条是广泛发动群众。
通江会议同时确定了反六路围攻的具体部署：以东线为主要方向，根据当时部队的分布情况，以四军全部、九军和三十军务两个师，以及三十三军，共20余团，布于万源迄宣汉、达县的东线地区，由徐向前亲自指挥，对付主要进攻方向的敌人；西线为牵制方向，以三十一军主力、三十军和九军务1个师，共10余团，配置于北起广元沿嘉陵江以东迄营山、渠县以北的西线地区，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统一指挥；另以三十一军的两个团监视陕南方向敌军。
12月中旬，敌第一期进攻开始。六路敌军，同时在东西两线向红军发起进攻。
在东线，敌人以第五路为主，辅以第六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路强渡川河、前河。徐向前指挥部队，乘敌半渡之机，挥军击敌。经两天激战，歼敌3000余人后，主动撤离宣汉、达县两城，收紧阵地至庙场、井溪场、东升场、双河场、碑牌河、北山场一线。
西线红军在王树声指挥下，抗击了四路敌人的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尔后，主动放弃仪陇，收紧阵地至旺巷坝、千佛岩、尹家铺、江口一线。
从1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英勇抗击敌第一期进攻，毙伤敌1.3万余人。
在逐步收紧阵地中，徐向前十分讲究布阵艺术，即主次相应，虚实结合。“每道防线，均利用有利地势设置若干主阵地，以主要兵力作纵深梯次配置，依托山险要隘，构成集团工事和多道堑壕，积大量鹿砦及滚木雷石等，反复抗击和杀伤敌人。次要阵地亦不容忽视，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赤卫队防守。利用密林险崖，遍树红旗，广布疑兵，假假真真，迷惑敌人，并适时机动作战，策应主阵地的固守。”(11)而且，川北的山势很有意思，自北而南，多为斜坡；自南而北，多为断崖绝壁。敌人自南而北向我进攻，处处遇到深涧陡崖的阻挡，遇到红军阵地的阻击，结果，付出的代价惨重，进展却十分缓慢。
3、4月间，刘湘令六路军阀，向红军连续发起第二期、第三期总攻。
3月3日，刘湘下达第二期总攻令。在西线，敌企图在一个月内将红军压至通江和巴中以北、木门以东地区；在东线，夺取万源，推进到石盘关至竹峪关以北之线，封锁川陕边界至镇巴门户，企图截断红军退往陕南的通道。
西线的四路敌军齐头并进，来势汹汹。其第一路攻旺苍坝，第二路攻恩阳河，第三路攻玉山场，第四路攻鼎山场。西线红军力量单薄，战线又长，经几天激战，歼敌2000余人，遂陆续撤出玉山场、鼎山场、旺苍坝、恩阳河、巴中城和木门。
在东线，敌人鉴于前一时期全面进攻失利，这次改为重点进攻。妄图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全面推进。3月12日，敌先以第四师三个旅和一个独立旅，猛攻我东西两线的接合部红灵台地区，企图在红军东西两线结合部打开一个缺口。激战三日，红军歼敌1500余人，阵地巍然屹立。22日，敌又集中五个旅的兵力，改向东线中段老鹰嘴、毛坪地区猛攻，激战两昼夜，又被红军歼灭2000余人。东线敌军的重点进攻，遂告失败。
4月初，敌第三期总攻开始，妄图在东线夺取万源，西线进占南江、通江，而后东西两线相向合围，消灭我军。红军为进一步集中兵力，继续诱敌深入，再次收紧阵地。西线部队撤出江口、长池、南江，转移到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东线部队撤至万源城以南，西经镇龙关至刘坪一线。收紧阵地过程中，红军利用敌前进运动、立足未稳之际，在东线的庙垭场，西线的杀牛坪、新座子、甄子垭等地，进行了多次阻击和反击战斗，给敌以重大杀伤。
6月22日，刘湘为最后消灭红军，发起第四期总攻，以东线为重点，向万源城南至通江一线猛攻；西线各路敌军亦向东、向南进攻。红军按预定计划，以一部分兵力坚守东线阵地，而集中10余个团，于27日拂晓，在分水岭地区发起反击。正当红军中、左两路直逼敌主阵地马鹿寨时，适逢连日大雨，小通江河水猛涨，严重妨碍红军的运动和供应。敌凭险固守，红军冒雨猛攻马鹿寨未下。于是，决定停止反击，部队撤回小通江河以东，北起碑坝、南至鹰龙山一线，隔通江河与敌对峙，准备另寻战机。
自1933年11月至1934年6月底，徐向前指挥东西两线红军，经过四期收紧阵地，并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反击，先后杀伤敌3.7万余人，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敌人。
6月下旬，敌人又开始了以万源为主要目标的全线猛攻，妄图完成其第四期总攻计划。
这一次，敌人共动用了140余团的兵力，来势更加凶猛。在东线，敌人企图夺取万源，截断川陕通道，一举将红军消灭在通江以北地区。
这时，红军已经退到根据地的后部，坚守的范围纵横仅一、二百里。如果万源失守，红军就有被压出川北的危险。
徐向前决心在这里实行决战防御，把前沿阵地变成埋葬敌人的战场，造成反攻的有利形势。他认为，进攻万源的第五路敌人是刘湘的精锐之师，打垮了这一路，其他军阀势必“树倒猢狲散”，红军反攻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而且，“从地形条件上说，东西两线比较，东线反攻更有利些。因为西线山脉多南北走向，利于敌人节节抗击；东线地形南低北高，我军居高临下，反攻开始后可顺着山脉走向，直捣敌人后方，大纵深迂回歼敌”。
徐向前的意见得到了方面军领导的赞成。方面军提出的口号是：“紧急关头，准备反攻，进行决战!”
7月16日，敌以8个旅进攻万源正面孔家山和以西的南天门等阵地。敌军以猛烈炮火掩护，进行波浪式的冲击。红军则以步枪、机枪火力和手榴弹、滚木、碎石，予敌以杀伤。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
22日和27日，敌人又两次向大面山、甑子坪红军阵地猛烈进攻。这时，敌人兵力更加集中，以整团整旅的兵力轮番冲击，红军则人在阵地在，寸步不让。敌人的每次进攻，都以丢下大批尸体而告结束。
刘湘见连连失败，焦急万分，于是，又发布奖惩条例，以3万元作为夺取万源一带红军主阵地的奖金；规定擅自放弃阵地者处死，师长、旅长在所属三分之二兵力投入战斗而不亲临现场指挥者处死。
8月6日，敌人倾全力发动第四次猛攻。结果，在红军的顽强抗击下，又失败了。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徐向前坚持谨慎用兵。无论敌人的进攻多么凶猛，红军多么疲劳，总是以少量兵力置于一线，凭险抗击和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放在二线，休整训练，准备反攻。当时的地形对红军十分有利，山高林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红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守住一块阵地，敌人整团整旅来攻，就是攻不下来。守卫在老鹰寨、青山的三个连，曾抗住了敌人两个旅兵力的轮番进攻，最后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将敌击溃。
从7月下旬至8月上旬，敌人向万源地区发动了四次猛攻，得到的结果是死伤万余人，加上天气炎热，疫病流行，病员大增，敌军有的战斗连队只剩下20余人，士气日趋低落，逃亡与向红军投降者日多。此时，敌总预备军已全部投入战斗，后方十分空虚。而红军方面，不但阵地岿然不动，而且由于战线的缩短，兵力更加集中。在主要方向万源一线，由于坚持以小的代价最大限度消耗敌人的原则，经常参战的部队仅有五个多营，主力部队则主要处于休整和准备反攻之中，部队士气十分高涨，只等着反攻的到来。
万源决战防御的胜利，同时预示着红军总反攻时机的到来。
根据敌人的布势，方面军决定以青龙观为东线反攻的突破口。因为青龙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个最险要的地方，正是敌人守备最薄弱的地方，战斗力最差的地方，意想不到红军进攻的地方。红军从这里实行中央突破，不仅出敌不意，而且该处敌人处于敌主力军第五路战斗队形中间，从此处突破，便可将敌第五路分割，动摇敌人整个阵线，达到迂回包抄刘湘主力的目的。
徐向前深深感到，反攻突破关系全局，必须慎之又慎，力争万无一失。战前，他亲自带上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和随从参谋杜义德等同志，去担负奇袭青龙观任务的二七四团，具体部署、动员、检查。青龙观海拔2500公尺，矗立在南天门对面。山南坡度较小，但敌人碉堡林立；东西两侧通往山顶的小路，则有重兵把守。唯山北防守较松，但一壁悬崖，直上直下，险峻至极。为出敌不意，徐向前和大家研究后决定，以该团二营从山北攀崖而上，山顶开花，以一、三营从东西两侧夹击，一举歼敌。
阵地前，徐向前亲自向指战员们动员，指出：这是关系整个战局的一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关键是准备充分，胆大心细，运用我军夜摸夜袭的特长，打破敌人的天险壁垒，为全军的总反攻打开通道。
8月10日夜，东线发起反攻。善于夜摸夜袭的二七四团以第二营为先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穿山越涧，攀藤附葛，迅速抵近敌阵地前沿。战士们悄悄地爬上数丈高的悬崖绝壁，捉住敌人哨兵，令其带路，一举消灭敌一个营，抢占了青龙观要隘“天鹅抱蛋”。东西两侧的部队，乘势沿山路突击而上，拿下了青龙观大庙，歼敌旅部。后继部队也陆续突进，几天之内，直下敌纵深庙垭场、河口场、龙池山等地，中央突破口达百里以上。
至此，红军已进至万源附近敌刘湘部主力的左侧后，造成了进一步围歼该敌的有利态势。这时，张国焘却不让红军主力向东迂回刘湘主力，而强令红军主力右旋，即向西迂回同红军处于平行位置的敌人第四师等部。结果，红军向西一转，敌第四师等部立即从喜神滩、麻石场一带向南撤退，五昼夜窜了400余里，后卫筑起工事，凭险固守，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这样，红军在东线未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8月下旬，徐向前以一部兵力牵制东线敌人，主力迅速西转，开始了西线反攻。
28日夜，红军三十军和四军、九军主力由通江城以南渡过通江河后，从敌人第三、第四两路的结合部——得胜山附近之冷水垭，实行夜袭，一举突破敌军阵地。敌人撤至南坳场、右垭口、同观寨一线顽抗。9月8日，红军再次夜袭，突破右垭口敌阵地，并迅速向巴中前进。旋即，红四军进占兰草渡，红九军直扑仪陇，红三十军克复巴中。
这时，徐向前不顾张国焘的错误指令，亲率第三十军和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实施大纵深的迂回，经凤仪场、雪山场、九龙场，昼夜兼程，直扑敌人第一、二路的后方黄木垭、旺苍坝。在黄木垭，红军歼敌1万余人，缴长短枪7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取得反攻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紧接着，徐向前又相继收复南江，进占苍溪，阆中，直逼仪陇城郊。敌人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狼狈逃至嘉陵江以西，第四路逃至营山、梁县地区。
至此，刘湘大肆吹嘘的六路围攻全部破产。红军以伤亡2万多人的代价，换取的胜利是巨大的。红军先后毙伤俘敌人8万多人，缴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飞机一架。这一巨大胜利，严重地打击了四川军阀的统治，大大地鼓舞了川陕边广大人民的斗争勇气和信心。
反六路围攻是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战役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一个战役。它再次生动地证明，反三路围攻提出而这次仍获得成功的“收紧阵地”，是一条正确的方针。当时，四川敌人“倾全省之兵”，而红军只有8万人。如果红军不是先避不利的决战而后寻求有利的反攻，就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甚至还会危及红军力量的保存。徐向前在收紧阵地中所创造的一系列具体战法，已如前述。这一些，既充分地表现了徐向前惊人的革命胆略，也表现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
①《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111页。
②《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③《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④《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190页。
⑤《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页。
⑥《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
⑦《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页。
⑧参见《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第348～349页。
⑨《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⑩《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4页。
(11)《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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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向前兵法/江波，李瑗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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